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年号：贞观
派系斗争，李渊主动退位
武德九年六月初七，亦即政变的三天后，李世民被李渊册立为皇太子。虽然李世民还没有登基继位，可朝野上下都很清楚，从这一天起，李渊已经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头皇帝，而新太子李世民才是大唐帝国真正的掌舵者。
随着李世民成功入主东宫，原秦王府的一批核心成员也摇身一变，于六月十二日一同被任命为东宫官吏：宇文士及为太子詹事，长孙无忌、杜如晦为左庶子，高士廉、房玄龄为右庶子，尉迟敬德为左卫率，程知节为右卫率，虞世南为中舍人，禇亮为太子舍人，姚思廉为太子洗马。同日，李世民将齐王府的所有财产全部赏赐给了尉迟敬德。一夜之间，尉迟敬德就成了长安城里最富有的人之一。
与此同时，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顺利招抚了前东宫和齐王府将领薛万彻、冯立、谢叔方。随后他又迅速起用了原太子集团中的骨干人物魏徵、王珪和韦挺，任魏徵为东宫詹事主簿，任王珪和韦挺为谏议大夫。
面对李世民刻意表现出的这种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政治和解姿态，原来的政敌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
然而，长安的政局虽然是稳定了，但是由政变引发的派系斗争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各个地方相继爆发，其中以益州和幽州发生的两起血案最为引人注目。
当时的益州（今四川成都市）还是行台编制，尚书令是李世民兼任的，左仆射是窦轨。窦轨是李渊原配夫人窦氏的族侄，算是比较显赫的外戚，在统一战争中又立了一些战功，而且李世民的尚书令一职只是挂名，所以窦轨就被委以“便宜从事”之权，成了益州实质上的一把手。当时益州行台的兵部尚书韦云起与弟弟庆俭、堂弟庆嗣及整个宗族都与前太子李建成私交甚笃，可韦云起却和他的顶头上司窦轨素来不睦，所以当玄武门事变与李建成之死的消息传到益州时，窦轨就动了杀心。
尽管朝廷下达了“大赦”诏书，可窦轨还是无视朝廷的赦令，决定趁此机会除掉韦云起。他在府上埋伏了卫兵，然后以朝廷下诏追拿建成党羽为由，将韦云起召来。韦云起一到，问朝廷的诏书在哪里，窦轨把诏书藏在袖中，厉声说：“公，建成党也，今不奉诏，同反明矣！”（《旧唐书·韦云起传》）还没等韦云起开口申辩，窦轨一声令下，左右卫兵随即冲出，当场将韦云起砍杀。另一个也跟窦轨有仇的行台尚书郭行方闻讯，抱着脑袋没命地逃往长安。窦轨发兵追捕，没有追上。郭行方总算躲过一劫。
紧继益州的韦云起事件之后，幽州又爆发了一起性质更为严重的案件。
这就是庐江王李瑗谋反案。
庐江王李瑗是李渊的族侄，时任幽州大都督。由于李渊一贯不放心外姓将领，只敢把兵权交给宗室亲王，因而尽管明知道李瑗为人懦弱，“非边将才”，可还是把他放在了幽州这个重要的位置上。
当然，李渊同时还给李瑗配备了一个副手。
他就是猛将王君廓。
就跟早先把猛人李靖配给赵郡王李孝恭、把老将史万宝配给淮阳王李道玄一样，这是李渊驭下的惯用招式。可是，这一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亲王和副将双赢，如功成名就的李孝恭和李靖；用得不好，不懂军事的亲王就会被沙场老手玩得很惨，比如那个年纪轻轻的淮阳王李道玄，可以说是间接死在了老将史万宝的手上。
而眼下的李瑗呢？
他的运气更差，不但始终被王君廓玩得团团转，无端背了个大逆不道的谋反罪名，而且最后还死在了王君廓的刀下，用自己的皇族鲜血染红了副将头顶的乌纱。
李瑗固然很不幸，可他之所以走到这一步，不仅仅是因为他缺乏军事才能，还因为他站错了政治队列——他是前太子李建成的死党。
李建成跟李世民死磕的那阵子，早就暗中把李瑗结为外援，就像李世民以洛阳的温大雅和张亮为外援一样。
然而，站错了队其实也不要紧，只要在李建成死后及时把屁股挪到李世民这边就没事了。因为李世民在政变之后也确实给他们这些建成死党提供了一个“弃暗投明”的机会，只要像薛万彻、魏徵他们那样“迷途知返”，李世民肯定都是既往不咎的。可问题在于，这个李瑗偏偏连这点最起码的政治头脑也没有。
就在李世民派出通事舍人崔敦礼前往幽州召他回朝的时候，李瑗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以为李世民是要拿他回去问罪的，当即吓得面无人色，惶惶不可终日。
而这一切都被王君廓看在了眼里。
一个踩着李瑗往上爬的计划迅速在他脑中成形。
其实李瑗一直是待王君廓不薄的，他知道自己缺乏军事才干，所以一直非常倚重王君廓，将其视为心腹，并且许诺要和他结为儿女亲家。
然而，李瑗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个心腹兼准亲家，却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他布了一个只要掉进一次就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死局。
正当李瑗面对朝廷使臣彷徨无措的时候，王君廓用一种股肱心腹特有的口吻跟李瑗说了一番体己话。他说：“京都有变，事未可知。大王一旦入朝，必定凶多吉少。如今您拥兵数万，岂能受制于区区一个使臣，甘愿自投罗网？”
王君廓说完，两行激动的热泪立刻夺眶而出，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表情。李瑗万分感动，与王君廓相对而泣。许久，李瑗昂起头颅，斩钉截铁地说：“我今以命托公，举事决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李瑗的悲剧就此铸成。
王君廓的嘴角掠过一丝无人察觉的狞笑。
当天李瑗就派兵逮捕了朝廷使臣崔敦礼，逼迫他交代京师的情况，可崔敦礼宁死不屈。李瑗只好把他囚禁，随即向下辖的各州县发布了征兵令和集结令，同时命燕州（今河北怀来县）刺史王诜火速前来蓟城（幽州州府所在地，今北京），共商举兵大计。李瑗麾下的兵曹参军王利涉知道王君廓这个人靠不住，于是力劝李瑗说：“王君廓此人反复无常，切不可委以机柄，应该趁早除掉，让王诜取而代之。”
李瑗一听，顿时满腹狐疑，不知道到底该不该把身家性命托付给王君廓。
王诜到达蓟城后，李瑗仍然犹豫不决。而王君廓早就在李瑗身边安插了眼线，所以很快得知了王利涉与李瑗的谈话内容。他当即决定采取行动，立刻前去拜会王诜。此时王诜正在沐浴，一听二当家的大驾光临，连身上的水都来不及擦，赶紧套上衣服，握着湿漉漉的头发出来拜见。王君廓一见王诜出来，还没等他开口说话，猛然拔刀出鞘，一刀就砍下了王诜的脑袋。
随后，王君廓提着王诜的首级，进入军营对众将士说：“李瑗和王诜一同密谋造反，囚禁朝廷敕使，擅自征调军队。如今王诜已被我诛杀，只剩下一个李瑗，成不了什么事。你们是宁可跟着他一块被灭族，还是追随我一起建功立业、自取富贵？”
毫无疑问，这帮原本就和王君廓一条心的将士绝对不可能站在李瑗一边。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愿从公讨贼！”王君廓立即率领麾下将士一千余人冲出军营，翻越西城而入，首先冲进监狱释放了敕使崔敦礼，然后杀向都督府。
等到李瑗得知兵变的消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他慌慌张张地带着左右数百名亲兵披甲而出，恰好在府门口与王君廓的军队遭遇。王君廓向李瑗的亲兵们喊话：“李瑗阴谋叛逆，你们何苦跟着他往火坑里跳！”李瑗的左右面面相觑，随即抛下武器，哗然四散。
转瞬间，偌大的都督府门前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陪伴他的只有满腔的后悔、愤怒和恐惧以及那扔了一地的刀枪和长矛。
李瑗怒不可遏地指着王君廓破口大骂：“卑鄙小人出卖我，你很快就会遭报应！”
面对横眉怒目、气急败坏的庐江王李瑗，王君廓一直在冷笑，一言不发。但李瑗却仿佛听见他在说——不是我王君廓太过阴险和卑鄙，而是你庐江王李瑗太过无能和无知。
兵变当天，李瑗被王君廓生擒，随即缢杀，首级迅速传送长安。
六月二十六日，朝廷的一纸诏书飞抵幽州：以王君廓为左领军将军兼幽州都督，并把李瑗的家人眷属全部赏赐给王君廓，充当奴仆和婢女。
王君廓笑了。
一切如他所愿。
然而，此时的王君廓绝不会料到，李瑗临死前的那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
一年多后他就遭了报应，而且下场几乎与李瑗如出一辙。
王君廓成了幽州的一把手后，自以为山高皇帝远，于是狂放骄纵，贪赃枉法。朝廷很快就有所耳闻，随即征召他还朝。王君廓顿时惊惶不安，李瑗曾经有过的恐惧如今也丝毫不差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可他不敢违抗朝廷敕命，只好硬着头皮上路。临行前，他的长史李玄道（房玄龄的族甥）托他把一封书信转交给房玄龄，王君廓立刻起了疑心。行至渭南（今陕西渭南市）时，王君廓忍不住偷偷拆看。由于不认识草书，他误以为李玄道在信中告发了他的罪行，于是杀了驿站官吏，向北逃亡，准备投奔东突厥，可逃至半道便被流浪汉所杀。时在贞观元年九月，距离他陷害李瑗，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零三个月。
在玄武门之变后，人们或许无法确切知道，唐朝的各级地方官吏到底利用派系斗争的时机制造了多少损人利己的阴谋和公报私仇的惨剧，但是仅从益州和幽州的流血事件中，人们还是能强烈感觉到这场政变所造成的冲击波，同时应该也能闻到，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后，大唐帝国的每个角落似乎都飘荡着一缕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息。史称：“太子建成、齐王元吉之党散亡在民间，虽更赦令，犹不自安，徼幸者争告捕以邀赏。”（《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虽然李世民屡屡颁布大赦令，但是仍然遏制不了人们争相告密以邀赏的汹涌势头。谏议大夫王珪对此忧心如焚，一再请求太子李世民设法制止。七月初十，李世民不得不再次颁下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此令重申：与玄武门事件和李瑗谋反案有所牵连者一律赦免，除非有人在此之后依旧图谋不轨，否则一概禁止相互告发，违令者将处以“反坐”之罪，也就是谁再告发别人参与谋反，自己将被视同谋反罪论处。
发布命令的次日，李世民随即派遣魏徵前往山东（崤山以东）地区进行宣慰，并委以便宜从事之权，实际上就是希望魏徵能以前东宫旧臣的身份，安抚散亡各地的建成余党，制止告密和滥捕滥杀之风。
魏徵到达磁州（今河北磁县）时，当地州县政府正用囚车押着两个人，准备送往京师问罪。他们是前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府护军李思行。魏徵当即将囚车拦下，对当地官吏说：“我受命之日，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左右已经全部赦免了，如果再把他们捕送京师，必将人人自疑。就算派遣使者到处宣慰，又有谁肯相信？我今天不可以为了避嫌而不为国家着想，况且我既已受到‘国士’的礼遇，又岂能不以‘国士’的行为相报？”于是下令将李志安和李思行当场释放。
李世民在长安接到报告后，甚感欣慰。
他意识到，魏徵绝对是一个可以寄予信任和厚望的人。
在六月初四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随着新太子李世民的闪亮登场，有一个人正在悄然淡出人们的视野。
这个人曾经是帝国的最高主宰者，而眼下，所有大唐帝国的臣民却在用最快的速度将他遗忘，甚至是将他抛弃。
这个人就是李渊。
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些日子里都干了些什么以及他的心境如何，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正在尝试着接受属于他的命运。
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正在主动地接受被天下人遗忘和抛弃的命运。无论这份命运如何不堪承受，主动接受总比被动接受要明智得多，同时也要好受得多。
所以，早在李瑗谋反案之前，也就是六月十六日，李渊就已经给了心腹裴寂一道手诏，内容是：“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
李渊通过这个方式向太子李世民主动表露了退位的意思。
这个意思当然是李世民最希望看到的。
六月二十九日，李唐朝廷正式撤销了天策府。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太子李世民的登基大典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李世民笼络人心
一朝天子一朝臣。
政治权力的交替必然伴随着帝国政坛的全面洗牌。
随着李世民登基日期的临近，李世民的左右心腹迅速进入了大唐帝国的权力核心，而麾下将领也全都进入了军队高层。
七月初三，以秦叔宝为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候大将军。
七月初六，以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
七月初七，以宇文士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右仆射，又以前天策府兵曹参军杜淹为御史大夫，中书舍人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左卫副率侯君集为左卫将军，左虞候段志玄为骁卫将军，副护军薛万彻为右领军将军，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右监门率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右内副率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
