第3章 由山城到古城
民权路的会议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完了,一颗心更沉重起来。时局,比雾重庆的天气还阴沉,几时才能够看到光明晴朗的日子呢?在悬悬着。烦闷地在屋子里坐不住,便戴上帽子,拿起手杖,爬上了高坡,到了观音岩口,就顺着马路向西慢慢地踱去。走到中苏文化协会门口,碰到侯外庐[2],他和我握了一下手,带着紧张的神情告诉我:“你知道校场口出了乱子吗?”“开会我是知道的,出了大乱子吗?”我惊讶地问着。他于是把早晨开庆祝政协成功会的时候,特务怎样有计划地雇用一群流氓包围会场,打到台上,李公朴伤得很重,郭沫若、施存统[3]也负了轻伤的事说了一遍。“那么我们慰问他们去好不好?”他点点头:“好。”
我们差不多和郭先生[4]同时进了他家的门。我问他伤得怎样?他沉静地微笑着:“头上打了一个包。”说时就用手摸着那块鸽蛋一般大小的疙瘩,“简直是下等流氓的举动。”他有点愤慨了。
到了施家,天已经昏黑。他住在中国银行的宿舍里,没有灯,我们摸着上了楼,找到了他的房间。他正在床上躺着。桌子上点一盏菜油灯,光线暗得仅仅够分辨出他的面孔。他告诉我们在今天的“打场里”,若不是平时还有一把力气,恐怕就危险了。现在只感到头昏和四肢酸痛。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微。我们安慰了他一番,垂着头走了出来。
在甬道上,碰到了两位朋友,王若飞和廖承志,他们手中拿着一束花,代表中共来慰问存统,我们打了一个招呼就走下楼。我对外庐说:“中共朋友们多么周到关切啊!”“他们一向做事精细、敏捷,尤其对于进步的朋友,照顾得特别周到,这是一个成功的党的作风。”最后这一句,他是把脸转过来贴近我的耳朵轻轻地说的。
停了电的街头,只有从商店里闪出一线光亮,行人变成一堆黑影子在街上来回乱撞。我对外庐说:“今天的事情,就是蒋介石的和平,现在的街头,就是蒋介石的统治。跟这小子谈和平,等于‘与虎谋皮’。”他冷笑了一下。
在外庐家吃了晚饭以后,我烦闷得不愿回家。“这几天蒋召开的全国将领会议,也该闭幕了,为什么不找几位军方朋友谈一下呢?”我这样想。出了中苏文协大门(外庐的家住在里面),我又向西边走去。
胜利大厦,住满了各战区来开会的军长以上的将领。我走进了赵寿山[5]的房间。他一看见我就问:
“你到校场口去了没有?”
“挨打没有赶上,事情是知道的。”我告诉他。
“狗日的!这是他的小打,大打还在后头呢?”他气愤地说着。
“这两天你们开会的结果如何?”我问他。
“打!这杂种决心了,”他一面说着,一面走到门边,打开门向左右看一看,然后关上走回来对我说,“他们不断地有人跟着我。”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开会为了面授机宜,明天我们就要回防地,动员令三两天就下来。打吧!看这小子打到哪一天!这一打可能打得很久,老百姓要遭大殃。”他指着屋子角落里,两个用绳子捆得很紧的席包:“你知道那里边装着什么东西吗?”
我看了一会儿说:“带回去的礼物吧!”
“是的,礼物,送给老百姓的。”说着他站起来了。
“那么,什么呢?”我有点茫然了!
