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厌，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了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他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相比。

我记得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抽烟斗，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超然自逸，游刃有余。但在事实上，他有时又会不顾一切。表面上，他冷眼旁观，超脱矜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喜欢说：“对我来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朋友、工作和机会，全都是自己找上了我。我在生活中，从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了。

父亲在奥匈帝国的末期出生。其时，弗兰茨·约瑟夫仍是让人宽慰的皇帝，他红彤彤的脸颊上蓄有庞大的腮须。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代，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犹太人能获得全部权利——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规定的。祖父母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只是在20世纪初将自己的德国名字匈牙利化了。他们觉得，当了匈牙利人就该有匈牙利的名字），但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在温泉和滑雪胜地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但最喜爱的还是多瑙河旁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安全紧密相连。他们的布达佩斯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仅次于维也纳，洋溢着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气氛，也同样拥有巴黎的宏大抱负。对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威尼斯——还有其壮观的宾馆——是西方文明的最高荣耀。前不久，奥匈帝国的军队没经太多战斗就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名叫波斯尼亚，但是其首府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声枪响，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家的传奇故事。

父亲身处20世纪，但他却被遵照19世纪的方式抚养长大，犹如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该作品中的舒适世界和相关礼仪打得粉碎。等到父亲成年，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已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对将临的狂热乌托邦年代，父亲毫无准备。

父亲的老朋友和旧日的击剑伙伴佐德·费伦茨（Ferenc Zold），六十年后还能清晰记得：“他的容貌、仪态、性格以及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周遭他人的尊敬。在击剑俱乐部里，我们都叫他‘我的勋爵’，因为他如此强烈地推崇英国。你父亲的亲英，属于那种理想化但已不切实际的版本。大家接受他的这一倾向，并为此而迁就他。他在自己投入的一切领域——学习外语、博士研究、剑术等——都好胜要强。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向乐于助人。我记得，我们要给在欧洲击剑运动会上遇到的女孩子写情书，就要麻烦到他，他可随意运用三种语言。至于他自己的恋情，你父亲却又相当谨慎。”

我现在知道，他是个充满矛盾的人，自傲几达傲慢的地步。他是个专注而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却不大愿表露自己的情感。他的犹太出身使他在自己的祖国遍遭歧视，但他又是个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父亲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匈牙利文后变得更美。他十八岁时响应征兵号召，尽管体格健壮，又是击剑比赛的获奖者，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认为“不适合”。父亲心怀抱负，颇为聪慧，严于律己，又仪表堂堂。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他生来勇敢，执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敏捷，在高山滑雪和击剑的比赛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此骄傲的男人，却要时时面对社会的回避和歧视，这一定造就了很多强忍的愤怒。我还不能完全诠释父亲对勉强继承下的犹太出身的复杂心态，更弄不懂他偶尔作出的鲁莽的冒险，有时还会陷家人于危险之中——正如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

击剑——一项贵族的运动，起源于决斗和英勇——是父亲宣泄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赢得过布达佩斯高级中学击剑锦标赛，当时他的照片还曾张贴在学校的大厅。到大学里，他的剑术又找到新的用途。数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大学里每年都有一次反犹游行，一次持续好几天。我把受惊吓、遭暴徒追逐的犹太姑娘和小伙拉进我的办公室（他是博士候选人），然后向暴徒的带头人挑战，以决斗来定输赢。”他微笑着回忆：“赢的当然是我。”

那种骄傲是他终生的护盾，却也妨碍了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在这一点上，秘密警察档案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反犹主义造就了父亲一生的选择。尽管他有傲人的学习成绩，但由于匈牙利对犹太学生声名狼藉的“总数限制”，法律学院仍不予录取。他跟同样是犹太背景的母亲结婚，当然是因为爱；但还有许多女孩子，他是无法迎娶的。到了晚年，他向孩子们解释，他为何要戴一枚刻有奥地利伯爵夫人家徽的戒指。“由于婚姻已属不可能，在最终劝服她回老家维也纳时，我只得发誓我会一直戴着它。当时，德国已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幸存，全靠他们的要强、足智多谋和运气。其时，阿道夫·艾希曼正在迅速围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匈牙利法西斯的统治下，那些长处仍可发挥作用。蹊跷得很，每当父亲谈到“大灾难之前”的年份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怀旧之情。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父亲对1930年代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常使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其时她尚未进入他的生活。这一时期是父亲“金色”的青春年华，我研究这个阶段时，也感到异常困惑。对讨厌的真相视而不见，成为爸爸赖以生存的又一精神疗法。1938年德奥合并后，在维也纳发生的，他都视而不见。他在维也纳的那些富有修养的犹太朋友，像动物一样遭到追捕；维也纳卡琳瑟大街的商店橱窗，被用焦油涂上了“犹太商店”字样。所有这一切，他会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记忆中抹去。德奥合并数天后，匈牙利的摄政和海军总司令霍尔蒂向全世界宣布，匈牙利发明了法西斯主义，早在1920年，匈牙利就通过了现代第一条反犹法律。霍尔蒂一派争辩，“我们必须要有人道、体面的反犹法律，这样希特勒派就不会来打扰我们”。事实上，每通过一次“体面”的反犹法律，我父母所在大学里的犹太学生便会遭到殴打。希特勒的帝国很快将匈牙利三面包围，决斗的年代迅速让位于军靴的年代。