在这一长串的升官名单中，有一个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名单中的最后一个：李客师。之所以要特别提起这个人，是因为他是李靖的弟弟。
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李靖并未参与玄武门之变，可如今他的弟弟居然出现在李世民论功行赏的升官名单中，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可以证明他们兄弟俩都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很多人对此持肯定观点。他们根据这份名单，判定李客师是李世民的手下，而且是政变的“打手”之一，并进而推断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
其实这样的推论是很不可靠的。首先，单凭那一纸封官令，并不能得出李客师是秦王打手并且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结论，当然更不能得出李靖也参与其中的结论。道理很简单，前东宫将领薛万彻也在同一天被提拔了，可他恰恰是在政变当天与李世民死拼的人，我们能据此认为他也是李世民的打手吗？
再者，据《旧唐书·职官志》，李客师被提拔之前所担任的“右内副率”一职并非天策府的编制，而是东宫编制。也就是说，李客师要么是李建成的部下，要么是李世民当上太子后才任职东宫的，而并非原本就是天策府的人。
最后，在两《唐书》的李靖传后面，都附有李客师传，其中根本没有提及玄武门之变的事。如果他确实在玄武门立了功，为何在他的个人传记中只字未提？据我们所知，追随李世民参加政变的大大小小一二十号人，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提及，就算没有具体事迹，也会在相关的纪传中提到名字，为何只有李客师被漏掉了？
由此可见，并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李客师在政变中充当了李世民的打手。所以，认为李靖也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说法就更是无稽之谈。
既然李靖兄弟都未参与玄武门之变，那么李客师又怎么会和其他功臣一起出现在升官名单中呢？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李世民笼络李靖的一种手段。从大的方面来说，这也是李世民宽大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深化。因为现在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秦王了，而是一个马上要当皇帝的人，所以他面对的就不仅仅只是旧的支持者，而应该包括全天下的人。换句话说，不管是原来的支持者，还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李世民都必须对他们采取一视同仁的姿态，这就叫“泽被天下”。
因此，李世民在这样一个时刻所抛出的这份升官名单，就不能被简单等同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名单。
当然，其中出现的绝大部分人肯定都是一贯的支持者，但是除了支持者外，这份名单还必须出现另外两种人，那就是——原来的反对派和中立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表明新天子泽被天下的诚意，也才能真正收揽天下人心。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发现，前东宫将领薛万彻正是反对派的典型代表。因为他是为了替李建成报仇而不惜与李世民刀兵相见、以命相搏的人，这样的人不是典型，还有谁更能成为典型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绝对比魏徵、王珪等人更有资格出现在这份名单中。
而李靖的弟弟李客师则可以视为中立者的代表。之所以这么说，理由有三。第一，其兄李靖在政变之前确实拒绝了李世民的拉拢，选择了中立，这其中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很可能是李靖不相信李世民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能取得成功。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靖错了。不被他看好的秦王不但成功夺嫡，而且转眼就将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对此，李靖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心安。如果说这个皇帝登基后会找他“秋后算账”，那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李靖越是感到不安，李世民就越要表现出对他一如既往地信任，这不但是做给他看的，同时也是做给其他中立者，比如李世勣等人看的。
第二，在政变之前，明哲保身、选择中立的人肯定不少，绝对不止李靖和李世勣，而最后之所以要笼络李靖，把他弟弟放进这份名单，是因为李靖在当时已经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统一战争期间，李靖强力辅佐李孝恭平定江南半壁，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可谓尽人皆知，所以原本一直看他不顺眼的李渊才会竖起大拇指说：“古之名将韩、白、卫、霍岂能及也！”（《旧唐书·李靖传》）得到皇帝如此高的评价，其当时盛名可见一斑。所以说，李靖在诸多中立者中肯定是具有代表性的。
第三，既然要选择李靖为中立者代表，为什么不直接升他的官，而是把他弟弟挑了出来呢？这恰恰是李世民的高明之处。因为这么做既能让李靖感受到新天子既往不咎的诚意，又能避免刺激那些铁杆支持者的感情。假如李世民直接升李靖的官，首先他的官位很可能马上会跃居某些功臣之上，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其次，没有参与政变的人居然也能堂而皇之地升官，难免会引起那些铁杆支持者的嫉妒和不平。而挑选李客师来当这个中立者代表，就能有效避免上述麻烦。这就是为什么进入名单的人不是李靖，而是李客师。
此外，从李世民登基后对李靖所做的连续提拔来看，也足以证明他确实有意笼络李靖。第二年，即贞观元年，李世民一下子就把李靖提到了刑部尚书的高位；贞观二年，又让他以本官兼任检校中书令。
综上所述，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推行宽大政策安抚反对派，还是想方设法笼络中立者，其目的都是为了加速完成从藩王到天子的角色转换。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充分表明这一点。那是在李世民刚刚登基不久，有一次房玄龄曾私下对他说：“秦府旧人没有被升官的，都埋怨说：‘我们在秦王左右，鞍前马后跟随了这么多年，如今加官晋爵的时候，我们反而落在前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后面，这是什么道理？’”
李世民说：“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每天所用之衣食，皆取诸之民。因此设官分职，都是以天下和百姓的利益为考量，当然要择贤才而用之，岂能以关系的新旧决定任职的先后？如果新人贤能，而旧人庸劣，怎能舍弃贤能之新人，而取庸劣之旧人？倘若不问‘贤愚’，只问‘新旧’，又如何建立一个公平的政治体制？”
武德九年八月初八，一个最重要的历史时刻终于来临。
大唐帝国首任天子李渊正式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
八月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正式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同日大赦天下，免除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六州的田赋和捐税两年，免除其余各州差役一年。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时代，就从这一天起拉开了序幕。
在大力推行宽大政策、努力实现天下和解的同时，为了进一步赢得人心，李世民在登基前后还做了三件事情，迅速树立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在天下人面前的光辉形象。
换言之，这是一个新天子上任的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废除高祖李渊此前发布的宗教改革令，命天下的“僧、尼、道士、女冠并宜依旧”（《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四月，高祖曾采纳傅奕的谏言，下令对佛、道两教进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只在京师保留寺院三所、道观两所；天下各州，每州保留寺院和道观各一所，其余全部拆除；所属的僧、尼、道士、女冠一律还俗，勒归乡里。李渊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的寺院经济过度膨胀，僧道队伍极其庞大，仅佛教僧侣就有二十几万之众，对社会确实构成了不小的负担，正如傅奕在奏章中所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可见李渊的这个裁汰令对于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佛、道两教则不啻一场灾难，所有宗教人士对这项改革肯定抱有强烈的反对情绪。
六月初四，即玄武门事变的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以高祖的名义发布命令，让所有被迫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新回到寺院和道观，一切恢复旧制。此举无疑极大地赢得了宗教界的人心，同时也是对高祖政策的断然否定。尽管高祖的这项宗教政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李世民居然在第一时间就将其推翻，足以说明他是多么迫切需要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佛、道两教作为当时社会上最大的民间团体，无疑是一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
第二把火是“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也就是释放宫中豢养的各种飞禽走兽，罢停各地进贡的奇珍异宝；同时，给政府各级官吏提供一个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渠道，让他们的想法有机会直达天听，进而获得越级提拔的可能。此举固然是让百官对国家未来的大政方针献计献策，事实上也是鼓励他们批评旧政、放胆直言高祖一朝的执政得失。
第三把火是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让她们“各归亲戚，任其适人”，亦即放她们各回家乡，要么投奔亲戚，要么择夫而嫁。
上述举措，不管是“纵鹰犬”“罢贡献”，还是“百官上疏”“释放宫女”，其政治指向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与高祖一朝划清界限，揭露上一届政府在执政中存在的种种奢靡之风和弊端陋习，从而充分展示新天子的改革勇气和执政力度，并且树立起新一届政府“清正廉洁、简朴寡欲、以民为本、广开言路”的良好形象。
作为执政伊始的亮相之作，李世民这三把火可以说烧得相当漂亮，每一条新政策都使得相应的目标受众从中获益，所以迅速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拥护。史书对此的评价是：“政令简肃，中外大悦。”（《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武德九年八月末，正当李世民准备全力以赴治理天下时，北方边境再度燃起了烽火。
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得知李唐王朝发生政变，顿时大喜过望，立刻与突利一起出动十几万骑兵南下，从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方向入寇，迅速逼近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李唐朝野震恐，京师宣布戒严。
二十四日，突厥的前锋部队开始进攻长安以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区）。李世民立即命尉迟敬德开赴前线御敌。
二十六日，尉迟敬德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与突厥会战，大破突厥前锋，擒获其将领阿史德乌没啜，并斩杀一千余人。
然而，尉迟敬德的胜利并未挡住突厥人南侵的脚步。
二十八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突然进抵渭水便桥北岸，兵临长安城下。
突如其来的战争阴云瞬间笼罩着刚刚经历巨变的李唐王朝……
赏赐功臣，以强宗室
一道难题摆在了登基还不到二十天的李世民面前。
