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小说》与“小说界革命”的历程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五日(1902年8月18日)，《新民丛报》第十四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小说专刊《新小说》即将问世。其开篇即言：

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夫人之好读小说，过于他书，性使然矣。小说既终不可废，而所谓好学深思之士君子，吐弃不肯从事，则儇薄无行者，从而篡其统，于是小说家言遂至毒天下。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未始不坐是。

《新小说》历来备受人们重视，就在于与以往传统小说相比，它显示出了多处的“新”，若归纳其要者，似是集中于以下几点：首先是采用了新的传播方式，即以报刊刊载小说，而且是专门刊载小说的刊物。这是自《海上奇书》停刊后，小说专刊在世上重又现身。其次是预告它将创刊时即已明确宣示：“本报宗旨，专在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这决定了该刊具有强烈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三，办刊者与撰写者都以改良小说的理论为指导，该理论集中地体现于创刊号上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最后，《新小说》猛烈地批判旧小说，认为“中国人心风俗之败坏，未始不坐是”，它所刊载的作品无论形式与内容，都明显有别于以往的传统小说，其刊物之命名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很显然，中国近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由预告可以知道，计划中的刊物内容分十五门，除图画、论说等外，小说有历史、政治、哲理科学、军事、冒险、探侦、写情、语怪与札记体共九种题材。其中政治小说是“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有关介绍用去全文四分之一篇幅，内容却只是叙述了“专为发表政见而作”的《新中国未来记》系列的梗概。梁启超后来曾说：“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甚至还说“《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时间上溯“五年”，正是戊戌变法前夕，现在是借小说的形式展现“新中国”的图景。五年来念念不忘，该篇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该系列计划由三篇组成，《新中国未来记》作正面叙述，“起笔于义和团事变，叙至今后五十年止”，其间分三个阶段：首先是“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继而“各省皆应之”，“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其次是“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大破俄军”。最后是“中国为主盟”，与“虐待黄人”的白人列强抗争，结局则是“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此时中国“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旧中国未来记》作反面叙述，“惟叙述不变之中国，写其将来之惨状”。列强“实行瓜分政策”，“利用北京政府及各省大吏为傀儡，剥夺全国民权利无所不至”，全国“自斗以糜烂”。“卒经五十年后，始有大革命军起，仅保障一两省，以为恢复之基”。第三篇是《新桃源》，又名《海外新中国》，写二百年前一批中国人“相率航海，遁于一大荒岛，孳衍发达”，成一强国，“其制度一如欧美第一等文明国，且有其善而无其弊焉”。后来他们“助内地志士奏维新之伟业，将其法制一切移植于父母之邦”。梁启超从正反两面以小说形式阐述建立共和立宪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实现途径。《新小说》的创办源于这三篇作品的设想，表明梁启超确视其为实现政治宏图的工具。

将历史小说置于各题材之首的原因也在于此，它被定义为“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目的仍在于政治：“知今日各文明国之所以成立”；“使人爱国自立之念油然而生”。历史小说的篇目共列《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等十种，均为讲述外国历史故事，内容则无一不为反抗专制、变法图强，其宣讲都直接地服务于维新变法主张的鼓吹。至于其他只能间接地服务该宗旨，或为活泼版面而设的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之类，介绍就都只见简单的一两句话，且多标明“题未定”。