父亲的文学英雄是兰斯洛特、罗宾汉、红花侠。他倾慕加里·库珀，模仿弗雷德·阿斯泰尔的优雅。但父亲最敬畏的还是自己的地理学教授泰莱基伯爵（Count Pal Teleki），他在1940年初当上霍尔蒂政府的首相。“Sub pondera crescit palma”——棕榈长于险境，是泰莱基给我父亲的忠告，也是我自父亲处学到的第一句拉丁文。泰莱基属于“体面”的反犹派。他认为，只要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就不会来横加干涉。1941年，霍尔蒂允许希特勒穿过匈牙利国境，去攻打匈牙利的同盟国南斯拉夫，事先又没有咨询泰莱基。一怒之下，泰莱基写给他老板一封慷慨激昂的抗议信，随即开枪自杀——可敬但又是无用的举措。尽管如此，父亲谈起泰莱基时总是怀着敬意，甚至充满感情。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在匈牙利的翻版——箭十字党（Arrow Cross）经常与希特勒在布达佩斯的特使阿道夫·艾希曼携手围捕犹太人，再把他们送去多瑙河旁的枪毙执刑队。我的父母却活了下来。秘密警察档案揭示出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他们不断在基督徒朋友们的家中搬来搬去，从不佩戴犹太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死罪），而且使用伪造的身份证。

父母几乎从不讨论这些，也从不告诉孩子们有关他们自己以及妈妈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的真相。我们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Bethesda）安全地长大，几乎成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我们姐妹和弟弟一直听到的说法是，外祖父母死于战争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空袭。直到今天，我从未看过他们的相片——这是件很悲伤的事。我非常细心地保存着家庭相册，只需朋友稍作暗示，我就会拿出自己的相册介绍：“这些是我父母、我小孩、我丈夫当时的模样。”这种执迷在我家是有传统的。我们离开匈牙利时只带走很少东西，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一只装满相册的“情感”手提箱。现在我在档案中读到，在秘密警察抄走的东西中，牢中父亲所害怕失去的，就有书桌上我们姐妹的照片。我们的家庭相册有个永远无法填上的黑洞——那就是消失了的外祖父母。

父母告诉我们的关于外祖父母的故事，其实都是假的。我们是在1956年的革命之后逃离匈牙利的，到1979年我首次重返布达佩斯，才得以发现此事的真相。其时，我在写罗尔·瓦伦堡的传记，他是一个勇敢的瑞典人，救了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最后失踪于苏联的古拉格系统。当我在布达佩斯访问一名获得瓦伦堡搭救的妇女时，她很随意地说：“当然，瓦伦堡来得太晚了，无法帮助你的外祖父母逃脱毒气室的厄运。”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听到外祖父母的实际遭遇，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出身。我从布达佩斯给爸爸打电话，报告我的“新发现”，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冰凉，这是他第一次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的秘密被女儿揭穿了。这给我们此后二十五年的父女关系罩上了阴影。

母亲对这些话题也是避而不谈的。如果我提出来，她就会热泪盈眶，这让我只能保持沉默。也许她因为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救出自己的父母，而感到深深的愧疚。这可能是她终生依赖安眠药的原因之一。没有死亡证明书，没有她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记录，是否在帮助她抹去这一痛苦的记忆？她从没回过自己的诞生地米什科尔茨（Miskolc），那是位于匈牙利东部的一座乏味的工业城。外祖父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被送去死亡集中营。我跟我丈夫在2003年艰苦跋涉去了这座讨厌的城市，找到了外祖父母曾做礼拜的犹太教堂，如今虽已失修，却还完整无缺——他们是从那里，开始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犹太教堂的庭院里，墙上的一块匾列出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害者名单，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安娜·诺伊曼和阿道夫·诺伊曼（Anna and Adolf Neumann）。