是战，还是和？
作为曾经的最高军事统帅，李世民恨不得马上与突厥人开战；可作为一个刚刚即位的天子，李世民知道自己决不能草率行事。
因为国内政局未稳，一旦与突厥人全面开战，不但会对百姓造成负担，不利于新政权的建设，而且万一国内的反对派趁机起事，到时候内忧外患一齐袭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李世民只能暂时隐忍，与突厥人议和。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唐王朝换取一个和平发展、积蓄力量的机会。
颉利大军进抵渭水后，立即派遣心腹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刺探虚实。执失思力一见到李世民，马上用一种趾高气扬、胜券在握的口吻说：“颉利、突利二可汗率领百万大军，如今已经到你们的家门口了！”言下之意是让李世民放弃抵抗，服从突厥人的意志。
可是，执失思力错了。
李世民并不是那么好讹诈的。虽然他已经做好了与突厥人谈判的准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向敌人示弱。相反，心里越是倾向于和谈，表面上就越是要摆出强硬姿态，拉出一副与对方决一死战的架势，才能赢得更多的谈判筹码。
所以，李世民决定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执失思力一个下马威。只见他脸色一沉，冷冷地说：“我与你们的可汗曾经当面缔结盟约，前后馈赠给你们的金帛不计其数。可你们可汗却背弃盟约，引兵深入，竟然还毫不惭愧！你虽是戎狄，亦有人心，怎能恩德全忘，大言不惭地自夸强盛？我今天就先砍下你的人头！”
执失思力大惊失色，慌忙请求恕罪。左、右仆射萧瑀、封德彝担心与突厥人闹僵，局面不好收拾，连忙替他求情，劝李世民按照礼节送他回去。李世民勃然作色：“我今天送他回去，蛮虏一定认为我怕他们，就会更加放肆！”说完立刻命人逮捕执失思力，把他囚禁在门下省。
随后，李世民设下了一个疑兵计，然后亲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出玄武门，策马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隔河喊话，责备他违背盟约。就在颉利满腹狐疑之际，李世民等人的身后突然旌旗招展、铠甲耀目，漫山遍野几乎全是唐军。
颉利发现执失思力没有回来，原本就已经感到不妙了，现在看见李世民又有恃无恐地挺身而出，背后的唐军更是军容浩大，脸上不禁露出惧色。
李世民命军队稍稍退后严阵以待，然后独自一人留下来与颉利谈判。萧瑀觉得皇帝太过轻敌，立刻拦住马头劝阻。李世民说：“我已计划妥当，你有所不知。突厥所以敢倾国而来，直逼京畿，是以为我们国内有变，而朕新登帝位，势必不能抵抗。我如果示弱，闭门拒守，蛮虏必定纵兵大掠，局势就难以控制。所以朕单骑独出，以示轻蔑之意；又炫耀军威，显示决战之心，这一切肯定都出乎蛮虏的意料，让他们难以应对。蛮虏孤军深入，必有惧心，在此情况下，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有把握。制伏突厥，在此一举，卿等尽管旁观！”
其后，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李世民所料，颉利主动请和。
八月三十日，李世民出长安西郊，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并馈以金帛。颉利可汗得到贿赂，如愿以偿地引兵北还。
一场迫在眉睫的大战就这样被李世民化于无形。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很显然，李世民在这个事件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智慧。然而，毋庸讳言，渭水之盟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毕竟这是城下之盟，唐朝牺牲了府库中的大量金帛，才换取了这个和平的结果。对此，李世民在后来的日子里一直耿耿于怀。
尽管对于后人来说，李世民在渭水之盟中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李世民本人而言，与其说这次结盟是一个值得炫耀的光荣事迹，还不如说这是他在心中长时间引以为憾的耻辱记忆。
换言之，在战场上无往不胜的堂堂李世民，还是无可奈何地被要挟了一把。
所以，就在颉利可汗得到贿赂、满载而归的同时，李世民正在用一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口吻对萧瑀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一与虏战，所损甚多……故卷甲韬戈，啖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当自退，志意骄惰，不复设备，然后养威伺衅，一举可灭也。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此之谓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在引兵北还的路上，颉利肯定颇有几分得意。他自以为这次趁火打劫非常成功，他自以为在李世民自顾不暇的时候咬他一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颉利并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入侵唐朝，也将是他最后一次从李唐皇帝的手中得到贿赂了。
很快，他就将为此付出无比惨重的代价。
通过短短三年的养精蓄锐之后，李世民就向颉利可汗挥出了复仇的铁拳，结果一拳就将东突厥砸得粉碎。而颉利可汗则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在长安度过了几年生不如死的软禁生涯，最后抑郁而终。
可见，李世民所说的“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也绝不是毫无把握的吹牛，而是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典型表现。
为了政权的巩固和百姓的安宁，李世民竭力避免战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世民没有为战争作准备。尽管已经贵为天子，可李世民身上的尚武精神仍然没有丝毫减退。
就在突厥人撤兵的几天后，李世民立刻召集禁军将士训话。他说：“戎狄侵盗，自古有之，这并不值得忧虑。值得忧患的是每当边境稍微安宁，君王就沉湎于逸乐之中而忘记战争，所以敌寇一旦入侵就莫之能御。而今，朕不打算征调你们去开凿池塘、修筑宫苑，只要你们专心练习弓矢。平常无事，朕就当你们的教练；突厥入寇，就当你们的将军。如此，希望天下百姓能得享太平！”
随后李世民就把显德殿庭当成靶场，每天召集数百名禁军将士训练射箭。他亲自主持考试，中靶次数多者，就赏赐弓箭、刀枪、布帛，同时给予他们的将领上等考绩。
此举顿时让满朝文武瞠目结舌。
按照唐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也就是说，只要拿着武器进入天子所在的地方，一律要处以绞刑。如今皇帝居然天天带着一帮士兵在大殿前射箭，这算什么事？不但有失体统，而且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毫无保障。群臣吓坏了，纷纷劝谏说：“让一些卑微的士卒在宫殿中拉弓射箭，而陛下却置身于他们中间，万一有狂徒居心不良，暗中下手，实在是令人防不胜防。陛下这么做，是没有以社稷为重啊！”
有一个名叫封同人的地方刺史听说此事，专门从任职的韩州（今山西襄垣县）千里迢迢地赶回京师，就是为了面见李世民，劝谏此事。
然而，对于所有人苦口婆心的劝谏，李世民一概不以为然。
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从此与千古一帝李世民一起名垂青史，成为后世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
没办法，这就是李世民。
他的胸襟、气度和自信心就是如此异于常人，有时候甚至显得不可理喻。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世民是对的。
这些禁军士卒并没有辜负李世民。此后不但什么意外都没有发生，而且“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登基一个月后，李世民拿出了一份封赏名单。
这是玄武门之变的一等功臣名单。
上面共有五个人，全部获封一等公的爵位，他们是：长孙无忌，封齐国公；房玄龄，封邢国公；尉迟敬德，封吴国公；杜如晦，封蔡国公；侯君集，封潞国公。
前面这四个人进入名单并不奇怪，让人感到万分诧异的是最后一个：侯君集。
这个秦王府的普通武将，凭什么跻身一等公的行列呢？论出道以来的资历和战功，他绝不在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之上；论史书有载的政变中的表现，他甚至都不如“独力闭宫门”的张公瑾，可侯君集为何能一夜之间平步青云呢？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立下某种特殊的功勋呢？
现存史料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旧唐书·侯君集传》中，只有这么一句话：“建成、元吉之诛也，君集之策居多。”《新唐书》更简略，只有七个字：“预诛隐太子尤力。”
众所周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三人是李世民最得力的心腹智囊，整个玄武门之变的详细计划很可能就是出自他们的谋划；而尉迟敬德无疑是秦王府第一骁将，在政变中更是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射杀元吉、救了李世民一命，又如危急时刻高举太子和齐王头颅摧毁其部众斗志，再如最后一刻入宫逼迫高祖[9]等。既然这四个人在政变中都是厥功至伟，那么侯君集如果不是在行动中承担了什么重大任务，又怎么可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
在此，我们认为——侯君集很可能正是李世民开辟第二战场、“囚慈父于后宫”的主力干将。换言之，玄武门之变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逼宫行动，很可能是由李世民统一指挥，而交由侯君集出面完成的。据我们估计，在行动成功之前，李世民绝不会与李渊见面[10]，所以他需要一个能干而可靠的代理人，出面帮他完成整个行动，而这个代理人很可能就是侯君集。
若非如此，我们就无法解释他事后突然跃居一等功臣的原因。
虽然史书对此只字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到玄武门事变的十几年后，却还是可以从史料记载中找到某些隐晦的线索，从而进一步证实我们的上述推断。
那是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的谋反案，事泄被捕，其罪当诛，而唐太宗李世民却替他向群臣求情，希望大臣们能法外开恩，饶侯君集一命。李世民说：“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所谓“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这句话既可以做广义的理解，也可以做狭义的理解。从广义上来说，这是对侯君集参与玄武门之变的肯定；从狭义上来说，尤其是“家国未安”四个字，似乎暗含了这样的信息——侯君集当年的行动很可能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
什么样的事情既是国事也是家事呢？
我们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李世民勒兵入宫，“囚父、逼父”之事。
也许正因为侯君集当年圆满完成了逼宫任务，贡献重大，意义特殊，所以李世民才会对此念念不忘，极力要保住他的性命。而当群臣竭力反对，声称“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必欲诛之时，李世民显得十分无奈和悲伤，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而今而后，但见公遗像耳！”并且“欷歔下泣”（《旧唐书·侯君集传》）。
如此种种，都足以表明侯君集当年“所展之力”，实在非同寻常。
公布了玄武门之变的五功臣名单后，李世民还拟定了一张长长的开国元勋名单，同时论功行赏，分封食邑，并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公示，表示如有异议、认为“勋赏未当”者，可直接向皇帝提出意见。
名单公布后，文臣们没有意见，可一帮武将却炸开了锅。
很多将军都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别人高，可如今封赏却比别人低，因此大为不满。其中尤以淮安王李神通的意见最大，他愤愤不平地对李世民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如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专弄刀笔之人，功劳却在臣之上，臣心里不服。”
对于李神通和武将们的牢骚，李世民其实早有心理准备。
他很清楚，这些提着脑袋出来打天下的武夫，对房玄龄、杜如晦这种文人本来就打心眼里看不起，如今官位、勋阶、封赏居然都在他们之下，自然是满腹怨言。所以李世民故意要在殿前公示，并鼓励大家提意见，其实就是想借此机会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明白一点——如今的时势已经迥然不同于往日。过去打天下，当然凡事都是武将优先；可现在要治天下，就必须以文臣为主。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如今，老资格的宗室亲王李神通第一个跳出来，这样最好。只要把他说服，其他人就不敢不服。
