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小说体系转型的深层次酝酿

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同治末年，无论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创作态势与先前的嘉庆朝与道光朝前期无甚差异。虽然历史已进入近代，一些重大事件已开始发生，但构成小说发展体系的作者、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这五个要素在当时尚无变化，小说创作自然也就维持着原先的态势。不过，这时将影响这五个要素发生变化的新因素正在渐渐形成，其中最关键者，便是上海逐渐演化为一座近代化城市，它凭借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势，深刻影响了组成小说体系的五个要素，最后终于使自己成为近代小说的创作中心与传播中心。

上海最后能成为近代小说的创作中心与传播中心，这似是有点出人意外，因为直到近代前夕，这座海边的小县城与小说并无多大关系，细数历代作家作品，能直接挂上钩的，大概只是上海县人郁文博。他是明景泰五年(1454)的进士，成化十七年(1481)致仕回上海后开始了对《说郛》的整理。《说郛》是小说史上一部重要且体例较别致的丛书，由于明初对意识形态的严厉控制以及当时印刷业的落后，它未能在世上广为流传，到成化时已处于亟待整理抢救的状态。郁文博先抄录了一部《说郛》，然后根据各种书籍校勘，正讹补缺，仍恢复了一百卷的规模。完成这项工作时，这位七十九岁的老人还赋诗纪其事：“白头林下一耆儒，终岁楼间校《说郛》。目力心思俱竭尽，不知有益后人无。”《说郛》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重要丛书，它收辑汉魏至元约千种笔记，内容涉及经史诸子、地理博物、诗话文论、志怪传奇及稗官杂记，且引书不作删节，它的整理与出版，在小说创作经长期的沉寂后刚开始复苏，而人们又几乎读不到前代人作品以便借鉴之际，显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现所知近代以前的上海人对中国小说发展的直接贡献。

《说郛》的作者陶宗仪是浙江黄岩人，后为避战乱移居于松江四十余年。松江今属上海市，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属于江苏省，故而陶宗仪与当年的上海无涉。在小说史上，与上海相邻的松江在明末时出现过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如明嘉靖间何良俊的《语林》重开“世说”体小说的创作风气，使这一创作传统重新得以延续，这类作品其后又有李绍文的《皇明世说新语》与李延昰的《南吴旧话录》，他们也都是松江人。宋懋澄也是松江的重要作家，他的《九龠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后来被冯梦龙改编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与《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成为脍炙人口的杰作，而正面描写万历时苏州反抗矿使税监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的《葛道人传》，是古代小说创作中首次出现的正面描写市民政治斗争，并具有鲜明政治倾向和时代气氛的作品，它又直接启迪了明末清初时事小说与时事剧的创作。按今日的行政区划，这些作家作品可成为上海小说史的组成部分，但在当年，它们确与上海无涉，与上海成为近代小说创作与出版中心也无关系。

上海之所以能成为近代小说创作与出版中心，是由小说发展体系的内在要求所决定的。在明清小说史上，第一个小说创作与出版中心是福建的建阳，但它的形成有其特殊性。《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在明嘉靖朝刊行后，通俗小说得到广大读者认可与喜爱，他们热切地希望能读到新作，可是此时文人们尚不愿意从事遭人鄙视的小说创作。此时比读者更为焦虑的恐怕是那些书坊主们，他们发现了新的财源，却无新的小说可供刊刻行世。在无奈之中，以熊大木为代表的书坊主们开始自己动手编写，或雇佣下层文人撰述。由于稿荒严重而造成的读者的阅读饥渴，使这些拙劣粗糙的作品很快都成了畅销书，在约半个世纪里，书坊主们垄断了小说创作领域。建阳自南宋以来便是全国的出版中心，而书坊主们越俎代庖创作小说的行为又使它在嘉靖、万历间成了小说的创作中心，但这一形成过程表明，它缺乏长久持续的基础。随着小说地位在明末的逐渐上升，文人开始参与创作，以及印刷业在江浙一带的迅速发展，从万历后期起，小说的中心开始向江浙地区转移，更准确地说，是以苏州、杭州和南京这三个城市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此处经济发达、文化繁盛，教育普遍水准最高。相当一批文人聚集于此，其中一些人有志于小说创作，繁华复杂的社会生活则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广大的市民则是小说的热心读者。这三个城市都位于大运河边，借助商业的优势有着较发达的销售网络，可较便捷地将小说输往各地。从明万历后期至清同治末年，这些基本条件一直没发生什么变化，故而在三百余年里始终维持着小说创作与出版中心的地位。