我三十岁那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出身，却划下一条悲哀的裂缝，一边是我，另一边是父母。我想要知道更多家史的细节，但父母认为，这样的探索只是“美国人的奢侈”。父亲一再重复：“你永远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完全同化了的匈牙利人。”我尽量抑制自己不说出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希特勒及其匈牙利同伙，跟他想的可不一样。对父母来说，这个讨论已经结束。我执著的探索——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生前最后一年，即母亲过世之后，记忆力开始衰退的父亲搬来与我和我丈夫同住。一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我们终于弥合了这条裂缝。

发现我们是犹太出身，我自己的反应是一大解脱，内心的一块空白已被填补。以前，我寻觅不到母亲祖上的照片或纪念物，总感觉遗漏了什么。这一发现——即便是纳粹谋杀外祖父母的悲剧——使我感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着落；并让我觉得，与那些家史在抵达美国时才开始的其他难民相比，自己享有更丰富的内涵。毋庸置疑，这是痛苦的，但我终于真相在握。至于我们的犹太背景，我一点也不在乎，甚至为它而感到骄傲。专业人士、中产家庭、重视教育，家住布达佩斯，后来发现是犹太人，这太顺理成章了。不过当时，我是新世界的幸运女孩，而父母是伤痕累累的幸存者，受到了反犹大屠杀和冷战的双重摧残。

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

档案也列出父母——两人都有博士学位——由于“血统”关系而遭到解雇的各式工作。五十多年后，我还在为这20世纪的根本荒谬而感到无比愤慨。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我父母的亲身经历。我的愤怒是全新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获悉，父母从不谈论他们受到的迫害和展现出的勇敢。他们不让我们了解家史，曾使我感到恼怒和受挫。现在，真相出现在秘密警察的官方文件中。他们编纂我的家史有自己的目的，与我的迥然不同。他们想在我父母身上寻找可以利用的弱点，而我是在寻求真相。

父母的恋爱是一段战时浪漫史。他们在我未来的教父豪洛希·贝拉（Bela Hallosy）的家里相遇，都去参加桥牌游戏。其时，同盟国正在对布达佩斯实施频繁的空袭。我那擅长挑逗、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母亲，遇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手，无论是在桥牌桌上，还是在人生之中。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两人都因为最新公布的反犹太法律而失去工作，仅靠教人英语来维持生活。他俩的性格迥异：她情绪化，情感浓烈；他耿介严实，严于律己，自命不凡。他俩都喜爱书籍和新颖的思想，但风格上的差别仍然极为鲜明。我曾感到惊奇，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起？多亏了秘密警察档案，我现在懂得：他们都在向盖世太保、箭十字党和秘密警察提出挑战，从中锻造了志同道合的纽带。我不敢想象，没有相互的支撑，他们中任何一个能得以存活。

他们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我曾向他们追问战争后期在箭十字党统治下的噩梦年代的一些细节，父亲告诉我，他曾写信给反犹击剑俱乐部，主动要求退出，以避免遭到驱逐，但“教练只是把信存档，允许我继续击剑，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那时箭十字党已无孔不入，使之难以为继”。他把此事讲得好像是打了一个胜仗。另一次，他遇上身穿箭十字党制服的前击剑伙伴，在对视一刹那后擦肩而过，没有停下脚步。还有一次，父亲以机智战胜了一名借醉酒追求我母亲的俄国“解放者”。他们只叙述这些插曲，而从不详谈自己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恐怖。

这触及到我童年生活中的极大迷惑：父母勉强幸免于纳粹的暴政，按理说，应保持低调。但是共产党接管匈牙利时，父母却肆无忌惮，公开站在已成为新敌人的美国一侧。他们怎么敢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呢？瞒过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是否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或只想再一次享受美好人生？那时的他们才三十几岁，充满青春活力。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和新闻人赶来见证中欧这个不幸角落的苏维埃化，需要他们的服务。他们英语流利，举止和桥牌更属上乘。交上这些“强大的”朋友，父母可能由此产生了确保无虞的安全感。在反犹太社会中含垢忍辱的犹太人眼中，这必定是一帖灵丹妙药。

战后的照片中，父母脸上洋溢着欣喜和解脱。布达佩斯幸存于五十一天残酷的围攻，以德军投降于苏军而告终。市民是欢天喜地的，但美丽的城市已成瓦砾一片。我家在玫瑰山上的房子已被苏联军官占用。多瑙河上的天际轮廓是无法辨认的——德军曾固守到底的城堡小山是一片月球景色。曾经优美的桥梁都已倒塌在多瑙河中。