所以，李世民毫不客气地告诉李神通：“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先起兵响应，可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自营前途和躲避灾祸。其后，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死灰复燃，叔父望风败北。而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要论功行赏，当然应该在叔父之上。叔父虽是国之至亲，朕也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但不能因为私情就与勋臣同赏！”
李神通无话可说。
其他将领看见李世民连自己叔父的面子都不给了，再闹下去只能是自讨苦吃，只好自己找台阶下，互相说：“陛下是出于至公之心，就连对淮安王也无所偏私，我们这帮人又怎敢不安其分！”
随后人人噤声，一句牢骚也没了。
其实，李世民对自己的亲族绝不仅仅是“无所偏私”而已，很快他就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他还要对宗室亲王们“大加贬抑”。
有一天在朝会上，李世民忽然一脸正色地问群臣：“遍封宗室子弟，对天下是否有利？”
此言一出，很多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天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有一个人看懂了李世民的心思。
他就是封德彝。
这是一个极其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官场老手，他一下就明白李世民想干什么了，于是站出来回答说：“过去的朝代，只有皇子、皇兄、皇弟才可以封王，其余人等，除非建立大功，否则无人可以封王。而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从两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亲王！爵位既然尊显，国家当然要供应大量劳役，这恐怕不是向天下人显示为政至公的做法。”
此言正中李世民下怀。他马上说：“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二）随后立即下诏，除了几个立有战功者之外，把所有宗室郡王全部降为县公。
在李渊当政的武德时期，由于国家草创、海内未宁，李渊只能把权力紧紧握在李唐皇族手中，不但将所有的族兄、族弟和族侄全部封王，而且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例外，试图以此达到“强宗室以镇天下”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家族企业的经营思维。
可是，到了李世民登基之后，天下已经安定，皇权的稳固并不需要建立在“强宗室”的基础上，因此李世民才会反其道而行之，打破家族成员对“企业福利”的垄断，不惜“损宗室以利天下”。李世民这么做，首先当然是要否定武德旧政，开创“为政在民”的新政风，其次是通过牺牲皇室成员的利益，刻意迎合广大百姓的利益。对于天下人而言，这当然是他们乐见的善政。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下诏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李元吉为海陵王，谥号为“刺”[11]。
举行葬礼的那天，李世民登宜秋门痛哭了一场。
也许，我们并不能把这样的表现完全视为作秀。
毕竟死者是自己的一母同胞，当李世民的政治目的一旦达成，过去的种种矛盾冲突与是非恩怨自然会逐渐淡去，一度被搁置的亲情就有可能被重新唤醒，而一度被压抑的无奈和悲伤也完全有可能悄然爬上李世民的心头。
然而，无论李世民在宜秋门上的仰天一哭是真情所至还是政治表演，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注定要作为悲剧人物与即将过去的旧时代一同埋葬。
当天，魏徵和王珪联名上表，请求李世民送葬到墓地。李世民欣表同意，命前东宫和齐王府的官员随同前往。
站在武德时代最后一个大风呼啸的冬天里，李世民看见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棺椁被缓缓放入幽暗的墓穴之中。当最后一抔黄土将他们轻轻覆盖，李世民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
萧瑟苍凉的武德冬天很快就被他遗落在身后。
在他的前方，一个华美灿烂的春天正朝他迎面走来。
偃武修文
公元627年农历正月初一，大唐帝国改元贞观。
这一年，唐太宗李世民二十九岁。
虽然年未而立，但是一个独步古今的治世典范，却已经在这一刻从他的手中开启。
正月初三，李世民在宫中大宴群臣，命乐工即席演奏大气磅礴、震人心魄的《秦王破阵乐》。此曲是武德三年李世民平定刘武周时，由军中将士集体创作。他们为旧曲填入新词，词曰：“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从此这首歌曲就成了唐朝的军歌。
在宴会上，李世民听着雄壮激越的《秦王破阵乐》，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朕昔日受命征伐，民间遂有此曲，虽然比不上文德之雍容，但功业由此而成，朕不敢忘本！”
旁边的右仆射封德彝一听，赶紧顺着天子的口气奉承说：“陛下以神圣武功平定海内，岂是区区文德所能比拟。”
可是封德彝这次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腿上。李世民不以为然地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封德彝顿时惭悚不能对，连忙顿首谢罪。
李世民很清楚，建立一个帝国需要凭借战争和武功，可要缔造一个盛世却必须依靠文治与教化。
换言之，如果说武德时代的关键词是征战与杀伐，那么贞观时代的关键词就是——文教和礼乐。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清醒的认知，所以早在武德四年，李世民就开辟了名闻天下的文学馆，汇聚了当时最优秀的文化精英“十八学士”。登基刚一个月，李世民就再次在弘文殿的旁边建立了一所弘文馆，收集了经、史、子、集共二十余万卷的书籍，陈列于馆中，命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硕学鸿儒，各以本官兼弘文馆学士，每隔一天到馆中值宿。而李世民则在繁忙的政务之余，见缝插针地将他们召入内殿，与他们探讨历代兴亡，商榷朝廷政事，经常谈到午夜才罢。
很显然，李世民要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天下人——兵戈横行、战火肆虐的日子已经远去，一个偃武修文的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却还是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次逆流而动。
他就是燕王李艺（罗艺）。
贞观元年正月十七日，时任天节将军的李艺突然在泾州（今甘肃泾川县）揭起反旗。
众所周知，李艺是李建成的死党。武德六年初，李建成平定刘黑闼后，推荐李艺入朝担任了左翊卫大将军，李艺从此对李建成死心塌地，在朝中公然以太子党自居，而且自恃军功，所以就没把秦王府的人放在眼里。据记载，秦王左右的人有一次到他军营中办事，不知何故，双方起了冲突，李艺就把秦王的手下狠狠揍了一顿。李渊觉得李艺做得有点过分，为了公平起见，只好把他关进了监狱。可李渊一直很器重李艺，所以没过多久就把他释放了，不但让他官复原职，而且还以本官领天节军镇守泾州。
李艺殴打秦王手下的原因，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估计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是李艺为了表明自己对李建成的死忠，故意找秦王手下的麻烦；或者是秦王府的人看不惯李艺的太子党嘴脸，言行举止有所冒犯，所以激怒了他。但是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李艺与秦王的关系在武德后期极度恶化，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因此，当太子被杀、秦王即位后，李艺自然会感到惶恐不安。他意识到，就算李世民不收拾他，自己在新朝的政治前途基本上也完蛋了。
果然，李世民一上台就给李艺封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虚衔。李艺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褫夺他的兵权了，于是更加恐惧。正在此时，一个名叫李五戒的女巫又煽动李艺的妻子孟氏说：“王妃骨相贵不可言，必当母仪天下！”孟氏窃喜，又让李五戒偷偷观察李艺。李五戒说：“王妃之贵，缘于大王，而今大王贵气已现，十日间当升大位！”孟氏狂喜，于是不断怂恿李艺兴兵反叛、争夺天下。
在当时那种天下一统、四海归心的形势下，举兵造反无异于找死。
但是李艺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
因为造反是找死，可不造反就是等死，所以李艺豁出去了。
起兵造反起码还有一线生机，实在不行还可以逃奔突厥，再怎么样也比待在这里被李世民温水煮青蛙慢慢弄死的好。
主意已定，李艺就诈称奉皇帝密诏，要勒兵入朝，遂发兵进抵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不辨真假，只好硬着头皮出城迎接，李艺随即入据豳州。
李世民得知兵变消息，立刻下诏，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出任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朝廷已经发兵征讨李艺，知道自己犯了大错，白白送给李艺一座城池。为了将功补过，赵慈皓连忙暗中与豳州将领杨岌谋划，准备对付李艺。不料事情泄露，赵慈皓随即被李艺囚禁。杨岌在城外察觉有变，立刻发兵攻打李艺。
此时此刻，李艺的手下将士已经知道所谓的奉密诏入朝纯粹是个骗局，所以没人愿意替他卖命。双方刚刚接战，李艺的部众便哗然溃散。李艺万般无奈，连妻儿老小都来不及带走，率左右数百骑仓皇北走，亡奔突厥。
可是，就连这最后的几百个亲兵，也没人肯跟着李艺去当突厥人的鹰犬。所以一行人刚刚跑到乌氏驿（今甘肃泾川县北），左右就趁李艺不备，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即传首长安。李世民立刻革去李艺的皇姓，将其首级挂在闹市示众，同时逮捕其妻孟氏、女巫李五戒，一同在闹市斩首。不久，罗艺的弟弟、时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市）都督的罗寿，也坐罪被诛。
罗艺的造反就像是一场闹剧。
朝廷的讨伐大军还没走出长安，他的首级就被左右砍下送到了京师，可见他的造反实在是不得人心。此外，罗艺自隋朝末年起便是威震一方的猛将，身经百战，强悍骁勇，而今败亡却如此之速，也足见当时的军队将士在历经多年战乱之后，是多么厌倦战争，渴望和平，这也从客观上证明了李世民偃武修文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性。
贞观元年五月，李世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贺礼。
这就是北方残余的两大割据势力之一——苑君璋的归降。
在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中，这个苑君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个典型的骑墙派。他本是刘武周的部下，当初刘武周要发兵进攻李唐时，苑君璋就曾经劝他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纷纷归附，海内望风而降，此乃天命，非人力可为。况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孤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一方面联合突厥，一方面结援唐朝，而后自保一方、南面称孤，方为上策！”
如果刘武周采纳苑君璋的建议，那即便没有大的作为，起码也可以偏安一隅，让自己的割据政权活得更久一点。可野心勃勃的刘武周却没有采纳，而是命苑君璋镇守朔州，然后倾巢南下，最后果然血本无归。兵败之时，刘武周后悔不迭、扼腕泣下，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之言，乃至于此！”
刘武周死后，苑君璋接管了他的剩余地盘和势力。东突厥封苑君璋为大行台，派遣了一支军队协防，名义上是督兵助镇，实际上是在监视他。当时高祖李渊多次遣使劝苑君璋归降，可苑君璋一心想要在突厥人和唐朝之间玩平衡术，所以始终没有答应。但是其部将高满政却有心归唐，于是劝他说：“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旧唐书·苑君璋传》）苑君璋不从，高满政只好发动兵变，企图迫使他就范。苑君璋猝不及防，只好逃亡突厥。
