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申报馆的尝试

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上海的《申报》创刊。这并不是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在此之前的墨海书馆所办的《六合丛谈》创刊于咸丰七年(1857)，这份月刊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些文学或科学常识，以及宣传基督教义；后又有字林洋行所办的《上海新报》，创刊于咸丰十一年(1861)，先是周刊，后改为三日刊，它虽也刊载些新闻消息，但主要内容却是商情与广告。《申报》创刊时是双日版，七天后自第5号改为日报，周日休刊。它是英国人美查集资所办，自创刊之日起，就已决心跳出《上海新报》以洋行为发行基础的套路，努力争取广大中国读者的认可。读者愈多，报纸声望将愈高，其经济状况也将愈好，故而《申报》不再像《上海新报》那般主要刊载商情与广告，而是“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它还表示将刊载文学作品，创刊号上就有征集稿件的宣布：“如有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与当时刊载自己的作品需要交付刊刻费或版面费相较，“概不取值”自然对文人们很有吸引力。刊载文学作品的口子一开，小说见诸报章便成了顺理成章之事，果然，《申报》很快就走到了这一步。

同治十一年四月十五日(1872年5月21日)，《申报》开始连载《谈瀛小录》，该作是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部分内容的辑录，此时距该报创刊仅三周。其后，又刊载美国欧文的《一睡七十年》，和连载马里亚特小说的编译《乃苏国把沙官奇闻》。同年十月十一日(11月11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艺刊物《瀛寰琐纪》出版，稍后，该刊第三卷开始连载英国翻译小说《昕夕闲谈》。于是，申报馆在短时期内，以一连串举动创下了中国小说史上的四个第一：

首先，这些作品以新引入的西方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刊印，打破了数百年来传统印刷一统天下的格局。尽管在当时，人们一时还未能领会到它快捷、便利与价廉的绝对优势，但它的出现已在表明，在小说传播领域，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被新的生产技术与设备所取代的时代即将开始。

其次，申报馆是中国文学史上以报刊传播小说的第一家，在此之前，作品刊刻成书后通行于世，是历来小说行世的传统方式。中国报业的发展此时还处于初始阶段，其前景却不可估量。报刊，特别是日报，它通过自己的销售系统可迅速地发行到各地，同时它的发行量远高于单行本，它刊载小说，意味着小说的读者群将迅速扩容，并可在创作、传播与读者之间，开通便捷的交流渠道，加强小说发展系统的这三个要素的互动与约束。申报馆的举动，使人们看到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之外还有着广阔的天地。虽然它实际尝试的时间不长，但已预兆着小说传播将出现全新且辉煌的前景，而且这必然会导致创作以及相关环节都发生新的变化。

再次，申报馆开创了小说连载的形式。报刊版面有限，连载却可以容纳长篇巨著。报刊可借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扩大销路，这样的作品即使篇幅再长，也可借助报刊获得更广泛的传播，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以往的小说阅读，都是一卷在手，读到哪里暂停全凭自己的意愿，而小说载于报刊后，进度与节奏全由连载的篇幅大小与时间长短所决定。这种传播方式出现的初期，读者的阅读习惯将会是它推广的障碍，但它的推广又是不可阻挡之事，故而必将反过来影响到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

第四，翻译小说首次进入大众视野。此前也曾有《意拾喻言》(《伊索寓言》)与《天路历程》等作，但它们译自外国人，或非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或为宣传基督教义的读本，翻译小说进入阅读市场实是申报馆的创举。

申报馆的举动意义非凡，它使小说传播环节发生重大变革，将重造小说发展的态势。全新的前景似已隐约可见，然而小说创作或翻译并没有简单地以此为起点顺势推进，相反，其后的走势图却是盘整与冲折，前后约花费了三十年的时间，小说才逐渐走到了变革的临界点。申报馆率先进行了尝试，但又很快就鸣锣收兵。报载小说只持续了三个多星期便戛然而止，《昕夕闲谈》连载的时间要长一些，但等《瀛寰琐纪》一终结，便也不再见下文。人们要在报上再次读到小说，则要等到十年后《沪报》对《野叟曝言》的连载。