支离破碎的景观下，却涌动着勃勃生气。同盟国、苏联和德国的炸弹所留下的残骸迅速得到清除，远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西装革履的男人和身着裘衣的女士——包括我的父母，都自愿一个月中抽出几天参与清理，或清扫场地，或堆砖砌墙。贡德尔餐馆——市公园中的著名餐馆（德国国防军曾把它当作马厩使用）——再次挤满顾客，他们奇迹般地穿上了欧洲最新款的服装。纽约咖啡屋又从地窖中拉出红色毛绒的长座椅。这里的舞池曾是父母谈情说爱的地方，而当时阿道夫·艾希曼正在几条街区外敲定屠杀计划。如今，他们随着母亲心爱的科尔·波特的歌曲《白天和夜晚》（Night and Day），再一次翩翩起舞。他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乐观的最高标志，他们在计划下一代的诞生，这在朋友圈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战后一段时间，他们有机会再次前往欧洲的各个首都，并去匈牙利巴拉顿（Lake Balaton）湖畔幸存的豪华宾馆避暑。后来，这些宾馆国有化，变成了党内精英的疗养所。苏联占领军首次注意上父亲是在1946年，其时他为一家匈牙利报社工作，报道了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Vladimir Sviridov）将军的最后通牒。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统治匈牙利的是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而斯维里多夫是该会的苏联主席。他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禁止反苏的政客担任公职。父亲在新闻稿中指出，这是自德国占领终止后，外国力量首次公开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这份新闻稿导致秘密警察建立了父亲的档案，更开启了对父母近二十年的全面监视。

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我一生中，每听到这三个字母，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也从没听到，有人用中立的语调读出这三个字母。父母提起这个简称时，混合着厌恶、害怕、蔑视的感受，一旦提及，这种气氛就会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小孩子们都认为，父母能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一听到这个简称，我就知道其代表的力量远远超过父母的能耐。我很害怕。

一些重要的年份、日期和名字，像家庭成员的生日一样，深深铭刻于我的记忆。我是何时弄懂1946年是苏联和其匈牙利盟友的关键之年的？（从童年记忆最深处浮起的另一个词是：“Moscovite”，“莫斯科人”。父母说到此词时老是带有特别的蔑视，它是指随苏联红军回到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其中最为重要也最惹人讨厌的，就是匈牙利未来的总理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Rákosi]。）

匈牙利共产党无法赢得战后的首次大选，便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可把匈牙利推入欧洲民主大家庭的另一次选举。执行苏维埃化的主要工具是AVO，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就在我阅读父母档案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物里），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到1946年，父亲出现在苏联的雷达屏幕上。父母知道吗？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向新政权挑战，穿着入时，与西方人交友。也许命定论已渗入他们的思维：如果能从希特勒和艾希曼手中死里逃生，就能渡过任何难关。1948年，他们随匈牙利击剑队去了伦敦，回来后，他们好像是在公开展示对英国货的偏爱。（在那些照片中，他们就像在为英国巴宝莉精品公司做广告。）自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母亲就一直用英文名字安德鲁来称呼他。

愈来愈多的英国和美国新闻人，抵达布达佩斯后，总要来见一见马顿夫妇。美国《时代》杂志的年轻记者西蒙·布尔金（Simon Bourgin），是个来自亚利桑那州依莱镇的瘦高个，战后被派驻布达佩斯，父母带着他四下游览。他在2008年回忆道：“布达佩斯仍有灵气。在没被肃清之前，这种灵气使之成为欧洲最令人激动的胜地。整个社会像凝固在古色古香之中。美丽的女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在一两天内照样缝制出西方款式的裁缝们，等等。她就像今天的香港，却有自身的魅力和智慧。布里斯特尔宾馆（Hotel Bristol）虽遭轰炸，仍耸立在多瑙河旁。它是新闻人的总部，散发出怪异的魅力；大厅里有旧式家具，坐在桌旁的人都有风度。它像布达佩斯城一样，久久保留着自己的风采。”

布尔金还说：“你父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提供我们无法得到的新闻，应该是险境中新闻人的楷模。他们聪明，富有魅力，内行，尽责。我们建立了亲密的互信，真心关心他们。我们知道他们如履薄冰，却还是在勇往直前。”

