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近代小说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小说史的长河中，近代小说只能算是短暂的片刻，若按传统的划分方法，自鸦片战争发生的道光二十年(1840)至清王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它总共只有72年的光景。可是，近代小说所包含数量之巨大，却是以往任何一个小说断代史所不能比拟的，据目前所知，已达5000余种。但是与古代小说或现代小说相较，近代小说研究所占的比例却极小，而在这一领域里，已有的论文长期以来又较集中于“四大谴责小说”及其作者的研究，近年来又增《海上花列传》等作，其余数千种作品很少有人顾及，对于近代小说的整体价值、意义，其间起伏变化的特点与规律的论述尚不多见，而从小说史发展阶段角度考察，究竟该如何划分那些作品的归属，也仍是众说不一。这一现状似可说明近代小说的研究有待加强，换言之，该领域向学者们展现的是广袤的有待耕耘的原野。

一、“近代小说”的概念辨析

近代小说是沿用已久的概念，从鸦片战争爆发的道光二十年(1840)，到清王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共计72年。另有三个阶段划分的概念与它并存且相关联：一是清代小说。若以时间计，近代小说为清代小说所包含，但两者却各属不同的系统。前者是文学史意义上的古代、近代、现代与当代中的一个版块，后者是按政权建立与灭亡作划分的产物，与唐代小说、宋代小说、明代小说等并列。二是晚清小说。它与清代小说同属一个系统，是清代细分为前、中、晚三期中的最后一段。其内容为近代小说所包含，终点也同一，但起点为何时各家说法不一。三是二十世纪小说。它以百年为单位，将时间测度匹配小说的发展。该划分最引人注目处，是将清王朝最后十余年纳入自己的版图。划分的不同导致了研究思路、视野与方法的互异，而不管怎样划分，它都须满足以下的要求：首先，阶段起始与终结的标识应明确，且无异议。其次，应与一个完整的小说发展起承转合的态势相契合，重要文学现象发生的直接原因，也应位于同阶段中而无需越界搜寻。仅从某种观念或测度出发，为划分而割裂各种有机联系，研究深入时必将遇上难解之题。再次，对于某些现象，特别处于阶段边界点上现象的诠释，不仅在本阶段内能自圆其说，即使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范围内也仍能成立。最后，所谓阶段都是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所划分的阶段与其前、后的衔接须自然合理，并承担着明确而重要的历史使命。

近代小说起点与终点的确定，由当时小说发展态势所决定。诚然，小说创作与翻译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出现巨大变化，但这类变化在此前的八年里业已发生，接连发生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则是重要的刺激因素。若要排列小说创作与翻译新因素的出现，又须追溯到同治末年申报馆发表的那些作品，小说新传播方式的出现与印刷业的近代化改造，也开始于此时，无此预前准备，小说的巨大变化与繁荣都无从谈起。新的传播方式为何能出现，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来自何方？翻译小说流行是促使小说观念以及创作方法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它能大量涌入中国的前提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指向同一，即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的鸦片战争，它打破了中国的锁国状态，使中外频繁交流成为可能。近代小说的起点定于此，保证了重要文学现象解释的完整性。到了宣统朝，小说体系的动荡开始趋于稳定，终点自应选取于此时，而清王朝灭亡后，民国在某种意义上是新纪元的开始，因此宣统三年(1911)被定为终点。正是由于阶段作如此划分，近代小说便具有了它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分别处于近代小说两端的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它们在内容、形式、风格与叙事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差异极大，于是过渡转换便成了处于两者之间的近代小说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这一切都完成于短短的72年内。这种过渡变化起初并不显眼，但却是持续地且不断加速，到最后十年已表现得极为耀眼，甚至成为小说发展阶段划分的争夺对象。这十年是近代小说中极为重要的时期，但它展现的是数十年积累而结成的“果”，若要追寻其“因”，就还须对近代小说作整体考察，而且还不能将注意力仅局限于那些具体的作家作品，因为步入近代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化，它们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小说行进的方向、起伏态势与速度。

作品数量不断递增是近代小说的重要特点，也是它的过渡性的一种显示。在古代小说阶段，自明万历朝印刷业开始普及直至清道光朝前期，二百余年间基本上每年仅有数种新作刊行。进入现代小说阶段后，数十年间小说出版则是每年百余种，也保持了较稳定态势。两者之间的近代小说开始时也是每年数种，结束时则是每年百余种，与前后阶段都平稳衔接，而在该时间段内部，则呈不断递增的态势。仅就新作单行本的具体的排比，已可显现其间变化的时间节点：

不难看出，仅就新作单行本出版数量而言，近代小说之首尾与古代小说以及现代小说都是自然衔接，而在近代小说内部，出版数量始终为加速度上升态势，其间光绪二十九年(1903)出现跳跃式增长，而自光绪末年起，开始进入较为稳定的状态。

为什么前后两阶段的新作行世数量一直较为平稳，居于两者之间的近代小说数量在最后二三十年间的变化曲率却如此陡峭？如何解释这个问题，以往小说史研究的最主要基石，即作家作品分析却无用武之地。这意味着小说研究，特别是小说史研究，不能只局限于具体的作家作品分析，而应将小说(严格地说是小说创作)视作相对独立的运动实体，并继而探寻是哪些力量的综合作用，决定了它运动方向、发展规模、行进方式与起伏态势。数量变化是小说运动状态的一种整体性的外在显示，其原因不在具体作品内部，也不是某个作家的个人原因，而是制约小说发展的传播环节以及与之相关的读者队伍、小说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二、传播环节的变革与读者群的扩大

