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皇侃科段说

第一章论皇侃《论语义疏》，谓皇侃多创科段之说，又以阐说经文前后字句之关系为常。皇侃疏解《礼记》亦当如此。皇说科段之最显者，当举《乐记》。

（引文4）

《史记·乐书》正义称：“皇侃云：‘此章有三品，故名为《乐本》，备言音声所起，故名《乐本》。夫乐之起，其事有二：一是人心感乐，乐声从心而生；一是乐感人心，心随乐声而变也。’”

《史记正义》又云：“此《乐本章》第二段，明乐感人心也。人心即君人心也。乐音善恶由君上心之所好，故云生于人心者也。”

又云：“此《乐本章》第三段也。前第一段明人心感乐，第二段明乐感人心，此段圣人制正乐以应之。此段自有二重：自‘凡音’至‘反人道’为一重，却应第二段乐感人心也；又自‘人生而静’至‘王道备矣’为一重，却应第一段人心感乐也。”

又云：“此第三段第二重也。人初生未有情欲，其至静禀于自然，是天之性也。”

又云：“此第二章名为《乐论》。其中有四段，此章论礼乐同异也。夫乐使率土合和，是为同也；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也。”

以下《史记正义》每章每段辨明科段，今不备录。案第二条以下《史记正义》均不称皇侃，而第一条引皇侃说既言《乐本章》分三品，与第二条以下所说符合，则第二条以下亦出皇侃说可知也。案《史记正义》又言：“此《乐情章》第三段，明识礼乐本者为尊，识末者为卑。黄钟、大吕之属，故云非谓也。扬，举也，谓举楯以舞也。”而《史记索隐》云“扬与钖同，皇侃以扬为举，恐非也”，《礼记正义》亦云“皇氏云：‘扬，举也；干扬，举干以舞也’”（1538上），此亦《史记正义》说出皇侃之旁证。又案《史记·乐书》《别录》《礼记·乐记》十一篇编次皆不同，而《史记正义》所述皆以《礼记》为本。如《史记正义》有云：“此第六章名《乐象》也。本第八，失次也。”其实依《史记·乐书》编次，该章不得数第六，《礼记·乐记》乃可次第六，而其序为第八者，《郑目录》述《别录》之说也。此云本为第八，今为第六，明据《礼记》为说。又云：“此第十章名为《乐化章》第十，以化民，故次《宾牟贾》成第十也。”其实《史记》次序《宾牟贾》更在后，《乐化》第十次在《宾牟贾》第九之后者，《礼记》乃然。又，《礼记正义》引录皇侃分章之说，虽甚简略，仍与《史记正义》所说符合。然则《史记·乐书》正义所载科段说，实出皇侃《礼记》疏，可无疑义。但此自非谓《乐书正义》之文皆仍皇氏之旧。如云：“施，式豉反。此第六章《乐象法章》第五段，不以次第而乱升在此段，明礼乐用别也。庾蔚之云云……”案皇侃为义疏，例不为反切注音，“施，式豉反”一句疑非出皇侃。又，该段文字，于《礼记》即在所谓《乐象章》第四段之下，无由言乱次，《史记》始乱在所谓《乐施章》第三段下。然则“不以次第而乱升在此段”一句自据《史记》言，固非出皇侃可知。然其言此段为“第六章《乐象法章》第五段，明礼乐用别也”，又引“庾蔚之云云……”者自当出皇侃，应当分别观之。今综考《史记正义》《礼记正义》之言，表列皇氏《乐记》科段说，当如下：