我幼年印象中的另一个人物有点神秘——他既不是新闻人，也不是真正的外交官；在我们定居华盛顿后，他又一次出现。他叫詹姆斯·麦卡格（James McCargar），衣着整洁，总是身披一件剪裁得体的蓝色夹克，身材高大，令人印象深刻。以我小孩的眼光看，他是很典型的美国人，但缺乏那些在我家来来往往的记者们的随和。现在我知道，麦卡格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曾为代号“池塘”的绝密计划招募匈牙利人。到1947年，他已将七十五名匈牙利反对派政治人物从匈牙利带到西方。麦卡格有真才实干，是个很有派头的秘密探员，酷似詹姆斯·邦德，但我始终没有弄清他跟我父母的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向我透露有关我父母、麦卡格和其他任何信息。）

麦卡格首次看到布达佩斯是在1946年，这是他的回忆：“我在1946年夏天抵达，只要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比一比，匈牙利人的活力就会有最为显著的展示。在维也纳，市民心惊胆战于四国占领军，只不过是在勉强度日……在布达佩斯，虽遭受了等同于德国主要城市所受的摧毁，又要察看不甚仁厚的苏联红军的脸色，但仍有搅打奶油来配备频繁的日常咖啡——还有婴儿牛奶，战后的重建项目生气勃勃……只要能找到舞台，就会有喧闹的剧院，夜总会更是颇负盛名。”

1947年，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麦卡格在他布达佩斯居所举办的午餐聚会中与我父亲展开激烈争辩。麦卡格激怒了我父亲，因为他说匈牙利人易于容忍外国占领，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苏联的。最终，他向我父亲道了歉。很久以后，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的麦卡格仍是我父母的朋友，更是我研究情报工作的宝贵信息来源。2008年春天，我拨通了他在华盛顿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法裔妻子莫妮克。她断断续续告诉我，麦卡格前不久去世了，“临终前他还谈起你，带着很特别的感情”。又断了一条线索。

到1949年，拉科西·马加什以自称为“意大利腊肠”（salami）的策略成功战胜反对党，成为匈牙利无可争辩的统治者。此时，从字面上讲，公开钦慕西方已是一桩罪行。率直批评当局的评论家，被斥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一个个消失，或遭折磨，或被杀害。父母的犹太出身，曾使他们成为旧政权的靶子；现在，“资产阶级”出身再加上对西方的情有独钟，又使他们成为新政府的目标。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纳粹统治与共产政权之间有一个短暂时期，母亲尚可参加工作。到了1948年，她就遭到教育部解雇，她的名字出现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上。一年之后，父亲经营的独立的、政治态度温和的报纸《克斯·乌萨格》（Kis Ujsag）也被取缔，他也加入了失业队伍。

选择愈来愈少，但因为有良好的英语（与德语和法语一样流利），父亲当上英国《每日电讯》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1948年他赴伦敦参加击剑比赛——那是十年中他们最后一次在国外旅行，当时他就发现，如果不愿开计程车，匈牙利人在伦敦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档案里也有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父母有时会完全绝望，但总是对孩子隐瞒。秘密警察在1948年记录，父母曾申请移民去新西兰。父母是彻头彻尾的中欧人，酷爱咖啡屋文化——俗称布达佩斯的氧气，由玩世不恭的幽默和高级八卦混合而成——再加上对桥牌和歌剧的情有独钟，竟然考虑在平静如水的新西兰的威灵顿开始新的生活！尝试移民到新西兰是家史中故意删减的又一章节，犹如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角色，以及父母的犹太出身。

移民新西兰的计划破灭之后（缘于支持该移民计划的英国驻布达佩斯领事突然离职），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记者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尤玛镇来到布达佩斯。他是美联社著名的欧洲通讯记者，名叫丹尼尔·特鲁斯（Daniel De Luce），向我父母提出了原地不动的危险建议。他劝说，匈牙利新闻环境可能很严酷，但新闻资源也极为丰富。做秀公审、关闭教堂、对所有反对党的野蛮清算、旧“资产阶级”被放逐到残酷的劳改营等等，条条都是大新闻；薪资将与工作的艰辛相匹配。于是，父亲与世界通讯社中的佼佼者美联社签约，充当它的特约记者。

父亲喜欢和这名低调的美国人共事，称特鲁斯教会他成为一名“美国新闻人”（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也以此为荣）。他可能认为，为世界最强大的新闻组织工作，可能会给他提供保护，毕竟他的其他选择一个个都已泥牛入海。除此之外，其时只要收到美国来信便可让人遭到解雇，他却与“敌人”签约，其中还有一个更符合人性的动机。母亲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我们单调、暗淡的存在相比，这些男女像是在过着魅力四射的生活。前所未闻的奢侈品，如尼龙袜、口红、匈牙利人只能在黑市上看到的食物，却是他们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各式书籍和报纸，自由思想和理念的相互交流，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富有。而在匈牙利，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我们要一直忍受智力上的饥馑。”这份回忆录写于1950年代晚期，从未发表，在1970年代交托给我。我很惭愧，其时我对家史还无动于衷。