讨论任何历史阶段的小说史，都必须考察其传播方式以及顺当与否，因为这是小说发展乃至生存的必要条件，这类事例在小说史上屡见不鲜。如明中叶文言小说的创作都较幼稚粗糙，为何那时的作品竟无唐宋传奇之风韵，甚至连模仿之作也无？原来，唐宋传奇在南宋后的二百余年里未曾再刻印，明中叶时留存下来的宋刻本已十分罕见，当时的作家一般都无缘借鉴先前的优秀之作，创作也只是凭借自己的经历与感受。在近代，经过重大变革的传播环节更是小说繁荣的重要前提。该变革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西方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引入，出版效率与质量已大幅度提高；一是报纸与刊物的出现，使小说可大范围地快速传播。虽然中国北宋时就已出现活字印刷，但它要求在筹建时就须有较大投资，故而直到近代较普及的仍是雕版印刷，这种较原始的生产方式束缚了小说的发展。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将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印刷设备移至上海，墨海书馆的成立可视为中国印刷业近代化改造的开始。至于报纸，古代的邸报只供官员阅读，直到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新报》创办，我国内地才出现第一家商业性中文报纸。不过这两种新事物与小说开始相结合，还要等到同治十一年(1872)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办《申报》。

《申报》创办伊始就连续登载三篇翻译小说，但都作了改写，有意使人误以为本土作品。稍后，申报馆又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刊物《瀛寰琐纪》，它从第一卷就开始刊载文言小说，自第三卷始则又有英国小说《昕夕闲谈》的连载。全新的小说传播方式出现了，但中国读者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审美趣味与欣赏习惯却一时不能与之相适应，更何况猛然间遇上翻译小说(尽管已抹去许多外来痕迹)。美查借鉴西方办报经验刊载小说，是想活泼版面，推动行销，因见未有效果便毅然中止，所谓《昕夕闲谈》“仍当陆续翻译，以供众览”只是句并不想兑现的空话。不过，新传播方式旺盛的生命力并不会因一时的挫折而被压制，十年后它在《沪报》重又现身，这时连载的是读者喜闻乐见的传统小说《野叟曝言》。这部作品问世于百余年前，近时刊刻后售价不菲，而《沪报》每日随报附送不收分文。读者反响热烈，报纸售罄后还得加印，此后又有问世不久的《七侠五义》、《蜃楼外史》等作的连载。读者乐意阅读是《沪报》成功的诀窍，新的传播方式站稳了脚跟。报界渐渐发现，刊载小说后，“定购新闻者已渐渐增加”。一家尝试收到成效，别家自然不愿在竞争中落于下风，“渐而新闻社会，踵然效之，报界由是发达”，所谓“发达”，是指种类与印数的增加。到光绪朝末年，终于形成“以小说附报者，比比皆是”的局面。

现知近代小说共5359种，报刊所载就多达4204种(其中161种后又结集出版单行本)，这仅是笔者据所见统计的数据，有不少作品今日已失传，有些可能藏在某处现未能得见，但上述数据已足以说明过渡阶段中报刊小说的地位与意义，反过来它也彰显了近代小说的过渡性。连续出版的报刊拥有巨大容载量，它将催生小说的创作，同时它巨大的发行量也扩大了小说的影响，使小说读者群迅速扩展，并逐渐改变了他们的阅读习惯。为了生存与发展，报刊也关注并刊载读者的反馈意见，在作者与读者间开辟了快捷而直接的联系通道。新传播方式的普及对小说创作的内容、风格及其变换，以及创作的节奏与规模，甚至小说的行进轨迹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重大事件如“小说界革命”，若无报刊业发展的支撑，也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些报刊中，小说专刊的影响尤甚。光绪十八年(1892)韩邦庆创办的《海上奇书》为先行者，它维持约十个月后停刊。十年后《新小说》创刊，此后直至清亡有二十余家小说专刊先后刊行，多数或持续数年，或仅数月，但世上始终有一至数种小说专刊在出版，若将这类小说专刊视为一个整体，那么它展现的是连续性运动状态，据此可看到编辑部的建成与运转、选稿与稿酬制度演变成定规，固定联系的作家队伍逐渐形成。各种制度逐渐完善规范，对办刊规律从茫然无知到全面把握，故而清亡前夕创刊的《小说时报》与《小说月报》在进入民国后仍能长时期地出版。在古代小说阶段，小说专刊为从来未有之物，在现代小说阶段，小说专刊行世则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而它从无到有，从摸索到迅速成熟正是发生在近代。

西方印刷设备与技术的引入也是小说传播环节的重大变化，率先示范的仍是申报馆。同治十三年(1874)九月，它用新法出版《儒林外史》一千部，售价仅五角，除门店发卖外，又借助送报系统销售，不到十天就已售罄，不久再版一千五百部，仍无法满足需求，后来又出三版。接着，它又出版了中土几近失传的《快心编》，这部小说因畅销也出到三版。在丰厚利润刺激下，申报馆接二连三地出版传统小说，又扩大再生产，还先后成立点石斋与图书集成局等专业机构，小说出版均为其重要业务。资金流向利润率高的领域，这是铁的经济法则，申报馆的成功引来了竞争对手，“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所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二十余年的竞争导致了两个结果：首先，上海印刷业完成了近代化改造，后又逐渐推向全国。传统方式印成的《野叟曝言》售价六元，新法印成的只需一元，传统印刷业面对汹涌而来的浪潮根本无法抗拒。其次，在竞争过程中，新成立的出版机构轮番上阵，将已有的传统小说重版殆尽。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首先用于传统小说出版，这与报载小说的传播方式须得依赖传统小说稳住阵脚同出一辙。读者阅读习惯方面的障碍由此减少，并终至适应。旧有作品重版殆尽，呼唤新作供其出版便成必然之事。出版界钟意于小说，是因为它售多利速的效应最为明显，康有为曾吟诗云：“我游上海考书肆，群书何者销流多？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奈小说何。”出版业升级换代的改造形成了充裕的生产能力，为小说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层面的保障，小说创作原来所受到的束缚解脱了，其数量也就随着这种改造的逐渐普及而不断攀升。

