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文淇分析刘炫说

刘焯、刘炫为隋之大儒，影响唐初学术极深广。然二刘之书均已亡佚，只得就唐人《五经正义》推测其说。今为考见二刘学术之大要，清人自有各家辑本，又如陈熙晋《春秋述义拾遗》，千年之后仍欲与孔颖达商榷得失者，虽可参考，终不如刘文淇《左传旧疏考正》之就孔疏剖析旧疏体例，切合实用，启发后人者。《五经正义》称名引二刘说者寥寥无几，今欲讨论其学术，必须辨识二刘说与《五经正义》之关系。辨识二刘说与《五经正义》之关系，即以检讨刘文淇说为首务。刘文淇书依经文次序逐条为说，且有前后矛盾之处。本节整理评述刘文淇说。

刘文淇自序云：“世知孔冲远与诸儒删定旧疏，非出一人之手；又永徽中就加增损，书始布下，知非孔氏之旧。至于旧疏原文与夫孔冲远等所删定、于仲谧等所增损者，虽复觉其踳驳，概谓无迹可寻。近人有以《舜典》《武成》《吕刑》疏中每引‘大隋’，谓非唐人之语。然仅此孤证，于全书体例未尝细为区分。”所谓近人之说，见王鸣盛《尚书后案》、钱大昕《潜研堂答问》。是乾嘉诸儒未有致力分析孔疏体例，辨别每条疏文之为出刘炫，抑出孔颖达也。可见刘文淇为《考正》实属创义，自当敬重。

《左传正义》固有明引刘炫说者，但在少数。是以刘文淇以为：“唐人既据光伯为本，而疏中引光伯说，除规过百余条外，仅亦有百数十条。岂有据以为本之书，而所征引者寥寥若此乎。唐人将刘炫姓名削去耳。”更进而谓：“唐人所删定者，仅驳刘炫说百余条，余皆光伯《述议》也。”今欲辨识疏文之出刘炫或唐前诸儒也，抑出孔颖达等唐人也，必须为之分析考定。疏中见有“今赞曰”“今删定”“今知不然者”“今以为”诸语，是出孔颖达等编《正义》者评审旧说，则其前所述乃出唐前旧疏，可以无疑。至其余，乃待分析疏文内容。

有其平明易识者，如王鸣盛等言疏中见“大隋”语，当出隋人，非唐人语，一望即知。又如刘文淇自序云：

（引文1）

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疏：“讨寻上下，其文不类，深疑此句或非本旨。盖以为汉室初兴，捐弃古学，《左氏》不显于世，先儒无以自申。刘氏从秦从魏，其源本出刘累，插注此辞，将以求媚于世。”此疏未著何人之说，无以知为光伯语。及检襄二十四年传“在周为唐杜氏”疏云：“炫于‘处秦为刘’，谓非丘明之笔；‘豕韦’‘唐杜’，不信元凯之言。”则前疏为光伯语，显然可见。

刘文淇参考前后，据后疏明称刘炫名，知前疏亦出刘炫，是“显然可见”者。又如：

（引文2）

襄二十九年“为之歌《颂》”，杜注“《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正义》:“成功者，营造之功毕也。天之所营在于命圣，圣之所营在于任贤，贤之所营在于养民。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如是则司牧之功毕矣，故告于神明也。刘炫又云：干戈既戢，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近咸服，群生遂其性，万物得其所，即成功之验也……”（2007下）

《毛诗·关雎序》“《颂》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正义》:“成功者，营造之功毕也。天之所营在于命圣，圣之所营在于任贤，贤之所营在于养民。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节，如是则司牧之功毕矣。干戈既戢，夷狄来宾，嘉瑞悉臻，远迩咸服，群生尽遂其性，万物各得其所，即是成功之验也……”（272下）