1948年初，特鲁斯有关匈牙利推行残酷的苏维埃化的报道，成为全世界的头版新闻。在匈牙利，它刺痛了一根神经。特鲁斯接到电话，来自令全匈牙利人发抖的拉科西。这位第一书记警告特鲁斯，如果他再写一篇类似的报道，将被驱逐出境。特鲁斯回答说，无法在如此威胁下工作。他只知道一种报道方式。他不愿被踢出去，便告诉我父母他将离开。由于特鲁斯的建议，我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就爸爸而言，这是改变他人生的大事。

担任持记者证的美联社全职通讯记者，听上去很滋润。很快，父亲说服母亲接受了合众社（UP）的类似职位。该社是美联社的对手，后来改名为合众国际社（UPI）。母亲写道：“我们经常因担忧而难以入睡。如果遭监禁，我们的两个小女孩怎么办？她们的健康成长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就自己而言，我们的处境本来就不妙，不会因我追随（丈夫）而变得更糟。所有的经验显示，如果当局要监禁一名涉外人士，他的妻子一定逃不脱同样的命运，不管她知不知情，参不参与。”这样，她便成为父亲的“对手”，当上了合众社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实际上，母亲虽对重大事件有敏锐的观察和机智的评论，却不是一名作家。外人不知道，其实是父亲，在同时向美联社和合众社送交各自的新闻稿件。）

父母并肩报道了1949年恐怖的做秀公审。在这次对司法的践踏中，主角是一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犯有一系列“反国家、反人民的罪行”。此类做秀公审，因阿瑟·库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而永垂不朽。父母很快成为铁幕后最后一批独立的常驻新闻人。“你对劳伊克公审的报道是个漂亮的起点。”这是他美联社老板1949年10月1日发来的电报。父亲骄傲地回答：“在法庭上，看到我们竞争对手都有两名记者，路透社甚至有三名，而我却是单枪匹马，真不是滋味……但我帮忙省了不少钱，并抢在他们之前发出劳伊克死刑的新闻。”

不仅是速度，父亲的报道也得益于他的文化背景，还有他深入骨髓的历史感。这一切是美国新闻人无法体会的。他不顾一切想唤醒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同盟国苏联像被击败的德国一样危险。他认为，透过报道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父母为纽约至旧金山的读者所写的数百篇新闻稿，每一篇都被翻成匈牙利文，接受仔细审查，然后在秘密警察那里归档。到1950年，秘密警察已在马顿的卷宗里积累了一千六百页。

有好一阵子，父母的努力令匈牙利的新闻不离美国报刊的头版，得以击败苏联想在西方的雷达下悄悄行事的企图。他们的报道直截了当，不加修饰，但真实案例的累积仍能发挥谴责的作用。他们是本国人，无法驱逐；又有较高知名度，不容易轻易“消失”。所以，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用蒸汽打开过。

秘密警察观察到，作为毫无畏惧的记者，父母的国际声誉在日益增长。他们的档案中有一份美国报纸的剪报，日期是1949年2月10日，但未注明哪家报纸：“即使有针对新闻记者的禁令，美联社仍取得关于敏真谛[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的完整报道……布达佩斯政府拒绝向美联社颁发记者签证，理由是它已有常驻的安德烈·马顿。之前，匈牙利政府曾自布达佩斯驱逐一名美联社记者[丹尼尔·特鲁斯]。马顿是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美联社主管人员对他所报道的是法庭内发生的真相抱有信心。这份信心所依赖的，不仅是马顿，而且是与其他西方报道的仔细核对。任何国籍的通讯记者，如有触犯，匈牙利政府都会采取相应措施。令当局不愉快的美国记者，通常是被驱逐出境。而匈牙利公民，就会有牢狱之灾了。”

父母继续向“来访的新闻人”提供简报。刚刚抵达匈牙利的西方通讯记者，第一站就到我们的公寓。我还记得，祖母忙于精心制作晚餐（相对于烹调，母亲更喜欢与同事聊天），以款待这些异常高大（对初学走路的我来说）的客人。他们脚蹬船鞋，身披皱巴巴的衣衫，显得轻松自如。父亲的举止和演讲都中规中矩，他们则截然不同：将胳膊搭在椅背，身子朝后倾斜，悠闲地半坐半躺。他们安全而自在，不受威胁，最坏的结果也只是被驱逐出境，反倒可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知名度。