当自己的竞争对手还热衷于刊载商情与广告之时，《申报》创刊仅三周就开始刊载小说，而且在短时间内就接连推出三篇，如此急迫的举措，表明了刊载小说是创办时就已定下的计划，可是稍作尝试后又匆匆中止，显然又是在现实压力下的一种决策的改变。其中的原因不难寻得：英国商人美查创办申报馆是为了获取利润，正如他先前办其他实业一样；他或许也有将西方小说输入中国的愿望，但报载小说的首要目的是活泼版面，有助于报纸的行销。此法并非美查的首创，而是借鉴西方办报的经验。这位英国商人对西方报刊因刊载小说而盛行应有深刻印象，三十多年后《申报》重又开始刊载小说时，就曾枚举了这类事例：

往者英国有两大小说家焉，一曰迭根斯，一曰萨克礼。迭根斯之创为日刊新闻也，特设一栏，题曰：意大利土产。继易一栏，题曰：丛诂，其中所载皆小说也。迭根斯尝操觚于周刊新闻，载同盟罢工事，题为《艰难时》。其时有一少女，父因负债入狱，女极尽孝养，迭根斯亦综其事实而为之揭于报栏。继又描写法国革命之惨状，最后又著《大希望》、《互相友》诸篇，俱陆续刊之于报，此报纸登载小说之一证也。同时又有萨克礼者，年少于迭根斯，而善为小说之名则与之相埒。……嗣后又著《四人乔基》载之于《孔哈鲁》杂志，比其晚年，又著短篇小说，题曰《辣维哀赛维脱哇》，亦载之于《孔哈鲁》杂志，而《辣温特》、《阿巴脱》、《派巴斯》等报皆转载之，是又报纸登载小说之一证也。

刊载小说以活泼版面，从而有助于报纸的行销，这不仅为西方的办报实践所证实，而且在中国读者适应了这种新的传播方式后，它也同样被证明为正确的规律。在《申报》停止刊载小说的三十多年后，报纸刊载小说者已是比比皆是，原因就在于这样可带动购报者的增加，后来有的报社还公开讲述了这其间的关系，如自从刊登“实能助读者诸君清兴”的小说，仅一个星期，“定购新闻者已渐渐增加，”又如因刊载小说，报纸“直攻不上的卖，每天多印两万多张”。包天笑曾在《时报》上发表数十篇小说，他在回忆录中总结当年办报经验时也直言：“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

可是，为什么刊载小说带动销路的规律在西方行得通，后来中国的报界也畅行此道，偏偏在《申报》创刊时却是艰难重重呢？为了寻得答案，须对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具体分析。

首先，小说载于报刊是具有广阔前景的传播方式，但习惯于小说单行本阅读的中国读者初次面对时，却会有一时难以接受之感，何况在当时中国，报刊本身也是人们刚接触到的新事物。而且，以往欣赏小说时，是一卷在手，想看到哪里停下全随自己的心意。可是报刊连载的小说一次一般只刊登千字左右，想知晓下面的情节，日报得等明日，刊物则要等到一个月后，谁耐烦受这个罪？这有点像说书中的“且听下回分解”，但说书先生毕竟是讲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后才会叫停，而报纸刊载多少却是受版面大小的限制。报载小说，特别是小说连载，与中国读者长久养成的欣赏习惯不合，初接触时人们难以适应，效果自然状况不佳。

其次，《申报》率先推出的三篇作品不是出自本土，而全是外国小说。明清两代百姓们阅读小说已较普遍，但在长期的过程中，他们已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猛地与翻译小说打照面，难免会产生对“异味”的本能排斥。事实证明，翻译小说要在中国顺畅地传播，需要经历一个磨合的阶段，即使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后翻译小说开始风行之时，市面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译述”、“意译”、“演译”之类，作品框架、叙事方式、表述风格等都已作了适应中国读者口味的处理，甚至故事内容都会因此而变更，直到近代即将结束时，才出现了些较为忠实于原著的译作。《申报》其实也考虑到翻译小说传播方面的这层障碍，刊载作品时也作了一定的处理。例如英国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部分内容的辑录，就被改名为《谈瀛小录》连载，并说是某宁波人因船在海南岛附近遭遇飓风，最后漂到了小人国。作品未署作者名，也未说明此作是外国小说的改编，编者还故弄玄虚地作了一番所谓的解释：

昨有友人送一稿至本馆，所传之事最为新异，但其书为何人之笔，其事为何时之事，则友人均未周知。盖从一旧族书籍中检出，观其纸墨霉败，几三百余年物也。今节改录之以广异闻云尔。