《左传》疏与《毛诗》疏文义全同，唯一二语词不同而已。刘文淇于自序举此例，言：“据《诗疏》知此疏皆光伯语，据此疏知《诗疏》皆非冲远笔也。”《毛诗》《左传》二疏均以刘炫《述议》为蓝本。今此两段相同，《诗》疏全不见刘炫名，而《左传》疏见之，是知《诗》疏文亦出刘炫。但《左传》疏前半不言出谁氏，而《诗》疏与后半连贯，中间无所分割，是知前半亦出刘炫。此乃《左传》《毛诗》二疏相较，因其文同，且有刘炫名，知上下皆出刘炫，亦“显然可见”之类。又如刘文淇子毓崧续撰《尚书旧疏考正》，据《新唐书·历志》引刘炫说，论《尚书·允征》正义中语义相同者当出刘炫，亦属“显然可见”之类。

又有疏文内容前后矛盾，则知其不当均是孔颖达等自为之说。如：

（引文3）

桓五年“始杀而尝”，杜注：“建酉之月，阴气始杀，嘉谷始熟，故荐尝于宗庙。”《正义》:“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谓吴太宰曰：‘鲁将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公，季辛而毕。’彼虽恐吴之辞，亦是八月尝祭之验也。何则？……知十月是尝祭之常期，周之十月是建酉之月也。”（1749上）

哀十三年《正义》云：“周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时，且祭礼终朝而毕，无上辛尽于季辛之事。景伯以吴信鬼，皆虚言以恐吴耳。”（2172上）

桓五疏以为建酉夏八月即周十月为尝祭之常期，哀十三疏以为周十月非其时，两说乖违，刘文淇即谓“非一人之笔也”。今案刘说理则然也，但就此例言，桓五疏专为讨论尝祭时节，论之颇详，至哀十三疏则主为言景伯虚言，十月非其时，说之甚简略，则或出一时疏忽，有未可知者。至若：

（引文4）

庄二十二年疏：“此传‘凤凰于飞’下尽‘莫之与京’，襄十年传称卫卜御寇，姜氏问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丧其雄’，哀九年传称晋赵鞅卜救郑，遇水适火，史龟曰‘是谓沈阳，可以兴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三者皆是繇辞，其辞也韵。则繇辞法当韵也。郭璞撰自所卜事，谓之《辞林》，其辞皆韵，习于古也。”（1775上）

哀十七年“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逾。’”疏：“刘炫以为卜繇之辞，文句相韵，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读之。知不然者，《诗》之为体，文皆韵句；其语助之辞，皆在韵句之下。……（中间举例今略）……此之‘方羊’与下句‘将亡’自相为韵，‘裔焉’二字为助句之辞。且繇辞之例，未必皆韵。……（中间举例今略）……是或韵或不韵，理无定准。刘以为‘裔焉大国’谓土地远焉之大国，近不辞矣。又以‘方羊’为纵恣之状而规杜过，非也。”（2179下）

庄二十二疏云“繇辞法当韵”，而哀十七疏则云“繇辞之例，未必皆韵”，正相矛盾。是以刘文淇谓庄二十二疏“非唐人笔也”。但庄二十二疏说与哀十七所述刘炫说同，则进而推论庄二十二疏盖出刘炫，未必为过。

又有一段疏文前后文意重复，可知非出一人之笔者。

（引文5）

隐三年经“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杜注：“始死书卒，史在国承赴，为君故，恶其薨名，改赴书也。书葬则举谥称公者，会葬者在外，据彼国之辞也。”《正义》云：“诸侯曰薨，礼之正名。鲁史自书君死曰薨，若邻国亦同书薨，则与己君无别。国史自在己国，承他国赴告，为与己君同，故恶其薨名，虽赴称薨，皆改赴书卒，略外以别内也。

