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的性质

考古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研究实物材料，以此区别于历史学、人类学等同样也研究人类过去与文化的学科。实物材料也就是考古材料，决定了考古学的性质，所以很值得作为沉思的对象。有人认为考古学就是一门材料科学，更有甚者，如迈克尔·谢弗将考古学研究拓展到人与物的关系研究，这样的雄心壮志使得考古学有一统学术江湖的气概——广义地说，很少有哪个学科不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的。我没有这样的气魄，只能就当前研究到的材料进行思考，这么做或许叫作“务实”。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好多时候我不愿意看考古方面的著作，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我没有必要骗自己，这使得我怀疑自己当初是否选错了专业。但是，当我抛开这一切，面对遗址、面对那些还带着泥土腥味的石器与其他材料的时候，我又相信考古学是一门很有魅力的学科。这其中最致命的诱惑来自推理，考古学家如同犯罪现场的刑侦专家，他们需要根据蛛丝马迹来推导古人的活动。如今我们看到的东西是几千、几万、几十万，甚至百万年前的遗留，这个“现场”一方面是古人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漫长时间中种种改造过程的结果。看到法国潘色旺遗址（Pincevent Site）的研究，经过几十年持续的田野工作，这处旧石器遗址居然发掘了4500平方米之多，法国考古学家以他们惯有的从容，进行了细致的拼合。由此，他们不仅可以重建石器打制的操作链，而且可以重建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如在一处活动区中发现至少一名熟练的石器打制者，还有两名中等水平的打制者，若干名学徒。这样的考古工作栩栩如生地揭示了过去，它让我们看到熟练的打制者在向学徒们示范打制石器的身体姿势，也让我们看到学徒们的努力，经过姿态调整，他们后来也能较好地控制飞溅石制品的范围了。

人本能上都有窥探的欲望，不得不承认我无法抵御窥探古人生活的欲望。当你像神探福尔摩斯一般，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场”所发生的种种活动，以及种种“欺骗性”的改造时，这种感觉无疑是一种人生的巅峰体验。尤其是你所研究的，正是人类童年时代成长的足迹，这每一步又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人类从两足行走到生产石器工具到开始用火到心智的诞生到农业的起源……每一个伟大的进步都留下了蛛丝马迹，都留在了一个个“现场”之中。勘察推理现场的工作已经相当吸引人了，更何况它还能升华出更重大的意义来，想到这里，我开始认为考古学是有魅力的，我当初并没有做错选择。

读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幸福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Happiness），他用文字与图片非常精彩地向我们展示建筑不只是住人的，它还会说话。希特勒用长长的走廊与三四百平方米的巨大办公室让所有觐见者知道什么是不可违背的权力，伦敦现代的泰特美术馆则让人看到高品质的公众生活。宏伟精美的教堂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对上帝的敬仰，而那些毫无个性的住宅楼时时都在提示人们什么叫作蚁族生活……所有的物质材料都存在两种属性，一种是功能性，另一种就是它会“说话”（或称文本，但不如“说话”生动）——只要这种物质是跟人有关的。就像我们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所住的房子、所开的车，物都在跟我们说话，诉说着个性、修养、身份等，我们同时也会被这些物质所影响。

考古材料会不会说话呢？显然它曾经说过话，现在也要说话，跟考古学家说，跟社会公众说。所以，考古材料作为物质存在，它至少有三重话语，一是古代曾经发生的，如一个人拿着燧石原料打制精细、基本对称的手斧，这手斧就告诉周围的人制作者本人知识技能水平不错，是可以婚配的对象。第二层话语是考古学家识别的，其实我前面的那句话就是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得到的，当然也有考古学家不能认同，他们认为手斧作为一种两面器，就像现在的瑞士军刀，是一种多用途的、标准化的工具，既可以用作石核生产石片，也可以用作挖掘或砍砸，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可以通过试验来检验的，而那种“说话”的解释是靠不住的。哪怕是物质在古代曾经说过话，也是死无对证，只能通过考古学家的研究才可能复原，但是考古学家之间并不大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第三层对公众所说的话过去是不被重视的，如今大家开始注意到公众不能仅仅被视作门外汉，他们实际上有自己的理解方式，他们的理解甚至会影响考古学知识的表达。

既然是“说话”，就不能不考虑情境，显然同样一句话，在不同情境中意义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话语总是情境中的话语。既然是说话，就要讲究“语法”，也就是结构主义所研究的内容，话语千变万化，内容难以捉摸，但结构往往是比较稳定的。既然是说话，就可能存在表面含义与深层含义之分，所谓话里有话，所谓微言大义。既然是说话，自然是要别人能听懂的，必定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东西；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存在方言的区分，不同地区可能会有话语的区分。从一个社会内部来讲，不同社会阶层或是其他身份差别都会导致话语习惯的差异。如此，从说话的角度来理解物质材料，是可以有很多讲究的。当然，首先要承认这一点，物质材料是会讲话的。其实动物界中就有用物质材料表达信息的，如花亭鸟用奇异的材料建筑巢穴来吸引异性。动物的“说话”能力跟人类相差甚远，人类甚至发展出专门的符号系统——文字，来表达意思。在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物质材料所表达的意思要更丰富。那是个万物有灵的时代，一块石头、一片云朵、一根燃烧着的木头等都可能是絮絮叨叨的人。人处在其中，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现代生物人类学家研究，人类可能早在120万年前就开始失去身体上绝大部分的毛发。对于许多动物而言，毛发是其生理状态最明显的标志。人类是否从此时开始就逐渐用文化的手段来体现自身的状态？文化——也是物质手段，是人类最主要的自我表达方式。当然，当代考古学似乎把人之身体也当成了文化的组成部分[可以参考《身体的历史》（Histoire Du Corps）]。也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或者说于人类而言，物质存在乃是文化的表现），也不仅仅是人赖以生存的能力，文化还是人自我表达的方式。正是基于对考古材料性质理解的差异，形成了当代考古学最主要的三种范式：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与后过程考古。

从上面两个角度的思考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当代考古学有一种分裂的趋向，一种侧重于考古材料的分析，它究竟是怎么来的，究竟代表怎样的行为意义，这种如同刑侦的考古学让考古学家跟自然科学家一样围绕某个奥秘而上下求索，其吸引力毋庸置疑；还有一种侧重于考古材料的解释，追问考古材料的含义，认知的、社会的、象征的，等等。这方面的研究很考验研究者的体会理解能力，想想人与物质材料相互作用与感应，宛然有一种禅宗修炼的感觉。当然，所有这一切工作都取决于我们首先要找到考古材料，知道它分布在哪里，可能是什么时期的，这部分的工作也许不那么让人兴趣盎然，但却必不可少。

当我在电脑上键入“性质”的时候，同时还显示出“形制”作为备选词。形制是考古材料的表面特征，性质往往指较为深入的特征。这些特征都是考古学家的认识，并且在人的实践与认知范畴之内，它们是实在的（所谓客观反而是想象的，因为谁也无法界定客观），所以随着人之实践与认知的发展，我们对于考古材料性质的认识会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深入。这里所说的只是目前我们（更准确地说是我）所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