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内外文献回顾与评述

1．国际产业转移的演变趋势

产业分工与产业转移是一个有久远历史的古典话题。但对国际产业转移及其对世界各国经济结构影响的深入系统探讨却是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经济全球化而逐步勃兴的。西方经济学界最早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主要是结合跨国公司理论和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进行的。而且早期的研究主要将视角放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上，直到克鲁格曼（Krugman, 1998）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之间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大量发生在要素密集程度相似的同类产品之间和要素充裕程度相似的国家之间。对国际产业转移的考察主要沿三条主线展开。

第一条主线从宏观层面分析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梯度转移的过程，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区域及其比较优势。经典的如要素禀赋理论、雁阵模式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其中Balassa（1979）从要素禀赋动态变化的角度提出了梯度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方向是由高梯度国家顺次向低梯度国家的梯次移动，这种国际产业转移主要有FDI和国际贸易两种路径。雁阵模式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 Akamatsu, 1961）提出的，他使用比较成本理论阐述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发生机理，将产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进口阶段，由于消费品进口而产生国内需求，即国内市场的产生阶段；第二阶段为进口替代阶段，用本国生产的消费品替代进口品，于是消费品进口开始减少，与此相应的是资本品进口开始增加；第三阶段为出口阶段，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国内生产供给超过国内市场需求，于是开始出口，拓展海外市场；同时对进口的设备、技术开始模仿、消化，进入资本品进口替代时期。这三个阶段相继更替、顺序演进，类似雁阵飞翔，被称为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系由弗农（R. Vernon, 1966）提出，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产生、发展、成熟和衰退等阶段。随着产业逐渐走向成熟，同类产品厂商不断加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为了开拓新市场，降低生产成本，就会转移到更具比较优势的地区生产。

第二条主线从产业层面分析产业国际转移的传导过程。这些研究仍主要立足于区域及其比较优势，但是从产业和企业等更微观的层面进行分析，如垄断优势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等。其中1977年Dunning提出的跨国资本国际流动折中理论，将一般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动因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寻求效率型、寻求资源型和寻求市场型。日本学者小岛清（K. Kojima, 1987）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论则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边际产业依次进行。投资国已经处于或趋于比较劣势的产业正好是资本输入国正处于或趋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边际扩张的产业转移，会带来投资国和投资对象国的双赢。

第三条主线从产品层面分析产品内分工所引发的国际产业转移过程，即特定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通过空间分散化展开成跨区或跨国性的生产链条或体系，主要以国际外包与全球价值链模式为主。国际外包过程并不意味着FDI和国际贸易活动的减弱，可以说国际外包还是以FDI和国际贸易为基本模式的。

以上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立足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视角，通过对产业转出区与产业转入区的成本比较（包括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分析产业的国际转移动因及其对承接国产业的传导作用。而立足于发展中国家视角，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在东道国内部行业间的传导机制，分析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引发的区域互动机制，目前还是研究的薄弱环节。实际上，国际产业转移在东道国内部所引发的结构传导和区域互动，是国际产业转移在承接国内的延续，是东道国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构性反应，反过来也会影响国际产业转移的进程。这点从图1-1可以直观地看出。

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与我国国内众多学者对国际产业转移进行大量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除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从一般规律进行零星的介绍外，研究的侧重点主要还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技术转移、国际外包等具体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体现与内容，但研究的层面还是有一定区别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产业转移对发展中国家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2．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路径

国际产业转移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源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两种基本路径，是上述两种活动的长期积累而导致的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产业结构转化的必然结果。但是国际贸易主要基于比较优势，是受到国际比较利益机制诱导而产生国际分工，进而间接实现产业双向转移的；而国际直接投资是基于绝对优势，是资本、技术由处于竞争优势的发达国家向处于竞争劣势的欠发达国家的单向转移（大山道广，1990）。同时两者在产业转移各阶段的特点也是有差别的，在产业转移过程中，一方面国际贸易要先于国际直接投资，国际投资往往成为国际贸易的延续与深化；另一方面二者之间存在交替关系，跨国公司的FDI是其为获得规模经济所采取的接近客户或集中生产的一种交替选择（Balasubramanyam et al. , 1996）。

