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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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心理学的考古学

当代世界是一个以市场为中心的世界,要想获得利益,就得揣摩消费者的心理。许多时候,生产的东西究竟有什么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形象、包装,以及某些相联系的新概念。

当代考古学研究也是如此,一个考古学研究项目要获得资助,就必须有足够的卖点。考古学家需要向利益攸关方:政府、大众、各种学术评议机构(如基金会)证明其工作有意义,举足轻重、迫在眉睫、引人注目、收益丰厚。

为了获得资助,考古学家需要首先揣摩政府想要什么,能够接受什么;其次大众关注什么,什么东西能够成为社会热点;最后是学术圈中流行的热点与语汇是什么,评委们喜欢什么。

知道了这些,就需要进行一些包装,比如说国家对国际声望有兴趣,那么设计的课题最好是有国际合作的。如今国家对国际论文排名有兴趣,需要把课题授予能出文章的人,那么就找一些能出文章的课题申请。国家对民族主义总是有兴趣的,那么找些文明探源的课题就更可能得到资助。国家还对科学有兴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课题一定要能跟科学挂钩,科学意味着正确,科学意味着高投入,考古学若是跟科学沾边,得到资助的力度要远大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不是科学)。课题要引人注目,少不了媒体的关注与炒作,如水下考古的全程报道、现场直播,中央10台的专题节目,都意味着社会效益。大众的关注就是经济效益,就是一个地方的广告,就是一个机构的广告,就是政绩的体现。考古学家申请热点课题那就是在创造效益。

包装的第三个招数就是要用流行术语。宾福德就讲过一个美国的例子,当时新考古学如日中天,流行假说-演绎的研究方法。有人提出一个课题,其假说是海边人们将居住在较高的沙堤上,他要开展田野工作验证这个假说……这跟新考古学假说-演绎的方法并不是一回事,新考古学的假说需要从理论出发进行推导,得出可以检验的结果来,而不是一个假设的判断。

至于一个课题跟考古学的发展有多大的关系,是不是能够解决一个真正的科学问题,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关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首先是一门心理学,它就是一个时代人们心理需求与满足的产物。究竟有多少科学成分,可能要有待盖棺之后方能定论,需要经过大浪淘沙之后,才能留下一点金子。古时读书人不肯读新近著作也是因为其中水分太大。张五常劝年轻人少读别人的论文,多思考,也是一样的意思。

宾福德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文化”与考古学中角色》,把考古学家分成几个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共同的心理基础,其中后过程考古学家(Yippies)多是中产阶级的好人,他们批判过程考古学家太霸道,不如他们尊重不同的观点、尊重地方知识,很有道德的优越感。第二个群体是雅皮士(Yuppies),他们是科学工作者,是每一种最新科技成果的应用者,他们的真理建立在技术的先进性上,他们很有科学的优越感。第三个群体是古皮士(Guppies),这是一群严格的经验主义者,他们长期在野外工作,掌握考古材料,脚踏实地,说话很硬气,很有心理优势。第四个群体是Puppies,这是一帮古皮士的信徒,他们团结在古皮士的周围,感觉很强大,感觉很主流,感觉掌握了话语权。最后一个群体是Lollies,这是一群专门研究大问题的人,如文明起源,他们追捧热点,喜欢新概念,很能够与时俱进。的确,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心理特征。

从不同的时代来看,每个时代似乎也都有自己的心理基础。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是考古学的英雄时代,也就是印第安纳·琼斯的时代,考古学家基本是文武全才,勇猛者如伍雷在伊拉克用手枪逼着部落酋长签字。那个时候不论男女,似乎都以能生活在恶劣环境中为荣,如建立伊拉克博物馆的贝尔女士,只身生活在伊拉克,居然没事。探险的时代人们都有一种英雄情结,兼有一种猎奇的心理。就像谢里曼为了实现童年的梦想,卡特为了见证古埃及的奇迹。就如同登山的人为什么要登山一样,都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更早的古物学的时期,考古学家做考古学研究都有弘扬民族历史的愿望,伟大的祖先,辉煌灿烂的古文明,足以唤起民族自豪感。“三代论之父”汤姆森就有这个愿望,现实世界中丹麦总是周边列强的鱼肉,在古代遗存中寻找一点自豪感,以作为平衡,倒也情有可原,我们中国人对此是最有同感的。当然,论证祖先的光荣并不只有这样一个途径,贬低别人也是可以抬高自己的,所以殖民地考古中总能发现一些愚昧、落后、封闭、保守、原始、野蛮的文化,看到那些粗劣的物品,总能让人产生发自心底的心理优越感。

在中古时代,跟考古有关的古物只有贵族士大夫才可以爱好,这是身份的象征,文化的标志。按我的经济学第一定律:最没有用的东西最贵。在此原则的指引下,有身份的人一定要弄点儿不实用的东西。即使家道败落,也有人愿意守着一批古董,心理的坚守有时比填饱肚子还重要呢。

最早的时候,拥有一点古物,也就是拥有一点神性。古物都是神秘的,能拥有它,也就能沾上一点魔力。

考古学就是心理学。有人就有心理。有心之后才有考古学。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