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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十五号的老人当中，我和唐达成接触最多。不仅因为他是我父亲的老同事，又同住一个单元；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有个儿子和我同年，叫唐大年。1979年，我家从江苏，他家从山西，分头回了北京，我和大年头一次相见，直至今日，三十年了，一直像亲兄弟一样，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所以我常在达成叔叔家里耗着。

达成叔叔刚回北京那段时间，创作力旺盛，像憋屈多年，终于有了正当渠道可以宣泄，一连气写了很多对当时小说、电影的评论。1984年以后，他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从此写得越来越少。

有一年冬天，忘了为什么，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吃晚饭。是在他家，阿姨和大年都没在。他从厨房拿出一个电磁炉，说咱们吃火锅吧。冰箱里有羊肉，还有些熟食，楼道里有冬季贮存的大白菜，他还开了一瓶汾酒，我俩就着锅子喝起来。那天他说了不少话，好多是他的人生体会。可惜那些内容对一个少年来说过于深刻，我到今天记不全了。零星的片段还依稀记得，他说，当官天天要处理好多杂事，张三离婚了，老婆到单位来闹；李四要分房子，也来单位闹。人人遇矛盾都往上推，最后都推到他这里，太浪费时间了，有那工夫，可以读多少书、写多少文章啊。感慨完，他有最后的总结，说做人还是要外圆而内方。

达成叔叔去世之后，我看到不少人写的回忆文章，都说到他当官那几年内心矛盾。老人当时内心具体如何，那些揣测在我看来，恐怕都说得太过简单，太过想当然。可到底什么样子呢，我也不去无谓地乱揣测，总归每次看到那样的文章，就会想起他这一席话。

1989年，我大学毕业。毕业前我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实习，可能表现尚佳，社领导暗示我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可我更想去作家出版社。我找父亲，请他向当时作家社的社长从维熙求情。父亲拒绝了我，说有本事自己去闯。我跑到达成叔叔家，我说我要去作家社，你跟他们说说吧。他当场爽快地答应，但屁股并未挪窝儿。

我说：那您打电话啊。

他说：啊？现在就打啊？

我说：过后您就忘了。

老人被逼无奈，起身去打电话。

还记得他在电话里说：维熙啊，给你派个人去，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给我。

第二天我就去了作家社，当天就领到一部小说稿，命我带回家好好读了，写一份审读报告来看。我心里明白，面试通过，该笔试了。

两天以后，我读完小说，洋洋洒洒写好两页纸的审读意见，打算第三天一早去作家社交卷。晚上和大年通电话闲聊，达成叔叔突然让大年转告我，审读意见写完先送他看。

第二天我到他家，递上那份审读报告，达成叔叔当即坐到办公桌前，戴上老花镜仔细看起来。一边看，一边帮我改了几处用词。看完微笑着肯定了一句：嗯，还不错，回去再抄一遍吧，别让人看出来我改过。

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我到作家出版社正式报到上班，达成叔叔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突然离休。后来我在作家社工作得还算出色，也算为老人争了光。晚年的达成叔叔好几次见了我，都会说一句玩笑话：我唐达成最后一次为人民服务，就是为杨葵服务啦。

老人离休后天天在家写字画画，每次去他家，他都要展示新作品。有一次双手举着幅画问：怎么样？有没有点意思？美院一年级学生的水平总有吧？我逗他说：不止，至少是二年级。他听了很开心，哈哈大笑。

老人重病那段时间住医院，我不时会陪大年一起去看他。还记得我们仨在病房中看了香港回归的电视实况转播。病房里的小桌子上，笔墨纸砚齐备，他还在写诗作画。我还记得，就在那段时间，他为《中篇小说选刊》创刊多少周年纪念日，用丈二宣纸写过六个大字：人心齐泰山移。字巨大，笔力苍劲，完全不像出自病人之手，多年的功夫力透纸背。

一天闲聊起来，我问：您现在最想做什么事？他说：很想好好整理一下这些年的字画，找个小场地，办个小型的书画展。

这个展览后来在炎黄艺术馆办成了，可惜那时老人已不在人世。从展览开幕那天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帮老人出一本书画集。这个愿望终于在2002年得以实现。拿到《达成书画》第一本样书那天，翻着一页页散着浓重油墨味的熟悉的字体、熟悉的笔触，我觉得叔叔仿佛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