“告诉你吧!‘剿匪手册’!从前在江西用的,现在增加了一些材料,把它改编了一下,要我们带回去,普遍地发给士兵。这几天讲的也是这一套。”
“这个流氓坏到了不可以用人的尺度衡量他!他在政协里,话说得多么漂亮,同时就在干这些勾当!这些小册子,当然是远在政协开会以前就着手准备的了。我和许多朋友,还对这次政协存着一些幻想,以为这小子,今后总会受一些约束,纵然他的话打个对折,那块假民主的招牌也得挂几天,却没料到他会这么变戏法!”我心里这样地想着。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我望着他。
“我嘛?光杆总司令,只有一个秘书,一个副官,算是我的人。归我指挥的队伍在哪里?我不知道。卫兵都是监视我行动的人。我只有……”说着他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子向外瞭望着。
我也站起来,走到他面前,和他握着手:“我们各人找自己的机会去干吧!不干掉这小子,人民是永远不能翻身的。”
回到家里,已是深夜,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地想着,一定,一定要干掉他!但干掉他不是件容易的事;唯一的做法,是要配合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地干。
第二天一清早,我找到了陈真如[6]先生,赶巧朱蕴山[7]也在他的家里。我把蒋的军事会议的决定告诉了他们。最后,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大家分头接洽,要把重庆方面的民主力量和各方面反蒋的军事力量,联合在一起,然后共同本着一个协调的步骤,配合中共去做。
一个雨后的夜晚,民权路聚兴城银行楼上的客厅里,灯光照得雪亮。最先进来的是冯玉祥先生。一个巨人踏着缓慢的步子,好像一座山冈在移动着,伸出那肥而大的手,和陈、朱及我边走边握着手,寒暄着。接着是李任潮[8]先生,满面春风地笑着进来了。张表方[9]先生是第三个走进来的,戴着一顶毡帽,穿着长袍马褂,一手捋着长髯,连声“啊!啊!”向每一个人打着招呼。李一平[10]陪着龙云[11]先生进来。龙戴着他那一副黄色水晶眼镜,穿着深蓝的缎袍,以快速的步子走着,他和李任潮先生是第一次会见,握着手很久不撒开,道着他多年的景慕。最后进来的是刘文辉[12]先生,和人握手的时候连声说:“对不起,刚从一处应酬的席上跑过来。”
“中国八年抗战,赢得一个惨胜!今天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蒋介石却偏要一意孤行打内战,政协的前途已经被这几天的军事会议决定了。诸位先生都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人物,而且在革命的历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今天集会在这里,谁都能信任谁,希望大家能共同商讨出一个挽救国家民族命运的办法来。”
我先来了这样一个开场白。
第一个发言的是陈真如先生,他说:“我们不能看着把一个国家断送在他一人手里。今天整个国家面临着死亡的关头!以前我们中间虽然不断地互通声息,但团结得还不够,今后我们要更进一步地合作,把政治和军事配合起来,在各方面实际上动员起来……彻底把他打倒。”