可是，鸦片战争的炮声，使原有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尽管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类变化还不易为人察觉。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以武力侵略的方式，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此后，列强的不断侵略使中国开始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耻辱历程。社会动荡进入频繁期，振荡幅度越来越大，波及范围越来越广，激烈程度也不断地强化。这是近代小说发展所植根的土壤，特别是光绪朝中期以后，其创作之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及相应的发展莫不受此制约。可是在这一变化的初始阶段，由于危机向各地区或社会各阶层的蔓延还需要有个过程，社会生活变化的态势还相对较为平缓，制约小说发展的创作、传播、理论、官方文化政策以及读者等五个要素的状况在这些年里还如同往常，故而创作的格局表现为对古代小说体系的延续。可是在这似尚平缓的表象里，蕴含着将导致这五个要素变化的潜在活力，它终将通过促使五个要素的变化，从而使近代小说体系逐步形成并替换古代小说体系。这活力来自中国近代化城市，特别是上海的迅速崛起，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强。

起点是《南京条约》强加于中国的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九月十七日(1843年11月8日)，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九天后，上海正式宣布开埠。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1945年11月29日)，有关辟设英租界的协议，即《上海土地章程》颁布，此为上海租界开辟之始。随后，英租界的面积不断扩大，法国、美国等列强也先后在上海辟设租界。咸丰三年(1853)，上海一带发生小刀会起义。为避战火，上海县城的居民以及邻近的青浦、嘉定等地的地主富商大量涌入租界。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至五月，太平军东征苏南和浙江，还先后攻克了邻近上海的苏州、嘉兴、松江等地，江浙两地大量百姓涌入上海及租界，其中既有大批地主官绅，但更多的是因城镇乡村遭战事破坏的下层百姓。当年，仅租界人口增加到30万，两年后高达50万，最高时竟达到70多万。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上海县志》提供的数据可知，包括租界人口在内，上海同治五年(1866)人口共计为691919人，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更激增至1264643人，已成为百万余人的大都市。

上海激剧增加的人口主要是来自其他各省市，起先是为避战乱，大量江苏、浙江的居民涌入，随后鉴于迅速崛起的上海所蕴含的大量商机以及各种谋生机会，吸引了各地各阶层的人纷纷向这座城市聚集，大笔财富也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入上海。就在大量的劳动力与金钱集中于上海的同时，移民们带来的还有原来区域的文化特征，它们互相冲撞、渗透，这期间还向海外吸纳了许多西方文化的因素，最后融合为一种特征鲜明的海派文化。上海在短时期内人口迅速增加，市民们又分居于华界与租界，而租界是国内政令无法抵达的区域；同时，上海又是对外贸易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国内贸易也极为发达，这些历史条件的交汇，使上海成为以经济为主的城市，近代中国新经济秩序正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步伐。不过，这并不排斥上海地区文化的繁荣，随着大量人口以及金钱向上海的集中，大批文人也来到了上海，尽管他们还是极为传统和保守的，但身处新开风气之都，他们的思想观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而最后形成的所谓“海派文化”，也是推动上海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总之，上海这座新兴的东方之珠，成了中国最先近代化的城市，同时也是近代化程度提高最快的城市。