第一章《乐本章》，内分三段：

一、明人心感乐

二、明乐感人心

三、明圣人制正乐，内分二重：

（一）应第二段乐感人心

（二）应第一段人心感乐

第二章《乐论》，内分四段：

一、论礼乐同异

二、谓乐功

三、论礼与乐唯圣能识

四、谓礼乐之情

第三章《乐礼章》，内分三段：

一、明礼乐齐，其用必对

二、明礼乐法天地之事

三、明天地应礼乐

第四章《乐施》，内分三段：

一、明施乐以赐诸侯

二、明施乐须节

三、明礼乐所施各有本意

第五章《乐言》，内分三段：

一、言人心随王之乐

二、明前王制正乐化民

三、言邪乐不可化民

第六章《乐象》，内分五段：

一、明淫乐正乐俱能成象

二、明君子所从正乐

三、明邪正皆有本，非可假伪

四、证第三段乐本之事

五、明礼乐用别

第七章《乐情》，内分三段：

一、明礼乐情达鬼神

二、证礼乐达鬼神之事

三、明识礼乐之本可尊

第八章《魏文侯》，子夏三答文侯之问，而第一答又分三段。

第九章《宾牟贾问》，问答自成章句。

第十章《乐化》，内分四段：

一、明人生礼乐恒与己俱

二、明礼乐不可偏用，各有一失

三、明圣人制礼作乐之由

四、明圣人制礼作乐，天下服从

第十一章《师乙》

如此编次，既与《郑目录》述《别录》不同，又与《史记·乐书》无关，是皇氏自就《礼记·乐记》编定第几章之目，分科别段者也。案所谓第二章《乐论章》第一段下孔颖达等《正义》云：“皇氏云‘从“王道备矣”以上为《乐本》，从此以下为《乐论》’，今依用焉。此十一篇之说，事不分明，《郑目录》‘十一篇略有分别’，仔细不可委知。熊氏云：‘十篇郑可具详。依《别录》十一篇所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今此《乐记》有《魏文侯》，乃次《宾牟贾》《师乙》为末。则是今之《乐记》十一篇之次，与《别录》不同。推此而言，其《乐本》以下亦杂乱，故郑“略有分别”。’案：熊氏此说不与皇氏同。”（1529中下）是分订十一篇，其于事也别无凭据，熊氏直疑编次杂乱，盖未敢定论也。然则皇侃专据文义，以意拟订篇章，且每章细分科段，并各言其旨要，当谓颇具特色，而与《论语义疏》之科段说相通。

至孔颖达等编《正义》，独取皇侃分十一章、拟定篇名之说，不取每章内分段及其旨要之说。《郑目录》既言十一篇之目，后之说此经者不得不为之说，孔颖达等自然取皇氏说，而不取其下之科段也。皇侃说科段，每言本章分几段，第一段言何事，第二段言何事，科段之间结构分明。孔颖达等每章亦分节段，亦言每节所言之事，然初无本章分几段、第一段言何事、第二段言何事之说；一章分几节，并不成有机结构。

今更就第一《乐本》、第二《乐论》两章，比较皇、孔之不同，则《乐本章》皇侃分为三段，而第三段更分二重；孔颖达等分此章为八节，初无层次之分。孔颖达等分八节，每言本节经文所言之事：第一节言：“此论人心感于物而有声，声相应而生变，变成方而为之音，比音而为乐，展转相因之势。”第二节言：“此一节覆明上文感物而动之意，结乐声生起所由也。”第三节言：“上文云音从人心生，乃成为乐。此一节明君上之乐，随人情而动：若人情欢乐，乐音亦欢乐；若人情哀怨，乐音亦哀怨。”第四节言：“此一节论五声宫商角徵羽之殊，所主之事上下不一，得则乐声和调，失则国将灭亡也。”第五节言：“前经明五者皆乱，骄慢灭亡。此一节论乱世灭亡之乐。”第六节言：“此一节明音、乐之异，音易识而乐难知，知乐则近于礼。又明礼乐隆极之旨、先王所以礼乐教人之意。”第七节言：“此一节论人感物而动，物有好恶，所感不同，若其感恶则天理灭，为大乱之道。故下文明先王所以制礼乐而齐之。”第八节言：“此一节以下至‘乐云’，广明礼乐相须之事。”综观此八条，皆删要经文而得所言事之条目，不更为抽象概括，附会说条理，虽亦或言与其上下节之间关系，要不离经文一步。如第六节，《正义》说“明音、乐之异”，“又明礼乐隆极之旨、先王所以礼乐教人之意”，谓本节所言凡有三事，并列其目而已，三事之间毫无条理关系，更无所谓一节要旨。又，第八节言“下至‘乐云’”，则所指范围包括第二《乐论章》及第三《乐礼章》，第一章第八节不与上七节接连，而与下第二章、第三章串联。当知孔疏虽取皇侃拟订分章篇目，但其于经文，小不拘皇氏分科别段，大不为皇氏分篇拟目所囿，而独自观看经文。孔疏专意分析经文所述之事，不为抽象，不为附会，故其分节则经文内容之自然分段，其言大段落则或通贯至他章，以其皇氏所为分章科段并非经文内容之自然分节故也。

皇侃分科段之目如上所表举，其第一段当孔疏第一、第二节，第二段当孔疏第三、第四、第五节，第三段第一重当孔疏第六节，第三段第二重当孔疏第七、第八节。经相比对，可见皇侃说之抽象性质。至第三段分二重，以为各与第一段、第二段相应，则尤可见其附会倾向。其实此等当谓皇侃立论精彩巧妙之处，皇侃当曾为之颇费斟酌，不嫌附会牵强，而为之具有层次之有机结构。观此等说，断不可以其牵强附会而不足取，因皇氏未尝不知其牵强附会也。明知其牵强附会而固为此说，则另有所见，另有所期。盖皇氏之意，旨在建立精致巧妙、委曲复杂而层层关联之有机结构。