不愿明言这是外国名著，估计是想避免翻译小说刚引入中土时读者可能产生的隔阂感，而声称“几三百余年物也”，则是想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此篇连载并不完整，四月十八日(5月24日)之篇末云“尚有妙文，容俟下期续布”，但未见后续，这可能是读者反映并不如意的缘故。接着，《申报》又于四月二十二日(5月28日)刊载了《一睡七十年》，这是对欧文小说的改编，但编者仍是未署名与不作说明，并同样加上了有意误导读者的按语：

昔陈抟善睡，每睡必数百年或千年不等。又王质入山樵采，遇二人对弈，观之忘返。洎终局，而所执之斧柯已烂。此皆言神仙之事，语殊荒诞不可考。兹有友人谈及一事，似与此二事相类，不知其真伪，亦不知为何时事也。

至于四月二十五日(5月31日)至五月初十日(6月15日)连载的《乃苏国把沙官奇闻》，是根据马里亚特的小说而编译，但篇中既云“回鹘”，又云“出师海”，仍在引导读者产生这是中国小说的错觉。篇末又有“记其事以广异闻”之语，其意与《谈瀛小录》篇末语完全一致。小心抹去一些外来痕迹的做法表明，编者对读者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有所顾忌，有意修饰处理的目的是想尽量减少传播时的障碍，但作品的构想与情节走向无法变动，中国读者不习惯的异味无法全数抹去，这些作品遭到拒绝也是情理中事。

再次，《申报》尝试失利，与它当时的阅读对象也有很大关系。据《申报》自己所言，它创刊后经过十个月的努力，“计每日所销不下三千余张，亦云多矣”。这里的“多”，当是与相对于其时《上海新报》每日仅印400份而言，但每日三千余张与后来《申报》的发行量相较，实在是个很小的数字。这三千余张是谁在阅读？《申报》给出的答案是“蒙各士商不弃弇鄙，肯赐垂青”。“士商”是《申报》初期的主要读者群，“商”者主要关心报上的广告与行情，而从这两类内容来看，当是与洋务有一定关系的中国商人，当时这一群体在上海已有一定影响，但人数还毕竟有限。“士”是指传统的中国文人，该群体人数要多得多，且能左右社会舆论的动向，故而也是《申报》着意争取的读者。可是，在同治年间的文人们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其中绝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小说是他们的鄙视对象，无论中国的或外国的皆是如此，对外国小说的抵触恐怕更甚。《申报》刚创刊不久就刊载小说，此前显然没有且也难以对自己的读者群组成及其喜好作较深入的调查，它推出小说后遭到冷遇自然是在所难免。

以上所述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可以使刊载小说的计划受挫，更何况三个不利条件都同时存在，申报馆提升人们读报兴趣，从而扩大报纸销售，增长利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鉴于这次教训，《申报》后来在三十五年里都不再刊载小说，直到几乎所有日报都刊载小说且有明显效益时，它才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恢复了小说刊载。不过，《申报》的重新起步虽较迟，却能在短短的五年里，以252种小说(含48种翻译小说)的刊载居于全国日报的首位，但这已是后话了。

日报刊载小说的尝试遭到挫折，但美查似乎一时无法接受西方的经验在中国行不通的现实，《瀛寰琐纪》的创办并刊载小说，似可说明他仍心有不甘。《瀛寰琐纪》创刊于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1872年11月11日)，此前一个月，《申报》就已先行广告，号召“文坛健者、儒林文人惠赠瑶章，共襄盛举”。《申报》此时的读者群是“士商”，《瀛寰琐纪》锁定的作者群与读者群则是“士”，希望借助他们的影响力，使报、刊相辅相成，共同提高销量。这一特点在征稿的标准与内容上也明显体现，标准是“凡此纪事而纂言，莫不标新而领异”，内容的要求则是“议分乡校，愿考见夫济世之经猷；源讨楹书，愿采辑夫证今之学问。下至方言里语，足备谈谐，杂笔小诗，亦供嗢噱”，而“备中朝之史料，名敢托夫稗官；广异域之谈资，陋不嫌夫蛮语。琐闻兼述，用附《搜神》、《志怪》之余；碎事同登，不薄巷议论街谈之末”，则表明小说也将是刊载的内容之一。果然，在《瀛寰琐纪》的创刊号上，读者就读到了《程勿卿寻亲记》、《素云小记》与《顾四小传》三篇文言小说，而后两篇还被誉为可与明人梅鼎祚的《青泥莲花记》比肩，“其余艳史俱不及也”。《瀛寰琐纪》前几卷多有文言小说的刊出，而该刊最引人注目者，是从第三卷开始连载的翻译小说《昕夕闲谈》。

