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上海永安纺织公司（1922～1956）

（一）动因和过程

随着永安百货在上海的成功营业带来的充裕财力，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棉纺织工业丰厚利润的吸引，内地原料充足，市场广阔，劳动力又便宜，纺织企业一时风起云涌。郭乐兄弟决定在上海开办纺织工业，实现资本由国外转向国内，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

郭氏兄弟的工业计划，得到广大侨胞的热烈响应。1920年冬发起招股，经过郭乐、郭顺、郭泉、梁创等人艰苦细致的筹备，1922年9月正式开工生产，此即永安纺织公司第一厂，并第一次在中国大陆注册，以提高爱国的声誉。当时全厂有纱锭3万多枚，织布机500多台，工人1000多名，郭顺为总经理，开工后获利丰厚。1925年购进大中华纱厂，改名为永安二厂；1928年，又购进鸿裕纱厂，改造为永安三厂；1932年，在二厂旁边新建了一间永安四厂；1933年，兼并了纬通纱厂（抗战胜利后改名为永安五厂）；1935年，在永安一厂旁边又建成大华印染厂。永纺在1927年以后的10年中，特别是在1929年前后的几年中，已从两个厂发展到5个棉纺厂（其中两个织布厂）、一个印染厂、一个发电厂、一个大仓库、一家机器厂，这些单位组成了规模巨大的永安纺织印染企业集团，成为全国第一个纺织印染全能公司。到1936年，已经拥有纺锭25.6万枚，线锭3.19万枚，织机1542台，印染机244台，在上海民族棉纺织业中纺锭占23%，线锭占26%，织机占17.61%。年棉纱产量10多万件，棉布80多万匹，职工1万多人，在我国民族棉纺工业中仅次于申新系统。

但此后，由于战争连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永纺棉纱月产量较之1936年减少54.33%，棉布月产量减少18.37%，每月用棉量减少44.94%，生产工人相应减少26.9%。

1949年以后，永安二、四厂于1955年9月公私合营，改名为永安第二棉纺织厂，1958年国庆前夕，与国棉八厂合并，定名为国营上海第八棉纺织厂。永安三厂于1960年8月转为上海无线电三厂。永安五厂于1960年撤并，厂址为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所用。永安一厂与永安印染厂在1960年合并，取名永安棉纺织印染厂，1966年10月改为上海第二十九棉纺织印染厂，标志着永安纺织公司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郭乐家族从此领域工业退出，迄今也没有再办工厂。

1954年，永安纺织公司主持人郭棣活与荣毅仁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共同出资在合肥组建安徽纺织第一厂，拥有50000纱锭和1700台织布机，投资3300万港元，其中申新投资30%，永安投资20%，国家投资25%，其余部分由其他途径筹集。安徽第一纺织厂于1957年6月5日正式投产。

（二）资本结构

永安纺织公司第一厂筹集资本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原定资本额300万港元，由于招股有方和华侨的踊跃认股，未满两月，即已超额。后经讨论，将股额增至600万港元，截至1922年4月收股。

永纺的资本招股，采取“三级制”进行，分发起人、倡办员和招股员三级。发起人为悉尼、香港、上海、广州四家永安百货公司（实际上广州永安公司仅准备开办，始终未成立）各认股20万港元，其余由倡办员和招股员进行募集。规定倡办员至少自己认股2万港元外，并应另外募集8万港元合成10万港元；招股员应募足1万港元，自己认股不少于1000港元。倡办员和招股员募集的原始股份享有另外10%的分红权。4个发起人和包括郭氏兄弟在内的17名倡办员，共控制了1/3的股额。最下级则为招股员，一方面自己认股，一方面又与广大散股发生联系。这种招股制度，大大提高了招股积极性，也提高了股权集中度，因为由每个倡办员和招股员募集的股本，实际上相对于机构股东，集中行使投票权，这对于郭家的控制权实际是个挑战。

据永纺股东花名册的资料显示，永纺原始股东有5320户，其中郭氏嫡系家族22户，投资金额15.35万港元，仅占全部资本2.56%; 6户永安资本集团联号企业投资金额116.7万港元，占全部投资金额的19.45%，也就是说，郭氏家族拥有了22.01%的投票权。其余散户5274户，占全部投资的77.99%。从终极所有者——自然人所有者的角度看，永安纱厂的郭乐兄弟还有他的父亲，持有的股份相当低，最初为2.56%，到最高峰的1936年也只有11%，远远达不到控股水平。但郭氏家族通过6个法人股东，把自己的投票权放大近十倍，他们通过法人持股使控股水平提高到22.01%，达到了相对控股水平，极大地加强了股权的控制力。郭乐兄弟尤其郭乐本人，在组织创新方面的杰出才能，令人感叹。

1930年，永安一厂的股本增加到1200万港元，郭乐家族的持股率也从2.56%提高到5.06%，持股率提高了接近一倍，所有权则提高了三倍。这些大大超过企业投资增长率的资金来源，很难说都是公正所得，当权资本家家族对外部股东和小股东的侵占是难以避免的，这也是特定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结构决定的。此后直到1936年，总股本没有变化。抗战爆发后，永安一厂被毁，此后一直没有开工，但它的股本却一直在变，股权结构也有变化。原因可能是永安资本家此间一直在从事投机生意，企业的非主营业务还是赚了很多钱的；也可能是因为还有其他关联企业大幅盈利。