接着就是刘文辉先生发言。他是一位长于辞令的人,说的话非常动听:“蒋介石这个龟儿子,是个大骗子,我认识他最清楚,他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抗战给了他一个消灭异己的机会,他拿到这个法宝,想铺平他做皇帝的大道。我们如果不革掉他的命,将来谁也活不成,志舟[13]兄这次吃了他的亏,就是个例子。”说着他把眼望着龙。“我不断和四川带兵的朋友说这些道理,并且我要加紧地和他们联系。在西康我早有准备,决不上他的当……今后大家来,我也算一个,我们要革命,就要干到底。”龙先生很感慨地说道:“我在抗战时一向留神老蒋,这个坏蛋,没想到胜利后他还要打内战。他知道要进行内战,非先收拾云南不可,所以他先下了我的手。”说到这里我岔了一句:“你这回是好比老虎打了一个盹,被他暗算上了。”他点点头继续说道:“我们决不要放弃我们的责任,有一分力量,要干一分的事,凡是我能尽力的地方,我一定跟着诸位一齐去做……”
李任潮先生把这次在广西敌后的做法先说了一遍,然后谈到他来到重庆的打算:“本来我是不想来的,后来因为要和朋友们见见面,商量一个做法,我才离开广西。今后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要在内战中打倒他。团结才有力量,革命要在多方面去发动,现在反蒋的力量到处皆是,民主是人民一致的要求。我想,只要我们努力,革命一定会成功的。”
张表方先生静静地坐在沙发椅上听着,随后他说道:“民主的力量,像海上的巨潮一样,谁也抗拒不了,只要我们能把政治和军事两个武器并用,蒋介石的独裁,最后一定要遭遇到失败的命运。”
最后是冯先生说话,胸脯笔挺地微向前倾,左腕靠着椅扶手,右拳有力地在右膝盖上握着,好像永远地在紧张着:“今天这个聚会,太有意义,太有价值了。我们要称之为无话不说真诚坦白的革命会议。我提议要在重庆、成都、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建立起规模较大的言论机关,用宣传攻势打击独裁。”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道:“蒋的军事攻势,一定先北后南,因此我们工作重点,也要放在北方。心清对北方人事最熟悉,请他去担任这工作,是再适当没有的。”说时他望了我一眼。
这个会谈到深夜才结束。以后在歇台子(冯先生乡间的住处),又开过两次会,做了不少更具体的决定,关于大家中间的联系工作,由陈真如、朱蕴山、李一平和我四个人负责。
当我决定了北上,在陈真如先生的家中,曾和周恩来、叶剑英两先生接洽过两次。我们一致希望把北方一些“杂牌”的军事力量拉过来,策应革命解放大军。因为一个师的起义,在军事力量对比上说,就等于蒋介石损失了三个师,解放军增加了三个师。纵然起义的事做不到,能使一个指挥官动摇了作战的决心和信心,也是对革命有利的。况且蒋的嫡系部队,士兵普遍厌战,将领骄奢淫逸,早已失掉了斗志。杂牌军更不用说,他们恨极了蒋的消灭异己的手段,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图存。这两个弱点,都是蒋军事上致命的地方。我们正要向他这些最致命的地方击去!
一封电报
北上到何处去?哪里最易收到效果?用什么方式去?这些都是摆在我面前的课题。
在和赵寿山会见的第二天晚间,我碰到了刘汝明,一位西北军的老朋友,他现在是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驻防在开封一带。这个防地和中共的部队紧挨着。我们在寒暄了几句之后,他突然地问我:“现在老蒋不注意你了吧?”我知道他的动机,笑着告诉他:“我和老蒋见过几次面,还没看出他表示过这种态度。”“那么,请你到我那里去吧!上次对不住得很,徐州退却的时候(台儿庄战事以后),你在我那里,我那个政治部主任攻击你很厉害,因此我就不能留你住下去。”他好像在抱歉似的说。
从他的住处走出来,我在街上一面走着,一面想到刚才的谈话:“这家伙真势利,又这样的没有骨头;他和我的关系完全决定在蒋介石的对我‘注意’与否!那么,若是我这次到他那里,有人再反对,他岂不是又要逐客吗?这样的一个打着利害算盘的人,和他谈革命,能有多少把握呢?”