印刷业更新换代与新传播方式运用，都是锁国状态被打破后的产物，“近代”的印记十分明显。读者人数众多与资金供给充裕是推动可能性成为现实的重要前提，近代化都市的崛起则保证了这两个条件的满足。上海开埠后成了对外贸易最重要口岸，人口随之逐渐增长，咸丰年间的战乱又使江浙等地大量人口及资金涌入，到了光绪朝上海已是百余万人的大都市。这里所蕴含的巨大阅读需求，促进了印刷业改造与新传播方式采用，传播环节的进步反过来也促成了读者群急速扩张，这正是影响小说发展极重要的制约力。

读者群的扩大不只是单纯的数量增加，结构层次也趋于复杂，明显地呈示出近代特色。就知识分子而言，原有的士人仍是相当大的群体，同时又新增乐意接受西来文化的新派人士，而介于两者之间的读书人也为数不少。市民阶层也随着城市膨胀迅速扩张，其成分已不似古代那样单纯。随着洋行、公司的纷纷开张，仅职员就是人数众多的群体。许多行业因受西来技术或文化的刺激而出现，其间的雇员们无论身份还是观念都与古时店肆伙计有别。传统的私塾逐渐不敌各地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式学堂，后者培养出的学生越来越多，他们接受的教育也不同于以往，更不必提那些人数不断增长的留洋归来者。读者成分的复杂，导致阅读口味多样化，需要市场提供不同风格与内容的作品。当然，他们都生活在同一时代，都同时受到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同的阅读需求中必然有体现一致性的交集，因社会急剧动荡刺激而导致的共同趋向则尤为突出。

诚然，读者只能对已出版的小说作阅读选择，他们的意见不可能改变那些作品已有的面貌，然而众多读者类似的选择，却会对后来的创作者形成强大的要求与压力，这时整体意义上的“读者”便参与了小说发展方向的决定。这种压力经传播环节施加于作者，因为读者的爱好或嫌弃，决定了利润的多寡，读者口味所决定的市场动向，是出版者筛选稿件的依据。《申报》率先刊载翻译小说，遭冷遇后迅速中止，因为报纸销路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与发展。《沪报》以连载传统小说的方式迂回前行，新传播方式由此而得到读者的认可。报刊小说的优越性无可怀疑，普及是迟早的事，但发生于何时，则由读者阅读兴趣与习惯的变化程度所决定。爱情与侦探小说始终是近代翻译小说中数量最多的两类，该格局的确立同样决定于读者的喜好。一些报刊、书局胜出，一些却在倒闭，这是激烈竞争使然，而归根结底，是要看读者是否愿为购买它们的出版物解开钱袋。创作或翻译是精神产品的生产，作品在出版并通过销售网络流向全国的过程中，它仍是精神产品，但同时已呈商品形态，而且只有经过传播环节到达读者手中，精神产品价值才能随着商品价值的实现而实现。小说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精神产品与商品相结合的不断再生产，若将各部作品的创作或翻译与传播都置于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则又可发现，就在精神产品生产的同时，商品生产的因素已或多或少地融于其间。推出什么样的小说，传播环节受制于读者，而什么样的作品方能行世，作者与译者受制于传播环节。既是精神产品又是文化商品的双重品格，使小说发展同时受到文学发展规律与商品流通、交换法则的制约，这一特点使整体意义上的“读者”的需求，对小说行进轨迹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近代读者的数量与传播的规模都远大于以往，其影响力也就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单纯地依据文学规律考察近代小说发展的起伏态势。读者队伍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其阅读口味日趋复杂，促使其变化的传播环节的近代化改造则在不断普及与更新，它们的动荡直到近代小说发展接近尾声时才渐趋平稳。就其状态而论，其首端与古代小说的末端相同，而末端则与现代小说的首端相衔接，它们的过渡转换作用显而易见。

三、职业作家群的形成与翻译小说的兴盛

在近代这一历史阶段中，小说作者的数量、成分地域分布以及他们的创作方式与古代相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作者人数的快速递增，这明显地得益于近代大都市的形成。上海是中国最先近代化的城市，也是近代化程度提高最快的城市，众多文人集结于此，有利于作家群的形成，而近代城市生活日趋复杂与丰富多彩，在扩展视野、积累素材以及产生新题材等方面为创作提供了优越条件。李伯元、吴趼人等一批著名作家的创作生涯多可归于同一模式：来到上海、投身报界，广泛接触社会并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后走上创作道路。新传播方式的出现与普及，为这些作家搭建了可大显身手的平台，稿酬制度的建立与逐渐完善，保证了他们可以小说创作为生，职业作家群由此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他们主导了小说界创作的题材、内容、基调与风格，并随着时代的前行而变化。在近代的开始阶段，小说家的生活境遇、思维方式以及所接触的社会环境都与先前相似，其创作与古代小说末端相较几乎是无痕衔接，如问世于嘉庆朝的《红楼圆梦》与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红楼幻梦》，就很难寻觅其间的时代差别。同样，近代末端包天笑、陈景韩、陆士谔等人的创作，又与民国初年相类，实际上他们的创作也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从李伯元、吴趼人等人以降，这些人都已是专业作家，与传播环节的联系更密切甚至相对固定化，这与他们的前辈迥然不同。作家群的状态，也在近代完成了过渡与转折。

