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仁礼论
毫无疑问，孔子对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充满敬意，他也以恢复在春秋末期被破坏了的礼乐文化为己任，所以孔子是重视“礼”、维护“礼”、实践“礼”的。
西周以来的所谓“礼”，本来是一无所不包的文化体系，其中两大重要的部分，一为制度，一为礼仪。礼在制度方面的规定是确定国家政治关系的制度体系结构，礼仪则规定着贵族生活与交往关系的形式。西周时代，丧祭、冠婚、射御之礼已经为礼之大体，即礼的主要内容。周代的礼仪是以一套象征意义的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规范、调整个人与他人及宗族、群体的关系，使交往关系文明化，使礼统治仪式化。同时“礼”本身也是一套生活规范体系，如言语、容貌、活动、礼节等。
从规范体系来看，西周与春秋的礼乐文化明显有“他律”的特征，这虽然不是以神的理念为基础的神的他律，但仍属于立足于人的社会习俗的“礼的他律”。礼的他律不仅与神的他律不同，也与法的他律不同，是以礼仪或礼俗的形态体现和存在，故礼乐文化代表的文化模式是人文性的，这在春秋时期的人文思潮的发展中就更为明显了。
同时，在春秋时代，礼乐文化本身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由于社会的变动和失序，礼所强调的重心向礼政方面转移，突出礼义，这是礼的原则化的趋势。就是说，礼由原来的节目度数体系向着抽象、归约为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的方面发展。这首先体现了春秋时代的“礼仪之辩”。昭公初年到晋访问，晋侯以为鲁昭公善于礼，但晋国大夫说鲁侯不知礼，因为鲁国政治失调，公室四分，政令在家。可见这个时代人们重视的礼，更重要的是政治程序的核心原则，而不仅是制度仪式的总体。在孔子的时代，晋赵简子问郑国的子大叔什么是礼，子大叔明确说，礼不是仪式，“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礼仪”是仪节度数，礼义则是上下之纪、君臣父子兄弟等伦理关系原则。西周春秋时代的德目表中绝大多数没有“礼”，也说明春秋时代的礼主要是礼俗和制度。
所以，我们说，春秋社会文化的发展，使得“礼政”的论述远多于“礼乐”，越来越丰富的礼政论述成了春秋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春秋的礼仪之辩表明，西周以来的礼乐文化的发展，在知识阶层的视野中，已转变到对礼政的注重，礼被关怀的焦点，不再主要是保持保守一套极具形式化的仪节体系和高雅的交往形式，人们已经从“形式性”转到“合理性”，对礼的关注更多的是礼作为合理性原则在实践中的表现。这也就是向着“礼义”的转变。
孔子对礼的发展，一方面守护礼乐文化作为文明成果与生活方式、文化模式，同时还要把礼从纯粹的他律，引进仁所代表的道德意识，重建合理的政治秩序和政治伦理。孔子代表的儒家要把礼更加道德化，突出其道德精神，当然也致力保持礼以实现一种非法律维持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包含着要把礼变成德的倾向。
礼是当时的社会规范形式，故孔子把“礼”看成德性得以不偏不倚地建立的合理约束。我们记得，孔子把德性与好学联系起来，他在“六言六蔽”中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这个讲法中充满着一种合理性的精神，荡、乱、狂都不具合理性。有趣的是，类似的表达也见于孔子论德与礼：恭、慎、勇、直都是德行条目，但没有礼的约束和范导，就会变成德行的反面。因此，礼的约束与规范是德行得以成为德行的重要外在条件。所以，“仁”德之实现也不能脱离礼的实践。这是孔子答颜渊问仁肯定“克己复礼”的基本意思：德性与规范的互相补充，互相完成。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也因此，孔子说：
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
善的完成不仅要有知、仁的德性实践，敬的态度，还必须在行为上符合礼的要求，仅仅是知及仁守的德性还不能真正完成善，所以孔子教他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
，他自己讲“三十而立”，也是说对礼具备了基本的了解和实践。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孔子的思想特色与贡献，更在于认识到礼作为仪式、规范，如果不发于真实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没有脱离德性、独立的礼。他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古代以玉帛为聘礼，以钟鼓为乐（礼之器），但孔子提出，礼只是玉帛这样的形式吗？乐只是钟鼓这样的器物吗？玉帛钟鼓都是形式，孔子追求的则是一种有内容、意义的形式，这与礼仪之辩和后来的本末之辩是一脉相连的。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
礼作为仪式或典礼，并不以奢华为上，宁可物备俭约而有真正的诚敬之心；丧仪与其节文详细，不如有真实的悲哀之情。因此，礼之“本”在于道德意识与道德感情，这并不是说仪式不重要，而是要求仪式必本于、出于道德之心，所以，“合礼性”要让位于“合德性”的优先地位。
因此，可以说孔子是以仁统礼，以义贯礼，就是要为礼注入一种道德的精神，又把礼的规范总结为一些道义的原则。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仁就是礼之本，没有“仁”所代表的道德之心，礼乐只成了没有真实意义的空洞形式。
此外，孔子还提出“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八佾》），“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都突出了礼的精神是“敬”和“让”，礼的功能是约之、节之。
至于礼作为政治统治的手段，则不在这里谈了。如“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都是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严守规范，以实现使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