开埠通商与一场几乎遍及东南诸省的战乱，使当时行政建制只有六百年历史的上海，从文化气息相对不那么浓郁的海滨小县城，很快变成了全国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文化发展新潮流的中心。这是具有新特征的近代小说发展的土壤，尽管在初期它还未与小说发生直接联系，但对小说体系要素的改变已在进行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上海出版业的变化。在开埠通商前，上海或有零星的书坊，但实在难言什么“出版业”，可是到了光绪初年，它却俨然已成全国出版业之执牛耳者。在此期间，外地出版力量向上海迁移，以及海外印刷术的登陆，两者的交汇、冲折导致了上海出版业的快速兴起。后来的历史证明，近代小说在光绪后期能爆发式地快速发展，上海出版业的兴起是关键预前准备之一，它不仅是作品及时产出的保障，同时也保证了小说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其实一直到清咸丰朝，中国书籍出版文化的重心所在，是苏州、南京、杭州等江南名城。尤其在明清两代，江南地区拥有全国最多的进士、书院、诗社文社、学术流派和最多的藏书家和刻书处，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然而，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对于南方的经济文化造成了极大的破坏，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源受到严重的损毁，江南历史悠久的古城被破坏殆尽。上海作为通商口岸，由于租界的安全条件以及地理位置的便利，很快成为江南社会在动乱后积累经济资源，恢复旧业，谋求发展的休养生息之地。著名书坊扫叶山房是较典型一例，光绪八年(1882)扫叶山房主人在《扫叶山房书籍发兑》中曾追述了该书坊的历史，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本坊建历百数十载，家藏经史子集各书籍板。乾嘉年间已驰名远近，发兑各省书店”。论及近事时，则有“庚申之乱，于上海重整规模。苏省肃清，旋复旧业”之语。所谓“庚申之乱”，是指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苏州，扫叶山房即于上海开设分店继续营业，且代行总店之责。太平天国灭亡后，扫叶山房的苏州总店重又开张，故云“苏省肃清，旋复旧业”。可是到了后来，总店却又搬迁至上海，这是因为上海逐渐成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扫叶山房为了维持在业内的声望与地位，就非得如此不可。此时，类似的举动当不止扫叶山房一家。

扫叶山房采用的是传统的印刷方式，当它搬迁至上海之前，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已在上海出现，最知名者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国伦敦教会设立的墨海书馆，以及咸丰十年(1860)美国基督教长老会设立的美华书馆。该馆原为开设于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它迁至上海，也证明了这座正在崛起的城市的吸引力。这两家都采用铅制活字排版，墨海书馆开始运行时尚无电力，不得已用牛为动力，迟二十年来到上海的美华书馆无论设备还是技术则要更先进得多。不过，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也印刷一些科学书籍，对当时以雕版印刷为主的中国出版界几未产生冲击，因为双方面对的读者群的交集极小。这时掌控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的主要是些传教士，他们并无进入以雕版印刷为主的出版市场的意向，继之而起的掌控者是商人，他们的目的是获取利润，抢占这个市场是必然之事。竞争开始于同治十一年(1873)，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拥有绝对的优势，竞争的结局毫无悬念。雕版印刷衰落与印刷业开始近代化改造同步进行，小说出版是其中的重要标志。大约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先进印刷设备与技术在上海已是一统江山，但邻近地区却仍是雕版印刷的天下。光绪二十六年(1900)，主张“通文字于语言，与小说和而为一”的《杭州白话报》问世，光绪二十七年(1901)，因连载《迦因小传》而颇受关注的《励学译编》创刊，它们都是靠雕版印刷行世。创刊于杭州的《著作林》，“因系木板，每被手民延挨无期，实堪痛恨”，便从第十七期起迁往上海，“改为铅印，并铸铅板，以期久远”。林纾、王寿昌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初版书末署“福州吴玉田镌字”，可证此为刻本，而该书后来能风靡全国，则全靠上海昌言报馆代素隐书屋排印出版。这些事例都可说明，为何后来上海能成为小说出版的中心。

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进入上海后不久，报纸与刊物也随之出现。英文周刊《北华捷报》是上海开埠后出现的第一家，创刊时间是道光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50年8月3日)，它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64年6月1日)改刊为英文日报《字林西报》。上海最早出现的中文刊物是咸丰七年(1857)墨海书馆创办的综合性月刊《六合丛谈》，上海暨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则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问世，由英国字林洋行创办，它先后由精通中文的传教士傅兰雅和林乐知任主编。中文报刊还有同治元年(1862)墨海书馆出版，传教士玛高温主编的《中外杂志》，这是以宣传宗教为主的综合性中文期刊；同治七年(1868)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的周刊《中国教会新报》，该刊于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改名为《万国公报》。这些报刊上也有中外新闻或商业行情的报道，以及科学、文学类的介绍，但毕竟以宣传基督教义为主业，它们的读者面还相当狭小，一般大众尚不知其为何物。不过，先进的印刷设备与技术已在上海落户并逐渐发展，报刊等新的传播方式也已在上海出现，它们一旦转向社会大众，必将与中国传统的出版业展开竞争，从而引发印刷业的近代化改造与普及，再向前走一步，便是与小说出版相结合。尽管现阶段国人对它们的接触、认识与逐渐接受还需要有个过程，但传播环节发生巨大变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将不可避免地使原有的小说发展体系发生激烈震荡。

