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读书须知三事：知文，知事，知意。知其文义，始知所言之事；既知其事，乃知著者之意。其实三事相将，未尝分离。是以文学研究偏重意境，而程千帆先生作《诗辞代语缘起说》，讨论文辞；历史研究偏重事实，而陈垣先生作《通鉴胡注表微》，阐明胡身之之意志。就读注疏而言，其“事”则经学学说，清人研究较深刻，而以孙诒让《周礼正义》为最。其“文”则清人校读诸经注疏，成果颇多，而不尽人意。至其“意”，乃鲜有知者。前人治经学史，讨论注疏，其实皆不过经学学说史，未尝探索义疏家立说之意趣。不知其意，则所言之事不明；其事不明，则其文不可读。读书而不知其意，犹不读耳。

本书讨论现存南北朝初唐义疏作品，计有皇侃《论语义疏》、孔颖达等《五经正义》、贾公彦《二礼疏》以及佚存残帙皇侃《礼记子本疏义》、刘炫《孝经述议》。皇侃义疏学较其余诸家，材料丰富，特色鲜明，故论之稍详，以为南朝义疏学之一典型。刘炫、刘焯之义疏学，与皇侃以及贾公彦所本北朝旧时义疏学相较，具有革命性重大意义。以其重要，且必需考辨材料，所以论之最详。孔、贾二家之义疏，皆据前儒旧说重编，其中错综互见新旧义疏家说。今以二刘义疏学为基准，可以辨知所见各说之新旧，二刘义疏学可谓读唐疏之关钥。二刘以后义疏学已失活力，贾公彦《二礼疏》既见传统义疏学之基本方法，又见义疏学趋向衰亡之新特征。凡此等议论皆据各家义疏之学术方法及思想态度，不论具体学说之臧否。本书并非经学家之经学史，而是读书者之经学史论故也。

学术随时而异，唯读书千古无替。

愿一切学术为读书服务，不愿读书为学术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