“至于书葬，则五等之爵，皆举谥称公者，会葬者在于国外，据彼国之辞。彼国臣子称君曰公，书使之行，不得不称公也。

“又，云‘恶其薨名，改赴书’者，《释例》曰：‘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称，曲存鲁史之义。内称公而书薨，所以自尊其君，则不得不略外，诸侯书卒以自异也。至于既葬，虽邾许子男之君，皆称谥而言公，各顺臣子之辞，两通其义。’是其说也。”（1722中）

刘文淇云：“‘又云恶其薨名，改赴书者’以上，既将杜注‘恶其薨名改赴书’及‘会葬据彼国之辞’，全行改讫，不应又重举‘恶其薨名改赴书’一句解之。所释虽引《释例》，然上疏亦用《释例》之意，何必重叠其辞。此必异人之说。……经永徽中删削，无以考其姓名，然必非唐人语也。”又如：

（引文6）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注：“孔父称名者，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身死而祸及其君。”《正义》：

“宣四年传例曰：‘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故知称督，以弑罪在督也。诸言父者，虽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齐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孙行父、卫侯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为名。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曰：‘不称名，众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则知称名者皆有罪矣。

“杜既以孔父为名，因论为罪之状：‘内不能治其闺门’，使妻行于路，令华督见之；‘外取怨于民’，使君数攻战而国人恨之；‘身死而祸及其君’。故书名以罪孔父也。《释例》曰：‘……（引《释例》凡一百三十六字）……’是以孔父行无可善，书名罪之也。

“案：《公羊》《谷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书字。知不然者，案‘宋人杀其大夫司马’，传称‘握节以死，故书其官’；又‘宋人杀其大夫’，传以为无罪不书名。今孔父之死，传无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为名。言若齐侯禄父、宋公兹父之等。‘父’既是名，‘孔’则为氏。犹仇牧、荀息被杀，皆书名氏。盖孔父先世以孔为氏，故传云‘督攻孔氏’也。妇人之出，礼必拥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见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闺门。及殇公之好攻战，孔父须伏死而争，乃从君之非，是取怨于百姓，事由孔父，遂祸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积累其恶，故以书名责之。刘君不达此旨，妄为规杜，非也。”（1740中）

案：此疏“是以孔父行无可善，书名罪之也”以上皆述杜注之说。“案《公羊》《谷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书字”，言有异义，而其下为驳说，更述杜说。然前后述杜之说，显为重复，是以刘文淇云：“若非异人之说，则所引‘宋人杀其大夫’传、‘齐侯禄父’之等，与所谓‘内不能治其闺门，外取怨于民’，不应重言叠见矣。”又参疏末言“刘君不达此旨”，则知“‘皆以善孔父而书字’以上为光伯语，‘知不然者’以下乃唐人驳刘之辞”。

又有上下语意连贯，可知其所出者。

（引文7）

桓三年经“三年春正月”，杜注：“经之首时必书王，明此历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废法违常，失不班历，故不书王。”《正义》：

“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于春有王；九年春，无王无月；其余十三年，虽春有月，悉皆无王。《谷梁传》曰：‘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二年有王，‘正与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终生之卒也’。十八年书王，范宁注云：‘此年书王，以王法终治桓之事。’先儒多用《谷梁》之说。贾逵云：‘不书王，弑君、易祊田、成宋乱，无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终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正，历从王出，故以为王者班历，史乃书王，明此历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废法违常，失不班历，则诸侯之史不得书王。言此十三年无王，皆王不班历故也。

“刘炫规过云：然天王失不班历，经不书王，乃是国之大事，何得传无异文？

“又昭二十三年以后，王室有子朝之乱，经皆书王，岂是王室犹能班历？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闰，杜云‘鲁之司历顿置两闰’。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季孙虽闻仲尼之言，而不正历’。如杜所注，历既天王所班，鲁人何得擅改？

