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

怪哉，湖南人在近代中国的事迹从未被当作整体来看待。个别的历史著作可能在行文中顺带指出，太平天国之乱（说不定是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重的冲突）的平定，乃是由湘军领导完成。或指出一八九八年北京师法日本明治维新改造中国，推动了三个月的“百日维新”，但其实在那之前三年，湖南就已施行类似的改革。百日维新失败，改革派遭捕遇害，其中最有名的殉难者谭嗣同，就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创始领袖。或会提到二十世纪第一场反清大叛乱的诸领袖，有一半是湖南人。又或指出领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湖南籍成员居各省之冠，湖南人黄兴作为领导者参与这场革命的程度，远比事后得到大部分功劳的孙中山高。更近一点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政治局的成员，整整四分之一是湖南人（包括毛泽东）。但不论是这些说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史进程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例子，还是其他例子，都是零落、孤立地出现，缺乏连贯性，几乎只是徒然地引人惊讶，而无法给予真正的解释。对此现象，历来的解释就只是含糊提及湖南人的神秘“精神”，有人推测那精神源自湖南多山的地理环境或爱吃辣的习惯。

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尽管近代中国几乎每个重要的改革或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里，都可看到湖南人的身影，但我们仍把湖南视为保守落后的地方。湖南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这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本书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矛盾之所以让人觉得吊诡，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建立在一种普获认可但其实有待商榷的看法上：中国的现代性和随之而来的所有政治与社会改革、民族主义、全球文化交流完全是沿海通商口岸的产物，且从那些口岸向内扩散，启迪了内陆。在接下来几章里，我会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我们的目光停在通商口岸和首都太久，暂时转移一下视线，把湖南摆在中央，全新的中国近代史叙述随之呈现眼前。

在这一与主流叙述背道而驰的反叙述里，始于晚清的诸多湖南人的行动主义事例，其发生都绝非偶然。我的研究目标之一，乃是揭露上述诸多不相干运动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特别是揭开诸主事者的个人关系——师生间、作者与读者间、军中同袍间、同学间、后代子孙间与堂表兄弟姊妹间——他们因此被拉进一自觉的传统和一有意义之整体。我想弄清楚这些人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省份，以及其省份与外面世界（包括中国其他省、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家喻户晓的事件，对他们而言有多么不同？是什么激发他们付诸行动？湖南的历史学家所缅怀的是什么，哪些人是湖南青年效法的对象？他们对未来有何梦想？总而言之，湖南的行动主义者如何解读晚清直至清朝覆灭期间中国大地上的动乱和走得踉踉跄跄的建造新民族国家之路？研究发现，这些疑问的答案与我们预期的大相径庭。这使人不禁想问，今日学界对中国近代历史之由来究竟了解多少。

我要讲的故事，围绕着两个主题铺陈。第一个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在此，我所谓的“民族主义”兼具两种流传于湖南的想法：第一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是一个自成一格的群体，有着与中国他省人迥然有别的共同特色；第二种想法认为，湖南人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有共同的先祖，以及最重要的，有共同的历史命运。那是种时强时弱的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而从近代中国主流叙述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根本不该存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认识告诉我们，儒家忠君爱国的观念自然而然转化为对中国大一统的向往，于是顺理成章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怀抱着中国一统的梦想。这一历史目的论（historical teleology），乃是由想以近代民族国家的形式保住古老帝国版图的中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所构造，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省当成首要效忠对象的事实，却恰好在掏空这个立论。本书检视的许多例子里，有一个一贯且有力的中心思想，即本省摆第一位，帝国（如果考虑到帝国的话）摆第二位。从中国境内民族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湖南省可同样轻易地（且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更轻易地）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把旧帝国弃之在后。或者如某湖南学生于一九○三年所说的，湖南人应该让中国步罗马帝国之后尘消失于历史舞台，湖南本身则要成为法国或英国之类的国家，把旧帝国的文明带进未来。

第二个主题与第一个密不可分，乃至今仍方兴未艾的对湖南学者王夫之的重新发掘。王夫之是明朝遗老，义不仕清，十七世纪隐居乡野，其生平和著作于十九、二十世纪成为建构新湖南认同和历史方向感的核心材料。王夫之比其他任何人或历史事件更有资格作为现代湖南人性格的原型，在许多人眼中，王夫之是在他们血液里事先植下改革、革命因子的共同先祖。读者或许会注意到，我对王夫之的探究，并未走从哲学角度分析他著作的传统路子，而是研究近代人如何响应他的想法，如何在他思想的基本要素和进步、民主、民族主义之类的“西方”思想之间找到不同寻常的契合之处。本书是探讨思想历史的专题论著，但具体地说，这是一部以如下信念为基础的论著：思想不是抽象且不变的，而是有所待（contingent）且处于动态变化中的。我认为了解思想史的最佳之道，乃是把思想史摆在人的时空环境（human context）里去了解，这个时空环境包含了受自己生命中特别关注之事物驱动的读者塑造文本的意义以满足自己需求的方式，以及他们接下来将之解读并化为行动的方式。在这样的探究路径下，引述文本此时所具有的意义，至少就和该文本起初被撰写的那一刻同样重要。因此，本书不是在研究王夫之的思想本身，而是在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如何被后人运用：近代学者如何复兴他的著作，如何重新解读他的著作，又如何在数个世代的岁月里把他转变为令人仰慕的现代湖南精神象征。用此思想研究路径来探讨上述主题，可以说再适切不过，因为王夫之也非常重视文本意义经时空转换而改变的类似观念。

最后得谈谈我个人的地区史研究方式。这不是第一本出自西方学者之手的有关湖南的书，却是第一本避免把湖南当成个案研究（case study）的书。已有人写出把湖南当作近代中国缩影的出色著作，而要掌握整个中国的趋势，这是较容易办到的研究路径。但就本书的目标来说，湖南不是中国的缩影，就像中国不是亚洲的缩影；湖南就是湖南，是一个在湖南人心中独一无二的地方，湖南史与近代中国史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不代表类同。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差异在于：把湖南当个案研究，就是在强调当地历史里最容易被归纳出来以适用于其他诸省的元素，或者对今人所知之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似乎是最有助于阐明该过程的那些元素；但把湖南视为本身自性具足的一个主体来看待，则是要为湖南历史里该省所独有且与熟悉的叙述格格不入的诸多元素腾出空间。简单地说，第一种研究路径用该地区来小幅调整既有的中国近代史模式，以使其更为完善，第二种则用该地区来质疑该模式。

这是南辕北辙的两种原则，各以其中之一来做研究的两个学者，可能在同样的原始资料里找到截然不同的含义，且会选择循着那些资料所展开的截然不同的主线走下去。两人很容易会对另一人眼中最有趣的事物视而不见。但如果把他们的研究项目摆在一块，两种视角能创造出大不相同但彼此相当有关联的画面，且足以发挥类似立体镜之两张幻灯片的作用，真正深刻地呈现那些活在另一个当下、不可能知道自己未来的历史人物那充满矛盾的经历。本书所探讨对象的希望、梦想、背道而驰的意念、挫折，始终未呈现于我们所了解的中国历史，主要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已湮没不明的、充满诸多可能性——为中国构想另一种未来——的世界。那是日后笃定认为一切都通向大一统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也正是我以那些历史人物为对象写下此书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