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危机理论述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名在西方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以他为首的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曾在西方一度登上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他以其货币理论而著称，他恰是运用他的货币理论解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他的货币金融危机理论就是经济危机理论。
一 关于经济危机的性质
弗里德曼着重从货币金融现象描述经济危机，把货币金融危机同经济危机混杂在一起，甚至有时把货币金融危机混同于经济危机。他的经济危机概念不是十分清晰，甚至把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说成是“一次空前的货币崩溃”
。
二 关于经济危机的原因
弗里德曼对经济危机原因的分析多停留在技术层面、表象层面，极少涉及制度层次，远离资本主义制度层次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以下几点原因造成的。
第一，政府在其责任领域内的失败。他说：“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所造成，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例如，1931年9月英国脱离金本位制导致美国黄金大量流出，联邦储备系统于10月9日和16日将贴现率从1.5%提高到2.5%和3.5%以阻止黄金外流，但贴现率的提高使国内通货高度紧缩，经济进一步衰退。1933年1月再次爆发了银行恐慌和银行倒闭，银行破产在中西部扩散开来，出现了人们普遍储藏货币和黄金外流现象。作为对国外流失的回应，联储提高了贴现率，但它没有实施公开市场购买来抵消国内流失的影响，而是由总统罗斯福宣布全国银行业 (包括联储) 放假。弗里德曼指出：“建立中央银行体系的目的主要是防止商业银行实行支付限制，然而它本身和商业银行一起，实施了一次范围更广、更为彻底、经济干扰性更强的支付限制。”“治疗方案几乎比危机本身的危害还大。”这正如美国总统胡佛所说：“我的结论是，它 (联邦储备委员会) 在全国发生困难的时候，的确是一根不中用的稻草。”
第二，权力之争。弗里德曼说：“致使大萧条期间货币政策无能的原因是联邦储备系统内部权力交接和权力接班人对此的理解和经验的缺乏。”以1930年严重的经济衰退为例。1930年6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哈里森建议联邦储备委员会试验性地进行小规模政府债券的购买以帮助恢复低迷的经济。经哈里森的多方努力，建议获得批准。但是，当6月23日哈里森建议每周购买同样数量的债券时，联储以4比1的票数否决了该建议。7月，哈里森给所有的银行总裁写了一封长信，强调衰退的严重性，指出虽然衰退有许多其他原因，但前两年的货币紧缩是造成衰退的重要原因，特别强调了当前低迷的债券市场和十分有限的长期融资的资金来源，纽约储备银行希望美联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加快经济的复苏。哈里森的建议只得到两位总裁的支持，其他总裁都不同意，大部分人也表示强烈反对。在经历一年多严重经济收缩中，美联储放任贴现量和信贷余额的下降，结果前者的下降幅度为政府债券净购买量的两倍，后者的下降幅度为黄金增量的3倍。但美联储仍将1930年的政策描述为“宽松货币。”
第三，急剧减少货币供应量。弗里德曼说：“大萧条，那是由于急剧减少货币供应量，货币出了毛病。”弗里德曼指出，1929~1933年，货币存量每年下降幅度分别为2%、7%、17%和12%，总的下降幅度为33%，相当于平均每年下降10%，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了近三分之一，与此相对应，货币收入下降了15%、20%、20%和5%，抛开物价水平的影响，实际收入下降了11%、9%、18%和3%，货币收入和实际收入的总的下降幅度为53%和36%，即分别以年均19%和11%的速度下降。截至1933年，实际收入水平还略低于1916年的水平，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与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908年经济萧条时期持平。4年的大萧条摧毁了20年来取得的进步。
三 关于经济危机的后果
(一) 给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灾难
弗里德曼说：“1929年中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业人数上升到劳动力总人数的25%这一空前水平。这次萧条对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一场灾难。萧条逐渐扩及其他国家，各国的产量下降，失业人数增加，人民遭受饥饿和苦难。在德国，萧条帮助希特勒上台，铺平了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在日本，它加强了那个立志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军人集团。在中国，它导致了货币改革，这种改革最后加速了恶性通货膨胀，注定了蒋介石政权垮台的命运，使共产党上了台。”
(二) 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对资本主义和政府作用的思想认识
弗里德曼说：“萧条说服了群众，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政府应起更积极的作用；它应进行干预，抵消无节制的私人企业造成的不稳定；它应充当平衡轮，促进稳定和保证安全。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公众对私人企业和政府的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导致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自那时起到现在的迅速扩大。”
(三) 使经济学家由自由主义学说转向凯恩斯主义学说
弗里德曼说：“萧条也使经济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经济的崩溃动摇了那个长时期持有并在二十年代曾得到加强的信念，即货币政策是促进经济稳定的有力工具。经济学家几乎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货币同经济稳定不相干’。……凯恩斯革命不仅俘虏了经济学专业，也为广泛的政府干预提供了吸引人的论据和处方。”
(四) 导致金融领导权由纽约 (纽约储备银行) 转移到华盛顿 (联邦储备委员会)
在美国历史上，纽约一直被看成是该国的金融中心，纽约储备银行不仅对纽约所在地的金融市场和银行状况很熟悉，还对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国内其他银行状况了如指掌，而其他储备银行都妒忌纽约的领导地位，并找机会对纽约提出的建议设置障碍。斯特朗是纽约储备银行总裁，他独有的魅力使他的政策主张很容易得到储备成员银行的支持和贯彻，这样，纽约储备银行自然在各银行间处于领导地位并成为联邦储备系统内外政策最主要的推动者。但是，1928年10月斯特朗去世后，联邦储备理事会决定限制纽约储备银行的权力，将斯特朗时代由5人组成的公开市场投资委员会改由12人组成的公开市场政策委员会替代，这12位“分别听命于各自董事”，而不是像斯特朗时代那样，5位总裁都听命于纽约储备银行。这样，金融领导权从纽约 (纽约储备银行) 转移到华盛顿 (联邦储备理事会)。
(五) 成立了一批金融机构并修正联储的权力
在大萧条期间，美国成立了诸如复兴金融公司、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大萧条之后，其开始实施联邦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并对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力进行了重要的修正。
