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关于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书。一则中国在贫困测量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严重滞后于扶贫开发实践。1997年我在内蒙古林学院任教时，有幸参加了中国西部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世行第三期扶贫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主要是协助世界银行专家进行投资估算和成本效益分析。由于首次接触贫困问题研究，迫切希望找到一本测量贫困的读物以补充知识的不足。遗憾的是，只找到了几篇一般性地介绍贫困并讨论反贫困政策的资料。2009年我调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工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贫困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分别诞生了阿玛蒂亚·森和穆罕默德·尤努斯两位反贫困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但两国至今未实现大规模的减贫；中国有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但至今没有准确的贫困测量方法，也没有世界著名的贫困研究专家。按照世界银行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的贫困标准测算，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38亿减少到2008年的12.89亿，即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了6.49亿；同期，中国贫困人口从8.35亿减少到1.73亿，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6.62亿。也就是说，扣除中国的减贫人数，全球贫困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略有增加。与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不相协调的是，中国在贫困理论的研究方面十分滞后，尤其是在贫困测量方面。这是我想写这么一本书的第一个原因。

再则，中国的减贫进入了必须瞄准穷人并测量贫困状况的阶段。当一个国家从低收入阶段向中等收入阶段迈进时，减贫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即由增长来带动减贫。在这一阶段，由于大部分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且收入分配比较公平，基本上没有必要进行十分准确的贫困人口瞄准和测量。但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一般会经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收入分配对减贫的影响十分重要。减贫不仅要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效应。当贫困人口变得比较少时，要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共同作用来实现减贫，这时就必须对贫困人口进行准确的测量和瞄准。显然，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处于这样一个阶段。这是我想写一部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的第二个原因。但2001～2005年这一阶段，随着国家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推行，以及集体经济农村公共服务筹资制度的瓦解，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极不匹配，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亟须推进。我感到还有比这一部书更重要的。于是，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工作的三年中，集中精力写了一本《结构转型中的农村公共服务与公共财政政策》。2006年，我的工作发生变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社会发展处从事儿童预算研究工作，用半年的时间与梅鸿合作完成了《中国预算体制以及儿童教育和卫生服务筹资》一书。2006年下半年，我调入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工作。时值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大改革，我将主要精力用在了医改方案、妇幼保健服务包和筹资制度、孤儿补贴制度的研究上。2001～2008年间，虽然我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课题支持下，断断续续地从事贫困方面的研究，但是由于时间难以保障，农户层面数据获得困难，《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一书一直存在于大脑之中，其实质性的写作一直未能如愿。

2009年上半年我有幸进入由著名贫困研究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发起创建的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访问、工作，跟从萨比娜·阿尔基尔（Sabina Alkire）教授进行人类发展与多维贫困测量研究。有机会在牛津大学系统地阅读了人类发展与贫困测量方面的大量理论著作，为本书的写作打下了理论基础。我从牛津大学访问工作回来之后，立即参与了好友曹洪民博士组织的“阿坝州连片特困地区千村万户农户调查”。这次调查覆盖了阿坝州13个县共1351个村，获得了进行贫困测量的第一手农户数据。如果说，贫困测量的理论和方法是开展测量的第一要素，那么数据的可获得性就是第二要素。2009年下半年，时任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主任的吴忠博士邀请我加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专职从事贫困研究。这无疑为撰写此书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平台。以献身于全球减贫事业的心态进入这个专业性的减贫机构之后，我接受的第一项研究任务是国务院扶贫办范小建主任批示的世界各国贫困标准研究。在从事这项研究时，我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中国不仅在贫困测量的研究方面十分薄弱，在贫困标准的研究方面更加滞后，于是把精力投向贫困标准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另一个重大问题，即我们缺少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仅凭一两人是难以支撑起总结、传播中国减贫经验，借鉴学习他国减贫经验的重任的。于是我们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培养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研究团队。如今这个团队初见雏形，学术论文能够在国际和国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缩小了我国在这一领域与国际上的差距。在这一过程中，也逐步地向原来的目标——写这本书——靠近。从各种途径收集数据，建立模型，编写程序，计算分析。

2011年是中国扶贫开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新纲要的目标之一是缩小发展差距。在新纲要的编制过程中，以及在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编制过程中，范小建主任、郑文凯副主任多次指示，要加强贫困理论研究，因为中国的贫困理论研究跟不上工作的需要。这对于我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针对新纲要的实施，结合目前中国贫困研究现状，发现有两个方面亟须加强。一是贫困测量，二是扶贫项目的减贫影响评估。本书的写作初步弥补了贫困测量的不足。随着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的打响，更多的财政资金和社会资源将投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需要知道扶贫项目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影响。而这一领域既是国际上减贫研究的前沿领域，也是国内减贫研究需要加强的领域。