“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定，王位犹且未定，诸侯不知所奉，复有何人尚能班历？昭二十三年秋乃书‘天王居于狄泉’，则其春未有王矣。时未有王，历无所出，何故其年亦书王也？若春秋之历必是天王所班，则周之错失，不关于鲁，鲁人虽或知之，无由辄得改正。襄二十七年传称‘司历过，再失闰’者，是周司历也？鲁司历也？而杜《释例》云：‘鲁之司历始觉其谬，顿置两闰，以应天正。’若历为王班，当一论王命，宁敢专置闰月，改易岁年？哀十二年十二月螽，仲尼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杜于《释例》又云：‘季孙虽闻此言，犹不即改。明年复螽，于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闰，欲以补正时历。’既言历为王班，又称鲁人辄改，改之不惮于王，亦复何须王历？

“杜之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说，难得而通……

“今删定：……刘君不寻此旨，横生异同，以规杜过，恐非其义也。”（1746上）

此疏论《春秋》经文，桓公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之事。先述《谷梁传》、贾逵等桓公无王道之说，次述杜预王不班历之说。次称“刘炫规过云”，以下为刘炫驳杜说。刘炫说甚详析，而“又子朝奔楚”以下则所以更详论前“又昭二十三年以后”以下一段而已，所言事一也。总结言“杜之此言，自相矛楯”，谓此桓三年注乃与哀十三年注、《释例》等相为矛盾。“今删定”以下则孔颖达等反驳刘说之辞。刘文淇谓“此云‘然天王失不班历’，‘然’者承上文而言之，非发端之语词也”，以为“今删定”以上，本皆刘炫文，唯经“唐人横加‘刘炫规过云’五字”，分割两段，一似前半述《谷梁传》、贾逵无王道说，及述杜注王不班历之说者出于唐人《正义》，独规杜之说乃出刘炫。其实刘炫先述《谷梁》等先儒义及杜注义，后始驳杜说，故有“然”字其间也。又如：

（引文8）

文元年“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注：“步历之始，以为术之端首。期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迟速，而必分为十二月，举中气以正月。有余日则归之于终，积而为闰，故言归余于终。”《正义》:“日月之行，有迟有速。日行迟，月行速。凡二十九日过半，月行及日，谓之一月。过半者，谓一日于历法分为九百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过半二十九分。今一岁气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唯三百五十四日，是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气周。细而言之，一岁止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有余分二十九，一年十二月，有余分三百四十八。是一岁既得三百五十四日，又得余分三百四十八。其四分日之一，一日为九百四十分，则四分日之一为二百三十五分。今于余分三百四十八内，取二百三十五以当却四分日之一，余分仍有一百一十三。其整日唯有十一日，又以余分一百一十三减其一日，九百四十分唯有八百二十七分。是一年有余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成十一日也。

“刘炫云：则一岁为十二月，犹有十一日有余未得周也。分一周之日为十二月，则每月常三十日余。计月及日为一月，则每月唯二十九日余。前朔后朔相去二十九日余，前气后气相去三十日余，每月参差，气渐不正。但观中气所在，以为此月之正，取中气以正月，故言举正于中也。月朔之与月节，每月剩一日有余，所有余日归之于终，积成一月则置之为闰，故言归余于终。”（1837上）

刘文淇亦谓此疏全出刘炫，唐人横加“刘炫云”三字而已，故云：“前则旧疏原文，光伯承旧说而申明之。‘则’者承上之辞，若前为唐人语，光伯岂反申明其说乎。”意谓“刘炫云”以上原为刘炫所引先儒之说，刘炫承之而自为之说，故称“则”以示承上文。唐人横加“刘炫云”，而仍留“则”字，则文意割裂，“则”无所承矣。今案：上说十二月于一年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其实少十日八百二十七分，不足十一日也。然则刘炫说“犹有十一日有余未得周”，仍据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是据其大概之说，未尝全承上说之详。刘文淇必谓“光伯承旧说而申明之”，未知得否，但合上（引文7）等诸例观之，又颇似或然。只得谓盖然也，而犹不可必。以上刘文淇分析疏文，辨识刘炫旧说之法。（2013年补注：“刘炫云则”四字，笔者后有新解，以为“刘炫云”犹言“刘炫说”。请参看札记“云曰当名词解”，见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所载拙文《基于文献学的经学史研究》。2017年补注：札记亦收录于三联书店即刊拙著《文献学读书记》。）

