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邵雍、程颐在易学诠释旨趣上的同异

邵雍和程颐借助易学建构理学，目的都在于重建儒家学说的宇宙本体论、心性论，以应对佛老之学在当时对儒学的侵袭，而发挥儒学在社会政治、人文伦理中的指导意义。所以说他们尽管学术思路不同，但经世致用是他们易学的最终落脚点。

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的邵雍，由于他的易学运思独特，意蕴深奥，以致后来学者鲜能涉足其间，《四库全书总目》就评价说：“自邵子始为此学，其后自数家以外，能明其理者，甚鲜。”所以后世对其学说是否具有社会功能则颇有偏见，此偏见就始于程颐。由于邵雍学说的宗旨在于宇宙本体论，他所创造的一套数理学说，重在借助解《易》来探讨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和阴阳消长的原理，进而探讨社会人事，但这种哲学建构模式在程颐看来“犹空中楼阁”，显得虚阔，不适于人事。后来四库馆臣接受此观点，也说：“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邵雍之学是汉代象数易学发展的新阶段，其学说宗旨“务穷造化”，所以在重视人伦道德的理学家看来自然就“不切于民用”，这一点程颐明言：“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于命可也。”他还说：

尧夫之学，先从理上推意，言象数言天下之理，须出于四者，推到理处，曰：“我得此大者，则万事由我，无有不定。”然未必有术，要之亦难以治天下国家。其为人则直是无礼不恭，惟是侮玩，虽天理（地）亦为之侮玩。

程颐认为邵雍将数作为天地万物的起源，一切皆可以由数推出，虽自诩“万物由我”，没有不可把握的事物和局面。但那样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不但不能借助易学治理国家，而且人也因此会变得“无礼不恭”，进而轻视客观天地万物的物质世界。由此可见，在注重道德修养工夫的程颐看来，探讨宇宙世界的存在和生成，有些不切实际。清人黄宗炎甚至说：“陈、邵先天方位，变乱无稽，徒取对待。……帝王之修齐治平安在？圣贤之知天知人安在？庸众之趋吉避凶安在？”但邵雍既然作为理学奠基人之一，他的贡献其实就是努力建构出儒学宇宙本体论，目的在于复兴儒学、重建儒学理论体系。所以二程也赞赏他说：“世之信道笃而不惑异端者，洛之尧夫、秦之子厚而已。”所以邵雍虽学出自道家、道教，但他的目的在于倡导儒家学说，而清代的一些汉学家，为了反对图数之学，将邵雍看成陈抟易学的翻版，视为道教之类，自然有些偏激。

可以说，邵雍易学虽重在“尊先天之学，通画前之易”，但其理论体系建构的终极归宿点却是落实于后天的人事之学。他把弘扬儒学、重视人事之用以及探究古今成败治乱之变看成易学的旨归。程颢称赞邵雍之学为“内圣外王之道”，尹焞也认为，“康节本是经世之学，今人但知其明易数，知未来事，却小了他学问”，黄宗羲指出：“《皇极》包罗甚富，百家之学无不可资以为用，而其要领在推数之无穷。”可见经世致用才是邵雍易学的目的，朱熹弟子蔡元定也说：“康节之学，虽作用不同，而其实则伏羲所画之卦也，明道所谓加一倍法也。”其学术旨趣亦可以从他的《皇极经世书》之命名看出，其子邵伯温解释说：“穷日月星辰、飞走动植之数，以尽天地万物之理；述皇帝王伯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阴阳之消长，古今之治乱，较然可见矣，故书谓之《皇极经世》，篇谓之《观物篇》焉。”这些都表明了邵雍希望通过数学的演算来探究阴阳消长之理，以解释历史上皇王霸伯的治乱兴衰，通过揭示“天地万物之理”与“大中至正之道”，建立起融自然和人类社会于一体的哲学体系，从而实现儒家经世致用的目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论及《皇极经世书》，也说其“立义正大，垂训深切，是经世书，虽明天道，而实责成于人事”。纪昀之论，当属深入而中肯。

邵雍“推天道以明人事”，他将其所言的先天、后天之学看成是统治者治国安邦应当遵循的原则。他说先天治道乃是三皇的“以道化民”之术：

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归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无为无有之谓也。无为者，非不为也，不固为者也，故能广。无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广大悉备，而不固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归焉。所以圣人有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谓欤？

由此可以看出，邵雍将自然无为地治理社会，看成是先天治道，它是最高的治理原则和标准。由于“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既然蕴含先天治道的先天学乃是心所主宰，所以欲明先天治道在于养心，而道在人身上的体现就是人心，同时“心为太极，又曰道为太极”，人心（圣人之心）与天道具有形而上的一致性，所谓养心其实就是涵养人心。通过修养使人心复归于天道，使之达到无思无虑，妙合造化的境界，所谓“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从而与先天之道一致。为此，他提出了“主诚”以“得道”: “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这一点在思路上和程颐“诚敬循理”的方法一致。程颐主张顺理而行，以理治国，作为治国主体的人，应当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从而达到“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人人尽善，则天下可以不治而定。为了实现人的修养，程颐也提倡“诚”的工夫论，但是与邵雍相比，他还提出了“敬”和“穷理”的道德修养方法，尽管如此，邵、程的目的都在于个体道德境界的提升，从而实现人们对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的自觉践履。

为了历史的兴衰治乱规律的探讨，邵雍运用了大量的表格、以神秘“数”的演变来显示中国古代历史的变化，由此也反映了邵雍的易学观。他将时间历程划分为元、会、运、世四个单位。一元为十二会，一会为三十运，一运为十二世，一世为三十年，故一元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他将十二会分配到十二属卦中，根据阴阳消长的原则，每一元也就是具体世界的一次生灭。邵雍还将唐尧以来的历史纳入他的循环说中，他认为中国历史自尧舜到五代长达三千多年的社会政治变化，存在皇、帝、王、伯（霸）四种政治模式，代表四个发展阶段，此种历史观与邹衍的“五德终始论”，董仲舒的“三统论”，以及欧阳修的正统论都大异其趣。邵雍的方法是执简御繁，从简单的“一”开始，推演整个历史过程，忽视了人的主观意愿。余敦康先生认为：“邵雍本于他的先天易学建立了一套解释历史事件的思想框架，用的是 ‘本隐之以显’的方法，即根据抽象普遍的哲学原理来解释具体实际的运作所遵循的规律。”邵雍的方法排除了历史的偶然性，在他看来历史总是按照一种定式在发展，整齐划一严密完整，这其实按照他所建构的易学逻辑来裁剪历史，这样一来他对历史解释的可靠性就打了折扣。这种历史观，强调规律的客观性而忽略了人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体现了消极的人生态度。相比较而言，在历史观上，程颐把一切历史活动都从天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判断，以此突出儒家重视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的价值观念，突出人的主观作用。认为历史的发展与王朝的兴衰皆为天理之展现，并以是否合“理”来判断一切历史史实与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他突出人君与人臣的道德修为在历史兴衰中的作用。在程颐看来，《周易》是讲变易之道的，他曾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通过援引大量的历史史实来证明人们只要“诚敬循理”，亦即心存诚敬，根据具体的时机来作出合宜的举措，就可以实现避凶趋吉的目的。这与邵雍所言一切都是气数一定的，不可更易的，突出先验的命定论思想是截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