高满政以城降唐后，被任命为朔州总管，封荣国公。苑君璋为了报仇，于武德六年引突厥兵南下，攻破马邑（朔州治所，今山西朔州市），杀了高满政，随后退保恒安（今山西大同市）。但是此后的几年中，随着李唐王朝国势日隆，苑君璋部众人心离散，不断有人叛逃唐朝。苑君璋势蹙，不得不向高祖李渊请降，并在降表中提出“请捍北边以赎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苑君璋这个要求看上去好像很有诚意，其实无非还是想玩他那套政治平衡术。
然而，苑君璋的如意算盘最后还是落空了。
虽然李渊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派遣使臣元普与其签订协约，并赐给他免死金券，但是颉利可汗听说后却大为不满，立刻遣使向他施加压力。
苑君璋的骑墙术遭遇了尴尬。处于两大强邻之中，苑君璋不但未能左右逢源，反而颇有左右为难、骑墙难下之势。他的儿子苑孝政心向李唐，于是对他说：“刘武周殷鉴不远。如今既已降唐，就不应再归突厥，否则是自取灭亡。况且粮储已尽，人心离散，如更迟疑，祸在旦夕！”可他的一个幕僚郭子威却心向突厥，极力游说他：“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地险城坚。而今突厥方强，足可倚为后援，据此坚城，足观天下之变！何苦降于李唐、束手于人呢？”
苑君璋最后还是听信了郭子威之言，翻然撕破那一纸墨迹未干的协约，逮捕了唐朝使臣元普，将其押送突厥，并再次投靠了突厥人，随后频频与突厥联兵，入寇太原以北的唐朝边境。
这一次苑君璋是打算彻底依附东突厥，死心塌地把屁股挪到墙的那一边去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度如日中天的东突厥转眼间就日薄西山了。
因为东突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接连遭遇了一连串严重问题。到了贞观元年前后，这棵昔日的大树不但不能再荫庇他，而且本身都已摇摇欲坠。苑君璋痛定思痛，最后不得不再次把屁股挪回墙的这一头——率众归降唐朝。
至此，这棵摇摆不定的墙头草终于有了归宿。而自从隋朝末年以来便一直为患边境的这股割据势力，也总算在盛世前夕回到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怀抱。
这对于即位不久的李世民而言，当然是一份特殊的贺礼。所以李世民并没有亏待苑君璋，随即任命他为隰州（今山西隰县）都督，封芮国公，并赐食邑五百户。
那么，东突厥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让苑君璋这个一贯首鼠两端的人最终下决心归降李唐呢？
答案是四个字：天灾人祸。
首先是人祸。东突厥自从始毕可汗以来，国势之所以日益强盛，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政令简便易行，符合突厥人质朴的天性，至颉利可汗执政初期，仍然保留着这个优良传统，所以国力依旧强大。但是到了后期，颉利专门宠信一个叫赵德言的汉人，此人得宠之后作威作福，将突厥的种种制度、政策和法令悉数变更，导致政令烦苛，国人不胜其扰，大为不满。加上颉利可汗又与敕勒诸部族交恶，频频与其中的薛延陀、回纥等部交战，因此内政大乱，国力日衰。
正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东突厥局势日益严峻之时，又连续几年遭遇罕见的雪灾，致使牲畜普遍死亡，民间爆发了大规模饥荒，百姓纷纷冻馁而死。颉利眼见国库日渐空虚，王庭的各项开支捉襟见肘，不得不对突厥各部落征收重税。这样一来愈发导致恶性循环，突厥民众不堪负荷，“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到了贞观元年秋天，东突厥已经日暮途穷，彻底暴露出亡国之兆，于是唐朝的大臣们纷纷劝说李世民趁势出兵，攻击突厥。
很显然，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尽管已经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政治路线，准备专心致力于内政建设，但是在如此诱人的机会面前，李世民还是心动了。
他召集了萧瑀、长孙无忌等宰执重臣，说：“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就在眼前。如果我们发兵攻击，则背弃了刚刚与其订立的盟约；可要是不打，又会坐失良机，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巴不得雪洗渭水之盟的耻辱，所以担心违背盟约云云，不过是场面上的漂亮话而已。他真正的难处并不在于是否会违背盟约，而在于是否会违背他刚刚确立的大政方针。
要知道，战争的机器一旦开动，绝不是说停就能停的。虽然此时的突厥虚弱不堪，但是能否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谁也没有把握。所以尽管李世民内心跃跃欲试，可还是强忍着报仇的冲动，希望广泛听取大臣们的意见。
对于这个问题，大臣们分成了两派，萧瑀等人赞成出兵，而长孙无忌则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说：“蛮虏并未侵犯边境，所以臣以为不便开战。理由有三：第一，违背盟约；第二，劳民伤财；第三，非王者之师！”
李世民最终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停止了对突战争的动议。
其实，真正让李世民放弃战争的理由只有一条，那就是——劳民伤财。
为了确保国内的和平，早日达成太平盛世的理想，李世民最后还是放弃了平灭突厥这一唾手可得的武功。
他知道，眼下最值得自己追求的东西不是威震四夷的赫赫武功，而是李唐天下的煌煌大治。
贞观元年初秋，李世民好不容易说服自己放弃了对突战争，可紧接着在九月份，他却不得不发布了另一道战争命令，进攻目标是岭南的酋长冯盎。
此人其实很早就已归顺唐朝，却长年与其他部落相互攻击，而且不到长安朝贡，所以与他毗邻的唐朝各州纷纷上表，奏称冯盎反叛，请求朝廷下令征讨，前后奏章不下数十件。
像这样的战争，李世民就认为非打不可了，因为冯盎的性质是叛乱，与突厥截然不同。所以李世民几乎不假思索地做出了决定，命江南、岭南数十州的军队，共同出兵讨伐冯盎。
然而，有一个人对李世民的战争决策却大不以为然。
他并不认为这场仗非打不可。
这个人就是魏徵。
就在战争即将打响的前夕，魏徵极力劝谏李世民：“如今天下初定，而岭南瘴气流行、路途遥远，无法驻扎重兵，况且指控冯盎叛乱的证据并不充分，臣以为不应兴师动众。”
李世民说：“检举冯盎的奏章不绝于途，怎能说证据不充分？”
魏徵说：“冯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如今对他的指控已有数年，而他的军队始终没有越出辖区，显然并不是反叛。只因江南各州众口一词，都说他反，陛下又从不曾遣使安抚，冯盎畏惧一死，当然就不敢入朝。如果派遣使臣前往，示以至诚，冯盎喜于免祸，必可不战而令其归服。”
李世民一想，魏徵之言确实有道理，自己终究还是百密一疏了，于是即刻收回战争命令。
这年十月，李世民遣使前去安抚，冯盎果然马上让他儿子率使团到长安觐见朝贡。李世民大为感慨，在朝会上对群臣说：“魏徵让我派出一个使节，岭南遂得以安定，其效果胜过十万雄兵，不可不赏！”随即赏赐魏徵绸缎五百匹。
李世民即位之后，大唐王朝一连多次化解了战争危机，从而牢牢确立了偃武修文的执政路线。在此，除了要归功于李世民本身的隐忍、明智和审慎之外，长孙无忌、魏徵等人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是由于以唐太宗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能够上下一致、协力同心，大唐帝国才赢得一个休养生息、长足发展的机会，从而为贞观之治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李世民的品格、能力、智慧与韬略，也从此开始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上尽情展现，并且大放异彩。
弃霸道择王道
李世民即位之初，虽然海内早已平定，大唐王朝也已经走过九个春秋，但是李世民从高祖手中接过来的却仍然是一座百废待兴的江山——“率土之众，百不存一；干戈未静，桑农咸废；凋弊之后，饥寒重切。”（《全唐文》卷二）
也就是说，经历隋末唐初的多年战乱之后，人口数量急剧萎缩，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普通百姓虽已逃脱战争和死神的魔爪，却依旧生活在饥寒与贫困的阴影之中。
大乱之后，如何求治？
如果把几千年的中华帝国文明史看成一幅升降起落的曲线图，那么此刻的大唐王朝无疑正处在一个长达四百年的下降通道的谷底——自公元220年大汉帝国覆亡之后，这片古老的大地便在三国鼎立、五胡乱华、南北纷争的黑暗岁月里呻吟和板荡，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灭陈，中华帝国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轨道，太平盛世的理想才重新在人们的心头点燃。然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隋炀帝杨广却粗暴地葬送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他在位仅十余年，盛世理想便恍若一场幻梦，在短暂的精彩之后破灭无余，中华大地再次跌入血火交织的乱世深渊。
而此时此刻，在隋王朝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大唐帝国，究竟能否汲取隋亡的历史教训，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在大一统的基础上重建一条坚实的上升通道，再造媲美于大汉王朝那样一个繁荣强大的帝国？抑或仍旧实行强力统治，骄奢纵欲，穷兵黩武，重蹈隋王朝的历史覆辙，令美好的盛世理想再度昙花一现？
这是摆在贞观君臣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
站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捩点上，以李世民为首的新一届李唐政府，应该选择一种怎样的方式来治理天下，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为此，早在武德九年末，即李世民登基数月后，大唐君臣就围绕着未来的施政方式展开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
准确地说，这是一场辩论。
话题由李世民提出。他说：“我朝承大乱之后，恐怕人民不容易接受教化，欲求天下大治，恐怕也不容易见成效。”
魏徵率先亮出了他的观点：“不然。长期安定之人容易骄逸，骄逸才难以教化；而久经离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于治理。譬如饥饿的人什么食物都觉得可口，什么水都觉得好喝一样。”
李世民说：“贤明的人为政百年，才能祛除残忍好杀之风。大乱之后，欲求大治，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在短时间内达到？”
魏徵胸有成竹地答道：“百年而治者是庸常之主，非圣哲之君。若明君施政，上下同心，四方响应，相信大治并不太难，三年成功尤嫌太晚！”
李世民频频颔首，深以为然。
可是，魏徵的观点立刻遭到大多数宰执重臣的反驳。
为首的人就是右仆射封德彝。
他用一种近乎嘲笑的口吻说：“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人心日渐浇薄诡诈，所以秦朝专以严刑峻法治国，汉朝也不得不兼杂王道与霸道，此乃欲教化而不能，又岂是能教化而不欲？魏徵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信其虚论，恐败乱国家！”
面对封德彝尖酸刻薄的指摘，魏徵毫不示弱，坦然应对：“五帝三王治国时，人民也是久经离乱，可照样能够教化。躬行帝道则成就帝业，躬行王道则成就王业，一切都取决于人君的努力。考诸史籍，昔日黄帝与蚩尤大小七十余战，天下可谓混乱至极，可战胜蚩尤后，天下遂致太平；其后颛顼诛除九黎，商汤驱逐夏桀，武王讨伐商纣，不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进而缔造了太平盛世吗？若说古人淳厚质朴，后世浇薄诡诈，那么迄于今日，人民应悉数变为鬼魅，人君又如何教化治理？”
封德彝顿时语塞，其他反对者也都哑口无言。但他们坚持认为：魏徵所言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断不可行。
很显然，魏徵所坚持的观点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王道仁政。
这是一种以仁义道德治理天下的统治方式，坚信道德与政治密不可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而“政”的语源是“正”，确实含有显而易见的道德寓意。所以王道思想强调政治领袖必须正心诚意、克己修身，进而推行仁政，以道德礼义化育万民、治理天下；同时轻刑罚、薄徭赋、发展生产、选贤用能，最终让天下的百姓丰衣足食——“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
而封德彝等人的立场则是与王道对立的霸道。
所谓霸道，是指君主凭借权术、暴力和严刑峻法进行统治的方式。在周王朝衰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完全不服从周王室的统治，竞相以武力与权谋进行杀伐和兼并，于是产生了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等所谓春秋五霸，从而构成了霸道的政治理论基础。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他认为，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德和礼义感化人民，而后者则是以强权和武力镇压人民。但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只有“以德服人者”，才能让人“心悦而诚服”（《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类似春秋五霸那样的事功在儒家学者眼中根本是微不足道的，而霸道之术当然也为绝大多数后世儒者所不齿。