刘文淇于疏中辨别说之出刘炫者与其出孔颖达等者，识之既多，心有所得，近乎知孔颖达等编书之大概以及刘炫《述议》之体例。

（引文9）

襄公二十五年“齐人以庄公说”，杜注“以弑庄公说晋也”，疏：“正义曰：刘炫云：杜意晋谋伐齐，齐人乃弑庄公以说晋也。炫谓庄公死后，晋始谋伐齐。齐人以庄公伐晋，晋欲报伐庄公，既以此说晋。言晋雠既死，今新君服从晋也。”

又“男女以班，赂晋侯以宗器、乐器”，疏：“正义曰：刘炫云：哀元年‘蔡人男女以辨’，与此同。杜意男女分别，将以赂晋也。炫谓男女分别，示晋以恐惧服罪，非以为赂也。”

又“及处守者皆有赂”，杜注“皆以男女为赂”，疏：“正义曰：杜以上句‘男女以班’与‘赂’连文，故云：‘皆以男女为赂。’刘炫以为男女以班，示降服于晋。有赂者皆有货财赂之，非以男女为赂。与杜异也。”（1984中）

此疏凡三段，前二者皆径引刘炫文为说，先述“杜意”，后称“炫谓”即其驳杜之说。刘文淇说：“此光伯《述议》规杜过者。据此知光伯《述议》有先申杜意而后驳之者。又，凡疏中言‘刘炫规过云’者，‘规过’二字乃唐人所加，非光伯本文，亦据此类可知。”据此，则后一段亦当与前二段同例，而唐人不更标“刘炫云”，“炫谓”改为“刘炫以为”尔。要之，此刘文淇言刘炫《述议》之体例，先述杜意，后始驳之；而孔颖达等编撰，或没刘炫名，或改“炫谓”为“刘炫规过云”等。如上（引文7）桓三年疏，刘文淇以为“刘炫规过云”以上亦即刘炫说，上下连贯读之，则先述杜义，后驳杜说，正合此例。又如：

（引文10）

僖公十年“遂杀丕郑、祁举及七舆大夫”，杜注“侯伯七命，副车七乘”，疏：“正义曰：《周礼·大行人》云‘侯伯七命，贰车七乘’，贰即副也。每车一大夫主之，谓之七舆大夫。服虔云：‘下军之舆帅七人，属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军舆帅七人。往前申生将下军，今七舆大夫为申生报怨，栾盈将下军，故七舆大夫与栾氏。炫谓服言是。”（1802上）

襄二十三年“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杜注“七舆，官名”，疏：“正义曰：僖十年传言‘七舆大夫’，杜云‘侯伯七命，副车七乘’，谓副车每车有一大夫主之。则此‘七舆大夫’，杜亦为主副车之官也。刘炫云：‘若是主公交车，则当情亲于公，不应曲附栾氏。服虔云“下军舆帅七人”。炫谓服言是。’”（1976上）

刘文淇就僖十年疏言：“此光伯《述议》语。光伯先引《大行人》以申杜氏，又引服虔说，谓服言为是，以规杜过。”意谓全疏皆出刘炫《述议》，而《述议》之例，先述杜说，后为驳说。襄二十三年疏亦如此，唯中间犹见“刘炫云”为少异耳。