当作家群的规模、理念、职业定位等逐步转折时，创作也发生了同步变化。题材选择越来越贴近现实，关注国家命运、描写人生、抨击社会腐败的“社会小说”成为最重要的流派，而历史演义、爱情小说乃至狭邪小说，其间观照现实的气息也相当浓烈。时局动荡越激烈，社会现实对创作的刺激越明显。随着翻译小说的传入与普及，作家开始借鉴来自欧美或日本的叙事方式，不再囿于历来的传奇体或说书体，留学归来者的创作尤为如此，而这类作品的传播，也从侧面显示了读者的逐渐适应与接受。创作使用的语言也在变化。通俗小说自宋以降已广泛传播，但受尊崇的仍是文言写作，何况通俗小说并不等同白话小说，《红楼梦》等作有相当的文言成分，《三国演义》等作则是浅显的文言。“天虚我生(陈栩)”曾登报出售稿件，“白话小说每千字二元”，弹词千字三元，文言则是四元，白话小说地位由此可知。有意识地提倡白话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年后创刊的《杭州白话报》则明确地以“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为宗旨。国家已至存亡关头，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开启民智，唤醒大众，而惟有白话方能直接诉诸民众，于是一时间各地纷纷兴办白话报。在诸种文学体裁中，小说行世最捷，读者最广，白话小说的地位便快速提升，这也是白话在文学殿堂里地位的提升。梁启超很清楚白话地位提升是必然趋势，小说是主要途径之一：“专以俗语提倡一世，则后此祖国思想言论之突飞，殆未可量。而此大业必自小说家成之。”可是他那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此却未置一语，这或与他拙于白话写作有关。其时赞同与反对白话写作者均有，出版界则以行动参与争论，扩大了白话声势，并使其地位提升成为不可逆之势，因为读者群可随之明显地扩容，这意味着利润的大幅度增加。宣统朝《小说月报》创刊时，归纳其语言特色是“文言雅赡，白话畅达，各尽其长”。经过多年努力，白话与文言已是并驾齐驱，正因为有此过渡性准备，“五四”时白话文运动方能得以兴起与成功。

论及近代的小说创作，还须兼顾当时的小说翻译，因为它带来的新的创作思想、方法乃至技巧都影响了本土的创作。此时的作者与译者有很大程度的重叠，而另一突出的现象是，当时的译作中大多不同程度地含有译者自行创作的成分。其时忠实原著的翻译小说并不多见，甚者竟只有原作的一点影子，故而那些作品的标识往往是“译述”、“意译”、“演译”之类。这或是外语水平有限，只得添加臆想，或是有意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或是为迎合读者喜好而篡改原作，含有很大创作成分的这一因素，也使这些作品归入了近代小说研究的范畴。近代翻译小说的起点，应是《申报》创办时刊载的那几篇作品，但它作为连续运动的呈现，起点则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七月。其时，《时务报》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侦探小说，直到二年后停刊，翻译小说始终是必有的栏目。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林纾与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问世，这则缠绵凄恻的故事更引起轰动效应。这两类作品情节曲折、可读性强，读者阅读时的障碍得以减少，对新的叙事模式也逐渐适应，同时又可了解外部的新世界。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使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重大事件相继发生，翻译小说中的政治小说也顺势而起，其后各种题材的作品也相继出现。读者阅读热情的高涨与传播环节的推波助澜，使翻译小说数量不断猛增，一时间甚至远超自著小说，表明从事小说翻译者已是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

翻译小说要形成连续运动状态，译者队伍的形成是基础。古人不详翻译小说为何物，在现代则被视为寻常事，正是在近代，翻译小说及译者队伍经历了从无到有并经优胜劣汰而整饬秩序的过程。开始时外语人才急难寻觅，直到光绪初年，因现实的逼迫，愿学外语者方才渐多，这类人才首先要满足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的紧急需求。在读者并无阅读愿望，且传播环节尚未做好准备之时，翻译小说行世已属难事，呈现连续运动状态更无可能。光绪二十年(1894)后，海外留学者纷纷归来，本土学堂培养的人才也渐多，其中有志于文艺者关注于小说，翻译小说才终于开始兴盛，它一旦开始作连续运动，发展速度极快。自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二十八年(1902)的七年里，翻译小说共出44种，其中报刊所载就有31种，单行本仅15种(其中两种为报刊连载后的结集)，由此也可看出新传播方式的强大生命力。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翻译小说仅一年所出就几乎是前七年总和的一倍，若仅计单行本，则约为三倍，已超过自著小说数量。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新出翻译小说的数量到达顶峰，竟是光绪二十九年的三倍，一年间报刊所载已达141种，单行本则有129种之多(其中13种先为报刊连载)，而自著小说单行本该年仅出45种，两者倒挂现象十分明显。越过顶峰后，翻译小说数量开始下降，报刊所载还能保持相当规模，单行本的降速却有点出人意外，到宣统朝，从元年(1909)至三年(1911)，这三年新出版的翻译小说竟分别只有67、33与11种。