皇氏追求于经文之外，建立条理结构，初不以牵强附会为嫌，此即皇氏科段之说，与本书第一章所论《论语义疏》特点完全一致。而孔颖达等排斥皇氏之附会，专就经文所述之事，分析经文，则与本书第二章所论二刘之学术态度相通。皇侃倾向于经文之上创造建立逻辑论理之结构，二刘、孔氏倾向于经文之下分析罗列现实事实之细目，此其不同也。

第二章《乐论》，孔疏分六节，第一节不说所言何事。第二节言：“此一节明礼乐自内自外，或易或简，天子行之得所，则乐达礼行。”第三节言：“此一节明礼乐与天地合德，明王用之，相因不改，功名显著。”第四节言：“此一节申明礼乐器之与文并述作之体。”第五节言：“此一节申明礼乐从天地而来，王者必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第六节言：“此一节明礼乐文质不同，事为有异。”皇侃分段之目，如上表所列。其第一段当孔疏第一节，第二段当孔疏第二节，第三段当孔疏第三、第四节，第四段当孔疏第五、第六节。相比其目，亦可见皇侃分段及言其要旨，颇为抽象概括。

然此一章尤可注意者，孔疏中仍存皇侃分段之说。

（引文5）

《乐论章》第一段“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孔疏曰：

“‘乐者为同’者，此言《乐论》之事。谓上下同听，莫不和说也。

“‘礼者为异’者，谓尊卑各别，恭敬不等也。

“此章凡有四段：自此至‘民治行矣’为第一段，论乐与礼同异。将欲广论，先论其异同也。自‘乐由中出’至‘天子如此则礼行矣’为第二段，论乐与礼之功。论同异既辨，故次宜有功也。自‘大乐与天地同和’至‘述作之谓也’为第三段，论乐与礼唯圣人能识。既有其功，故宜究识也。自‘乐者天地之和’至‘则此所与民同也’为第四段，论乐与礼

“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也。

“‘同则相亲’，无所间别，故相亲也。

“‘异则相敬’，有所殊别，故相敬也。”（1529下）

案：此见孔颖达等编撰之踳驳。“此章凡有四段”以下，四段起止及其要旨之说，与《史记正义》所说符合，而且下经《正义》却分六节为说，绝无涉及四段说之言。是知此实皇侃说，《正义》另分六节为之疏解，而仍留皇侃四段说，又无所折中，是孔疏编撰草率，以致混乱。

又案此疏云：“第四段论乐与礼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然“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者，“乐”则然也，非“礼”之谓，亦非“乐与礼”之事。又，“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也”，所以释经“礼者为异”，而为下文“有所殊别，故相敬也”所承。然则“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当为经文“乐者为同”之解，下为“无所间别，故相亲也”所承。是知“第四段论乐与礼”与“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之间，当有脱文。“使上下和合”，“使”上当有“乐”字，无论矣。依上文例之，参《史记正义》云“第四段谓礼乐之情也”，知“第四段论乐与礼”下当有“之情”等字，为第四段之要旨，而其下更当言其与第三段之关联，唯其说已不可得而知也。

若然，此云“〔乐〕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也”，所以释经“乐者为同，礼者为异”，而上文“‘乐者为同’者，谓上下同听，莫不和说也；‘礼者为异’者，谓尊卑各别，恭敬不等也”，亦正所以释“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为重复，而且解释不同。又，一章分为四段之说，退在释经“乐者为同，礼者为异”两句之下，亦为可怪。今考四段之说固出皇氏，而其下“〔乐〕使上下和合，是为同也；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也”，与《史记正义》于第一段云“夫乐使率土合和，是为同也；礼使父子殊别，是为异也”者相合，亦当为皇侃之说。然则上云“‘乐者为同’者，此言《乐论》之事，谓上下同听，莫不和说也；‘礼者为异’者，谓尊卑各别，恭敬不等也”者必非皇氏说，当为孔颖达等所为。要之，此经孔颖达等分六节为说，不取皇侃四段之说，而误录其文，混入疏中，故前后龃龉，且见讹脱，是见孔颖达等编撰之草率。