刘的头脑最顽固,死硬得和化石一般。外表看来,好像很浑厚,其实他特别工于心计,很难接受别人的意见,因为他以为自己比别的人都聪明。在他的部队里,他学会了张勋[14](有名的辫帅)的那一套办法,对于士兵放纵,所以他的部队军纪也最坏,但士兵和他的关系都相当好。他们可以牵着他的衣服,向他请求这个、那个……他喜欢用听话的干部,尤其喜欢父子兵,大概他最熟悉“杨家将”的故事。除了他自己,谁也指挥不了他的队伍。因此,做他的“政治工作”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
其次是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驻防在徐州一带,西面与刘汝明防地相接,东面连着郝鹏举军,北与吴化文部靠近,这里是居中的一环,地位正在蒋介石的南京的心门上。如果他肯把那把刺刀举起来向蒋的心窝里一插,半个华北就会立刻地变了颜色。
可惜这个冯不是那个冯(冯玉祥先生),他对于革命的认识是一点也没有,见解气魄差得更远。刘对我多少还有过些表示,他连这一点都没有过。自然,我若是找上门去做几天客,游说一番,他是不会拒绝的,但再进一步就不容易了。
冯的部队比刘那里,在人事上有个较好的条件,就是何基沣和张克侠[15]两位朋友都在那里,何、张都是冯的副总司令,他们的革命认识、决心和行动,是我一向知道的。这两颗炸弹,早晚是要爆炸的,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够爆炸得更广泛、更响亮一些。
再一个我能去的地方,就是孙连仲的第十一战区,他在军事上的地位比较刘、冯高,但在军事实力方面不如刘、冯。过去的政治态度表现得异常灰暗,尤其是和陈诚靠得很近,因此刘、冯和西北军系的朋友对他都很疏远,认为他是死心塌地投蒋的角色,其实都是五十步笑百步,说话的人也未见得怎样彻底地要反蒋。
我和孙私人的友谊比较深,抗战八年,我们中间没有断过联系。他有政治的欲望,他有内心的痛苦,他认识自己的命运,他需要更多的朋友;但他胆小如鼠,优柔寡断,缺乏决心与勇气。有的时候也太不振作。好多他的干部批评他,说他的行动像头牛,不牵着鼻子是不走的;不过一头牛要比一只狐狸或一只豺狼好得多。
孙的战区司令部设在北平。当他离开重庆北上的时候,他和我这么说:“我愿意你到北方去帮我的忙,不过我以为你在中央工作对我更有利。”他却没有想到对于我“更有利”的地点是北方,而不是“中央”。
刘、冯、孙和我都是冯玉祥先生的部属。远在1922年,冯先生任河南督军,我被邀请在军队中做宗教工作。那时候刘、冯都当营长,孙是炮兵团长。因为当时的政治教育,是用宗教宣讲来代替,所以我们中间的接触特别多,他们都称我为“牧师”。后来我担任西北军的军官子弟学校校长,他们的子弟成了我的学生,我们的关系就又进了一步。最近的二十五年,我参加了政治活动,他们也成了独当一面的军事首领,除了在几次反蒋的场合上我和他们有联系外,平常很少来往。因此,我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红色牧师”。什么时候,他们要反蒋,就来找我;不反蒋,就离开我远远的。
重庆的春天特别可爱,浓雾消散了,花,娇媚地到处开着。这时候我却更寂寞,更苦恼起来。熟朋友飞的飞,坐船的坐船,差不多走光了。我呢?需要北上,但怎样北上?还没有决定。
北上前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安置家庭。
这次北上,不能不从最坏的方面去着想,遭遇危险是意料中的事。我的妻子兰华身体多病,当然不能和我一道儿走。把她放在哪里?如何就医?怎样生活?都成问题!万一我出了事,说不定也会累及她。为了她的健康和安全,最后决定让她到美国去。在那里,她能够找到工作,并且可以治病。
兰华决定了出国以后,经过了许多周折,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出国手续总算妥当了,并且准许向中央银行洽购美金一千三百元做旅费。这时候的美金,每元牌价只合法币二十元,但实际价格已超过两千元。忙完了外汇,紧接着就是购买飞机票。票子已经订到一年以后,飞机早已成了特殊阶级的专用品,跑了多少趟行政院,没有办法,结果还是走了军人的路子,一直麻烦到4月下旬,她才算飞走了。
现在剩下我和我十二岁的女儿华心了。为了筹措旅费,我曾经写信向两个地方借款,结果是碰了壁。并且哪一天能走开,还不知道,日常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因此就下了决心去摆地摊,把不能携带的衣服全卖掉,但是谁守这摊子呢?华心是不肯去的,我自己也抹不下脸来。后来和跟着我的一个学生庞瑚商量,最后他同意代我去摆摊子。第一天晚间他回来告诉我:“卖了一个床单子,被扒手偷走了一床,等于卖一送一。早晨刚站在摊子旁边的时候,觉得很难为情,下午似乎习惯了一点。”我听了最后的一句话,几乎滴下泪来。像这样的摊贩生活,我们过了两个半月。
重庆是座山谷,围在四面的高山中,夏天的热流,有时叫人蒸发得喘不出气来,庞瑚整天立在阳光下,他的面孔晒得好像一个非洲人。因为过分辛苦,他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消瘦了。他很有耐性,当每天晚上,拖着疲累的两条腿走回来的时候,脸上总是浮着微笑告诉我:“今天生意不错,收入相当好。”
我焦灼地等候着一个理想的机会到来,使我能在一种较好的方式下北上。如果刘、冯、孙中间有一家邀请我,我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前去,因为这样比我自动地跑去,要自然得多,同时也安全得多。我相信他们中间一定有人要这么做。不过在什么时候?我却算不准。
无聊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消息“杳如黄鹤”。华心常常问我:“爸爸,你究竟打算怎么办?走呢,还是永远地在这里住下去?”我说什么呢?说什么也不能把我的心事告诉她。只好对她说:“我们一定要走的,哪一天还不知道,总之快了吧!”