至谓孔颖达等编定之体例，则多干没刘炫名，以及刘炫规杜例必反驳，皆见上（引文1、2、6、7）等外，其最要者，襄二十九年传“为之歌《小雅》”，疏与《毛诗·关雎序》疏文大同，例同上（引文2），刘文淇乃曰：“孔冲远作《五经正义》，彼此文义相同，原无足怪。惟是《诗》《书》《左传》据刘炫为本，三疏多有同者；《易》《礼》不据光伯，遂无一同者：是可疑也。”刘文淇自注云：“昭四年传‘四岳三涂’疏与《诗·崧高》疏同三百余字，昭七年传‘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疏与《诗·十月之交》疏同百余字，昭十三年传‘使诸侯岁聘以志业’疏与《尚书·周官》疏同五百余字，昭二十八年传‘诗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与《诗·皇矣》疏同五百余字。”刘文淇意谓，其当俱出刘炫旧文，始可有《诗》《书》《左传》疏文字相同者。反言之，三疏文字相同者，即可疑其为刘炫旧文也。今案：其只可疑而不可必者，自容有二疏同据他书者。如《仪礼》贾疏与《礼记》孔疏亦有大段同文之例，则所据旧疏既非出一人，自当以为所据旧疏之外别有一书，为二疏各皆因袭。以上刘文淇推论刘炫《述议》体例及孔颖达等编《正义》之大例。

刘文淇分析《正义》，实属草创，《考正》一书虽多精义，仍有论之未得其的者，甚或有刘文淇前后论旨不同者，不得不做分别观。曾为条记辨证刘文淇具体考证之失误，今不更论，仅就有关孔疏与二刘说之关系者稍作辨析。

刘文淇依据孔颖达《正义序》更为推论，而其说颇有可疑者。刘文淇自序言“今一依孔氏序例，细加析别”，是刘文淇立论以孔氏《正义序》为本。

（引文11）

庄六年传“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后立衷焉”，疏：“正义曰：君子……言文王子孙本干枝叶，适子庶子皆传国百世，由文王之德堪使蕃滋故也。刘炫云：度其本，谓思所立之人有母氏之宠，有先君之爱，有强臣之援，为国人所信服也。度其末，谓思所立之人有度量，有知谋，有治术，为下民所爱乐也。”（1764下）

刘文淇谓：“此光伯《述议》语。前则旧疏原文，光伯解‘度其本末’与旧疏异。若为唐人之笔，不当引刘说以自驳；即引之，亦宜在前而驳正之。今刘说在后，又无驳难，故知前为旧疏也。知非唐人先言己意而引刘说在后别为一解者，孔序：‘据刘炫为本，其有缺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是孔氏止此三例也。”

今案：此疏有两说，前说不言出谁氏，后说标刘炫名。刘文淇以为前说乃刘炫引述前儒之说，非孔颖达等之说。今案其说盖是也，而犹未可必。何则？孔氏三例，本谓取材之例，并非行文之例。是以使孔氏诚只此三例，犹不得谓唐人必无“先言己意而引刘说在后别为一解”之例也。隐三年《正义》:“……故服虔云‘……’是也。刘炫云‘……’，刘又难服云‘……’。”（1724中）《正义》自解与服同，犹引录刘说及刘难服之说置后。又，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注“称字者，贵之”，《正义》:“季是其字，友是其名，犹如仲遂、叔肸之类，皆名字双举。刘炫以季为氏而规杜过，非也。炫云：季友、仲遂皆生赐族，非字也。”（1808中）《正义》以刘炫规杜过为非，而仍引炫说殿后，岂非“引刘说在后，别为一解”者？至刘文淇云“引之，亦宜在前而驳正之”，则亦有其例。如昭十二年“克己复礼，仁也”，疏：“《正义》曰：刘炫云：……。今刊定云：……”刘文淇说：“‘今刊定’以下乃唐人语，序所谓‘特申短见’者也。引刘说在前而申己见于后，乃一定之例。据此知疏中凡引刘说在后而与前疏不同者，皆为光伯驳正旧疏，非唐人之说也。”刘氏复引孔序语，以证孔疏文例；更据此“引之，亦宜在前而驳正之”之例，重谓若孔颖达等说与刘炫异，则孔颖达等说当在刘说之后，不当在前。因是推测之论，或不误而不可必也。

