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家的社会角色

有一次到山东大学参加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会议，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仅就中国旧石器考古遗址的现状与保护做了个报告。在准备论文与报告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即考古学家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应扮演怎样的角色？

当今时代，公众考古似乎正兴起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我发现国内似乎将之理解为考古科普。虽然都是公众接触考古学，但是两者的本质截然不同。考古科普是考古学家为了普及考古学的知识而进行的努力，是以考古学家为中心的；而公众考古是以公众为中心，是公众与考古学家之间沟通的渠道，认为公众也可能构建合理的考古知识，并可能影响考古学术研究。按我的理解，有点类似“大众考古”，但是跟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民众中流传的考古学有所不同。纯粹非专业的民众如果缺乏基本的考古学常识，迷信与传说就会大行其道。公众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兴起，跟西方社会较高程度的普遍教育水平、科学素养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与其中产阶级占主体的社会结构有关。就像后现代思潮在现代西方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一样，公众考古学的兴起同样如此，脱离这个背景来理解公众考古，就会将之或是理解成考古科普，或是大众考古，其实都偏离了其本来的意思。

后现代思潮反对学术霸权，强调平权对话，强调多重阐释，公众跟考古学家一样具有阐释考古材料的权利，可以有自己的解释，考古学家的解释并不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或者说并不是唯一有意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观点，考古学家不能把自己视为考古材料的唯一代言人，把自己当成科学的化身、真理的所有者，而应该多与公众进行广泛的沟通。这样的互动有助于考古工作摆脱狭窄的术语化，摆脱脱离社会实践的弊端，消除貌似客观地、静态地对待考古材料，从而打破主观与客观、技术与科学、知识与描述、学术与公众之间的断裂。

这种观念的确对我们这个奉科学为圭臬的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包括我自己也很有点儿不大适应，绝少有考古学家受过与公众打交道的训练。考古学家相当地脱离群众，如今让考古学家重新到群众中去，是不是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味道？无论如何，考古学家的角色到了应该分化的时候了，至少有些考古学家必须走出考古学的学术象牙塔，主动去和公众打交道，至于采取何种方式，恐怕还需要更多创造性的思维。网络是一个非常好的平权交流的平台，在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大家可以避免身份地位的限制自由发言。与公众考古相辅相成的是公众参与，当前我们有一些很专业的学术团体，但是我们不曾有一些公众与专业人士都参与的团体。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热心公众的参与是不行的，就像汶川地震救灾一样，政府固然是主力军，但是志愿者的作用岂是政府所能取代的？民间团体的发育需要社会充分地社会化，不能再以单位组织为中心，打破单位藩篱的社会组织更有弹性，也会更有活力。这样的话，公众考古也就有了具体可操作的平台，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走群众路线是我们的强项，不知将来能不能有所发扬。

毫无疑问，植根于广大民众中的考古学实践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发展。唯有如此，我们才无须担心考古学是否拥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