今更以此疏四段之说与《史记正义》说相较，则此疏每段必言前后段之间论理关系，如言“将欲广论，先论其异同也”，“论同异既辨，故次宜有功也”等，均不见《史记正义》。其实《史记正义》所载，第一章言第三段分二重与第一、第二段相应，见上科段表；于第三章第三段言“前圣人既作礼乐，此明天地应乐”；第四章第一段明施乐以赐诸侯，第二段明施乐须节，则言“既赐之，所以宜节也”；第四章《乐施》，第五章《乐言》，则言“前既以施人，人必应之，言其归趣也”；于第五章第二段言“前言民随乐变，此言先王制正乐化民也”；于第五章第三段则言“将言邪乐之由，故此前以天地为譬”；第六章第四段“证第三段有本不伪之由”，第五段“明礼乐之用，前有证，故明其用别也”；第六章《乐象》，第七章《乐情》，则言“象必见情，故以乐主情”；于第七章第二段言“前既云能通鬼神，此明其事也”。凡此等皆就前后章、段、重之间，言其前后论理关系者。当知《礼记正义》所见第二章四段之间前后论理之说，不过《史记正义》偶失载，其实亦出皇侃，不可以其不见《史记正义》而疑为孔颖达等所加也。据此知皇侃疏解《乐记》，每注意前后章节科段间之论理关系，此又与本书第一章所论《论语义疏》之特点完全一致。

通观《乐记》第一、第二章，可见孔颖达等嫌皇侃科段说之附会造作，不取其分段结构说，而另据经文所述之事为其节段。但分订篇目既从皇侃，亦偶留皇侃分段结构前后关联之说，故印象较混乱，所以谓《礼记正义》性质复杂。然《礼记正义》全书皆专据经文所述事为标准之节段，亦常见批驳皇侃前后关联之说，则孔颖达等之学术态度及倾向可谓显明。此更举一例为证：

（引文6）

《杂记下》:“子贡问丧，子曰：‘敬为上，哀次之，瘠为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请问兄弟之丧，子曰：‘兄弟之丧，则存乎书策矣。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

“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三年之丧，言而不语，对而不问；庐、垩室之中，不与人坐焉；在垩室之中，非时见乎母也不入门。

“疏衰皆居垩室，不庐。庐，严者也。”

孔疏：“‘三年’至‘入门’”○正义曰：

“皇氏云：‘上云“少连、大连”及此经云“三年之丧”并下“疏衰”之等，皆是总结上文“敬为上，哀次之”及“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

“今案：别称‘孔子’，是时之语，不连子贡之问。此‘三年之丧’以下自是记者之言，非孔子之语。前文‘颜色称其情’谓据父母之丧，此下文‘疏衰’谓期亲以下，何得将此结上‘颜色称其情’。皇说非也。”（1561中下）

案：皇侃以为记文前后连贯，“孔子曰少连、大连”云云、“三年之丧”云云、“疏衰”云云，皆所以覆申上经“敬为上，哀次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之义。孔疏非皇说，谓上经“敬为上，哀次之”“颜色称其情，戚容称其服”，是孔子答子贡问，言父母之丧；“孔子曰少连、大连”云云，与答子贡不同时；“三年之丧”以下更非孔子语，且“疏衰”云云又与父母之丧无关。但皇侃岂不知“孔子曰少连、大连”云云非所以答子贡？岂不知“疏衰”云云与父母之丧无关者？知之也。知之，固为此说。当知皇侃此说，非谓“孔子曰”以下亦皆孔子答子贡之语，而是谓此数段记文，前后内容之间，有论理关联可言，如此而已。孔疏驳论，貌似得理，其实全不足以服皇氏。孔疏言“皇说非也”，犹言其不喜皇说而已，逻辑上未尝证明皇说之非。皇侃说经文前后之间，有条理可言；孔疏论此经前后所言之事各异，互不相干：两者不同，在乎一欲于经文之外建立论理结构，一欲排除经文所述事实以外之一切。此乃两者趣向之不同，断非可以谁是谁非为论者也。[日文版（引文6）增补如下一例：《曲礼》“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注“谓君人者。取于人谓高尚其道，取人谓制服其身”（1231上）。孔疏先详引熊说，即普通解释，后引皇说以为人君取师受学之法，是皇氏以此经与下经“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相关联为说。以其附会，故孔疏不径用，引熊说为正解，犹附皇说于后。]

总结本节所论：皇侃《礼记疏》有科段之说，于经文前后之间，每论其间论理关系，且不嫌牵强附会，而以论理关系之精巧有结构为宗旨。此等特点，与本书第一章所论《论语义疏》完全一致。孔颖达等力主排斥附会，解说经文，专就经文所述事实为说。故多不取皇侃科段之说，另据经文内容分为节段。又，详言驳难皇侃科段说之牵强者，亦属常见。此等倾向、态度，与本书第二章所论二刘学术风貌完全符合。然《礼记正义》中亦偶存皇侃科段之遗说，故谓《礼记正义》性质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