发生在武德末年的这场事关国家施政方式的高层辩论，只有魏徵一个人坚持王道，而以封德彝为首的朝廷重臣则普遍倾向于霸道。
然而，最终结果却是魏徵胜出了。
因为他得到了李世民的鼎力支持。
唐太宗李世民力排众议，最终选择了儒家的王道仁政作为李唐王朝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不久后，李世民就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在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从此，李世民开始不遗余力地推行王道仁政，而入手处就是宽减刑罚。
武德九年十一月，李世民与群臣讨论当时社会上的犯罪现象，有人依旧未脱“乱世用重典”的旧习，强调“重法以禁之”，李世民当即一脸不悦地说：“百姓之所以犯罪，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赋繁役重，二是官吏贪求，所以饥寒交迫，才顾不上礼义廉耻。以朕看来，对治之法有三：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如此一来，百姓衣食无忧，自然不会犯罪，又何须用重法！”
贞观元年正月，李世民召集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弘文馆诸学士以及朝廷的立法和司法官员，共同讨论修订律法，把五十多种绞刑条款全部废除，一律改为“断右脚脚趾”。修订之后，李世民还是觉得此刑过于残酷，于是对朝臣说：“废除肉刑，由来已久。[12]朕以为不可再伤害百姓肢体，所以此法仍须改易。”有人随即提出，将“断右趾”改为流放三千里、服苦役三年，李世民立刻下诏批准。
作为儒家王道思想的基础，政治领袖必须率先垂范，努力做到正心诚意、克己制欲。这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第一义，正所谓“一人正而天下正”。
在这方面，李世民并非一开始就能做到，而是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思想转变。执政初期，李世民的统治方式跟历代君主一样，并不排斥“以权谋御下”的帝王术。有一件“反腐败”的案子足以说明这一点。
在当时的长安官场，官员贪污受贿的行为十分普遍。李世民对此深恶痛绝，决定惩治腐败，于是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贿”，试图以此引诱官员上钩，然后杀一儆百。[13]此计一施，马上有个官员掉进了陷阱。虽然“受贿”的数额很小，仅仅是一匹绢，可李世民还是勃然大怒，准备杀了这个官员。民部尚书裴矩力谏，说：“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李世民闻言，顿时醒悟，随即收回了成命。
这件事情之后，李世民就断然抛弃了类似的做法。
贞观元年五月，有朝臣上疏，请求天子去除佞臣。李世民问：“你说的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臣身份低微，不能确切知道是哪些人。但是有一个办法，很容易就可以试出来。请陛下在与群臣交谈的时候佯装发怒，借此试探，如果是执理不屈的，那就是直臣；要是畏威顺旨的，那就是佞臣。”
李世民摆摆手说：“君是国之源，臣是国之流，若源泉浑浊而求其流清澈，不可得也。人君自行诡诈之术，如何责成臣下以忠直事君？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惯以权谲小术对待臣下，常暗自引以为耻。所以，贤卿之策虽善，但朕不能采纳。”
此事足以证明，经过“王霸之辩”后，李世民确实下定了“以至诚治天下”的决心，所以才会将惯用的帝王术视为一种可耻的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此后二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李世民也并未全然摒弃帝王术。在权力控制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运用一些“胡萝卜加大棒”的御下手段，只不过这种手段绝对要比敲诈行动高明得多，也有效得多。
除了正心诚意外，在“克己制欲”方面，李世民的表现也堪称历代帝王的楷模。
众所周知，在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皇帝，最容易犯的毛病，或许就是纵欲；而最难修炼的品格，无疑就是寡欲。
对于大多数皇帝而言，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其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放纵并且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
在他们看来，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能从众多的古代皇帝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千古一帝，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他在克制欲望这一点上做得比其他帝王好得多。
贞观元年十二月，李世民本来打算修筑一座宫殿，连所需的各种建材都已准备妥当，可思前想后，李世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对此，李世民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关于李世民力行节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资治通鉴》总结说：“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虽然司马光的评价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在贞观时代的二十三年间，李世民并未将节俭寡欲的政风一以贯之地坚持到底。但是起码在贞观初期，李世民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值得史家推崇的。
在“去奢”的同时，李世民还有一个“省费”的大动作，就是大力精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古代中国常有“十羊九牧”之说，意思是衙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十个百姓就要供养九个官吏。隋文帝时，曾经把东汉末年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二级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十羊九牧”的状况。但是从隋大业年间起，“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李唐崛起之后，群雄相率来归，李渊“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
李世民在执政之初就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资治通鉴》卷一九二）。于是从贞观元年二月起，李世民就推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合并州县，二是裁汰冗官。
首先是将武德年间增设的州县予以裁撤合并，其次是根据山川地形的不同，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这个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相当于监察区。此后，李世民多次派遣简点使、观察使、按察使等赴各道巡察，“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唐会要》）。
在裁撤合并地方行政机构的同时，李世民又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于是责成房玄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的官员。有隋一朝，长安的各级官员共有二千五百八十一名。经过这次重大的人事改革，唐朝中央的文武官员精简至六百四十三人，大大节约了行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
随着李世民对王道仁政的大力推行，儒家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实践得以展开，大唐帝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开始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
史称：“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二）
然而，这种四海升平的繁荣景象却是来之不易的。
李世民即位之初，面对的是一个“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的局面。贞观元年，关中饥荒，物价飞涨，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与一匹绢相当；贞观二年，全国又遍地蝗灾；贞观三年，有些地方旱情严重，而有些地方却又洪涝成灾……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下，李世民却能矢志不渝地坚持王道路线，“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并且“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所以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整个帝国的形势便焕然一新——“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贞观政要》卷一）。而多年来一直侵扰中原的东突厥也在这一年春被唐朝征服。
对此，李世民深受鼓舞。他大为感慨地对群臣说：“贞观之初，很多人都坚持认为，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独魏徵劝朕推行王道。同时很多人上疏说：‘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说：‘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可魏徵还是劝朕说：‘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全部采纳了魏徵的建言，才短短几年，果然收到了‘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的巨大成效。突厥长久以来一直是中国的劲敌，而今颉利可汗束手就擒，突厥酋长甚至成了朕的带刀侍卫，各部落皆服中国衣冠，所有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劳！”
李世民的这一席话，不仅高度肯定了魏徵对国家所作的卓越贡献，同时也充分表明——武德九年那场“王霸之辩”确实对整个大唐帝国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换言之，正是由于这场事关国家大政的重要辩论，让李世民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施政路线，从而引领大唐帝国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并且最终开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黄金时代——贞观。
太上皇李渊的忠臣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手中的权力日益巩固，大唐王朝也日益呈现出一派政通人和、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
这样的时刻，李世民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做很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正月，李世民用一种阴冷的目光锁定了朝中的一个大臣。
这个人曾经是武德年间满朝文武中最得意、最风光的一个人物。进入贞观后，他仍然身居高位，名重一时。
他，就是时任司空的裴寂。
众所周知，裴寂是晋阳首义功臣、李唐开国元勋，深得李渊宠信。登基之初，李渊就曾对裴寂说：“使我至此，公之力也！”随后拜其为尚书右仆射，赏赐华服珍玩无数，并且每天赐以御膳，临朝之时，必引裴寂同坐，极尽恩宠之能事。《旧唐书·裴寂传》称：“当朝贵戚，亲礼莫与为比！”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刘武周进犯并州、横扫河东，裴寂自告奋勇率兵出征，结果丢盔弃甲，铩羽而归。李渊只不过轻描淡写地责备了几句，表面上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实际上没过几天就把他放了，而且“顾待弥重”，恩宠不减往日。此后不久，另一个开国元勋刘文静企图与裴寂争宠，却被李渊和裴寂以谋反之名联手铲除。可见在武德一朝，裴寂第一宠臣的地位根本无人可以撼动。
