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在茅老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郑淑涓

1989年11月12日下午2点50分左右，茅老的警卫员小孙同志，打来电话急促地说：“茅老病危！请您快来。”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沉，立即放下手里的工作，迅速整理了一下，便穿外衣，准备赶去医院。刚要出门，电话铃又骤然响起，我抓起话筒，却久久没人说话，只是轻微单调的电流声。我似乎预感到不祥的氛围，愈来愈浓，终于，耳畔响起小孙那徐缓悲凉的声音：“茅老已经停止呼吸……”汽车向着医院疾驶，窗外景物依旧，行人如昨，我恍惚是又一次执行任务，去接茅老参加学术会议，去接见外宾。我的心里平静极了，泪水模糊的眼帘悠然映射出在茅老身边的件件往事。

“历史将会说明是否合适”

1956年，我从北京铁道学院（现名北方交通大学）电信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铁道科学研究院通信信号研究所工作。1957年“反右”以后，组织上调我到院长办公室，担任茅以升院长和唐振绪副院长的秘书。当时，我想留在研究所搞专业，不愿意做秘书工作。然而人事处长讲：“挑选你做秘书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有些人想干还干不成呢。”于是我只好是思想不通组织服从了。一天，茅老关心地问我，在这里工作怎样？我说：“我是学铁路信号专业的，不会做秘书工作；也没人教我，秘书每天都应当干些什么，怎么才能干好，我做秘书不合适。”茅老听了，微微一笑说：“做一个好的秘书，领导交办的事情要认真地办好；领导没有想到而应该办的事情，你应当提醒并主动地协助他办好。历史将会说明你担任秘书工作是否合适。”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接触，我真切地看到茅老确实是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他从不摆官架子，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学习、生活都很关心，渐渐地，我适应了秘书工作。

“因故不去是可以的，迟到是毫无道理的”

茅老对时间非常珍惜。他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严格，安排工作、学习、生活紧密有致，数十年如一日。他不但珍惜自己的时间，也珍惜别人的时间，他不赞成开无准备的会、开“马拉松”会，反对迟到。

茅老经常参加国事活动和外事活动，他按不同场合、规格，以及他在活动中的地位和身份，准确掌握时间。作为主人接待并宴请外宾时，他去得很早，一定在客人到达之前了解安排准备情况，以便从容地主持整个活动。作为主要客人应邀参加宴会时，他既不早到也不晚到，注意恰如其分。在参加宴会的主人和客人都已到齐时，他正点入场。掌握好时间很不容易，出发前就要考虑到交通堵塞或特殊情况。有时路上很顺利，车提前到了，却不宜进去，便在距离活动场所不远又不影响交通的地方停车等候，在恰到好处时驶向门口，以便茅老正点出现在主人面前。

有一次，茅老通知我带车于次日上午8点半到他家，接他去政协礼堂参加会议。翌日上午8点10分，我带着茅老专车正准备去茅家，突然有位领导同志提出要搭车同去赴会，等他从办公室出来上车，耽搁了一段时间，加之路上又不顺利，车到茅老家已过了8点半。茅老早已穿好衣帽站在门口等候，一见我，便生气地说：“怎么来晚了！我不去开会了。”我忙请茅老上车。茅老严肃地对我说：“因故不去开会是可以的！迟到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我在茅老身边工作中第一次见到他发脾气。虽然万幸，赶到会场时总算没迟到，但这次难以解释的失职我永难释怀。

“八一八我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

一场丑恶的闹剧已经逝去24个年头了，现在回想起那一幕幕场景，仍是触目惊心。

1966年七八月间，铁科院群众组织要茅老把办公室让出来，供他们使用。从此，茅老和我搬到一间办公室。其他几位老专家搬到一间小屋，每人给一张二抽桌，像小学生一样排排坐，写交代材料。当时的造反派对茅老还算客气。让我们搬来茅老的大办公桌和他中午休息用的一张席梦思床，以及我的办公桌和几把椅子。院党委对茅老是保护的，但他们因自身难保也无能为力了。

1966年8月26日上午，院内“红卫兵”将茅老揪到广场的斗争台上，对茅老进行批斗。当我赶到现场时，见茅老胸前挂着一个厚纸板做的牌子，台下很多人在喊口号，台上“红卫兵”负责人正逼令茅老：“你说：‘以后我不坐小汽车了，再坐小汽车就打断我的狗腿。'”台上、台下一片狂吼：“你说！你说！”茅老勉强说了一句：“我以后不坐小汽车了，再坐就打断我的腿。”台上有人叫喊：“不行，你说‘打断我的狗腿’，说‘狗腿’。”可茅老不管台上台下怎么喊叫，他就是不说其中的“狗”字，表现出“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概，很多在场的人，心里十分敬佩。在数度逼迫之后，茅老问：“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讲？”台上人说：“你讲吧。”茅老抬起头沉稳有力地说：“八一八我上天安门城楼，见到了毛主席……”

茅老挂牌游斗后，问我：“下班时牌子怎么办？”我无法回答，只能去问造反派组织。中外闻名的桥梁专家，为祖国富强昌盛和人民幸福奋斗大半生，70多岁高龄的茅老，从此每天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离院时把牌子放在传达室，进院时从传达室挂上那块牌子。由于茅老精神过度紧张，胃病大发，每天中午只能吃点开水泡大米饭。

“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

茅老一生，为人正直，谦虚谨慎。记得有一次茅老对我说：“1955年11月我参加中国科学院访日代表团，郭沫若同志为团长，我是副团长。出访回国后我们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出国工作情况，毛主席留我们一起吃家常便饭。席间江青讲：‘我们去看过了你的桥……’我听了很不舒服，怎么是我的桥呢！那是罗英等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和全体桥工，经过千辛万苦日夜奋战共同努力的结晶，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是一个代表而已。”

实际上，众所周知，茅老在钱塘江大桥的建造、炸毁、修复全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在茅老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崇敬之深，可以想见。他逝去虽近一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映现，他的高风亮节，更将永远铭镌在我心中。

（作者系在茅老身边工作30多年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