2012年上半年，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党组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安排，我十分荣幸地参加了中央党校国家机关分校的处级干部研修班。在这三个月里，既有机会系统地学习党的理论，也能够安心读书编程，分析数据。如此复杂而大量的计算，是一项耗时耗力的研究。如今本书付梓，如释重负，完成了一个多年的夙愿。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获知本书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这对我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全书共10章，第一至第八章按照贫困概念的演进、贫困标准的确定以及贫困状况的测量这一逻辑编排。第一章和第二章阐述了贫困概念的演进和贫困标准的确定。第三至第八章，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比较客观和系统的测量。在测量方法上包括从收入和消费视角进行的贫困、不公平测量以及贫困的动态测量，多维贫困测量，相对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测量。在测量的对象上，既包括农村居民也包括城镇居民。在测量的群体上，覆盖了少数民族、老年人和儿童。第九章和第十章，不是对贫困人口的测量，而是专门对经济增长的利贫性（pro-poor）和包容性（inclusive）进行了测量。利贫性强调贫困人口在增长中的受益情况，即强调结果；包容性强调贫困人口公平地获得发展机会，即强调开始。一个社会若能让贫困人口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并让贫困人口在增长中更多地获益，其经济增长被认为是包容的和利贫的。

第一章，贫困概念的演进。从经济学、社会学、发展学、政治学四个学科视角分析了贫困概念的演进。人类对贫困的认识是一个随着人类发展而不断演进的过程。经济学视角认为，贫困是福祉被剥夺，即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满足其基本需要。因而，收入支持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社会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一种社会排斥现象。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割裂，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没有充足的公民权利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因而，社会包容政策是反贫困政策的主要工具。发展学视角认为，以收入定义贫困，强调了收入的工具性作用，而忽视了促进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发展是拓展人类有理由珍视的真实自由。贫困的原因是由于个体或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不足。基本可行能力包括公平地获得就业、教育、健康、社会保障、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等促进人类体面地生活的基本需要，甚至包括主观感受。因而，从多维度视角促进人的能力提升是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内容。政治学视角，主要有两类典型观点：一类是马克思的阶段理论，贫困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夺。消除贫困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另一类是森的权利理论。贫困是由于生产、交易、流动等基本权利缺乏造成的，反贫困政策的核心应该是赋予公民权利。

第二章，贫困标准及全球贫困状况。概括了贫困标准确定的三种主流方法，即消费/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多维贫困指数，并介绍了以三种方法测量的全球贫困状况。贫困标准是用于测量和识别贫困人口的重要工具。收入贫困一直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贫困标准。以收入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一般包括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食物和非食物货币支出。世界银行用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贫困线定义了世界贫困标准。收入是实现脱贫的重要工具，是衡量贫困的重要代理变量，但并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贫困状况。人类发展指数旨在弥补收入标准的不足。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对收入标准作了重要补充，但仍不足以反映人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夺的情况。为此，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理论，Alkire和Foster构建了多维贫困指数，更加全面地反映了贫困人口的多维度被剥夺情况。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公布了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多维贫困状况。收入标准、人类发展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三种方法，对加强我国贫困监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三章，贫困测量——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介绍了贫困和不公平的测量方法以及贫困决定模型。测量结果表明，以藏族聚居为主的西北畜牧经济区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深度也最深。在四个民族中，贫困发生率由高到低为藏族、羌族、汉族和回族。贫困呈现明显的民族特征。牧区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农区。女性户主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儿童的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成人，特别是女童的贫困发生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在四个民族中，汉族的不公平最高，羌族最低。不公平的分解结果表明，民族间的不公平对于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民族内。同样，牧区和农区间的不公平对总体不公平贡献极少，不公平主要来自牧区和农区内部。贫困决定模型表明，少数民族与汉族相比，陷入贫困的概率要高2.5%。劳动力每增加1人，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1.6%。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就减少0.5%。有农用车的农户比无农用车的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低10.1%。