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李渊又擢升裴寂为左仆射，并赐宴于含章殿。裴寂故作谦恭地辞让了一下，表示既然天下已经平定，自己就应该告老还乡了。李渊一听就急了，眼泪哗哗地下来，十分动情地说：“未也，要当相与老尔。公为宗臣，我为太上皇，逍遥晚岁，不亦善乎！”随即加封裴寂为司空，赐食邑五百户，而且派遣一名官员天天到裴府蹲点，生怕他偷偷挂冠而去。从这件事情足以看出，李渊对裴寂的宠信早已超出君臣的范畴，可以说有深厚的私谊。
李世民即位后，一开始对裴寂也显得恩宠有加，优礼备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加封裴寂食邑一千，与前共计一千五百户。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到南郊祭祀，返程时忽然命裴寂和长孙无忌与他共乘御辇，以示尊崇。裴寂受宠若惊，不敢奉命。李世民笑着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旧唐书·裴寂传》）
恭敬不如从命。最后裴寂只好硬着头皮与天子同乘而归。
也许正是从“同乘”的这一刻起，裴寂就已经预感到危险的降临了。因为李世民的那句话听上去好像是一种莫大的恩宠，实则充满了弦外之音。
因为，李世民所说的“佐命之勋”，无疑是在向裴寂强调——你佐的是我父亲的命，不是我的。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是在夸奖裴寂，还不如说他是在警告裴寂——不论你有多大的“佐命之勋”，你终究是太上皇的人，而不是我李世民的人。
裴寂不无恐惧地发现：在新天子李世民的朝廷上，自己当初的“佐命之勋”不但不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政治资本，反而使他成了新天子眼中的一根芒刺，随时有可能被连根拔掉。换言之，自己的荣宠到头了。
裴寂的恐惧很快变成了现实。
贞观三年正月，李世民突然颁下一纸诏书，罢免了裴寂的司空之职，削掉了他的一半食邑，并且将他驱逐出京，遣返原籍。
当然，李世民要清除裴寂这种功高望重的元勋老臣，总是要找一个理由的。
或者说要找一个借口。
这次的借口缘于一个名叫法雅的和尚。
武德年间，法雅得宠于高祖，因而能够自由出入宫禁。可到了贞观初年，法雅的这项特权被取消了，于是他心怀怨恨，散布了一些蛊惑人心、影响社会稳定的“妖言”，随即被朝廷有关部门逮捕。兵部尚书杜如晦亲自审理此案。本来裴寂和这个案子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杜如晦亲自审问的结果偏偏就扯上了裴寂。
据法雅供认，裴寂曾经听他说起过那些“妖言”，可裴寂却没有及时上报。也就是说，裴寂犯了知情不报之罪。
有关部门查到了裴寂头上，裴寂当然矢口否认。但法雅却死死咬住他不放，令他百口莫辩。最后杜如晦从容结案，裴寂罪责难逃。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一桩十足不合常理的案子。
首先，一个无关紧要的和尚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牢骚怪话，居然把兵部尚书杜如晦都惊动了，这不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之嫌；其次，杜如晦除了兵部尚书的身份外，还是皇帝李世民的心腹重臣，这就更容易让人产生微妙的联想；最后，单凭和尚法雅的一面之词就认定裴寂有罪，似乎也显得过于草率。毕竟裴寂的职位是三公之一的司空，虽说没有掌握实权，但也是堂堂的开国元勋，如此草率将其定罪，其背后的真正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
说白了，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而裴寂比任何人都清楚，真正找他麻烦的人不是什么和尚法雅，也不是什么兵部尚书杜如晦，而是天底下最有权力的人——皇帝李世民。
尽管明知道李世民不能容他，可裴寂还是抱着一丝侥幸心理，央求皇帝让他留在京城养老。
然而，他的要求遭到了李世民的一口回绝。
不但一口回绝，而且李世民还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地数落了一番。
数落的对象不仅是裴寂，还包括李渊。
李世民说：“计公勋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但以故旧不忍尽法，得归守坟墓，幸已多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要论先生的功勋，岂能擢升到如此高位？你不过是蒙受太上皇的恩泽，侥幸在群臣中位居第一而已。武德年间，贿赂公行，朝纲紊乱，问题都出在你的身上。只因念在你是故旧，不忍心依法处置，你能活着回到家乡，已经是万幸了！”
李世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裴寂还能怎么办？
他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不过，裴寂离开长安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有一丝庆幸的。
因为李世民说得没错，能让他活着回老家，确实是已经法外开恩、手下留情了。换句话说，就算李世民找个更严重的罪名砍他的头，甚至是抄他满门，裴寂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在凄凉的返乡路上，裴寂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年的刘文静——同样是首义功臣、开国元勋，一朝不能见容于皇帝李渊，便落了个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倘若今天的李世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裴寂很可能会死得比刘文静更难看。
所以，没有步刘文静之后尘，得以全身而退，保一个善终，裴寂实在是要谢天谢地了。
李世民将裴寂逐出朝廷不久，就为刘文静平反昭雪，不但下诏追复了他的官爵，让其子刘树义承袭了鲁国公的爵位，还把一位公主许配给了刘树义。
毫无疑问，这是对刘文静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和补偿。
裴寂黯然回到了家乡蒲州（今山西永济市）。本以为离开了长安的是非之地，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更倒霉的事情随即接踵而至。
无独有偶。上一次疯和尚法雅随口说了几句“妖言”就让他倒了大霉，而这回一个叫信行的狂人又大放厥词，差点要了裴寂的老命。
这个信行是个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了裴寂的家童，忽然心血来潮地附在他的耳边说：“你知道吗？裴公是有天命的人啊！”
家童把这话告诉了裴府的管家恭命。后来恭命又向裴寂做了禀报。裴寂一听之下，当即吓得目瞪口呆，浑身暴汗。
说他“有天命”，这不等于是说他想造反吗？这可是满门抄斩、十恶不赦的大罪啊！
按照常理，听到这种大逆不道之言，裴寂应该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官府，将传话的人逮捕问罪，借以洗脱干系。
可是，眼下裴寂根本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本来就是戴罪之身，如今传播这句话的人又是自己的家童，他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清、洗不脱干系的，更何况皇帝李世民原本就愁抓不他的小辫子，要是裴寂主动报官，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所以，裴寂绝对不能报官。
唯一的办法只有一个——灭口。
当时信行已经死了，于是裴寂就让恭命马上杀掉那个传话的家童。
恭命嘴上唯唯，可一转身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个家童放掉了。
因为他心里另外藏着一本小九九。
恭命是裴寂十分信任的管家，专门负责收纳封邑之内的各种贡赋。经手的钱多了，恭命自然就起了贪念。他前后侵吞了一百万的巨款，并且早已挥霍一空。因此，他这次之所以放走家童，就是准备东窗事发的时候，拿手里的把柄和证人要挟裴寂。
果然，“天命事件”过去不久，恭命侵吞钱财之事就败露了。裴寂怒不可遏，立即遣人捉拿。恭命连忙一口气逃到长安，向朝廷告发了这件事。
李世民勃然大怒，当即宣布了裴寂的四大罪状：“位为三公而与妖人法雅亲密，罪一也；事发之后，乃负气愤怒，称国家有天下，是我（裴寂）所谋，罪二也；妖人言其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阴行杀戮以灭口，罪四也。”（《旧唐书·裴寂传》）
李世民本来完全可以置裴寂于死地，可很多朝臣替他求情，说裴寂罪不至死，应该发配，李世民最后便把他流放到了静州（今广西梧州市）。
短短几个月之内，裴寂两次遭贬。他万念俱灰地走在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感觉这就是自己人生的末路。
他知道自己终将在这遥远的边瘴之地了却残生。
不久，静州境内的羌人作乱，有人立刻奏报朝廷，说造反的羌人要拥裴寂当首领。
可这一次李世民却没有听信谣传。他很有信心地说：“国家对裴寂有性命之恩，他必定不会造反。”
是的，李世民的判断没错，裴寂没那么傻。即便屡遭贬谪，裴寂还是想尽力保住自己的晚节，就算不替自己着想，他也要为子孙后代的富贵和前程着想。所以，为了平息谣言，同时为了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裴寂毅然披上戎装，率领家丁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裴寂最后的表现终于换取了李世民的谅解。
他随后就接到了一道征召他还朝的诏书。
然而，年老多病又频遭变故的裴寂已经不可能回长安了。接到诏命的几天后，时年六十的裴寂便在抑郁而苍凉的心境中一病而亡。
尽管裴寂最后得以善终，并且保住了晚节和子孙富贵，但是相对于武德时期所享有的荣宠，他的晚年可以说是相当不幸的。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裴寂晚年不幸的根源，绝非出于什么和尚法雅与术士信行的所谓“妖言”，而是在于天子李世民。
人们或许会认为，这是因为李世民心中深藏已久的某种报复心理。道理很简单：从晋阳起兵之后，裴寂就经常与李世民意见相左，双方的关系一直不太融洽；武德二年，李世民的心腹刘文静又遭裴寂排挤，并一举被诛；到了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裴寂又一直站在李建成一边反对李世民……所有这一切，难道不值得李世民报复吗？
可是，难以理解的是，李世民在天下人面前一贯表现得宽容大度，为什么唯独会对裴寂存有报复心理呢？他即位之初，曾以既往不咎的和解姿态赦免了数以千计的前太子党和所有政敌，从而赢得了天下人心，可为何到了时过境迁的贞观三年，却仍然不放过裴寂呢？
其实，李世民对裴寂的所作所为，绝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心理，更主要的是出于某种潜在的政治需要。
这种政治需要并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现实。
那么，对于贞观三年的李世民来说，什么才是最现实、最迫切的政治需要呢？
答案只有一个——正位太极宫。
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即位的时候，李渊还住在太极宫中，所以他只能在东宫的显德殿举行登基大典。时至贞观三年，身为皇帝的李世民不管生活起居还是治理政务都仍然还在东宫里面，这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他觉得好受，况且也有名实不副之嫌。考虑到李世民夺嫡继位又是采用了非正常手段，本来就已存在某种“合法性危机”，而始终不能正位太极宫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危机。
所以，李世民必须尽早进入太极宫，不管采用什么办法。
但是，李渊毕竟是太上皇，只要他一日不挪窝，李世民就搬不进去。
这是李世民在贞观初年所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
该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让李渊主动迁出太极宫。因为任何强迫手段都会让李世民招致骂名。可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李渊主动迁出呢？
当李世民若有所思的目光在满朝文武中来回巡视，最后落在裴寂身上的时候，一个巧妙的主意就浮现在他的脑中了。
是的，只有这么干了。李世民对自己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于是，贞观三年的春天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裴寂被逐出朝廷，并一贬再贬，最后死于流放之地；刘文静被彻底平反，子孙得享恩荫；李世民对武德旧政的否定和攻击突然从间接、隐晦转为直接和公开……所有这一切，最后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些政治事件注定会对某个人造成强烈的精神冲击，在他的内心世界掀起巨大的情感波澜。