《昕夕闲谈》是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威·利顿的长篇小说《夜与晨》的上半部，这次申报馆没有躲躲闪闪地将作品伪装为本土作品，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是英国小说。在连载的前一周，申报馆刊登广告向读者大力推荐，鉴于日报刊载翻译小说已遭挫折，故此次推荐似已经有所反省而具有一定的针对性。首先是争取读者观念上的认同，故云“据西人云，伊之小说大足以怡悦性情，惩劝风俗”。这一宗旨，与中国传统士人所秉持的小说应有劝善惩恶的观念完全相符，阅读时大可不必有什么顾虑，而“据西人云”一语，表明这是外国人自己说的，可使那些士人误以为自己的小说观已是全球通行，从而减少对外国小说的抵触情绪。其次，强调“英国小说则为华人目所未见、耳所未闻者也”，此语旨在勾起人们的好奇心。虽然“子不语怪力乱神”，但圣人也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焉”，既然此书可增知识，广见闻，购买观阅，又有何妨？最后，广告又特作说明道，“此番所译，仅取其词语显明，片段清楚，以为雅俗共赏而已，以便阅之者不费心目而已”，这是在努力消除读者的担心，保证阅读时不会产生什么障碍。总之，申报馆是为大家做了件大好事：“本馆不惜翻译之劳力，任剞劂之役，拾遗补缺，匡我不逮，则本馆幸甚。”作此种种说明，就是为了鼓动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同时申报馆又几乎不加掩饰地引诱人们成为长期的固定读者：“所冀者，各赐顾观看之士君子，务必逐月购阅，庶不失此书之纲领，而可得此书之意味耳。”“务必逐月购阅”，可谓是此广告画龙点睛之语。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1873年1月15日)，《瀛寰琐纪》第三卷出版，《昕夕闲谈》开始连载，而篇首则是译者“蠡勺居士(蒋其章)”所作的《‹昕夕闲谈›小叙》，此篇实为近代小说史上重要的小说理论论文，尽管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读者，扩展《瀛寰琐纪》的销路。此文首先指出小说具有独特的魅力：“妆点雕饰，遂成奇观，嬉笑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既然这种文学体裁具有可引人入胜、易引起读者共鸣的特点，那就不应遭到否定与鄙视，蒋其章据此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圣人说，“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蒋其章却直接做翻案文章，认为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言，小说并非“小道”，这是近代小说史上首次公开地为提升小说的地位而呼吁。他继而又分析道，小说之所以会遭到鄙视，是因为以往作品的描写与形容，大多含有误导甚至教唆读者的内容，故而为正统舆论所不容。蒋其章将这些内容概括归纳为四种弊端：弊端一为“导淫”，“徒作风花雪月之词，记儿女缠绵之事”；弊端二为“诲盗”，“徒作豪侠失路之谈，纪山林行劫之事”；弊端三为“纵奸”，“徒写奸邪倾轧之心，为机械变诈之事”；弊端四为“好乱”，“徒记干戈满地之事，逞将帅用武之谋”。为此，蒋其章提醒作小说者“不可视为笔墨烟云，可以惟吾所欲言也”，而应做到“邪正之辨不可混，善恶之鉴不可淆”。蒋其章分析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去此四弊，而小说乃可传矣。”他的意思很明白，承认以往的作品有很多弊端，但不能因为具体作品的弊端，就错误地引申为对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否定。

在很长的时间里，蒋其章对小说的新见解并未得到呼应，直到三十年后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人们才在《新小说》创刊号上读到梁启超那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关于小说的地位、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对旧小说的批判以及小说体裁可用于对社会的正面引导等方面，两篇论文的旨意及论述方式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当然，梁启超论文的论述内容更丰富，有充沛的激情与恢宏的气势，且带有社会动荡时代的新意。蒋其章关于“导淫”、“诲盗”作品的批判，虽是抽象而言，但实际上使人感觉到对《红楼梦》、《水浒传》等作的否定，而梁启超对这些小说的批评，则是指向明确且言辞激烈。批判以往的小说之后，梁启超是提出新小说以改良群治的主张，蒋其章却是顺势向读者推荐《昕夕闲谈》：