1950年9月，秘密警察把我父亲的前秘书自工作场所诱骗出来，带去一栋“安全房”（“safe house”）。数年后，豪洛希·梅琳达（Melinda Hallosy）回忆，那房间还挺“舒适”的，小桌上铺有花边餐巾，装饰有各式古董，以及家庭的生活照。秘密警察一边准备咖啡，一边命令她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梅琳达至今仍能感受到当时揪心的恐惧。她因小儿麻痹症自童年起就患有残疾（她步行要靠手杖），较之他人，要显得更为脆弱。她的未婚夫是贝拉·豪洛希，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自一个古老的匈牙利家庭，家境优越，他不是犹太人，并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向我父母提供庇护。尽管坐轮椅，贝拉在反纳粹地下活动中仍非常活跃，是当局刚刚禁止的一份温和报纸的发行人。他也是我的教父。

秘密警察开始威胁梅琳达，如果她不汇报我父母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公事公办，逮捕贝拉。当然，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违背了这个许下的诺言。

到了每周一次的桥牌时间，我父母到达贝拉家，贝拉就披露了梅琳达的困境。父亲回答：“嗯，我们不会让你们陷入困境。我们以后不再来了。”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愚蠢，马上就会知道真相，她就会有危险了。我父亲觉得确实如此，便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父母经常带我们参加成人的聚会，包括他们每周的桥牌游戏。除了喜欢我们做伴，他们在亲朋好友中又是唯一一对有小孩的夫妇。在饱受蹂躏、抑郁颓废、几被摧毁的布达佩斯，开始新的家庭生活，需要信心上的高涨。我的教父是业余摄影师，自己没有小孩，总喜欢给我们拍照。

从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掉出一张贝拉拍的照片，上面是个很严肃的小女孩，双腿别扭地交叉着，站立在他玫瑰山上的房子的阳台门口。照片上我戴着的草帽是我第一件不带孩子气的头饰，我很为它骄傲。想象一下，秘密警察保管如此私人的纪念物，半个世纪后又回到我的手上。

父母和我的教父母，与秘密警察足足玩了两年的游戏。他们逮捕父亲不久，就找上梅琳达，因为父亲向同狱难友透露了这个小玩笑，那人立即向上汇报。他们把梅琳达整整关了一百零八天，以示处罚。现在她微笑着说：“我的婚姻倒是得归功于秘密警察。贝拉认为，他如果跟我结婚，他们就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

1950年9月18日，秘密警察以党的经典用语，正式裁决我父母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这份内部备忘录——我发现于2008年，当然不为父母所知——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吸收马顿，因为他与美国公使馆有持续交往。”起草这份报告的是秘密警察布达伊·安德拉什（Andras Budai），他遗憾地指出：“美国公使馆只让匈牙利人工作很短的时间，我们在招募公使馆员工方面，迄今还没遇上好运。”现在有豪洛希·梅琳达作为内应（她被认为是优秀的告密者），秘密警察希望把我父母变成特务——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

冷战变得更冷。1951年7月3日，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被正式指控“参与……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与箭十字党和霍尔蒂派的反人民分子建立了密切关系，目的是组织和鼓励他们成为间谍，以消灭土地改革”。如其意图不是那么狠毒，这激昂的指控听上去会让人感到滑稽：“这些箭十字党的将军、嗜血的犹太区指挥官、无人性的凶手……七年前还在服务于希特勒政权，如今却在《美国之音》上变成民主人士。他们以自由和进步的名义进行嚎叫和煽动，以反对获得解放的匈牙利人民所创造的一切。”

在1951年7月31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的“外交照会”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政府关闭图书馆，停止播放由美国新闻处组织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因为该新闻处已被证明是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伪装外壳”。

