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茅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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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哭唐臣师

赵祖康 口述 李温平 许宏儒 整理

唐臣师逝世的噩耗,我是在上海医院病榻上,从电视中得知的。一时悲从中来,不能自已。虽然知道他自1988年在京住院接受治疗,一直甚少起色,但一旦永诀,为我情所难堪!

记得1986年秋,我正准备出院,茅老带了他的小女儿特来医院探望我,虽然匆匆一面,谈话不多,但两人的心情是那么的愉快!谁曾料到这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面呢!

往事依稀,我却历历如在目前。1921年,我从上海交大土木系转到唐院,那时恰好是唐臣师任唐院副主任(即副院长),我还上过他的课,称他茅老师,这是69年前的事了。目前,上过他的课的学生,除我而外,可能没有几位了。我在唐院毕业后,唐臣师即约我担任东南大学工科秘书。在老师家,经常受到师母热情款待。从那时起,我和茅老师多次共事,或在一地工作,交往既多,情好日增,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同在上海迎接黎明曙光,并曾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共同经受了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严峻考验。他1949年5月9日在八国领事的筵席上当了两个小时的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我从5月24日起当了几天的上海市政府代市长,我们师生举手投足之间,如出一辙,可谓无独有偶,用陈毅同志的话来说:“上海解放,对保护工业不受破坏,你是有功的。”这一史实,竺可桢教授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了来自张孟闻的消息。虽然唐臣师从不对人谈起,可是这一受人注意传奇般的故事,还是不胫而走。当时,上海的英文《大陆报》曾对此事发表评论,说:“工程师比政客可信任。”道出了对唐臣师的敬意。

我作为唐山校友之一,最能理解唐山校友的心情。在校友心目中,尤其是老一辈的校友,对唐臣师的敬仰,历70年不衰。原因是他从在校时起,便以突出的学习成绩,为母校在国内外赢得了荣誉。更使人难忘的是1938年、1944年、1948年,母校在动荡危急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由于唐臣师的挽救扶持,得以安然无恙,其功绩是不可掩的。

1937年平津相继沦陷,京唐两院,仓皇南撤。1938年春,师生陆续经沪港转到湖南,在湘潭集中。经各地校友商议,推请唐臣师力挽危局,唐臣师毅然肩担重任,在战局万变的情况下,他在湘乡杨家滩找到了宿舍,让两院师生卸下行装,安下心来,在湘黔铁路局腾出的一栋大楼里上课。谁料长沙一把野火,又迫使他率领着这一群惊弓之鸟,千辛万苦地徒步前行,穿过敌机狂炸的桂林,在柳州停下来,等待新校址的选定。唐臣师一方面向长途漫漫步行的男女学生安慰鼓励;另一方面奔走于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经过反复选择,最后决定在贵州平越(今福泉县)复课。历时五个月,才得到一个安身之所。在此期间,唐臣师还要向教育部做工作:第一是把京唐两院划入准许内迁的大学;第二是争取到图书仪器经费,并派员分赴上海、香港采购;第三是聘齐教员以复课。在搬家途中,还进行了新生的招考。第一张新生榜刚刚贴出,马上就被日机投弹炸毁,跟着第二张榜又贴了出来。在平越刚安定下来,一批批新生就来报到了。在这小小的山城里,唐臣师送走了三届毕业生。

1944年,敌军一度冲到独山,平越的唐院师生,再度迁徙,来到重庆。唐臣师义不容辞地承担了筹款、联系校舍和接待工作。在两路口桥梁公司的会议室里,坐满了唐院的师生和在渝的校友。经过大家努力,在璧山丁家坳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生活。我还记得,当新校址确定后,同学们去丁家坳之前,曾由校友会举办了一次联欢会,地点在七星岗剧院,邀请了著名的相声演员演出助兴,招待的食品是大花生和葵花子。剧场里一片欢腾,情绪高昂。那年的校庆日,在渝的校友,大都去了丁家坳,还带去了八个大蛋糕,作为对老教授们的慰问。这是唐院在战火中的第二次播迁,也是京唐两院最后一次合校上课。她们就是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

1948年,平津战役的前夕,唐院部分师生犯了一次盲动的错误,由于惯性作用又跑到上海。可巧在前一年,上海交大发生学潮,唐臣师和在沪校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了缓冲作用。因而很容易地在徐家汇为唐院南来学生安排下住处。当时唐院意见分歧,主持乏人。恰巧唐振绪校友由台湾返回,唐臣师推荐他以教授名义兼理院务,唐振绪校友自1943年留美归国后,一直和唐臣师共事,于是慨然受命,并自请为代理院长,不久即由部任命为院长,上海解放,即由铁道部接回唐山。

去年,唐院1943届毕业生26人组织了一个寻梦返校团,其中来自北美六人,来自台湾地区一人。他们特意去福泉县寻梦,然后同去成都参加校庆,写下了不少真挚动人的诗篇。诗篇中倾述了对母校之爱,对唐臣师之爱。我相信1943届如此,其他届也都会人同此心的。

我相信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他的生命是永恒的,他的影响是深远的!唐臣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系上海市原副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