7月的一个夜晚,星星把天空挤满,微风轻轻摇动着花影,身上感到一丝凉爽。回到屋里,打开当天的报纸,在读着一段评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短文的时候,忽然有人敲着我的门,我奇怪这久已门庭冷落的地方,哪里来的不速之客?开门一看,原来是送电报的报差,“北平来的电报”。他递给了我。
这是孙连仲来的一封电报,电文这么写着:“余心清兄:有事相商,请即命驾来平。”几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我对华心说:“我们现在真要走了!”
后来我知道这次孙来电报找我,是客观环境促成的。他直属的三十军在过了黄河到达彰德附近以后,被解放军在二十四小时内解决大半,剩下的队伍退回新乡,又被胡宗南[16]调走。他多年努力经营,而今却变成光杆。这件事给他的刺激不小,叫他更明白,仗是再不能打了,蒋介石也不可靠。此后想生存,非另找出路不可!另找出路,只有靠近革命的队伍,于是我这戴红帽子的,就被光顾到了。此外,他对我的友谊,在这里是不许抹杀的。
跟着电报之后,他给我汇来旅费五十万元,并且催我早日成行。这笔款子,解决我不少问题。
北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陆路,一是水路,后来我顾虑到经过西安的危险性,就决定顺江东下,先到南京,等到弄清楚了情况,再向北方走。
连日收拾行装,接洽船位,忙个不停。我已没有了坐飞机的资格,就是钻到门子里买到票,经济上也不许可。这些日子的轮船,悉数被征作军用,干什么去?已是尽人周知的事。我奔走了两星期,弄不到一张船票,最后还是经过蒋的后勤部的介绍,搭上了一只运兵的船,才算动了身。
一个警号
一只不大的火轮船上,挤满了五百多个士兵和一些黄鱼[17]。我和华心、庞瑚,当然成了黄鱼中的一部分。船上的舱位,被小军官和他们的眷属占满。我们这一群黄鱼都拥挤在甲板上。
燥热的风吹着,夏天的阳光晒着,吃的东西买不到,连喝的水也没法弄到。我们整整地饿了一天半,直到船停泊在奉节的时候。在夜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小块隙地,把一张折椅放开,让华心睡在上面。我和庞瑚抱着膝头坐在甲板上,背倚着船边的栏杆。有时看着天上的繁星,有时注视急湍的江流。偶然打个盹,常常被过往的人碰醒。
船上的士兵,是奉命开到秭归,要驻守大巴山,防御由襄樊入川的解放军。他们终日在船上叫嚣、打骂。一次,我们忽然听到后舱响起连续的枪声和士兵的喊打声,后来打听到他们在和一个排长冲突,排长就开枪了。
船上最高的指挥官——行船司令——是个营长,有好些次,我看到他在船上巡视,一个瘦小的家伙,三十来岁,勾着背,一颗骷髅似的脑袋压在暴着青筋的细脖子上,枯黄的脸皮像秋天干瘪了的丝瓜,左颊上有一条深黑的疤痕使他的下颏歪到一边,两只凶狠高傲的小眼睛不时向上翻动。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深黄色的狼齿。士兵见了他,很不自然地立起来,等他走过去,便指着他的背骂起来:“龟儿子,摆啥威风,等到前线上,看老子们和你算账。”
船开到宜昌就“卸货”了。我们只好在这里换船,整整等了两个星期,才搭上一只货船到了汉口。在汉口又等了一个星期,最后还是乘着难民船到了南京。
长江上下游的轮船,都征作军运,这是全国性大规模内战的前奏。在汉口的时候,江岸上排满了十八军的士兵和美式的装甲车、坦克车、炮车。十八军是陈诚的基本队伍,全部新装备。听说三天后开到了河南兰封[18],没到半天工夫就全军覆灭了。