尽管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路径，但传统上人们仍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分别进行研究，对二者的分析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分析框架之内。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理想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之内，不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还是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变量被其严格的前提假定省略了。国际贸易根源于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的不同导致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对差异，各国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最终形成有效率的国际分工体系，同时也实现了产业的国际转移。国际分工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所决定，因而国际贸易是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最明智的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假设，即完全自由竞争导致的完美市场结构。海默（S. Hymer, 1960）和金德尔伯格（C. P. Kindleberger, 1958）等将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了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根据他们的垄断优势理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是它对当地企业具有某种优势足以抵消投资所引发的额外成本，而且这种优势是与该企业所有权相联系的、不容易丧失的有形资产或无形资产的优势。垄断优势来源于市场、生产要素和规模经济等。只有在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才可能拥有这种垄断优势。特别是当企业在外国市场上具有的垄断优势大于在本国市场上具有的垄断优势时，它将会优先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深，贸易和投资相融趋势日渐明显，特别是在国际产业转移实践中，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不仅没有取代国际贸易，反而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在地区格局、产品结构和内部机制等方面对国际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二者呈现出日益融合的态势。但是在贸易和投资相互关系的研究中，理论界却存在截然不同的结论，也即贸易和投资之间到底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

蒙代尔（R. A. Mundell, 1957）基于H—O模型，认为在存在国际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特定的轨迹实施跨国直接投资，那么这种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在相对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产要素转移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贸易的替代。Brainard（1997）以及Markusen& Venables（1998）等进一步指出，母国市场与国外市场条件的相似度越高，企业用投资替代贸易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边际产业扩张论”则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国际直接投资，可以增强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可以扩大两国间的比较成本差距，从而扩大两国的贸易量、增强两国的经济福利。由此可见，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对国际贸易的简单替代，而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互补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也可以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小岛清的理论与蒙代尔模型最大的不同是把传统模型中的劳动和资本要素用劳动和经营资源来替代，由此国际直接投资已不再是简单的资本流动，而是包括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和人力资本的总体转移。

Markuson & Svensson（1985）基于要素比例模型的分析表明，贸易和投资并不必然为替代或互补关系的一种，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贸易和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有了很大发展。Lipsey & Weiss（1981）、Hur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采用美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的FDI与同期的对外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其他学者对于日本、德国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Grahamt & Krugman（1993）的总量研究和分行业研究表明，外国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外国直接投资和东道国出口存在强相关性。与此同时，Hill（1990）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进口相互关系的研究发现，外国投资与进口的相关性不如与出口的关联密切，但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从母公司进口中间产品、资本品及劳务的倾向较强，因而外国直接投资可增加东道国进口。

近年来，其他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Patrie（1994）根据不同的投资动机将直接投资划分为市场导向型、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三大类。他在对大量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只有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容易成为贸易的替代，而生产导向型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则一般可以增加投资国和引资国之间的国际贸易。1996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因行业而异。在制造业中，企业一般遵循出口、许可、在国外设立贸易分支机构和直接投资的线性先后次序寻求市场开拓，因此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被认为是替代贸易的经济活动。在自然资源部门，投资和贸易的相互关系也主要是线性的，但投资又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会导致东道国的出口扩大，因此自然资源部门的投资与贸易一般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关系。服务行业的情况比较特殊，服务企业不可能通过渐进的线性发展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它必须直接在当地生产，因此一般而言，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Bhagwati（1978）等人的研究指出，东道国严格的投资与贸易保护政策，会导致直接投资对于贸易的替代效应，而东道国较为宽松自由的投资贸易政策，则会促进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积极关系。

总之，根据上述研究可以发现，贸易和投资的关系还会受到诸如投资动机、行业特征以及东道国开放政策的影响，不同行业在不同国家的投资项目，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贸易效应。在特定项目的不同阶段，既会有投资与贸易的替代关系，也会有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这两种现象存在交替产生的可能性。在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问题时，可将研究范畴锁定在特定区域或特定行业，阐明国际产业转移两种路径的转换和互动机制，客观评价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或者互补关系，以及这种替代或者互补关系的大小。

