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审美

这是一个来自日本的故事：25岁的日本劳动妇女北岛岁枝，贤惠善良。但她的丈夫是个浪荡子。每月家中的生活费都让他挥霍一空，还随意殴打妻子，吓得两个孩子常常躲在北岛岁枝的裙子下面哭泣。生活的阴影驱走了家庭的欢乐，她陷入了痛苦和忧愁之中，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她恨极了丈夫，决心把他杀死，然后自杀，离开这个世界。在一个星光暗淡的深夜，她泪珠滚滚地望着熟睡的孩子。她原想提笔写份遗嘱，但又不知从何写起，便痛哭起来，直到哭干了眼泪，她才得到了瞬间的平静。突然，她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中国苗族民间故事《灯花》：苗家青年都林培育了一株百合花，一个中秋之夜，忽然从花蕊里跳出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这是百合花的化身，她和都林结成夫妻，两人过着甜美的日子。谁知都林后来却逐渐变得又懒又馋，而且再也不听妻子的好心规劝，她十分伤心。一天晚上，灯芯里突然开出一朵花，灯花里飞出一只五彩的孔雀，把美丽的妻子带到月宫去了。以后都林悔恨改过，在一个中秋之夜，灯花盛开，妻子又回来了。从此以后，夫勤妻俭，生活更甜美了。北岛岁枝决定把这个故事写在遗嘱上，她要教育孩子长大后像改过后的都林那样用勤劳的双手来创造美满的生活。她写着写着，不知不觉竟教育了自己。她想，希望孩子勤劳、勤俭、勤奋，自己就更应该鼓足勇气，去创造新的生活。就这样，这个中国苗族的民间故事，唤起了她对生活的信心。她毅然放弃了杀夫和自杀的念头，同丈夫离婚，带着孩子顽强地生活下去。

一个来自中国苗族《灯花》的美丽传统，竟然使北岛岁枝打消了犯罪的念头，救了她一家。这也说明，审美对罪犯转化具有巨大的魅力。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对罪犯改造具有独特的作用。

监狱民警的工作对象是罪犯。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就监狱的在押罪犯而言，爱美之心也不比社会上的守法公民差，但爱美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拥有正确的审美理想、健康的审美情趣和较高的审美创造能力。事实上，他们在审美时往往进入误区。他们以丑为美，以怪为美，凡洋皆美，以不劳而获、追逐金钱、享乐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把肉麻当有趣，把纯粹的感官刺激当作美的情趣，把醉生梦死作为极大的乐趣；对美不仅没有什么创造，反而干着亵渎美、破坏美的勾当，以至于走上犯罪道路进而锒铛入狱。现实告诉我们，加强罪犯的美育十分必要。这也是监狱教育改造罪犯的一项重要任务。

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曾说过，一粒种子看起来那么微小，甚至得用显微镜才能看清。但就是这样的种子存在着巨大的生长潜力。如果你把一粒花种抛到露天地里，用尘土将它覆盖，过些时候，它会开出一朵花。可是，假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只是一朵颜色暗淡的小花，还有细小刚发育出来的叶子，或许上面还有昆虫在蛀食它。但是如果你拿到同类的另一粒种子，将它种植在深度刚好适宜的土壤里，给它以适量的水分、阳光和营养，你就会如期看到一株美丽的植物，叶子葱绿苍翠，花朵色彩鲜艳。它启示我们，罪犯犹如遭到病虫害侵蚀的花朵，如果放任不管，他就会枯萎甚至死去，如果给他提供一个美好的环境，他就可以迎来一番新生。从一定意义上，罪犯美育就是做这个工作的，监狱民警作为特殊园丁，就是要给罪犯提供美好的生长土壤，用美的阳光雨露精心栽培，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罪犯审美的眼光会发生变化，会逐渐成为既善且美的新人，拥有新的美好人生。

监狱民警对罪犯美育有多种路径，这里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其一，要善于发现罪犯身上的美的一面。说到美，有人会提出疑问，罪犯会有什么美可言。其实，美即使在罪犯身上，也是存在的，但并非人人都能够充分感受它。正如法国雕刻家罗丹所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乏发现。”这就要求监狱民警要学会对美的发现，如同英国诗人布莱克诗云：一颗沙中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有一座天堂。要从一个罪犯中看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有美有丑，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世间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作为监狱改造对象的罪犯也是这样，既有丑恶的一面，也有美善的一面，只不过丑恶的一面暂时占上风。但这并不意味着罪犯身上没有美善的东西，即使那些顽危犯，也有他自身的哪怕是微弱的美善的一面。监狱民警要善于发现，善于捕捉，不要任其自生自灭，而是要扬美抑丑，化丑为美，可以从罪犯所做的一个个事情上发现美的闪光点，如对家人的思念、对学习的渴求，对某项文体活动的热衷，监狱民警可以创造条件，予以扶持。