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彩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像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然(燃)犀者也。因逐节翻译之，成为华字小说书，名《昕夕闲谈》，陆续附刊。其所以广中土之见闻，所以记欧洲之风俗者，犹其浅焉者也。

所谓“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以及“伪君子神情毕露”，这部作品体现的全然是纯正的中国历来主张的劝善惩恶精神。

为了使读者们接受这部英国小说，蒋其章在翻译时又尽量地将作品本土化，此处且以书中对英国人诗歌的翻译为例：

有美一人兮在山之阿，有郎遐思兮若隔银河。若隔银河兮牵牛织女，一年一度兮徒唤奈何。唤奈何兮可人不至，可人不至兮安可蹉跎。永夕朝兮永今夕，愿偕永好兮何必涕泗而滂沱。

这样的诗歌翻译可以说是完全本土化了，只是不知其含义与原文相距几何。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会发现，此翻译格式是套用了书中第四十五回里周瑜佯醉时对蒋干的吟诵：“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在小说翻译的形式上蒋其章也是煞费苦心，他将作品重新分割为五十二节，并给每节加上了自拟的双句对偶标题，如上引诗歌的那一节标题就是“聚友朋良宵开夜宴，吟诗句雅馆说风情”，它的前一句又似在套用《红楼梦》的回目“荣国府元宵开夜宴”。而且，除最后一节外，各节均以一悬念收尾，并写上诸如“后事如何，且看下回续谈”之类的套语，从形式上看，一如中国历来的章回小说。中国小说传统的评点手法也为蒋其章所采用，大概是为了增加热闹感，他作为译者署名“蠡勺居士”，评点时则署名“小吉罗庵主”，而其评点，则是模仿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方式，分析作品中“烘云托月”、“独茧抽丝”、“双鉴取影”等写作技巧，依据中国的小说观念与评点方式诠释英国的小说，这倒也是个创举。蒋其章有时似乎还忘记了这是部英国小说，写出“作者其得力于芥子园之各种才子书耶”之类的评语。

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1875年3月13日)，《瀛寰琐纪》第二十八卷出版，这是该刊的最后一卷，也是《昕夕闲谈》的最后一次连载。此书的故事其实尚未完结，蒋其章也承诺“仍当陆续翻译，以供众览”，可是实际上这只是敷衍读者的一句空话。《瀛寰琐纪》在第二十八卷后改刊为《四溟琐纪》，它出版十二卷后又改刊为《寰宇琐纪》，光绪三年(1877)五月，《寰宇琐纪》出版到十二卷时停刊。在此期间，《昕夕闲谈》的续篇始终未曾现身。这里不妨将三个刊物刊载小说的情况作一比较：《瀛寰琐纪》二十八卷始终都有小说刊载或连载，《四溟琐纪》十二卷中刊载了10篇，而《寰宇琐纪》十二卷中仅刊载2篇。由此可以看出，申报馆对刊物刊载小说的兴趣是越来越淡薄，而《寰宇琐纪》停刊是申报馆出版这一样式文学刊物历史的终结。创办这类刊物的目的是吸引文人以扩大报刊的销路，一旦发现这是赔本的买卖，停刊便是必然的结果。《瀛寰琐纪》每本售价八十文，刊载作品均不付稿酬，仅赠送作者刊物一本。第一卷刊印了二千本，这表明申报馆对该刊也有赢利的盘算。第一卷出版十日后，“除发售各处之外，申地馆中尚余五百余本”，有人据此认为第一卷很快就卖出一千五百本，销路颇佳，但这实是个误解。那一千五百本只是已送往外地各售报处或代售处，它们若销售不了，还是得回笼到申报馆。事实上《瀛寰琐纪》、《四溟琐纪》与《寰宇琐纪》销售了三十年还在廉价促销，原先每册售价八十文，此时只售三十文，它们在当时的销路如何，由此也可推知一二。

刊载小说的文学刊物停刊了，《申报》也不再刊载小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申报馆与小说不再有交集，相反，它是另辟蹊径与小说结缘，而这次是发现了座金矿，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了厚实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