3．国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国的产业传导效应

国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国的结构传导效应，主要途径有技术转移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等。以Kim为代表的技术追赶理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技术扩散过程中通过模仿与干中学，落后国家产业的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将提高其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追赶（Elkan, 1996）。Nelson和Winter（1997）、Gereffi（1999, 2005）以组织学习为核心的产业动态演化理论认为，企业通过组织学习，改变学习曲线的形状，可以改进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而“雁行形态发展模式”则揭示了后发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途径，指出其产业结构调整受制于投资国或“领头雁”的产业层次。“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认为投资国从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可使承接国因缺少资本、技术、经营技能等而未能显现的潜在比较优势显现出来或增强起来，其结果不仅促进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更加合理，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形成双赢格局。随着国际分工进入产品内分工层面，国际产业转移已深入到生产过程中的工序和工艺环节的片段化转移，因此学术界除了从FDI和国际贸易层面分析国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还从契约层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以承接外包方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升级效应。

基于FDI路径的国际产业转移结构传导。Markusen和Venables（1999）认为，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 FDI通过投入产出传导，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改革。二是技术溢出效应，包括学习模仿、人力资本流动等；三是产品竞争效应，技术较为先进的FDI，会迫使本土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提升技术或在竞争失败后退出市场。而具体到产业结构传导效应，理论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由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拥有更先进的知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外资的进入，其资本结构会直接得到提升，使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密集型行业。同时，资本结构中外资比重的增加，会带动东道国外向型产业的发展，其所引发的进口贸易和对东道国企业的出口带动效应，会促进东道国的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优化（Hunya, 2002; Greenaway et al. , 2004）。文东伟等（2009）的实证分析表明，FDI推动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并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其次，FDI的产业关联效应会对承接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Rodriguez-Clare（1996）认为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多样化的中间投入品，这样就构成了相应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FDI通过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Markusen和Ven-ables（1999）在Rodriguez-Clare（1996）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联系效应的概念，直接指出FDI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催化剂。Grabber（1993）认为跨国公司的研发和设计等主要增值部分集中在母公司，而进入集群区域的子公司往往因技术含量较低、产业关联较弱而难以对本地企业技术升级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

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承接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技术溢出理论，跨国公司的进驻往往能直接或间接地向本土企业转移、溢出技术，从而促进本土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Elkan, 1996）。其中具有开创性的是Caves（1974）对FDI水平溢出（产业内溢出）的计量分析，Kugler（2000）对FDI垂直溢出（产业间溢出）的计量分析。近年来，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不同的东道国内跨国公司的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差异较大，多数研究怀疑发展中国家是否真正从FDI获得了水平溢出效应（如Damijan et al. , 2001; Ait-ken & Harrison, 1999）。对中国实证分析的结果也并不一致。徐涛（2003）、王红领等（2006）分别利用行业数据直接分析FDI对中国本土企业科技研发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FDI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平新乔等（2007）的研究却表明，FDI进入妨碍了中国本土企业通过研发自主创新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距离的努力。张海洋（2005）用行业数据直接分析FDI对中国工业部门的高科技行业研发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与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本土企业R&D吸收能力较低，没能吸收外资先进技术，产生了逆向技术扩散。关于实证结果不一致的现象，Moran（2001）指出，FDI的技术溢出更有可能通过垂直方式而不是水平方式。Javorcik（2004）进一步认为，由于FDI能从其中间产品供应商改进的绩效中获益，因此其一般会愿意把知识转移给本土供应商，则FDI溢出效应更可能通过后向关联方式发生。不少研究采用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GMM分析或面板数据分析，且多数研究如Blalock（2008）对印度尼西亚、Javorcik（2004）对立陶宛的企业层面数据分析结果所表明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正的垂直溢出效应。在这些研究中，均用到了投入产出系数进行计量回归。

FDI对东道国企业的竞争效应，会影响其产业发展。正如王红领等（2006）所指出的，以往发达国家为经济结构合理化不断进行的产业转移，客观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遇。但是，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并希望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独立时，就会与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竞争。Aitken等（1999）甚至把外资企业通过引入新的差异化产品或工艺创新而降低产品价格，导致本土企业成本增加，从而抢占本土企业市场份额的行为，称为市场窃取（market stealing）。蒋殿春等（2005）对包括装备制造业在内的中国高科技行业的计量分析发现，国内企业作为技术上的追随者的确从FDI在国内的研发活动中获益匪浅，但FDI引发的竞争加剧不仅没有激发国内企业的创新动力，反而因吞噬后者的市场空间而打击了它们的创新积极性。