《新小说》创刊前三个月，梁启超就在行销甚广的《新民丛报》上隆重推出宣传，与后来创刊号实际刊载相较，此时只有《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与《新中国未来记》三篇自撰小说，以及译作《海底旅行》已稍有眉目，其余的只是拟出大概的题目，或已有人认领著译，但后来并未成篇。此时也未提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只是含糊地说将有些“欲为中国说部创一新境界”的论说，内容涉及“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究竟从哪方面着手，梁启超似尚未考虑成熟，故云“题尚夥，多不能豫定”。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一日(1902年10月2日)，《新民丛报》第十七号又刊载了《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介绍创刊号各篇内容提要及回目，诸如“目光如炬，笔力如椽，寄托遥深，趣味浓厚”之类赞美屡见，且编者极为自信：“读者待第一号出版时，当信自誉之不谬。”《豫告》中列为首篇的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表明“论说”门在这两个月内不仅决定了论题，而且此文已经完稿。写作期间，梁启超特地在《新民丛报》上刊载广告，征集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小说缘起》,证明他确参考了先前诸人论述与实践。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创刊，正式拉开“小说界革命”的帷幕，这是近代小说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份新型的杂志，对于人们的视觉感受以及思想开启都有极大的冲击力。该刊以政治小说为重，也有其他题材作品的烘托，自著、翻译兼有，眼界相当广阔，论述学理性亦强，显出较大的气势与规模。宣告“小说界革命”来临的檄文，即载于刊首的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其第一句便是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该文以“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为论述前提，此语脱胎于严复、夏曾佑所说的“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比梁启超自己先前所说的“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更进了一步。梁启超列举中国旧小说所传布的种种迷信、愚昧、野蛮、诡诈之思想“陷溺人群”的事实，并将其与当前国势颓坏联系在一起，这比他原先简单地批评为“不出诲盗诲淫两端”范围更广，危害性也提升得更高。不过，尽管表述方式有所不同，梁启超所举种种其实都已先见于近半年前邓毓怡发表的《小说改良会叙》。对于小说为何能“操纵众生”？论文的解释是小说具有熏、浸、刺、提四种力。此四力法力无穷，“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虽然旧小说已造成极大危害，但小说却不可简单地归诸于“恶”，而是得视其内容、性质如何，即所谓“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行文至此，梁启超便于结束处归纳出小说与政治挂钩的结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这篇文论以磅礴的气势扫荡阻碍小说生存与发展的障碍，对近代小说发展有过重大贡献。梁启超以其巨大声望论述小说的地位与功用，使更多的人开始正视传统小说中消极因素与社会生活中落后、迷信观念间的密切联系，并认识到小说可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利器。尽管相当多见解其他人都已发表过，但他们没有梁启超那般声望与号召力，论述也缺乏那般气势与感染力。而且，即使是同样的见解，梁启超却能做到说理透彻，更能深入人心，他一些独到见解，如熏、浸、刺、提四种力的论述，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在政治小说鲜见之时，特别是国难深重之际，梁启超论述了这类作品对改良社会的特殊作用，大力提倡且身体力行，短时间内就在创作界、翻译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使一些志士仁人寻得了唤醒民众，实现爱国抱负的新手段。然而，政治小说在当时固然处于带有紧迫性的重要地位，但毕竟只是诸多流派中的一种，但梁启超只在意于此，其理论隐含轻视甚至摒弃其他流派的意味，他所提倡的“新小说”，主要就是指政治小说，他并不强求作品须有政治小说的形式，但其必须具有可唤醒民众、改良社会功用的内容。梁启超还似乎将“新小注1说”当作可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注1《新小说》创刊号《本社征文启》称：“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藉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海内君子如有夙著，望勿玉。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心、人格等方面的改良重任顿时全压在小说身上，本是文学体裁之一的小说被赋予太多的政治性与社会性，突然间已成身负要任的神秘物，这可不符合它的文学本性。可是，梁启超的巨大声望毕竟已使态势形成，需要考察的是兼负非己所任的小说究竟能蹒跚前行多久。