其二，通过因势利导，在再塑美的心灵上下功夫。尽管罪犯中丑恶的一面占上风。但是通过审美教育，因势利导，也能够逐渐促使美好的一面占上风。比如如果罪犯喜欢在墙上涂写作画，可以直接将他编排在书法绘画小组；如果他总是夜半歌声，那就安排他进声乐班；如果他有在监房拿枕头打排球，拿小玩意儿踢足球的习惯，应该吸收他为竞技体育组成员；如果他总是喋喋不休且声音分贝较高，那应该是说相声表演曲艺的苗子等，然后经过勤导航和正方向，发扬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最后通过提升，使其心理垃圾得以清理，人性得以复归，心灵得以再塑。甚至有的监狱通过让罪犯出演电影中的角色，来再塑罪犯美的心灵。在这一方面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少年犯》中，参加拍摄的未成年犯就有18名，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的领导和导演就有意识地让部分正在服刑的未成年犯出演影片里的部分角色，它们不仅很快进入了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而且通过演出，更好地洗涤了心灵的污垢，学会了做人，收到了很好的改造效果。无独有偶，这种形式在国外也有。据介绍，意大利影片《恺撒必须死》于2012年获最佳影片金熊奖，而这部影片的演员，并非是专业演员，而是在罗马看管得最严密的雷比比亚监狱里的囚犯，在导演的精心策划下，通过记录监狱中的一群囚犯排演莎士比亚名剧《尤里西斯·恺撒》的过程，用多变的镜头语言完整地展示了囚犯们心理的变化，同时讨论了有关政治、人性和艺术等话题。通过演出，这些罪犯发现了艺术的魅力，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里才真正变成一座牢房。”一座促使他们的心灵由丑变美的牢房。

其三，通过审美创造力的培养，使罪犯学会一技之长，不但成为守法公民，还能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美的生活。在这方面以上海监狱系统的部分监狱为例，如青浦监狱的玉雕加工项目、提篮桥监狱的习美工作室、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回春艺术团等，在人才培养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参加过提篮桥监狱习美工作室的罪犯。回归社会后有的从事自由职业，出售自己所绘的画作，有的开设画廊工作室，开门经营，生活幸福。曾在提篮桥监狱服刑的陆某，因犯绑架罪判刑10年，入监后一度情绪消沉，自暴自弃。到习美工作室后，经过主管民警的教育，他在绘画中找到了自我，并代表监狱，他的绘画作品在上海美术馆公开展览。提前获得自由后，开设了一家画廊，继续以画为业，既美化了大家的生活，也使自己生活美满。这样的例子在提篮桥监狱习美工作室比比皆是。

其四，以监狱民警自身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形象影响罪犯。监狱民警既要做化丑为美的教育改造工作，又要以自身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形象影响罪犯，而后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对于罪犯的心灵净化，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著名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曾被打成反革命犯关押在新疆第一监狱，而《撒阿黛》是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著名歌曲，是为一个女狱警撒阿黛而写。这个维吾尔族姑娘18岁刚毕业就分到监狱工作，她生得非常得美，对待犯人也很善良。王洛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回忆道：“工地的生活太寂寞了，来一只小麻雀，大伙都觉得像见了亲人似的……每天上工，撒阿黛都会来开大门，大家都会盯完她走完80公尺。”就因为生活中有这样的美，似乎人就可以活下去。王洛宾出狱时，还给撒阿黛写了一封信：我走了，我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虽然姑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感谢她。从中也可以看出即使在“文革”那种不正常的环境下也不乏撒阿黛这样的监狱警察美的形象深深地打动着罪犯，鼓舞着罪犯“活下去”，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把监狱民警的形象塑造得更美，改造罪犯化丑为美，更好地成为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监狱现代化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随着打造绿色监狱口号的提出，对监狱民警的审美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作为“改造罪犯灵魂工程师”的监狱民警，不仅要在罪犯改造中引导他们如何做人，向罪犯传授文化技能，教会他们如何做事，而且还要对罪犯实施美育，把美带给罪犯，再塑罪犯美的心灵，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创造力。而这又无不与监狱民警自身的审美素质密切相关，要完成好罪犯美育的任务，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不断加强自身审美修养，提高自身审美素质就显得越发重要。监狱民警审美素质的提高，也无什么捷径可走，无非是学习美学理论，确立正确的审美观；培养审美情趣，训练审美感知能力；善于发掘罪犯改造中的审美因素，把美育融于罪犯教育改造之中；积极参加审美实践，提升美的创造能力。我们相信，通过外在条件的创设和监狱民警自身的努力，监狱民警自身审美素质一定会有新的提高，从而更好地完成改造罪犯化丑为美的崇高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