1953年，父亲在美联社的同事理查德·欧里根（Richard O'Regan）来到布达佩斯，采访致力于为国际共产主义宣传的世界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对于这个监禁其全部人口的匈牙利制度，欧里根的报道打破了美国最后一丝幻想。而对于我的父母（他们当时不顾一切想要离境）而言，欧里根所讲述的故事都与自己休戚相关。以《铁幕长得如何？难民有无逃跑机会？》为题，欧里根在维也纳如此写道：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穿过漫长且荒凉的铁幕，投奔西方的自由。今天，这道铁幕的几乎每一道裂痕和缝隙，都有死神在守候。自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二千五百英里的无人村庄、险恶的布雷区、带刺的铁丝网，现在一个月只有几十个难民得以侥幸钻过。他们的逃跑需求极大勇气、详细计划和很多运气……你可能一离开你的家乡，就遇上麻烦。各国的高速公路上，安全警察和民兵竖起永久的哨卡。你离开工作岗位，必须有通行证，不管是真还是假；一旦顺利通过路障和旅馆夜查，就会到达“限制区域”。这是一片荒凉地带，村庄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这种境况覆盖了铁幕的整个沿线……没有特别出入证和特别身份证，你休想进入……愈靠近实际边界就愈危险，很可能踏入布雷区。瞭望塔开始出现，且愈来愈密，哨兵躲在树梢，凶猛的警犬很可能嗅出你。如果你尝试奔跑，哨兵有格杀勿论的命令。

 

尽管这篇稿件不是父亲写的，秘密警察仍将“诽谤”罪行算在他的头上。

匈牙利政府对我父母的不满在不断升级，一份未标日期的外交部备忘录有如下记录：

 

很可疑，英国或美国通讯记者每次来布达佩斯，即使外交部没发通知，马顿夫妇就已知道。抵达之后，[马顿夫妇]就负责招待，陪他们到处走访，以致外交部有时都联络不上这些外国人。他们说，马顿夫妇会帮忙做所有的事，并为他们安排计划。我们看到，虽然招待外国新闻人是外交部职责，但马顿夫妇故意回避外交部。很可能，他们利用这些时机散布有害国家的消息。有必要提及一个特别案例：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合众社驻维也纳的记者）获得签证来采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外交部已为外国记者特别准备了有关安排。他却接受马顿夫妇的招待，回避外交部的正式安排，甚至没有造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在三天后离境。返回维也纳后，他写了一篇针对匈牙利现状的最为敌对的诽谤文章，涉及经济危机、各阶层的悲惨生活，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科里在匈牙利期间没接触任何其他人，他所取得的有关资料很可能来自马顿夫妇。

 

总体来说，父亲的匈牙利报道提供了一幅政治压制的广泛图景，经常使用微妙的笔触。从体育到剧院生活，再到巴拉顿湖边的宾馆难求——除非是党内精英，他涵盖了这个欧洲遗忘角落从1947年到1955年的一切生活细节。他笔下绝无煽动口气，只用讽刺和幽默来表述匈牙利的荒谬。譬如关于匈德友谊条约，他写道：“匈牙利的李伯在1945年入睡，醒来时已是1952年10月底，他有理由频频揉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七年，他已看到题为‘匈牙利和德国人民的永恒友谊’的文章，这实在令人惊叹。”

他的报道以美国人很少拥有的个人背景为基础，以它来阐述当局的伪善。“李伯的惊诧是无须解释的。匈牙利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轴心国的卫星国，实际上为德国军队所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止，意味着从纳粹的惨烈暴行中获得解放……在拉科西先生访问柏林时以及之后，匈牙利报纸已尽责为我们解说了战前德国与战后德国的不同，以及西德与东德的差别。”

父亲在揭露拉科西专制统治时是铁面无情的。1950年9月8日，他报道了一万一千多名教士和修女被逐出他们享有千年历史的修道院。同年，他讥讽拉科西的最新公告，“毋庸置疑，拉科西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揭穿了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倒也无所谓。在这方面，大家没有任何疑惑。另一方面，似乎可以稳妥地说，这些人物是不会面对公开审判的。所以，大家必须对[拉科西]容许透露的表示满意”。“至此，一出悲剧最后一场戏的帷幕降下。一个主要的政党，劳工阶级数十年的唯一代表，消失于匈牙利的政治舞台。”

1952年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匈牙利队的突出表现，父亲以不加掩饰的嘲讽写道：“所有十六位匈牙利金牌获得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第一项职责是给副总理和匈牙利不争的老板发电报……以示感谢。‘亲爱的拉科西同志！很愉快地向您报告，我为我们祖国赢得了第十六面金牌。感谢匈牙利工人，感谢党，感谢您——敬爱的拉科西同志。’”

父亲1953年9月2日题为《讣告》的文章，综述了匈牙利新闻自由的终结。美国读者知不知道，为报道这样的新闻，他们在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要承受怎样的危险？他既不夸张，也不渲染（讽刺是他的主要武器），但直言不讳已属坏透了。日益明显的是，作如此报道的仅有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这两人。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