其实，就在到达顶峰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危机业已显露：“新译者岁有增加，而购书者之总数，日益见绌”，即新的译作还在不断涌现，但读者的购买欲望却在下降。翻译小说进入中国以后，读者经历了拒绝、尝试到欢迎的过程，最后是在短时间内迸发出高涨的阅读热情。此时书商迅速跟进，且以读者趣味为择稿标准。翻译小说行情看涨催生了一大批译者，其中相当大部分并不合格：首先是以赚钱为动机，“著书与市稿者，大抵实行拜金主义，苟焉为之”；其次是翻译为粗制滥造，“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货之书肆，囊金而归”，这类作品的质量可想而知。读者岂是一直甘受糊弄的傻子，从热烈欢迎到谨慎选择也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整体意义上的读者意愿是强大的制约力，他们的反制作用通过传播环节而显现，于是译作的数量先急剧上升，过拐点后又快速下降，这也是翻译小说经过淘汰趋于专业化的过渡性表现。当新出翻译小说数量迅速锐减之时，先前行世的作品经读者筛滤后，优秀者则不断再版。竞争淘汰了不合格的译者，小说翻译也走出随意掺入自己创作的译述阶段。虚旺的高潮过后不是低潮，而是转入常规状态，在总体上已渐与创作分离，回归于纯粹的外国文学范畴，故而后来现代小说史论述中，翻译小说已不包含在内。从无到有，从随意掺杂己意到规范翻译，从鱼龙混杂到正规的译者队伍形成，翻译小说及译者组成在近代也经历了形态独特的过渡与转换。

四、小说观念与官方文化政策的变化

直接影响近代小说过渡性的又一要素是小说理论，此时它自身也在经历过渡。作家创作时受到的各种影响中，最大的制约是他对小说地位、功用以及创作规律的理解。任何作家的创作只能与身处其中的社会状态相适应，他们难以越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小说观的笼罩。在近代前期，人们对小说的见解承袭以往，即虽出之游戏之笔，却应足资劝惩，“以阐扬忠孝节义为主，因果报应亦并书之”，“俾读者忠孝之心油然兴起，其于世道，岂云小补”。即使是狭邪小说《花月痕》，也在强调“说部虽小道，而必有关风化，辅翼世教，可以惩恶劝善焉，可以激浊扬清焉”，至于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则更是赞颂忠烈之臣，侠义之士以及烈妇烈女、义仆义鬟，“报应昭彰，尤可感发善心”。这种观念的秉持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甲午年中日战争的炮声则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台湾军民奋起反抗，此时《刘大将军百战百胜图说》、《台战演义》与《台湾巾帼英雄传初集》等小说接踵问世。创作主旨已不是劝善惩恶，而是“愤而有作”，欲使国民关心国家的危亡。书中虽也不离“忠义”二字，但实已隐含对朝廷的不满，那些作品的畅销，也证明了读者的感同身受与对作者观念的支持。此后，描写时局国运的作品越来越多，人们的小说观念在此危急时刻也开始改变，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时所表现出的传统小说对民众的巨大影响力更是强刺激。以新小说取代旧小说，并以此为改良社会的思想在各地萌生，梁启超则顺势综合，倡导“小说界革命”，反过来又得到强烈的呼应。禁锢的魔咒被破除了，小说在文学殿堂里获得从未有过的尊崇，创作与翻译都出现了迅猛的发展势头。

极大地提高小说地位，解除其发展的束缚，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历史功绩，对此如何称道也不为过。但梁启超为了推出他的新小说，却一概排斥了所谓的“旧小说”。在那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有一段人们常引用的论述：

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团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

论述后又归结道：“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梁氏描绘的现象确然存在，但认为庚子国变的发生也是“惟小说之故”，其误判也甚明，而就连《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杰作都遭恶谥，则更显其偏激。一切以政治得失、政治影响为衡量事物的出发点与标准，难怪他认定“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这并非新思想的展现，而是历来封建统治者强调的“教化为先”主旨的延续，只不过它改称为“改良”而已。无可否认，在“小说界革命”倡导下新出现的作品在刚问世时确给人以震撼性，开阔了读者的眼界与思路，然而震撼过后，读者的热情却无法长久，因为强调政治理念而忽略艺术性的作品，诚如当时夏颂莱《金陵卖书记》之批评：“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一味作政治呐喊的作品无法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尊重读者需求的阅读市场的制约，使创作的发展不可能顺沿推崇政治小说的方向，虽然许多作者在一时间仍口称“改良群治”，但更重视的却是读者阅读的趣味性。《小说林》创刊时，小说的艺术本质得到直截了当的肯定，黄人批评了“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的现象，明确指出小说的实质是“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视它为政治工具与其本质并不相符，徐念慈也称“所谓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稍后，周作人更将批判矛头直指梁启超，他批评了“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式的创作，指出它“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并正面肯定“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的主张。此后，偏重于小说艺术性、趣味性的创作渐多，但意在改良社会的创作仍在并行，因为其立足基础是“教化为先”原则，它已延续了几百年，以后也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小说月报》创刊于近代小说发展临近终点时，它明确宣布：“本报宗旨以怡情悦性、改良社会为主”，两者并无偏废，但毕竟是“怡情悦性”置于首位。这是当时被较普遍接受的理论见解，其影响在进入民国后也仍在持续。从延续古代小说“劝善惩恶”观念逐步变化到这一状态，小说理论也经历了自己的转换过渡，其间显著特征是小说地位先陡然攀升，使原有的理论体系散架。随着创作的推进，新的文艺思想或萌生，或引入，它们相互碰撞或交融，最后使小说理论体系趋于新的平衡。