永安三厂是永安一厂1928年收购鸿裕纱厂而来。收购是以永安纱厂的名义，是法人在收购，不是郭氏家族在收购，所以永安三厂的股权结构与一厂应该是相同的，1928年郭家持股当为2.56%, 1930年应为5.06%, 1936年以前一直如此。

永安五厂原名纬通合记，抗战胜利后改名永安五厂，系1931年郭乐家族与纬通纱厂资本家陈玉亭家族合资组成，股本共为120万元，郭、陈各出60万元，郭家持股50%。1933年，陈家出让持有的全部股份给永安纱厂，纬通合记变成了郭家和永安纱厂的合资企业，所以此次交易后，郭家持有的纬通合记股份增加到63.036万元，持股率增加到52.5%，实现了绝对控股。其实，永安纱厂名下的50%股票，主要也是由永纱当权资本家和少数高级职员出资的，这为以后的进一步交易打下了基础，到抗战开始后，企业经营形势险恶，永安资本家才正式用永安纱厂股票调换各个资本家手中的五厂股票，把风险转嫁给了永安纱厂的全部股东来承担。实际上在这个时候，郭家的投资比例才真正是52.5%。永安五厂的股权转让，是内部股东通过法人股和自然人股相互转化来侵害外部股东的典型案例。

永安二厂，也叫永安二四厂，1938年假借美商名义合组大美公司，股本1000万元，旋即与日商裕丰纱厂合作，租给裕丰经营。1942年，解除租约，改为永安二四厂与裕丰合资，增资到4000万中储券，股本双方各半，管理权在日方，直到战争结束。

永安纺织公司各厂的股权结构存在两个突出特点，第一，郭乐家族通过多个关联企业的金字塔式持股结构，极大的放大了当权资本家的控股权，成功实现了少量资本对大资本的相对控股，开辟了近代中国工业企业控股的新局面，提高了控股效率。第二，永安纺织集团中，越是后来建立或收购的企业，郭乐家族的自然人持股率越高，越倾向于股权控制。到收购永安五厂的时候，已经达到绝对控股水平。家族化程度越来越高，既是为了获得更多剩余收益，也是为了强化控制权，以应对日益动荡的外部环境。

（三）组织和人事

永安纺织第一厂于1922年6月26日在上海召开企业创立会，讨论和通过了公司章程草案，确定创办员，并选出首届董事（15人）及监察人（2人）组成董事会，聘请总经理等重大事项。郭乐为董事长兼总监督，郭顺为总经理。在15名董事中，郭氏兄弟和叔侄就占了7人。其余8人，有7人都是在永安资本集团联号内担任重要职务，受着郭乐等人的支配。同时几乎所有董事，都是17名倡办员中的人，这强化了两权结合的关系。永纺总监督的设置，在我国企业中也是很特殊的。具体分工中，郭乐不但拥有董事长的决策权，还负责原料采购，分割了本属于总经理的权限；总经理郭顺主管其他业务，另外聘请了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工务。郭乐在永纺的职权显然比在香港永百的职权大得多，他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为了防止再出现大权旁落的现象。

1939年，郭乐为躲避日本人的追迫，远赴美国，再也没有回国。他到美国洛杉矶和纽约开办了永安银行分部，可以视为永安资本国际化，是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形态，不过当时形势特殊，郭乐又健康恶化，永安银行没有多大发展。1956年，郭乐在美病逝。他的一生不断开拓创新，成为爱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郭乐从中山到悉尼，到中国香港、上海、美国，从农产品产销到百货零售，从商业领域到工业领域，从实业到金融，他团结和带领家族成员和广大华侨开创了中国企业家的一个个奇迹，他的足迹最好地诠释和标志了郭氏家族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国际化轨迹。在国际化进程中，每当展开一个新的步骤，他就留下一个或多个弟弟留守原有阵地，然后他自己到另一个地点打拼，他的生命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创新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郭乐赴美后，郭顺一人承担了永安纺织公司的繁重任务，他不仅是郭乐的忠实执行者，也是此后到抗战胜利期间的决策者。抗战胜利后，郭顺受到汉奸嫌疑指控，也去了美国，永安纺织公司由郭葵的儿子郭棣活主持。1946年8月董事会决定：总监督、总经理照旧由郭乐、郭顺担任，副经理改为副总经理，由郭棣活担任，另增设经理4人，由李孝植、郭植芳、郭棣超、郭琳褒分别担任。郭棣活由副经理升为副总经理，巩固了他在永纺的领导地位。这次改组，标志着第二代企业家全面进入并掌握了企业，承担了决策和执行事务，第一代企业家从永安纺织公司基本退出。

永安纺织公司的人事安排，表现了几个兄弟及其后代共同治理的格局，也代表了大家长郭乐对家族企业的理解。除了郭泉一房，其他几个兄弟大多有后代进入永纺高管行列。

郭乐家族在上海创办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和全国第二大的纺织公司（也是全国第一个纺织印染全能公司），使郭氏家族企业达到了顶峰。永安纺织公司的股票当年在上海股市号称“华股之王”，受到市场的追捧和社会的认可。

1949年后，永安纺织公司于1955年公私合营后，郭棣活任永安纺织印染总管理处总经理。1957年，上海棉纺织工业公司成立，郭棣活任经理。永安总管理处于1966年10月撤销。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这些职务变动与郭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郭棣活只是个象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