我在7月底离开重庆,8月20日才到了南京。船是清晨到的,当天下午我去看冯玉祥先生。在说完了我北上的计划之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你到北方去,要十分小心。尤其和人说话的时候。”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好像在想什么,他的脸变得严肃起来。“一个月以前,我和李任潮先生商量怎样策动陇海路上的刘、冯部队的事,不到一个星期,特务的秘密情报上,就一字不差地写出来,在座的除李之外,只有朱××和王××。你看糟不糟,危险不危险!因此你要到刘、冯那里去的打算,暂且搁一搁,这几天那里会有人来。”
过了两天,李任潮先生也从庐山回来了。他听到了这机密泄露的消息,感到异常的惊讶。因为他的庐山之行,更清楚了蒋介石决心进行内战,已是不可挽救的事实。“今后我们唯一的做法,只有加紧地去实现我们最初的计划。但这样地不能保守机密,会使全盘的打算归于失败。”他很沉痛地对我这样说。
随后,张克侠从徐州防地来了。他要在冯先生出国以前,商量一下北方的军事做法。我们曾作过两次长时间的谈话。他告诉我:“驻防陇海线上的西北军将领们,反蒋的意识都有,只是还抱着观望态度。他们有点两边怕的心理。”说着他叹了一口气:“在这些朋友中间,工作是困难的,但不管怎样困难,也得做下去。”
这样,我就放弃了我的陇海线上的旅行计划。因为张去策动他们,会比我做得能更实际、更深入而有效。我们把配合的做法和联系的办法决定了之后,他就回去了。
关于全面的做法,我们在南京,也做了最后的决定。冯先生去美国以后,国内的反蒋军事策动,由李任潮先生领导。西南各省由龙志舟先生负责。我以北平为工作基地。朱蕴山驻上海,联系各方面。
为了机密,我在南京、上海,除了和冯、李、龙、朱及李一平保持接触外,其他朋友,都不见面。许多民主运动方面的朋友,有的以为我过分神秘,有的认为我不能坦白开诚,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一说真话,就可能弄出大乱子来。
离开南京的前一日,我去看冯先生,他正在休息,我留下一张辞行的纸条就走了。等到我回家的时候,他派人送了一封信来。“要与仿鲁[19]在经济上有个切实打算。”这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我明白“经济”两个字是指着什么说的。我和冯先生就这样分开了。
当天晚上,我和龙云先生见了面。他住在离鼓楼不远的一条街上。是李一平陪着我去的。门口有两个宪兵守卫,进门以前,我戴上一副眼镜,并且把帽檐往下拉了一下。院子很大,中间竖着一座洋楼。屋子里的设置很精致,一平告诉我:“这是冈村宁次[20]的官邸。”这一次,我和龙谈话的时间很长,我们从政局的分析,谈到今后工作的方向,临别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握着手互相道了声“再见”。
从此,我们都分手了。我去北平,冯先生出国,李先生赴港,龙先生留宁,朱蕴山和李一平驻沪。
一年以后,我被捕了,冯先生遇难,龙先生传奇式出走,李先生组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北平的一年
从上海出发,航行三天,到了天津。休息一夜,9月3日的下午,抵达阔别了八年的古城。
对于这座古城,我有着二十五年的记忆。在这里,我从事过三年的教育工作。冯先生驱逐溥仪,囚禁曹锟,这是我第一次经历的革命运动。段祺瑞的三一八事件,那些躺在血泊中的青年,仿佛就在眼前。以后多年中,我衔着秘密的使命,奔走南北,这里是我来往的驿站。八年抗战,这里最先沦陷,血腥的统治,记载下又一次异族侵凌的史实。这是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这次看到它,觉得我老了,它也更衰颓了。
在我到北平的头一个多月,我和孙个人间的接触很少,除了我被当作他的一个上宾外,他没有向我表示过什么,我自然也不去找他谈什么。听说这些日子里,各方面对我的攻击很多,使他很难应付,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像这样的冷板凳,我坐过不止一次。这次北来,只要能够站住脚,其余的问题,都等候机会到来去解决。虽然内心有时有些焦急,但表面上还得装着满不在乎的潇洒。