官方的文化政策也是影响近代小说过渡性的要素，其中既有直接作用于小说者，也包括出乎统治者意料的某些政策的逻辑延伸。清代官方政策对小说始终是禁毁，光绪朝时还三次重申，“造刻淫词小说……罪应拟流者”，刑罚不得减免。在小说创作与出版集中地的江苏与浙江，官府曾几次大规模禁毁小说。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下令禁毁小说122种，后又补充34种，除《水浒传》、《金瓶梅》与《红楼梦》外，近代新出的《品花宝鉴》也赫然在列，这些举措自然直接伤害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不过，禁毁虽是雷厉风行，等风头一过，一切又恢复原样，强制性命令无法长久压制读者的阅读喜好，书商为维护财源也会巧妙地周旋，而“地方官漠不经心”，也是禁毁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其实，官员们也是小说的读者，如抨击官场不遗余力的《官场现形记》问世不久，就已有“今之官场中人无不喜读此书”之说，因为借此可学习如何揣摩上司或同僚心思，寻觅进身之途。自光绪二十年(1894)，特别是二十八年(1902)之后，新出小说数量迅速递增，若细观那些书局、报刊的所在地，可以发现它们多设于租界，官府对于它们出版小说根本是无可奈何。在清王朝最后十几年里，尽管朝廷仍在坚持原有的立场，但实际上官员们都已不把禁毁小说令当回事，他们还常受理书局、报刊要求保护小说版权的申请。可以说，自明末以来的官方禁毁小说的政策，在近代也完成了彻底的转折。

五、小说系统的过渡转换

对小说创作与传播的作用尤为直接、持续与重要的作者、出版、小说理论、读者以及统治阶级文化政策，实际上构成了影响小说发展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它们中任何一个都与其余四者互相影响、制约，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合力。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条件下，它们各自所起作用的程度并不相同，但小说发展受到的仍是五者的综合影响；而且在着重讨论某因素与小说发展关系时，它所产生的作用中，实际上已包含了其余四者对该因素的影响。所谓小说史，其实就是小说创作发展史，它是各相关因素的种种联系与相互作用交织在一起的有序的运动过程。其间，传播是极其重要的环节，作品只有借助它方能到达读者手中，从而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而读者的群体性反响，也是通过该环节影响与制约了后来的创作。在古代小说研究中，限于相关资料的缺乏，虽可发现创作、传播与读者的反制作用之间的关系，但勾勒失于粗略，内容似也嫌单薄。对近代小说研究来说，相关资料极为丰富，对整个过程的把握，甚至可以众多细节的分析为基础，可更清楚地看出其间的规律。无可否认，近代出现过相当一批庸俗甚至色情之作，这是出版者有意迎合某些读者口味的结果，也是读者反制创作的表现，但这类作品流行一时后便销声匿迹，而诸如《官场现形记》、《孽海花》等较优秀的小说却是反复再版，这是整体意义上读者选择的结果，其筛滤标准的健康与合理无可置疑。在单一的传播环节中，读者只是被动的阅读者，而在“创作——传播——创作”的长链中，千百万读者的共同意愿，便形成小说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同时也是规定其行进方向的最大约束力。

近代是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最后时期，又逢西方列强入侵，各种积累的矛盾趋于尖锐化、白炽化，整个社会与政治格局迎来从未有过的激烈动荡，它对社会的渗透深度也是前所未有，从属社会的无论精神还是物质层面的各类系统，无一能置身于动荡之外。小说发展系统的动荡与社会的动荡几乎同步，进入光绪朝后动荡更是迅速加剧。影响小说发展的那五个要素的规模、性质与影响都发生相当大变化，故而打破了自明万历朝以降已维持了约四百年的系统平衡。正如中国已无法再闭关自守一样，原在相对较小的封闭系统中运行的小说，突然被置于开放的、涉及因素骤然增多的更大系统，混乱的降临便不可避免。作者队伍、书局报刊、读者群体都分别在快速扩张，各种小说观念在萌生或自海外引入后相互冲撞，政府禁毁小说的法令仍在维持，但各地官员却已明显地敷衍或置之不理，甚至发出与之矛盾的指令。在混乱产生前的系统中，出版传播、作者、理论、官方的文化政策与读者五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力，保证了整个系统的相对平衡，可是当各自承受的压力或利益驱使大于相互间的制约力时，五个要素的各自运动便难以和谐匹配，它们内部也出现了无序状态。然而，小说发展本能地要求系统的基本平衡以保证其前行，社会压力或利益的调节，使各要素间重新恢复了有效的相互制约力，最终构成新的平衡系统。从旧的平衡被打破，经历混乱后达到新的平衡，这是近代小说最根本性的过渡使命，这一过程以及它在短时期内完成的特点，也决定了该时段某些现象的形成。

与政治相纠结，是近代小说独特的醒目表现之一。从明中叶直至清同治末，小说发展系统一直处于相当稳定的状态，打破它的平衡需要巨大能量，而在当时，这种能量来自政治。步入近代以来，导致社会全面动荡的重大政治事件接连不断，特别甲午战败后，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更呈密集状，狂风暴雨式的冲击直接或通过中间环节撼动了原有系统的平衡。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是较典型一例，他认为日本变法成功得力于小说，便呼吁“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故尤推崇政治小说。梁启超亲作《新中国未来记》为示范，明言此篇“专为发表政见而作”，作品主人公也取名为“黄种强”。不过他毕竟有多年的办报经验，深知须得购买者众，刊物方能较持久地生存，只刊载政治小说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新小说》创刊号的征稿启事欢迎其他类型作品，但又有条件限制，社会小说须“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爱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总之，一切都须围绕政治主轴旋转。梁启超个人的巨大声望、“新小说”内容与形式的新颖及其鼓动力构成了巨大冲击力，小说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被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且已成不可逆转之势。虽然政治小说的热潮因读者们的购买选择很快衰退，但政治事件的频繁发生且又直接影响到大众生活，故而其时虽已无标识“政治小说”者，但政治事件与小说的联系却仍然十分密切，或为故事背景，或为情节主线，政治快速变化，创作则快速紧跟，这样的创作态势阻碍了杰作的产生，却凸显了近代小说与政治互相纠结的特征。