创刊号首篇“新小说”是“雨尘子”的《洪水祸》。此篇“略仿齐武名士《经国美谈》之例，别运匠心以组织之”，即有意模仿这篇被推誉大有功于日本明治维新之作，以求在中国也收同样之功效。它的政治小说特性当然要突出，故而又介绍说“一读已使人政治思想油然而生”，写法是“先就历史上感情发一段绝大议论”以阐述主旨。其论述实可使当时百姓吓一大跳，如中国“单有君主擅威作福，平民虽多，不能在历史上占些地位”；又大谈与情节毫不相干的种族问题，很不恭敬地称满清统治者的先人女真人为“夷蛮”，并称其只是“在历史上稍留痕迹”而已。种族问题与小说内容毫不相干，而《新小说》推出的第一部作品竟去讲述法国大革命也颇耐人寻思。这场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共和制取代了君主专制制度，国王路易十六还被送上了断头台。“英雄驱策民权热，世界胚胎革命魂”，小说对这场弑君的革命似乎颇为赞美。《新小说》为什么要刊载这篇小说，而且还置其于首篇？若考察作品实际刊载的情况，可发现此作只刊载于创刊号与第七号，内容是法国陷于经济困难，民心不稳，并未叙及法国大革命主要过程。如此处理恐是有意而为之，梁启超等人主张君主立宪，当然不喜欢法皇被送上断头台的结局，也不希望读者误解《新小说》的立场。篇名中的“洪水”是指受压制的民众揭竿而起，声势浩大，无法控制，而“祸”是指压制民众的专制统治。篇首借路易十四梦中听到的“天意”写道，“这民气是不能压服的了”，“将来愈压愈张”，终至“法国君统扫荡无存”。前五回内容易使读者联想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专制，故列为创刊号首篇，但若再往下就会写到弑君，此篇也就只能成为无后半段的作品。

创刊号第二篇小说是“羽衣女士(罗普)”的《东欧女豪杰》，其第一回回目“雪三尺夜读自由书，电一通阴传专制令”，将“自由”与“专制”相对应，突出了作品主旨，即“以最爱自由之人，而生于专制最烈之国，流万数千志士之血，以求易将来之幸福”，作者希望“中国爱国之士，各宜奉此为枕中鸿秘者也”。作品明确地引导读者去联想中国的现实，同时希望中国的女子效仿女主人公苏菲亚，也投身于反对专制的运动。《东欧女豪杰》从第二号开始便成为刊物的首篇小说。可是尽管前已声称全篇共二十一回都已计划好，可是也只是连载至第五号，因为再写下去要遇上“亚历山大第二被弑”，于是只能像《洪水祸》一般处理了。

第三篇便是标为“政治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在该篇《绪言》里透露，“《新小说》之出，其发愿专为此编也”。他原计划由《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与《海外新中国》三篇组成一个系列，但其中只有《新中国未来记》的前五回面世。梁启超在《绪言》里承认，他写得“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但他又辩解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所谓“政见”是君主立宪思想，这是梁启超写作的本意，也是创办《新小说》的初衷，作品像不像小说反倒可以不予计较，至于梁启超前面所说的小说拥有的熏、浸、刺、提那四种力，那更是关于“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讨论，创作时是否遵循，他们其实并不很在意。

《新小说》前三号主要就是这三篇自著作品，再配以其他译著等作烘托。这份采用新传播方式的小说专刊，所载作品形式与内容都明显有别于以往且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为宗旨的小说。《新小说》前三号刊载的那些作品自著、翻译兼有，内容大胆新颖，眼界更为广阔，又偏重学理的论述，显出较大气势与规模，它问世后激起热烈的社会反响是意料中事。在日本出版仅二十天后，国内就已开始销售，上海《新闻报》、《中外日报》，天津《大公报》等都刊载了销售广告。《新小说》的一些作品也被转载，如《广益丛报》曾用一年多的时间连载了梁启超最得意的《新中国未来记》。后来清廷军机处将《新小说》列入禁毁书目，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实当时就连一些官员也在阅读《新小说》。