“前疏皆出光伯”之说又有可疑者，若依刘文淇说，前有别说，后有刘炫说，而唐人无驳义者，是《正义》同刘炫说。然则如（引文11）庄公六年疏，前说一百九十七字，刘说五十六字；又如桓五年“启蛰而郊”疏，前说三百一十字，刘说十九字。唐人同刘说而刘说甚略，不取前说而载之独详，岂非失轻重之宜？

又如隐五年传“凡物不足以讲大事……”，《正义》:“物谓事物。……人君一国之主，在民之上……刘炫云：捕鱼、猎兽其事相类，……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轨……”（1726下）刘文淇说：“此光伯《述议》语，前则旧疏原文。‘人君一国之主’以下旧疏解传‘君将纳民于轨物’三句，刘说略与之同，唐人约其意，故言‘人君以下云云同’，谓同于旧疏也。”又“鸟兽之肉不登于俎”，《正义》:“登训为升。…… 礼，水土之品、笾豆之物，苟可荐者莫不咸在，岂皆公亲之也。刘炫云：此言田猎之时，……祭祀水土云云同。”（1727中）刘文淇说：“此光伯《述议》语，前则旧疏原文。所谓‘祭祀水土云云同’者，唐人约其义，谓刘说同旧疏也。若谓前为唐人语，岂光伯见唐人疏而同之哉？必不然矣。”又“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下疏（1727下）、襄十一年传“歌钟二肆”疏（1951上）等，例皆同，刘文淇说亦同。今案：凡此等皆前有一说，后有“刘炫云”之体例，而刘炫说中与前说语有重复，用“云云”省之。刘文淇意，前说是刘炫《述议》所引旧疏文，唐人撰定《正义》，见刘炫自说中语与前引旧疏重复，遂为省文。此有疑者，若如其说，《述议》之为书，先备录旧疏全文，其下乃刘炫自申己意，且其自说中每有一段文字与旧疏相同。著书之体，岂得如此？盖刘文淇亦自觉其可疑，故后卷中所言与此不同。昭元年传“书曰‘秦伯之弟针出奔晋’，罪秦伯也”，《正义》:“《释例》曰：‘秦伯有千乘之国，……’……《公羊》以为……刘炫云：奔者，迫窘而去……《例》曰以下同也。”（2022下）刘文淇说：“光伯所引《释例》与疏首所引《释例》同。若谓前为旧疏，则旧疏既引《释例》，光伯不应更引之；若谓前为唐人所引，亦不应于光伯所引者约其辞于后，于己所引者详其文于前。此可见删改之踳驳矣。”又“其生不殖；美先尽矣，则相生疾”，疏：“《正义》曰：此侨重述不及同姓之意。……故《晋语》云：异姓则异德，……刘炫云：违礼而娶，……注‘同姓’至‘生疾’，《正义》曰：刘炫云：人之本心，……《晋语》云云同。”（2024中）刘文淇说：“此疏释传，前为旧疏原文，后乃光伯《述议》语。其曰‘《晋语》云云同’者，唐人约光伯之语，谓与旧疏同耳。若前为唐人语，岂光伯见唐人疏而同之哉？必不然矣。”又引包慎言说：“旧疏有为光伯所引者，有唐人所引者。唐人既两载之，其有同者则约其辞曰‘云云同’，后将旧疏姓名削去，便似前为己说，遂致踳驳耳。”今案：包氏说较刘文淇说为妥。前说非《述议》所引，而为唐人所引，乃可释“若谓前为旧疏，则旧疏既引《释例》，光伯不应更引之”之疑。唯因刘文淇拘于孔序，以为唐人除刘、沈二家外，更无自引旧疏之例，故未敢遽从包说。是以虽觉其可疑，仍只得归咎“唐人删改之踳驳”尔。