第四章，中国贫困的动态变化测量。以中国9个省的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1989～2009年间城市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的变化。结果表明，1989～2006年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不断加剧；2006～2009年间，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发生率下降。城市的情况也类似，2004年之前，相对贫困发生率不断提高，之后，相对贫困减缓。绝对贫困的测量结果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我国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从教育和年龄两个人口学特征视角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绝对贫困发生率越低。本书中对16岁以上成人数据的分析表明，年龄与贫困发生率呈现U形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下降，但到达中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贫困发生率提高。基尼系数表明，在1989～2009年间，城市和农村收入不公平在2006年达到高峰，分别为44.35和53.69。2009年略有下降。泰尔L指数的分解表明，农村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最大；城乡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平的贡献较少。基尼系数对贫困发生率的弹性计算结果表明，2009年，若基尼系数增加1个百分点，城市和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分别增加4.24个和5.01个百分点。可见，今后一个阶段，改善收入分配应当作为一个促进减贫的主要政策工具。对增长率曲线的分析表明，1989～2006年间，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低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其结果是基尼系数的提高，收入差距的扩大。2006～2009年贫困人口的增长率高于平均增长率，增长是利贫的，有利于降低基尼系数，缩小收入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6年之后的支农惠农政策、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章，中国多维贫困测量。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多个维度被剥夺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测量和反映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以及所遭受的剥夺强度。本章将资产维度纳入了多维贫困分析框架，拓展了多维贫困指数的维度。对2009年《中国营养和健康调查》中9个省的数据用AF方法测量的结果表明，在4个维度10个指标中，同时存在3个指标贫困的发生率（H）为9.1%，剥夺强度为37.0%，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34；城市的贡献率为22.8%，农村的贡献率为77.2%，多维贫困现象仍以农村为主。对中国多维贫困贡献率最高的5个指标，由高到低依次为卫生设施、健康保险、耐用消费品、生产性资产和现代燃料，该结果为反贫困公共政策提供了明确的优先顺序。

第六章，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中国扶贫开发的主要任务由解决温饱问题转向缩小发展差距，相对贫困成为减贫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观福利是人们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的自我评价，能够反映人们的生活质量。本章对中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和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贫困比较突出。与收入贫困状况相比，主观福利评价状况相对较好。农村居民收入贫困发生率明显高于城镇。城镇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下降，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减少；农村居民随着年龄的升高，收入贫困发生率增加，主观福利评价差或很差的机会增加。婚姻状况对主观福利有明显影响，有配偶的居民比单身居民主观福利评价高的机会增加。医疗保障和互联网对城乡居民主观福利评价有正的影响。教育程度越高，主观福利评价好的机会越大。

第七章，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况研究。从收入贫困的角度看，2006年中国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为9.7%。但是，从主观福利贫困的角度观察，贫困发生率要高得多。农村有16.2%的老年人、城市有11.5%的老年人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差或很差。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即收入越高老年人主观福利值越大，但收入对主观福利的影响系数不大。按照收入贫困标准来看，是否贫困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一定的影响。贫困线以下的老人相对于贫困线以上的老人，收入对于主观福利更为敏感；说明贫困线相当于收入与主观福利函数曲线的一个近似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增加收入提高主观福利的概率相对较低。这也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但并不是线性关系的假说。女性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低于男性老年人，农村低于城镇，独居老年人低于有配偶老年人。健康对主观福利贫困是十分敏感的。个人态度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十分明显，增强老年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会大大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老年人将成为中国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老年人群体中，减贫战略和社会救助政策需要重点关注高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在公共政策上，不仅需要养老保险，而且需要提供相应的照料服务。做好当前的扶贫开发工作，将有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的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

第八章，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分析。儿童贫困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较高的营养不良比例、儿童死亡率，因贫困而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严重的自卑心理等。儿童阶段的贫困削弱了其个人发展机会，使贫困发生代际转移，形成一种“贫困的陷阱”，进而使暂时性贫困转为长期性贫困。消除儿童贫困不仅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主要内容。本章基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以《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定的儿童生存权、健康权、保护权、发展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为框架，从5个维度进行儿童多维贫困评估。使用的数据为2010年中国五省（区）儿童福利服务示范区基线调查数据。在5个示范省中，28%的儿童生活在贫困家庭中，2.42%的儿童吃不饱饭，50%的儿童不能饮用自来水，19.16%的儿童会受到老师打骂，2.49%的儿童受到社会上的暴力侵犯。

第九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利贫性测量。贫困人口在经济增长中受益的程度，既受增长的影响，也受分配的影响。本章用3种不同的测量方法，对中国1989～2009年经济增长的利贫性进行了测量。3种方法得到的一致性结论是2006～2009年的增长更有利于穷人。这与第四章相对贫困的测量结果是一致的。2006年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利贫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十章，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测量。本章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基本内涵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套由4个维度、7个领域、13个指标组成的包容性增长指数；然后对评价指标赋权重，形成了一套包容性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运用该指标体系对1990～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进行了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提出了建议。测量结果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包容性趋势，经济增长迅速并且带来了就业增长，提高了人的基本能力和基础社会保障水平，但是中国包容性增长整体水平比较低，并且发展缓慢，收入不平等越来越显著，成为中国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巨大障碍。因此，应该从实现机会平等角度设计政策，追求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本书第三至第十章，大部分使用Stata软件编程计算。每章都分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内容，各章自成体系，每章都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这样编排，方便读者根据需要而阅读其中的任意一章。

本书的写作基于大量的住户调查数据，编程和运算量相当大，尽管我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但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本书的读者群定位于专业的减贫研究人士，可以作为理论工作者、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参考读物，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减贫实践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的同事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这是我能够坚持完成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动力，衷心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