基于国际贸易路径的国际产业转移结构传导。基于国际贸易路径的国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国的结构传导效应主要基于两个层面。一是进口对东道国的影响效应；二是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出口贸易所带来的影响效应。具体的影响途径一是国际贸易直接促进了进出口部门的快速增长，尤其使出口部门的增长速度快于非出口部门，直接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二是国际贸易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和技术进步关系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Rivera-Batiz & Romer（1991）构建模型进行的分析表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创新者进行R&D投资，R&D投资导致新的中间产品的产生，新的中间产品的产生意味着技术的进步。通过进口，国内可以增加中间产品种类并导致技术进步。Coe & Helpman（1995）最早实证分析了进口贸易的两种技术溢出效应：一是进口种类效应，即一个国家从技术水平越高的国家进口，其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可能就越快；二是进口数量效应，即在给定进口构成的情况下，一个国家进口的数量越大，其技术进步的增长速度就可能越快。Wang & Olarreage（2002）、Blyde（2004）等的研究也都指出，进口贸易对进口国的技术进步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Awokuse（2007）以三个转型国家为例的最新实证结果表明，出口、进口都促进了产业发展。毛其淋（2010）的实证分析表明，进口贸易对我国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成为出口国，通过进口或出口能对承接国带来各种效益，典型的如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之一是加工贸易。还有，Farrell等（2001）对1984～1998年进入日本的FDI产业流向的分析，发现FDI对东道国的出口结构变化会产生积极影响。还有江小涓（2002）和王洪庆等（2005）的分析也表明，进入中国的FDI对中国出口部门发展和出口结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Crossman & Helpman（1991）的研究认为，出口贸易能使出口者从外国消费者处获得许多信息，如改进制造工艺、产品设计和产品质量的各种建议，从而有利于技术进步。Coe等（1997）则首次实证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Hakura & Jaumotte（1999）划分了引发技术扩散的产业内和产业间贸易，认为产业内贸易比产业间贸易产生了更大的国际技术转移，原因是国内生产和出口部门更容易吸收同行业的国际转移技术。李小平和朱钟棣（2004）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利用国际R&D溢出回归分析，发现国际R&D投资通过国际贸易途径促进了中国的生产率增长。

基于国际外包路径的国际产业转移结构传导。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接外包订单即国际代工（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是发展中国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模式。卢锋（2004）指出，国际代工就是发达国家品牌商按照一定的设计要求向国外制造商下订单，后者依照产品设计要求自行生产，或者把生产过程进一步分解为不同环节，分包给不同企业，产品完成后加贴企业品牌出售。可以说这是一种基于合同生产、许可经营、贴牌生产等契约路径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Hobday（1995）对亚洲四小龙电子产业发展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为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代工过程中掌握了技术诀窍和产品、工艺技能，而且通过学习和消化、吸收，获得了一定的创新能力。为此他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升级一般遵循的路径是OEM→ODM→OBM。Amighini（2005）对中国ICT产业的分析表明，中国在这类产业的国际垂直分工中从低端起步，从技术扩散中获益，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升级都产生了积极影响。还有众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代工和地方产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如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Ernst（2001）和Gibbon（2001）对非洲服装业，Giuliani等（2005）对拉丁美洲产业集群升级，Bazan和Navas-Aleman（2003）对巴西Sinos Valley制鞋业的研究等，研究普遍认为，通过承接国际外包，发展中国家能实现“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部门间升级”次序的升级路径，并且OEM→ODM→OBM的转换被视为产业升级的主要路径。

Gereffi（1999）甚至乐观地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购买者驱动价值链过程中，存在快速升级的自动传递过程：组装进口零配件→进行全生产过程→设计自主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自主品牌产品。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产业升级，加入全球价值链是必要条件，因为这使企业处于动态学习曲线中。然而，不少研究却表明，通过代工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企业升级并不顺利。一方面，正如Branstetter & Lardy（2006）所分析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更多的是将资本及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劳动力密集的生产环节，如加工、装配、组装等转移到中国，而需要大量资本和复杂技术的制造、设计以及研发等资本和技术密集的生产环节仍保留在母国。另一方面如Schmitz（2004）所分析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的是俘获型的价值链，发达国家的领导型企业能凭借其市场势力阻止发展中国家企业获得功能升级与链的升级所需要的新能力，以避免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其共享核心能力，对其垄断势力与既得利益构成威胁。这从Giuliani等（2005）对拉丁美洲复杂产品如汽车等产业的升级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他们发现，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型企业对当地供应商应用技术标准等方面所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Pack等（2001）的研究认为，通过非核心环节外包，跨国公司的技术的确会外溢到发展中国家的接包方中，而且这些技术还会在发展中国家的其他企业中进一步扩散。但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更多企业间扩散，更多企业获得了这些技术后，会涌到该代工环节，代工企业数量增多，会加剧竞争，这样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进行外包，而发展中国家企业只能分配到更低的收益。一些案例研究表明，这种竞争格局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无法实现更高层次的升级，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制造、加工环节（Schmitz, 1999; Bazan & Navas-Aleman, 2001）。