原有小说发展体系中其他要素的变化也正在酝酿中。上海城市的近代化不断加速发展，大量的人口与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英、法等外国列强开筑租界，形成国中之国。此时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都发生巨大变化。与开埠前相对较宁静的小县城相比，此时迅速扩张的上海变得喧嚣骚动。内地迁来的人口与资金向这里聚集，海外的企业家与资本也纷纷于此登陆，他们都满怀希望地来到上海寻找出路与机遇。一个个工厂、公司相继开张，日益繁盛的商业迸发活力，上海逐渐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与海内外的交通运输枢纽。原本较为简单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在短时间内增添了诸如资本家、买办、职员等从未听说的多种职业，居民成分变得复杂了，近代城市生活则日趋复杂与丰富多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也随之形成，甚至还出现了妓院林立的畸形发展景观。这些其实已给小说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题材以及取之不尽的丰富素材，它们正等着小说家的体验、概括、提炼，并融于自己的创作。当然，此时还没有以此为创作对象的小说家，事实上近代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家此时才刚刚来到人世。可是，大批络绎不绝地向这个城市聚集的文人们，他们的经历和变化为小说家的孕育创造了条件。这些人成长于正统的封建教育之下，而来到上海后，他们的视野得以扩展，既受到各地文化精粹交融的感染，同时也深切体会到日甚一日的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与中西文化的碰撞。他们的思想慢慢地不再完全固守原先的传统，从而逐渐形成有别于其他地区士人的文化特色，而随着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的逐渐消解，小说家就将在这个群体中产生。

随着上海这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居民数量相应地迅速攀升。当传播环节的近代化改造尚未波及小说出版领域时，雕版印刷而成的小说不仅数量较少，书价也非一般百姓所能接受，且多靠外地印成后输入，故而此时小说读者在居民中还只占较小的比例。在数量快速增长的上海居民中，有相当大的人群是小说的潜在读者。这批人有文化娱乐与消费的需求，有通过文学作品观照正在变化的城市生活的愿望，需求量极大的阅读市场正在悄然筑基，一旦小说书得益于印刷业近代化改造大幅度降低书价且广为传播后，小说读者群将急剧扩张，其实力之强大足以对小说发展体系中其他要素变化产生显著的约束作用。至于小说发展体系中的另一要素，即官方文化政策的影响力也在发生变化。清政府禁毁小说的立场在有清一代始终坚持，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1868年5月7日)，江苏巡抚丁日昌颁布告示，通饬全省禁毁小说，他认为由于小说的“扬波扇焰”，造成了“少年浮薄，以绮腻为风流；乡曲武豪，借放纵为任侠，而愚民鲜识，遂以犯上作乱之事，视为寻常”的现象，甚至“近来兵戈浩劫，未尝非此等逾闲荡检之说默酿其殃”。告示“严饬府县，明定限期，谕令各书铺，将已刷陈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缴，由局汇齐，分别给价，即由该局亲督销毁”，并声明“本部院将以办理此事之认真与否，辨守令之优绌焉”。告示所附应禁书目中，含小说一百二十二种，六日后丁日昌续颁应禁书目，又增小说十余种。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大规模禁毁小说的运动，尽管直到清亡禁毁令仍在不断颁布，但在某种意义上丁日昌之举可视为政府禁毁小说的终点，因为后来陷于内外交困的政府再也无力做到实际上的禁毁，相反，连官员们阅读小说也成了常见之态。论及小说发展体系中这一要素的变化时，还必须重视此时新因素的出现，即列强在上海设立的租界。租界的设立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里行使领事裁判权，并不遵循中国政府的法律，这其中也包括清政府的禁毁小说令。后来大量的小说创作与出版都在租界内，不少作品甚至是直接抨击朝政，上海道台却无法禁毁，因为中国政府颁布的行政命令不适用于租界，他鞭长莫及，无权过问，即使照会租界当局，外国人怎会理睬？

总而言之，此时无论文言小说还是通俗小说的创作状态，都如同嘉庆朝与道光朝相似，小说发展体系看似平静，但其内部却在酝酿着动荡，组成小说发展体系的各要素的根基都在慢慢地悄然变化，这些变化只是在一时间与小说尚无直接的关系，却已为整个体系的变换作好了准备，一旦它们与小说创作的关系直接而明晰地显现，整个小说发展体系实际上已开始逐步进入动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