近代小说发展临近终点时，曾有人总结道：“小说虽风行海内，其发行出版之所，造端于上海者十之八九，他埠则不数数觏。”其实还可更准确地说，自光绪朝以降，上海已成为小说创作翻译与传播的中心。在明清小说史上，创作与出版的中心先是在福建建阳，这由当时小说出版对印刷业的依赖以及书坊主在当时对创作的主宰所决定。从万历后期开始，创作与出版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三角洲，主要是苏州、南京与杭州，这是全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教育普遍水准也最高的地区，印刷业的普及与发达其时也已超过福建。鸦片战争战败后，各种历史条件的交汇使上海迅速演变为近代化大都市，而进入光绪朝后，它率先完成出版业近代化改造，成为小说创作翻译与传播中心的气象业已形成。这里书局、报社与杂志社之多，都远超其他任何一个地区，它们甚至多集中于四马路与棋盘街(今福州路与河南路)，其中包括全国小说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与小说林社。这座大都市培育出一支作者译者队伍，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带有家乡的文化因子，在上海又受到各地文化精粹交融的感染，同时也接触到海外文化因素的影响。这座大都市还培育出庞大的读者群，即使仅凭传播小说的书局、报刊不断增加以及作品印数节节上升，也不难作出此判断。若单就“新小说”而论，由于梁启超的活动与一批留日学生的聚集，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日本曾成为境外倡导“小说界革命”的大本营，但他们小说服务于政治的主张，不久即被广大读者为娱乐而阅读的需求所淹没，而梁启超等人兴趣他移，也没有较长久地关注小说。当时小说创作翻译与传播活动较集中的还有粤港、天津、北京与武汉等地，这种地域分布，显示出小说创作翻译与当时经济发达、政治文化氛围活跃相一致的特性，而由上海及那几个地区为出发点的辐射，又刺激、推动了全国其他地区创作与出版的发展。

作品众多，前后分布不均衡也是近代小说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现象。近代最后的九年间，报刊小说至少有4021种，占整个近代总数的九成六，单行本至少有1111种(其中76种先由报刊连载)，也占了总数的八成。这许多作品密集问世，意味着其时涌现出大量的著译者。当时曾有人以“卖稿以金钱为主义”作概括，对此应作两面观。稿酬制度的逐渐形成与完善，催生了一大批著译者，有些人甚至以此为生：“幸蒙各报馆诸君不弃，出资购稿，因得以所入酬金，为旅食费。”在另一方面，确实也有许多人纯粹是因为行情看涨，顺手涂抹以换取稿费。这类作品问世后自然会遭到有识者的嗤笑与鄙弃，但只要未被出版机构拒绝，他们照样乐此不疲。现所知近代小说1987位著译者中，绝大多数出于清末最后九年，偶尔为之者居多，在文坛上一闪而过，犹如划过天空的流星，读其作则味同嚼蜡。近代重要作家的创作与翻译也主要集中于这一时期，如当时被尊为著名小说家者如包天笑与陈景韩，九年间前者创作翻译了89种小说(9种与他人合作)，后者更高达108种(6种与他人合作)。刊物是定期出版，日报则每天有小说栏目，连载之作更不能随意停载，但要在其中寻觅精品，难矣。在古代小说中，一些作品如《红楼梦》，作者是苦心孤诣，穷毕生之精力。在近代前期，有些作品也经历了长期的修改锤炼后方才问世，《荡寇志》是三易其稿，费时二十二年；《七侠五义》广传于世，也是在俞樾精心修改之后。不过，这类作品毕竟少见。俞樾在光绪十五年(1889)就曾感叹道：“即院本传奇平话小说，凡出于近时者，皆不如乾嘉以前所出者远甚”，而直到光绪末年，当时人对小说的整体评价依然如此。传播环节不断扩张，阅读市场竞争激烈，迅速且源源不断的稿源供给方能满足其需求，大环境影响的笼罩，使作品大多被归入短平快一类。

人们一窝蜂地去写小说，或曰改良群治，或曰美的愉悦，或曰可博文名，或曰卖稿换钱，可是若要问究竟何为小说，或小说应该怎样写，从那些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许多人对此是茫然无知，难怪那时不少明确标为小说的作品，实际上却是戏曲、散文、随笔或杂感。有些勉强可归小说者，也只是将身边事照录而已。小说界热闹非凡，同时又给人以杂乱的观感。那些年里虽未再有如戊戌变法、庚子国变这般巨大猛烈的冲击，但也事端不断。大如取消科举、地方自治、预备立宪以及各地的会党起事，小至新式学堂的兴办与女学生入学，夜总会的出现与种种怪事的发生，甚至电车行驶于马路，电话安装于私宅这类新鲜事，全都成为撰写小说的素材。这固然体现了当时创作贴近现实的特色，可是人们的写作在努力紧跟社会变化的节奏时，几乎无例外地暴露出致命通病：人物的描绘、情节的发展、言语的铺陈多是照实写来，未见精心提炼，作者对所写事件的意义也没有认真思考与探究。对于这种创作状况，当时人就已明确地表示不满：

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其夥，略通虚字者无不握管而著小说。循是以往，小说之书，有不汗牛充栋者几希。顾小说若是其盛，而求一良小说足与前小说媲美者卒鲜。