从创刊号起，《新小说》月出一册，连出三期，声势远播，而这三号之后，它却向大众宣告“拟暂停刊数月”，理由是主笔梁启超“远游美洲”，协助他办刊的“羽衣女士(罗普)”则在“患病”。愆期四个月后，第四号终于出版，总体格局同前，除继续连载各篇外，新增了“玉瑟斋主人(麦仲华)”的“政治小说”《回天绮谈》，它是该刊前七号中连载能善始善终的作品，而能做到这点，当与作品讲述英国大宪章运动，宣传君主立宪的思想有关。第四号到第六号是月出一期，其后又是停刊半年，原因是梁启超“不欲草率了事，而现在又难兼顾”。第七号出版时又解释道：“饮冰室主人以他事猬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同时还预告了第八号的出版时间，竟然是五个月之后。实际上，自第三号以后，梁启超已基本上不再过问《新小说》的事务。自第八号开始，主要撰稿人发生了变动，刊物的风格与内容也相应地异于先前。推崇政治小说不再是中心话题，梁启超关于“新小说”的呼唤也不复再见，甚至已看不出他对自己创办的这个刊物还有什么兴趣。

《新小说》共出版了二十四号，前三号一气而下，第四至第七号断断续续勉力维持，而从第八号开始，行进路线已明显转向。人员变化是重要原因，前三号梁启超亲自主持，第四至第七号由其他同志维持，从第八号开始，主要撰稿人换成吴趼人与周桂笙，而后来吴、周二人的出走，则导致《新小说》停刊。若进一步追究主要撰稿人为何会发生变化时，也可以发现梁启超的政治功利性。其时，梁启超全力为实现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当认为小说可助他达到最好宣传效果时，便创办了《新小说》，推崇政治小说时则毫不掩饰地显示了功利计较。正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一旦发现有可取得更好效果的事或途径(如远赴美国宣传)，他自然就舍小说而去。政治与小说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在晚清局势大坏的特定的历史时期，两者行进轨迹曾一度渐行渐近，而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则是它们的交叉点，但政治与小说的特点以及发展规律毕竟相异，其后的分离也是难免之事。梁启超的创作理念本来就是政治性的，而非基于小说之特性，《新小说》前几号的自著作品均出自概念，或抒发其理想，或撷取历史上的政治素材联缀成篇，竟无一篇是提炼于现实生活，故而语言如政论，人物形象无鲜活感，作品明确地针对现实而写，却使人感受不到生活气息。他们违背了创作源于生活这一基本原理，尽管对“小说之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那四种力的论述颇有见地，却不知创作一旦离开生活，此四力将全无，“支配人道”又何从说起？大众阅读小说的目的是娱乐，他们也愿意接受教育，但这须得寓教于乐方可收其效，倘若读者欲取小说娱乐，结果通篇所见均是专制、自由、民权、立宪等概念，初读确会有震撼感、新鲜感，受刺激去思索一些现实的社会问题，可是翻来覆去地老是读这些，就难免再而衰，三而竭了。

《新小说》刊行初期广受关注，轰动一时，后来却是维持也难，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如果办刊初期的方针能持续地产生绝好的社会效果，梁启超又何至于舍办刊而改行他事，《新小说》自第八号起又何以要转向。梁启超的办刊路线持续到第七号，期间两次停刊，实际上持续的时间是一年多，而梁启超本人只坚持到第三号，即使加上筹办的三个月，他对“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其实也只有半年。《新小说》自第八号开始连载吴趼人与周桂笙的历史小说《痛史》、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和侦探小说《毒蛇圈》，题材与内容均属读者喜闻乐见，描述方式也合乎读者的阅读习惯。特别是《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篇便展现了当时上海的现实生活，与先前从概念出发写作风格迥然不同。《新小说》的编辑方针明显开始转向，就整个小说界而言，虽然“改良小说”已成流行语，但推崇政治小说，以小说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小说界革命”实际上已开始淡出文坛。