四 对弗里德曼经济危机理论的简要评价
(一) 弗里德曼在经济危机理论方面的贡献
必须肯定，弗里德曼在经济危机理论方面是有一定贡献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弗里德曼关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许多现象描述和浅层分析，诸如经济危机的种种具体表现、“危机是从美国扩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不是相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的错误政策，以及经济危机的后果等，这些都是有一定客观依据的，而绝非无中生有。无疑这对于人们认识30年代大危机，吸取30年代大危机的教训，从不同侧面观察和研究过去与当今的世界金融危机，都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第二，弗里德曼对美联储在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详细评析，对美国政府在30年代大危机期间经验教训所进行的总结，对后人都有重要的启示。(1) 在经济危机期间，银根必然吃紧，货币管理当局必须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相反。(2) 为了发挥货币手段的作用，国家必须任命强有力的货币当局的领导人。
第三，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关系的辩证分析是符合实际的，对人们认识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是有启示的。他说：“货币崩溃是经济崩溃的原因，也是它的结果。货币崩溃主要是联邦储备政策引起的，而它无疑加重了经济崩溃。经济崩溃一旦开始，又使货币崩溃恶化。”证券市场崩溃“反映了经济困难的不断增加，反映了无法维持的投机活动的破产”。
第四，弗里德曼关于危机的治理措施特别是涉及金融危机的治理措施具有很大的实用性。诸如在经济危机阶段国家应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是高度收缩的政策，为此应降低利息率 (而不是提高利息率)，应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政府公债而不是卖出……
(二) 弗里德曼经济危机理论的缺陷
第一，他从货币现象出发甚至局限于货币现象来剖析经济危机，把经济危机与金融危机完全混杂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并使他在这方面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之中转来转去，走不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迷宫。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但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一书第三章“危机的剖析”中，主要把经济危机局限在货币现象之中来进行剖析。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似乎经济危机就是“经济萧条”、“经济的崩溃”、“信托公司的倒闭”和“银行的恐慌”，政府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败，就是“货币崩溃”。显然，他对危机的认识完全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对经济危机的本质毫无认识。
第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的剖析也是肤浅的，是以现象解释现象，以现象掩盖本质。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30年代大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垄断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导致财产占有与分配的不公以及两极分化，导致盲目扩大生产，从而造成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不足同生产不断扩大的矛盾，造成生产能力与产品的相对过剩，这就必然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政府决策失误只能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线和浅层原因，而不可能是根本原因。但是，弗里德曼却从货币论导出危机论，认为美国30年代大萧条是由美联储在调节货币供应的政策上的失误造成的，即在不宜实行货币紧缩的情况下，美联储却在1928年春天错误地开始实行货币紧缩的政策，并一直持续到1929年10月股市崩溃。他说：“萧条并不是私人企业失败造成的，而是政府在一个从一开始就被赋予责任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即在铸造和监管货币的领域里的失败造成的。他甚至把美联储对货币事务的这种管理不善和失败，归结为美联储领导人的个性缺陷和美联储总裁本杰明·斯特朗在1928年的英年早逝。他说：“大萧条不像被广泛阐释的那样是市场体制失败的结果，”而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府失败的结果，尤其是货币当局没有履行最初成立时被赋予的责任”，没有阻止金融业恐慌，“拙劣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1928年联邦储备系统的首要人物本杰明·斯特朗逝世这个重大意外导致的。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如果他能多活两三年，很可能就不会出现大萧条”。显然这种观点不仅是肤浅的，而且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辩护的。
第三，他的很多观点前后矛盾。例如，他在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有时强调制度的决定作用，说“问题并不在于碰巧是谁担任联储主席，而在制度”(注：他这里所说的制度指具体的制度，而非根本制度)。有时又把经济危机的原因说成是领导人决策失误，领导人的个性缺陷和某领导人的英年早逝。
第四，弗里德曼的经济危机论极具辩护性。他特别惧怕人民群众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觉悟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制度，注定要经受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惧怕公众误解了实际发生的事情，而把经济危机看成是“私人企业失败造成的”(即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是市场体制失败的结果”。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把经济危机说成是任何社会都会发生的普遍现象，他对经济危机的描述和概括所用的语言都是些中性描述性语言，诸如经济萧条、经济崩溃、货币崩溃、信托公司倒闭、储户挤兑、银行恐慌……而不去透过现象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性质。
第五，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方面，弗里德曼过分强调货币金融手段的作用，而比较忽视财政手段的作用，这是片面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要应对经济危机，必须金融和财政手段并用，还必须运用经济以外的其他手段。就是金融手段也要相机选择综合运用利率、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汇率等，绝不能单打一。弗里德曼的单打一思想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