近二十年过去了，寅半生“求一良小说”难的感慨，却仍与当年俞樾无异。在当时作品中，可见爽直的政治议论、尖锐的社会批评以及为国家民族前途的呼吁，但若以小说标准衡量，却只能归于乏味、平庸之属，即使被誉为“四大谴责小说”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其命意或与《儒林外史》相仿，但“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在小说史上都无法厕身于一流作品行列。

小说在短时间内从遭鄙视的“邪宗”突升至文学殿堂的要位，一大批作者几无准备地仓促上阵，近代城市的崛起与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使这支队伍骤然扩大，那些人甚至不详小说为何物，却已在奋笔疾书。浮躁世风的浸染，传播环节传递的牟利压力，以及通过报刊每天都接触到许多可供描写发挥的事件，这些都使他们无法定下心探究社会急速变化的本质意义，等不及对现实生活中各类变幻无穷的事件作认真的分析与提炼，甚至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的设置以及语言的锤炼等都常常无暇顾及，数千种作品中很难筛滤出杰作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一大批作品的出现给后世的研究者们带来很大困惑，故而多年来的研究只集中于少量较优秀的作家作品，以及较个别的期刊与事件，如对“小说界革命”关注者众多，但对其重要组成部分，即相关作品的分析却不多见，因为人们清楚地知道，只要再向前走一步，遇上的便是那些数量极丰的无味作品。研究中难免会有这样的估量，即将研究对象的价值与研究的价值挂钩，更甚者则与研究者本人的价值挂钩，而所获成果与投入时间、精力的比值又须得考虑，这也导致了近代小说中绝大多数作品无人问津。

其实，有两个与价值有关的概念须作区分，对小说史研究尤其需要。一是艺术价值，一是小说史上的价值。这两者在同一作品中常显示为等比例的均衡。如《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与小说史上的价值都极高，小说史上两种价值都较高的作品也有相当一批，而更多的作品这两种价值都很低。这类现象的广泛存在，容易使人忽略两者间的差别。通常的作品研究，往往是已割断了它与整体间有机联系纽带的分析，若将其重新置于整体作考察，可以发现有些作品艺术价值很低但在小说史上价值却甚高。如明代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的艺术价值近乎零，但它出版于小说书稿青黄不接的嘉靖朝后期，其行世在当时引起了连锁反应，推动了通俗小说创作的重新起步，由此开创的由书坊主主宰文坛的“熊大木模式”流行了约半个世纪。近代这类作品更多。《申报》创刊时刊载的《谈瀛小录》的艺术价值难以称高，但它却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篇由文学刊物连载的小说，而它遭到的冷遇，又凸显了外来作品与读者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如何相适应的重大问题。另一典型例证是《新中国未来记》，作者自己的评价也是“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创作目的使小说写成这般模样，然而“《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即“小说界革命”的发起系于此，其于小说史的价值又怎可小视？

近代小说是小说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它必然包含许多新的开始，以及种种冲折起伏，那些处于关键点上的作品，也就具有较高的小说史上的价值，但它们意思浅白，内容单薄，或表现手法呆滞等客观事实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实际上近代小说基本上就由一大批平庸之作构成。如果还囿于传统的作家作品分析方式，那么讨论那些作品时很快就会因其无甚价值而索然无味；如果搬用对其他历史阶段小说研究的思路或模型，虽可畅发煌煌宏论，却未必能解释，甚至难以发现近代小说中的特殊现象。各种宏论接踵而出却互有分歧的另一原因，是都缺乏充分的原始资料支撑，它们能否成立都无法得到论证。如果按时顺排列那一大批作品，可发现随着时间推移，那些作品给人以平庸的观感虽未变，但其间日复一日的细微积累，却以渐进的方式终于完成了各种变化，它们构成的整体在发展历程中起了极为重要且无可替代的作用。小说观念逐渐由强调为政治服务转至以怡情悦性为主，借鉴西来小说的创作手法由生涩渐至熟练，对社会动荡中众生相的描写越来越多，对现状不满的情绪也越来越强烈，反映现实人生终于成为创作的主旋律。正是这一大批平庸之作形成了一个“团粒结构”似的群体，若因平庸而舍弃之，那么对此时小说在题材、文体、语言与表现手法等方面逐步转换的过程与方式，以及其间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甚至无从知晓。这些平庸之作的研究还另有价值在：它们不断大量出现且较广泛地流传，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氛围、创作的整体水平以及读者群的审美情趣等相适应，后者构成了影响小说创作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多数读者最终对平庸作品的不满，则又成为推动小说良性发展的动力。如果缺少这一研究的环节，就将永远弄不清楚当时小说创作的进展为何是这样的形态与行进轨迹。构成小说体系的各要素在动荡中快速发展变化之际，平庸之作迭出是自然的结果，反过来，此状态引起的各种反响也促成了那些要素在发展中的磨合，最后达到整个体系的平衡，而能完成这一历程，足以表明那一大批平庸作品所组成的整体结构决不平庸。到这时，近代小说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由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换。这是近代小说的总体特征，也是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切入点，紧紧把握住这一关键，才可能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创作以及各种文学事件与现象有一个较客观全面的理解。

对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我们常可作简略的概括，如汉魏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唐宋传奇、宋元话本与明清通俗小说等，可是对于近代小说，却很难作简略的概括。若论作品来源，有自著与翻译两大类，翻译中又有译述、意译、编译各种形式，偏偏真正的翻译很少。若论传播方式，单行本仍是重要畅销物，但它已是近代化印刷业的产物，同时报纸的刊登、杂志的连载也极为流行。随着作品加速度的增长与传播面的迅速扩张，读者群也在快速扩充，几乎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近代小说的发展历程尽管只有72年，但对其描述却极其不易，而本书则是拟对其发展进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相关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