这个人是谁？
他当然就是李渊——大唐王朝的太上皇李渊。
李渊：被遗弃的太上皇
武德九年八月以后，尽管唐高祖李渊头上依旧挂着一个“太上皇”的头衔，可这顶帽子不仅不能给他带来尊贵和荣耀，反而只会让他感到沉重和压抑。
古人说：“盖太上者，无上也。皇者德大于帝，欲尊其父，故号曰太上皇也。”（《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
可在李渊看来，史书上的这种定义和解释毋宁说充满了嘲讽的意味。从李世民登基御极的那一天起，李渊感觉自己就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李世民每颁布一条新政策，都无异于在他脸上狠狠掴了一巴掌——
玄武门事变当天，李世民就迫不及待地推翻了李渊刚刚施行的宗教政策，让所有已经还俗的佛道出家人重回寺院道观；几天后，李世民又宣布“纵禁苑鹰犬，罢四方贡献，听百官各陈治道”；紧接着，他又下令放归掖庭宫女三千余人……这一连串的政治举措意味着什么呢？
这显然是李世民在和武德旧政划清界限，同时向天下人表明——李渊执政时期存在很多问题和错误，必须及时予以揭露、批判和纠正。
这难道不是在打李渊的耳光吗？
面对李世民的左右开弓，李渊只能一忍再忍，打脱牙也要和血吞。而更让李渊始料未及的是，到了贞观三年春天，李世民的“掌掴行动”就突然升级——将裴寂放逐，给刘文静平反，并且毫不留情地公开抨击武德旧政。这一切已经不只是在抽耳光了，它们更像是一记记重拳狠狠地砸在李渊的心上。
“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资治通鉴》卷一九三）
“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旧唐书·裴寂传》）
按照常理，当前任皇帝仍然在世的时候，这种话几乎是不可能从一个现任皇帝的口中说出来的。然而，李世民还是理直气壮地把它们说出来了。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力重千钧，足以把李渊原本就抑郁寡欢的精神彻底压垮。
李渊很清楚，当年自己不但没有按照李世民的意愿废黜李建成，改立他为太子，还对他极力打压，甚至差点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这一切一直让李世民耿耿于怀。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可李世民始终没有原谅他。此刻李世民之所以拿裴寂大做文章，还替刘文静平反，并且公然把武德政治涂抹得一团漆黑，贬低得一无是处，除了出于一定程度的报复心理之外，其主要目的就是给他施加压力，并且向他发出强烈的暗示——让他主动迁出太极宫。
看来，自己是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座象征着权力和尊严的太极宫中了。
李渊无奈而悲凉地想，既然迟早要被人“请”出去，那还不如识相一点，主动滚蛋，免得到时候大家难堪。
贞观三年四月，也就是裴寂死后不久，太上皇李渊终于“主动”提出，愿意从太极宫迁往弘义宫。表面上的迁居理由是这样的：“高祖以弘义宫有山林胜景，雅好之……乃徙居之，改名大安宫。”（《唐会要》卷三十）
众所周知，弘义宫就是李世民当年的秦王府，无论建筑规格、占地面积还是庭苑规模都远远不及太极宫，甚至远不及东宫，说高祖“雅好之”，愿意主动搬过去住，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尤其是刚刚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高祖就主动要求迁居，这恐怕也并不是巧合。
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过这一系列事件后，李世民总算达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终于可以冠冕堂皇、顺理成章地入主太极宫了。
离开太极宫的那天，李渊悄然回望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巍峨华丽的皇宫，一种巨大的苦涩和感伤瞬间攫住了他。
他在心里默默地告别这熟悉的一切，同时也与过去的辉煌记忆彻底诀别。
那一刻，李渊感觉自己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
而位于宫城之外的那座弘义宫，则是一个丧失一切、寂寞潦倒的老人最后的收容所。
搬进大安宫（弘义宫）后，李渊在这里又生活了六年，直到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去世。与其说这六年间李渊是在一座有着山林胜景的宫殿里安度晚年，还不如说他是在一个与外界近乎隔绝的环境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凄凉岁月。
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大安宫的各方面条件与太极宫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监察御史马周的一道奏疏中得到佐证。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月，马周上疏说：“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其墙宇宫阙之制，方之紫极，尚为卑小。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犹处城中，大安乃至尊所居，更在城外。虽太上皇游心道素、志存清俭，陛下重违慈旨、爱惜人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有不足焉。臣愿营筑雉堞，修起门楼，务从高显，以称万方之望，则大孝昭乎天下矣。”（《旧唐书·马周传》）
马周认为，大安宫地处宫城之外，过于偏僻，而且规格至为卑小，与太上皇的至尊身份不太相称，无论是在番夷人还是在四方百姓看来，都显得有点丢份。所以，马周提议修缮扩建，而且务必要高大显赫，如此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愿望，同时体现皇帝对太上皇的孝心。
马周其实是在暗示李世民——就目前状况而言，陛下在孝道上实在有所亏欠，唯一能弥补的办法，就是赶紧提升大安宫的规格，改建得壮观一点，以免天下人说闲话。
很显然，马周的劝谏触及了当时人人避讳的一个敏感问题。
李世民看过奏疏后，既没有责怪马周，也不采纳他的建议，只是一笑置之，丝毫没有扩建大安宫的意思。
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除了居住环境不太理想之外，李渊在大安宫的生活还有一个莫大的遗憾，那就是——缺乏行动自由。
从前的李渊是一个坐不住的皇帝。武德年间，尽管建国初期政务繁忙，而且统一战争仍未结束，可李渊还是经常以巡幸、狩猎、避暑等名义，马不停蹄地四处游玩，东到华山（今陕西华阴县）、西到稷州（今陕西周至县）、北至宜州（今陕西宜君县），尽情地享受着皇权赋予他的无上权力和自由。
可是，自从成为太上皇，尤其是搬进大安宫以后，李渊就连一次这样的机会也没有了。
这样的生活与过去那些自由自在的日子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在大安宫生活的六年里，除了偶尔出席几次重大的宫廷宴会之外，李渊几乎是足不出户。
不是他不想出来，而是根本没有机会。
因为李世民没有给他机会。
这一切当然又被那个忠直敢谏的马周看在眼里。
不久，李世民打算前往九成宫（今陕西麟游县）避暑，马周听说后，马上又毫不客气地上了一道奏疏，说：“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非可以旦暮至也。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且车驾今行，本为避暑，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而陛下自逐凉处，温清之道，臣窃未安！”（《旧唐书·马周传》）
如果说前一道奏疏的措辞还比较委婉的话，那么这一次马周的口气则要尖锐得多。他摆明了就是在批评皇帝——首先，太上皇年事已高（时年六十七岁），陛下应该每天探视他的饮食起居，而现在您居然自己跑到三百里外的行宫避暑，万一太上皇想你了怎么办？其次，您想要避暑也没错，可您把老爷子扔在热烘烘的大安宫里，自个儿跑去九成宫凉快，这就是您的不对了！所谓“温清之道”，就是冬天要让老人家得到温暖，夏天要让老人家享受清凉，可您却把这些孝道抛到脑后，臣私下替您感到不安啊！
尽管马周的谏言和批评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李世民的态度照旧是既不怪罪也不采纳，仍然把李渊留在大安宫里，于这一年三月径自去了九成宫。
此后的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五月和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三月，李世民又连续两次去九成宫避暑，可始终没有带李渊同行。直到贞观八年的七月，李世民才“屡请上皇避暑九成宫”。
这是否表明李世民终于想通了，准备采纳马周的建议，对高祖履行“温清之道”了呢？
不，真正的原因是——高祖李渊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他患的是“风疾”，也就是中风。
所以，不论李世民如何盛情邀请，也不论李渊本人多么希望出去走走，他都已经走不动了。
对于高祖的病情，李世民当然是心知肚明。既然如此，那么李世民此举有多少诚意呢？明知道高祖已经卧床不起了，才屡屡向老人家大表殷勤，那早几年李渊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干吗去了？
贞观八年十月，李世民下诏，开始兴建大明宫，表面上说是要“以为上皇清暑之所”，实际上明眼人都知道，太上皇李渊已经无福消受了。
果不其然，大明宫刚刚拔地而起，李渊的病情就日渐沉重，“未成而上皇寝疾，不果居”（《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五月，卧病大半年的李渊终于在大安宫的垂拱殿驾崩，终年七十岁。这个曾经至高无上的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这个晚年遭遇巨变落入凄凉之境的孤独抑郁的老人，终于走完了他悲喜交加的一生，告别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世界。群臣上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同年十月，葬高祖于献陵。
高祖李渊去世后，李世民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
其实人们不难发现，早在武德后期的夺嫡之争中，随着李渊手中那碗水逐渐朝太子一方倾斜，李世民对父皇李渊的敬意和温情就已变得日渐稀薄，双方关系濒临破裂的边缘。当李世民不得不采用阴谋和暴力的手段从李渊手中夺取最高权力后，原本岌岌可危的父子关系就更是雪上加霜——即便不说荡然无存，起码也是形同虚设。
在权力斗争面前，亲情是苍白而脆弱的，所谓“父慈子孝”的人伦大义最终也会变得微不足道。
这就是政治对亲情的扼杀。
玄武门事变后，双方之所以还能维持一种表面的和睦，其实只是为了维护大局的稳定，确保李唐皇室的根本利益而已。
简言之，这是一种政治需要。所以在贞观年间，李渊与李世民的父子关系纯粹是虚有其表，毫无真情可言。
既然如此，李世民对死去的高祖又怎能有什么思念之情呢？
真正让李世民痛彻心扉的，不是高祖之死，而是短短一年后另一个人的死亡。
这个人就是长孙皇后。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因病去世，十一月葬于昭陵。李世民万分悲伤，“念后不已”，遂“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也就是在宫城的御苑中建筑了一座瞭望台，经常在此眺望，以慰思念之情。
有一天，李世民带着魏徵同登瞭望台，又让魏徵和他一起眺望昭陵。魏徵说：“臣眼花，看不见。”李世民觉得非常奇怪，又指给他看了一次。
魏徵忽然说：“哦，臣以为陛下看的是高祖的献陵。如果是说昭陵，那臣早就看见了。”
李世民一怔，随即明白过来，魏徵这是在趁机进谏啊！
说白了，魏徵就是拐着弯在骂他——一门心思只想老婆，却把死去的老爹抛诸脑后，你于心何安？
李世民十分尴尬，只好含泪命人拆毁了这座瞭望台。
不管昭陵还是献陵，我干脆什么陵都不看总成了吧？
这件事情，一方面固然表明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夫妻情深，但与此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李世民与李渊之间的父子情薄。
一直到李渊去世许多年后，当李世民自己面对儿子们的夺嫡之争，又一次在政治与亲情的冲突中陷入焦头烂额的窘境时，他才蓦然体会到高祖在武德年间的苦衷，从而反思自己在高祖晚年的所作所为，并且发自内心地涌起对高祖的惭悚和愧悔之情。
我们前文曾经提到过，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李世民在偶然读到一篇讨论孝道的古代文章后，曾极为伤感地对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也……（朕）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这显然是一种真实而痛切的忏悔。
只是不知道这种迟来的忏悔，可否告慰高祖李渊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