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99年至2000年，我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年。本书是我在1999—2000学年的春季学期在中文大学哲学系开课的讲稿。该课程的名称为“先秦儒学”，对象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本科学生。香港的学期比内地略短，一般每学期13周，我依据课程的要求，拟定了课程的大纲，边写讲稿边讲课。于是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的手中就有了这一叠先秦儒学的讲稿。我讲这门课程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主，中间插入《礼记》的数篇（郭店楚简的部分也是作为与《礼记》同类的文献来讲述的）。当然，由于时间的限制，还是有些原来拟定的内容如《乐记》并没有讲到。另外，该课程第一周所讲，是“儒家思想的根源”，讲授内容主要利用我的同名著作，所以这一部分并没有新写讲义。虽然如此，先秦儒学的基本面貌在本稿中还是大体呈现出来了。

北京大学哲学系本来没有本科的先秦儒学课程，2004年前后课程体系改革，增加了本科学生的断代哲学选修课。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过一次本科生的“先秦儒学”课程，讲课时用的就是这份在香港的讲稿。由于北大的“先秦儒学”课是每周两学时的课，讲到孟子的一半即告结束。当时选课听讲的赵金刚作了课堂笔记，后来有一次他问我，老师在北大讲的课，一般很快就会出新书，可是“先秦儒学”讲的内容，为何好久都不见出书？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过。我想主要的原因应该是我觉得此稿不是学术专著，只是讲义，故未予重视。再一个主要原因是，讲稿是手写的，字迹尚属潦草，除了我自己外，打字员大概不会认得，而我又总是忙于新的研究，没有时间和心情自己重新电脑录入，所以也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将此讲稿付印。

直到有一次与三联书店副总编辑舒炜先生提起，他认为出版这个讲稿还是有必要的，并说三联可以帮忙解决打字的问题，要我大可不必操心。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2016年春天我就把这部手写的讲稿交给了三联书店。说实话，我自己也早已忘记了这部手稿到底有多么潦草，最近在校对打印稿时重看手稿，才意识到辨认这部字迹潦草的讲稿是多么不易！所以，这部讲稿的出版，我必须感谢三联书店的几位老朋友特别是他们特邀的编辑易爱华女士，没有他们的耐心辨认和整理编辑，此书的问世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对象是本科学生，学时也不太多，所以本稿所讲的“先秦儒学”还是比较粗略的。不过，就1999—2000年当时的状况而言，此稿中所讲，比起内地大学哲学系本科的同类课程，在一些方面还是较深入一些，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对孔子思想中“好学”的理解和关注，后来我曾以此稿为基础写出论文加以讨论；又如孔子部分较多考虑到儒学与德性伦理学的比较，后来我也曾以此稿为基础专门著文论述。其中对于荀子的讲法也为我后来做荀子的研究准备了基础。尤其是，这门课程已列入了1998年刚刚问世的《郭店楚墓竹简》的相关内容。所以，虽然此课是本科教学，但讲授这门课程，对加深我自己有关先秦儒学的理解和思考，也是有益的。因此我不避浅陋，把这部讲稿呈给学习先秦儒学的读者，盼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最后，让我再次向三联书店，向舒炜先生、冯金红女士，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在整理讲稿的过程中还得到了凯风公益基金会的帮助，亦谨此致谢。

陈来

2016年12月25日

因为道德哲学具有高于理性所有一切其他职位的优越性，古人所谓哲学家一词，一向是指道德家而言，即在今日，我们也以某种类比称呼“在理性指导下表现出自我克制的人”是哲学家，并不管他的知识如何有限。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