一些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的机会更小。Nolan等（2008）的分析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许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变得越来越复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与大量供应商形成分工协作的系统集成，集中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源；同时，核心企业的整合过程向整个价值链扩展，其资源和压力通过分工网络向各级供应商传递，从而形成瀑布效应（cascade effect），不仅全球价值链的核心企业成为市场主导者，其各级供应商也成为各自子价值链的主导者。这种基于分工网络所形成的集成创新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赶超面临更大困难。Dicken（2003）的分析也表明，多数产业都显现出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集中的趋势，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处于一个不平等竞争的环境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在从全球竞争中取得立足点之前，很可能已经被外来的、更高效的竞争对手摧毁了。

我国国内学者的研发发现，承接国际外包对中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行业差异。胡昭玲（2007）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来考察外包的生产率效应，研究指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取决于行业特性，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和外向度是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作用程度的重要因素。在我国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规模经济效应明显，而出口密集度高的行业拥有较高竞争力的中间投入渠道，产品内国际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作用更为显著。张小蒂与孙景蔚（2006）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动态变化的影响做了经验分析，也揭示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在不同产业中的差异性。文章分析总结认为，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国际转移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了良好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从动态看，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进，因此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王中华和代中强（2009）运用1997年与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分别计算了以我国为本位的工业行业物品外包、服务外包比率，并对两种外包的行业生产率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物品外包、服务外包的发展均有效地提升了我国工业行业的生产率水平，而且服务外包对工业行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远远大于物品外包；当考虑行业要素密集度差异时，研究发现无论是物品外包还是服务外包在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都要比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效应更强，同时这种行业差异在服务外包中更为显著。

4．国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相比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结构影响效应，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区域互动效应的研究文献要少得多，主要从以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是基于FDI的区位选择理论。在解释FDI区域分布的理论中，Hymer（1960）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寡头行为，FDI被认为是在全球竞争下作出的一种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决定。此后经过Dun-ning（1974）、Caves（1982）等人的不断补充和完善，关于FDI的主流理论体系得以确立。Arthur（1994）认为产业的空间模式是由偶然性（小概率的随机事件）和必然性（集聚内在规律性）共同决定的。在早期阶段，每个地区都处于同等发展水平，经过一段时期的演化调整之后，某个地区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取得了产业的领先位置，由于企业聚集给该地区带来了额外的优势（更好的基础设施、更专业化的服务等），在越过区位门槛（一地区集中必要的企业数量）之后，领先地区逐渐变得更具吸引力，潜在企业的定位概率开始依赖于各地区企业数量的比重，产业的空间模式最终趋于稳定。最近国内外学者将研究对象更为细化，深入探讨FDI在东道国境内各地区之间分布的决定因素。Coughlin（1991）以美国各州的FDI为研究对象，发现各州的土地面积、人均收入、产业集聚程度、劳动力市场条件等因素决定了FDI的区域分布状况。Head等（1995）的研究验证了，集聚效应、信息成本、基础设施、地理优势等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巨大。王剑等（2004）对江苏省数据的分析发现，由于成本因素、聚集经济的外部性和路径依赖作用在空间演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FDI在传统行业由最初的聚集逐渐向扩散演化，而在新兴行业则由最初的随机分布逐渐向聚集演化。