到了10月底,孙终于对我开口了。他要我给他主持一个顾问团体,对于整个战区的军事和政治问题,随时提供意见。他若遇到了困难问题的时候,也交给我们替他解决。很明显,他要我给他组织一个班子——智囊团。
把整个环境做了一个估计,孙的这种动机完全是基于一种未来政治上的欲望。他的左右,一般地说来,都是些脑子里充满了旧的封建意识的官僚,还掺杂些不露面的特务分子。在这个集团里面,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和我拉到一起,现在还不知道。因此,对于孙提的这个任务,如果措置得稍一失当,我会立刻被打垮的。
经过了审慎的考虑,我建议组织一个设计委员会,广泛地网罗学者名流和专家,经常地研究华北一般的军政和建设问题。这个会只与孙个人发生联系,而非军方的,会中委员由孙聘任,不接受任何津贴。主持会务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我只担任副的,但我愿负工作上的全部责任。这样,就可以避免因过分出头而遭遇不必要的打击。最后,孙同意我的办法。以后的一年,我始终站在这个岗位上。
工作上,决定先从教育孙下手,希望使他在思想上能够有所转变。我们开始就组织了几种不同的座谈会,最主要的是国际问题座谈会,参加的是各大学中的一些教授们。邀请时我对几位朋友说:“这并不是捧角,而是为了发展工作。”记得在第一次座谈会中,孙起立致辞说:“诸位先生,我虽然是个军人,但我并不爱打仗……”
这个会举行了两次以后,引起了特务们的一阵慌张,军统和中统一些分子,纷纷要来旁听,自然我不能拒绝,孙也无法不接受。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研究国际问题的兴趣,多半不终席就跑了。
广阔的河北平原上的战事,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反动的国民党军队,愈打愈觉得吃力,兵力也愈不敷分配。联系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线,时断时续,河北的省府保定,经常在被包围中。每次孙由战地回来,都带着懊丧的神情。
这几个月中,我们有过不少次谈话,孙逐渐地向我表明一些心迹。他看清了战事的前途,他也看清了蒋介石的前途,“像这样地搞下去,结果是同归于尽”。一次他这样地对我说。“那么,你为什么还走死路呢?”我问他。“我指挥的队伍都是别人的……”他叹了一口气。
以后我好几次向他建议,劝他振作起来,深入到民间去,看看问题在哪里?同时集中财力,把地方的武力整顿起来,如果能掌握住三十个团,那就是力量。也就能和友军联合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尽着力量干吧!”这是他最后的回答。
这些日子里,我认识了两个朋友,一是谢士炎,一是陈融生。谢是孙的战区第一处长,陈是孙的外交处副处长。他们不断来找我谈问题,后来并且希望我领导他们,共同地把孙领到光明的路上。
我和谢、陈的认识,中间没有通过任何关系的介绍。我相信他们完全是凭着直觉,但彼此认识的深度,也是渐进的。在这里,从此我不再感到孤立了。
大约是5月的上旬,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地攻下沧州,接着进逼天津,这里早乱作了一团。孙星夜把军队从平汉线转移到天津,而他自己也跟着去了。等到军队刚刚开到,解放军又向平保全线猛攻,把一条铁路和公路切成好几段,使他们首尾不能相顾,这时长辛店的炮声已经响到了北平。