刘氏另有一证，今不可依据。刘氏自序云：“光伯之疏，本名《述议》。《隋经籍志》及《孝经疏》云‘述议者，述其义疏议之’，虽指《孝经述议》而言，其余《诗》《书》及《左氏传》光伯皆名《述议》，应亦‘述其义疏议之’。然则光伯本载旧疏，议其得失。”今案《隋志》云：“秘书监王劭于京师访得《孔传》，送至河间刘炫。炫因序其得丧，述其议疏，讲于人间。”《孝经疏》云：“炫叙其得丧，述其义疏议之。”《孝经疏》文出《隋志》无疑，而《隋志》今本作“述其议疏”，盖谓刘炫自为古文孔传《孝经》撰述义疏而已。刘文淇据《孝经疏》，谓引述先儒旧疏而评议之，疑非是。总之，“刘炫云”以前之说，刘文淇必谓亦出刘炫，虽或其然，而未必皆是矣。

又，杜序《正义》有攻驳贾逵说者，刘文淇即言：“此驳贾氏说，非唐人语。孔序以苏氏‘旁攻贾服’为非，又谓光伯‘聪惠辩博，固亦罕俦’，当亦指其驳正贾服诸家之说。冲远据光伯为本，但辨明规杜失者百余事，他人无所攻击也。”并为自注，列举《正义》全书中驳贾氏说凡三十九条、驳服氏说凡百二十六条、驳贾服说凡二十条，意谓凡是攻驳贾服之说者，皆出旧疏，非唐人所为。案：《正义》意在专守本注，故孔颖达等“辨明规杜失者百余事”。而刘氏言“他人无所攻击”，则只可视为刘氏经验之说。何谓？刘氏通观全疏，于其称“今赞曰”“今删定”等明知出唐人之处，除反驳刘炫规杜之说外，未见有攻击他人之说。是此说出刘氏经验，推而广之，盖少例外，未尝不可以敬重。至其据孔序，以为唐人意必如此，则未见其是也。案孔序云：“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其为义疏者，则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然沈氏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本文，唯旁攻贾服，使后之学者，钻仰无成。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聪惠辩博，固亦罕俦；而探赜钩深，未能致远。”“旁攻贾服”主谓苏氏“不体本文”而“唯旁攻”者为不宜，非谓攻驳贾服即为不可。“聪惠辩博”，更不足以为唐人不攻驳贾服之证。要不可必谓唐人绝不驳贾服也。

又，僖二十八年疏引刘炫说攻驳《公》《谷》义，刘文淇云：“此光伯《述议》驳二传以申《左氏》也。疏中驳二传者不少，辞义辩博，皆当为光伯语。”此亦刘文淇经验之说，不可忽视，而别无根据，亦不可以必。《正义序》言刘炫“聪惠辩博”，自不足证其驳二传而“辞义辩博”者皆刘炫说也。

本节小结：一、孔疏既有明引刘炫说者，亦有“今赞曰”“今删定”等语，即知其上文出旧疏；而书中前后及《诗》《书》《左传》三疏内互见与此同文者，即知出刘炫，此等皆显然可见，绝无疑义。其余刘文淇论上下文或有重复，或有矛盾，当出旧文，非皆唐人笔，盖皆可信。二、刘文淇推论刘炫《述议》之体例，先述先儒旧说，亦述杜注义，后始述己意，殆近其实。至刘文淇每谓《正义》引“刘炫云”以上亦皆刘炫旧文，则盖是而犹不可必。刘文淇又论《诗》《书》《左传》三疏文字相同者，可疑其出刘炫笔；疏文除驳刘炫百余条外，全皆出刘炫或沈文阿旧疏：则其说大概不诬，但自不当无例外，故其每段疏文是否出刘炫，则难以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