二是基于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集聚效应。Kimura等（2005）认为国际产业转移至少能通过两种渠道在承接国产生集聚，一是服务关联（service Link）的报酬递增性质，即能够降低服务关联成本的区位将会吸引大量企业进入，从而形成集聚；二是正外部性，即企业地理上的接近可以更便利地获得中间品及技术外溢等外部性收益。Fritsch &Franke（2000）对德国三个地区的创新活动中的知识外溢和R&D合作的影响研究发现，R&D的外溢限制在一定的地区范围之内，并接近于相应的资源。由于技术竞争的加剧和知识外溢的空间约束特性，厂商最优的区位选择策略就是与其他竞争者聚集在同一技术外溢空间内。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企业往往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形成集聚。显然这种集聚有利于区域内企业间的相互学习，但对区域外的企业造成阻隔效应，即会阻碍区域间的互动。梁琦（2004）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的循环累积过程有滚雪球般的效果，导致产业长时期地锁定在某个地区。但是，预期和自我实现机制可以使产业集聚中心发生转移或产生新的中心。张少军等（2009）指出，通过产业集群在当地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本土企业可以提高生产率，增加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而集群中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反过来又会导致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进一步转移。

三是承接国内部的区域间互动效应。现代经济学对经济空间布局问题研究的重要线索是新经济独立理论。Krugman（1991）运用DS模型（Dixit and Stiglitz, 1977）构造了一个在垄断竞争条件下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的空间模型。该模型以严密的数学方式重新表述了由Myrdal（1957）提出的累积因果循环效应。Krugman证明了，中心—外围模型存在着多重均衡，而经济空间集聚究竟会发生在哪些均衡点，取决于偶然因素和初始条件。而外资在某一区域的进入，作为初始的偶然因素，往往要对该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产生路径依赖影响。Poncet（2001）的研究表明，1987～1997年，中国各省国内贸易在不断减少，而国际贸易却在不断增长，并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他指出这是造成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Rey（1999）在β收敛模型中通过加入空间权重矩阵来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地区间资金和劳动力的流动、商品流通、技术扩散等都会使地区间尤其是相邻地区间的经济增长互相联系。Giuseppe Arbia（2006）的研究发现，由于空间依赖性与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欧盟和意大利的地区经济收敛速度明显下降。刘志彪等（2008）指出，中国承接全球价值链模式产业转移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这种某一区域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模式，给中国带来了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双重挑战。张少军等（2009）也指出，中国东部地区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加入全球价值链，但东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定位却在某种程度上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了低端要素供应商的地位，导致了地区差距的扩大。邹璇（2010）认为，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劳动力、资本和产业是同向转移的。对于发达地区而言，其不仅得益于要素转入导致的要素投入的扩大，而且还得益于生产技术升级导致的生产函数的改进，产出得以以更大比例增长。但对欠发达地区而言，不仅要素流出会导致要素投入量减少，而且知识溢出缺乏会导致生产技术水平的相对下降，进一步减弱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增长势头。因此要素与产业转移对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影响正好相反，区际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

5．对现有文献的简要评述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见，目前探讨国际产业转移对承接国影响的文献较多，但在此研究领域中仍有许多空白和肤浅之处，存在诸多可以深入挖掘的理论空间。

首先，在探讨国际产业转移规律时，侧重于两国、两产业简单模型分析，忽视多国、多产业模型研究；侧重于产业整体转移探讨，忽视产业价值链分拆转移研究；侧重于跨国直接投资对产业转移的作用，忽视区域贸易、特别是垂直专业化贸易、公司内贸易以及产业内贸易对产业转移的影响。

其次，对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流研究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探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向外转移产业的内在规律性（如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雁行发展模式、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等），而忽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体）承接国际产业的探讨。事实上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应只处于追随地位，更应主动创造条件去承接较高技术层次的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再次，探讨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只是一般描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总体演进轨迹，应用利用外资、国际贸易等简单比率指标或回归分析方法，测算利用外资和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贡献值，而对我国产业结构对国际分工的反应机理、反应程度和内部传导过程，缺乏更为细致、具体的理论描述、实证分析和数量指标。尤其目前中国处于由内向型产业结构向外向型产业结构的转变之中，结构演变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产业结构与周边地区及全球的产业结构呈现多层次的开放与互动关系。因此我国产业结构战略调整必须突破国内产业结构的局限，要从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与产业分工重组视角，根据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互动规律，寻找中国产业结构发展位置，发挥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最后，现有文献较少分析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构传导对区域互动的影响，缺乏对国际产业转移中产业转出国家或地区与产业承接国家或地区以及承接国家内部各区域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而该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亟需解决的难题，区域间经济差异长期失衡和过分扩大，不仅会影响整体经济效率，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会影响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成为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因此，在东部沿海地区大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如何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显得意义重大，应成为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