孙赶忙从天津跑回来,想到前线,路已不通了,一筹莫展,急得在屋子里乱转。人心惶惶,全城陷在恐怖中。在新闻记者席上,曾经批评共产党里没有人懂战略战术的李宗仁,这时候连一个屁也不敢放了。他的参谋长王××对鹿钟麟[21]说:“如果河北不保,我们只有退走西北的一条路。”
一天下午,鹿打电话给我说:“有要紧的事和你商量,请你立刻过来。”我跑到西城他的家里,他紧张地把王的话告诉我一遍,然后对我说:“刚才我从孙仿鲁那里来,他同意和解放军取得联络,希望停止作战,进行局部和平,这是保全平、津生命财产的唯一做法,我已向孙建议,请你去办这件事,他就会找你研究的。”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一套。“保全生命财产,只怕是为了你自己吧!”我心里这样地想。沉默了一下,我对他说:“等和孙见面以后再研究吧!”
第二天清晨,我和孙见面了,他住在北总布胡同一座住宅里。我们隔着餐台对面坐下,他好久不开口,我也不说话,最后他问我:“你和鹿见面了吧?”“是的,”我说,“你打算怎么办呢?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打败了走开,到南方去当寓公,一是和解放军合作,参加革命阵营。”我这样问他。
“到南方去做什么,我没有那么多的钱陪着他们花,我决定留在北方,你去联系一下。”他低着头好像在和餐台子说话。
“我一定尽力地去找线索,先把联系弄好。不过中共不会有重要的人留在这里,如果要进行合作,还得请他们派人来商谈。”我答复他。
“好吧!”他点一点头,然后想了一想对我说:“来人的时候,你和他们见面,我不参加。”
我回来的时候,对于最后的一句话,心里很不痛快,这明明表示没有决心,并且存着在必要时出卖朋友的后手。不过同时我想到,像这样的人能够有这样的表示,已经很不容易,他总算是迈进了一步。事情既然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揭开了,以后的工作就更好推动了。
我把孙的事和王冶秋商量一下,并且要他找个线索发电报。他迟疑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看孙这家伙不可靠,不要上了他的当。”我向冶秋解释说:“他既然有了表示,我们就可以接头,我们的工作到现在,总算有了进步。”“我去找找看,不一定找到,因为我认识的人,他们能找到我,我却不知道他们的住处。”他说的时候有点不大感兴趣的样子。
等了三天,冶秋对我说:“那个朋友没有找到。”听了这句话,我有点失望和焦急,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件事对于孙、对于华北局势都有影响,危险只有机密泄露这一点。王既然不干,我得另找路子。
凑巧得很,在王推托了之后,当天下午陈融生来了,我问他有没有方法给我向解放区发一个电报,他说:“办法是有的,但是我要先去请示一下,等到同意以后,再告诉你。”说这话的时候,丁行也在座,但他却一言未发。
第二天陈来了,他告诉我:“可以办到。”我问他:“机密性可靠吗?”“没有问题。”他坚决地劝我放心。
我们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刚吸完了一包三炮台香烟,我把纸盒子翻过来撕了一半,递给陈:“你写吧!”他问:“怎样说?”我想了一下:“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写完了,陈问我:“谁出名?”“写我的名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着他。
我们坐着一辆汽车,穿过中南海,到市政府附近的路口上。陈下了车:“你在北海西面那个大图书馆门口等我。”说完了他向东边走去。我把车子停在桥边,一个人在马路旁的树荫下徘徊,“这个工作,可能是有成就的,也可能是有危险的”。我内心这样地对自己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