然而，就是这种对梁启超的“新小说”作了重要匡正的变化，其实也得益于梁启超对“新小说”的提倡。首先是小说的地位极大地提高。在中国，小说与戏曲历来被视为邪宗，明末时由于李贽、袁宏道等人的鼓吹，曾一度得到社会较高的认可。入清后，政府接二连三的禁毁、道学家的竭力鄙弃，又使小说跌入备受排斥的底层，全靠着广大读者的喜爱，它才能顽强地继续发展。梁启超的推崇，正符合了小说发展的需要，从此，小说在文学殿堂里开始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当时就有人评论说：“自小说有开通风气之说，而人遂无复敢有非小说者”，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偏见开始被扭转，它甚至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使命：“小说在今日是最要紧的，将来要中国富强，则怕小说的功劳要居十分之九”，小说界的状况也因此一变，“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同时，梁启超等人对旧小说的批判也在相当程度上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创作以新的面貌、新的内容出现并渐成主流，这与小说地位的提升又同步进行，新小说盛行的局面也终于形成。不过，后来所谓“新小说”中的大部分，与梁启超所倡导的预想已有很大的不同。概括地说，在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之后，小说与政治这两条线索渐行渐近，终于出现了“小说界革命”这一交叉点。政治借小说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已拥有数十年能量积累并伺机改变自己态势与行进轨迹的小说，则借助于此交叉点获得了一个大发展的契机。此后，获得新的发展契机的小说渐渐不再理会来自政治的约束力，越来越按展示自己特性的道路前行。实际上，这才是“小说界革命”对近代小说发展的最大贡献，而所谓“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只不过是外力拔高的昙花一现而已。

《新小说》的创刊震动了小说创作界，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虽有只重视政治小说的偏颇，但其巨大的冲击力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重新估量其地位、作用与影响。受到启发的爱国志士发现了新的可宣传其政治主张，以及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的利器，爱好文艺的人们寻得了展现其艺术才华的途径，小说翻译开始成为通晓外语者适合自身发展且又颇受欢迎的选项，而读者对“新小说”的热烈欢迎，则使媒体与书局看到了新生长的商机。“小说界革命”的巨大震撼力，使此后小说创作在总体上都变了样，几百年来的写作模式逐渐被改变，视野已被开阔的读者也不允许创作再走回头路，而他们的欣赏口味又不希望作品如此地政治化，这是小说本体要求的一种表现，它有自己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决不会成为政治的附庸。于是在此后的光绪三十年(1904)至三十四年(1908)的五年里，创作出现了自小说有史以来的空前繁盛。首先是作品的数量急剧地上升。吴趼人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已说道：“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其次是传播快捷且多样化，报纸、杂志与单行本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三角鼎立之势。再次是翻译小说的数量大量增加，其数量甚至一度远超于自著小说。

下表是按年统计的近代报刊小说发表数量，据此可考察其发展态势：

由于有些报刊现已散佚或仅有残存，相应地一些小说今日无法得见，故未能进入上表的统计，但这些作品相对而言数量较少，不会对表中数据显示的基本起伏态势产生过大影响。由上表可知，道光二十年(1840)至同治十年(1871)的三十二年里，报刊小说尚为空白，它自同治十一年(1872)才开始出现，当时主要是《申报》与《瀛寰琐纪》等刊载的作品。申报馆在尝试失败后，它刊载小说的热情迅速消退，其后虽然不断有新的报刊出现，但刊载小说者实在不多。随后，报刊小说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八年(1902)这一阶段步入快速道，其数量几乎是先前五十二年总和的一倍(为了便于将“小说界革命”前后的状况作比较，表中将光绪二十八年的数据单列)，而紧接着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一年里，所出报刊小说的数量就超过了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这八年的总和，《新小说》创刊的刺激作用显而易见。从此以后，报刊小说开始呈迅速递增的态势，直到晚清的最后四年，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三年(1911)，才进入了一个稳定状态，而这时每年报刊小说的数量，已是光绪二十八年的30倍！仅从这个角度作考察，“小说界革命”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就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而从光绪二十年(1894)至二十八年(1902)，载于《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作品也带动了报刊小说的发展，这同样应归功于梁启超的开拓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