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
对于《周易》的性质和体例，历来有不同识见。一般而言，《周易》之为书，原本于象数，发为义理。《周易正义》（有时简称为“孔疏”）对《周易》体例的理解，既不似汉代人大讲互体、飞伏、卦变、纳甲等，而主张以王弼说为主，又不同于王弼派，不仅讲取义，而且讲取象。孔疏卷首即言“易者，象也，物无不可象也”。
汉代人普遍认为，《周易》古经是神意的产物，天人感应的结果。如《礼纬·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这样，八卦的由来就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孔疏并不否定河图洛书说，认为河图洛书也不过是天文地理的图式化，“伏羲虽得河图，复须仰观俯察，以相参正，然后画卦”（卷首）。圣人仅有河图洛书是不够的，须要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并把河图洛书与实际的万物之象相互参正，才能设画造卦。“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卷首），正如《系辞传》所谓“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孔疏引《易纬》对圣人画卦作出解释，曰：“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卷一），明确肯定：“圣人设画其卦之时，莫不瞻观物象，法其物象，然后设之卦象”（卷七）。
孔疏认为八卦“备天下之大象”（卷八）以类取象，分别以天、地、雷、风、山泽、水、火表征八大类事物。然而，万物不仅具有外部形状，还有内在生成变化之理。“八卦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卷首），于是将八卦两相重叠，遂为六十四卦。卦有象，爻亦有象，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便各具特定的象征实体，这样“更重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卷一）。“万物之形象”即自然之象，“天下之能事”即人事之象。《大象传》所论物象，正是包括这两部分，先释每卦上下体所代表的自然之象，再比附论人事义理。
按照朱伯崑先生的意见，孔疏对卦爻辞的诠释，基本上依据《易传》，主要是《彖》《象》两传的说法。
此二传既讲取义，又讲取象，还讲爻位，体例不尽一致。为了调和这些说法，尤其是纠正王弼等人鄙视取象的偏见，孔疏对《周易》体例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圣人名卦，体例不同，或则以物象而为卦名者，若否、泰、剥、颐、鼎之属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为卦名者，即乾、坤之属是也。如此之类多矣。虽取物象，乃以人事而为卦名者，即家人、归妹、谦、履之属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踳驳，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故《系辞》云：‘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卷一）。
“不可为典要”，韩康伯注为“不可立定准”。孔疏这段话明确主张《易》包罗万象万事，不能局限于一象一事，反对将《周易》体例单一化、绝对化。以此为指导思想解释了六十四卦卦名的由来，概而言之，卦名来自取象，但所取之象不一。有取之于物象者，有取物象之作用或性质者，有取之于人事者。
孔颖达认为取象说是《周易》的重要体例，卦有卦象，爻有爻象。不仅卦象是多方面的，爻所取象也是多方面的，有取天地阴阳之象者，有取万物之杂象者，还有直取人事之义者。他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者，若《乾》之 ‘潜龙’,‘见龙’, 《坤》之 ‘履霜坚冰’, ‘龙战’之属是也。或取万物杂象以明义者，若《屯》之六三 ‘即鹿无虞’，六四 ‘乘马班如’之属是也。如此之类，《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义者，若《乾》之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 《坤》之六三 ‘含章可贞’之例是也。圣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则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则取人事也”（卷一）。自然之象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人事则以此为标准取象，此所谓“以物象而明人事”（卷一）。所以，人事之象才可以与自然之象互相代替，互相发明。
孔疏在取象问题上主张“不可定于一体”“不可一例求之”，目的在于调和《易传》中的各种说法，特别是调和取义和取象说，实际是用象数易学修正、补充王弼的义理易学之不足。如解释《大壮·象》“雷在天上，大壮”，王弼注此条曰“刚以动也”，不言取象，只取乾刚震动之义。而孔疏说：“震雷为威动，乾天主刚健，雷在天上，是刚以动，所以大壮也”（卷四）。这就从雷天之象解说“刚以动”之义，显然是对王注的补充。又如，解《涣·彖》“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孔疏云：“先儒皆以此卦坎下巽上，以为乘木水上，涉川之象，故言乘木有功。王不用象，直取况喻之义，故言此以序之也”（卷六）。“王不用象”，指王弼不以乘木水上释卦义，而以“涉难而常用涣道必有功”解之，取其比喻义。孔疏在王注下特引取象说与之对比，表示取象说不可废，也是对王弼注的一种补充。
在《易传》中《说卦》对八卦的解释未讲取象，只从取义角度言。孔疏也讲取义，但却从取象入手解释取义的由来。他说：“乾象天，天体运转不息，故为健也。坤顺也，坤象地，地顺承于天，故为顺也。震动也，震象雷，雷奋动万物，故为动也。巽入也，巽象风，风行无所不入，故为入也……”（卷九）按照这种诠释，八卦的卦义或卦德，皆出于其所取的物象，这就同王弼所谓“象之所生，生于义”的观点恰恰相反，形成了对立。从孔疏的一般情况看，对王注赞同之处便加以引述发挥，持否定态度之处则不作评论或明言不取。如孔疏在阐述王注《乾·文言》上九爻时，对象生于义的说法不加解释，实际上表明对王弼注的一种批评。
孔疏还讨论了象和数的关系。从其对《说卦》“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的解释中可见这种关系。孔疏曰：“蓍是数也。传称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然则数从象生，故可用数求象，于是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用蓍之法，求取卦爻，以定吉凶……”（卷九）。这里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据《系辞传》八卦来于对物象的摹写，据《左传》认为数从象生；另一层按《说卦》认为先有蓍草数目的变化，方得出八卦之象，判断人事之吉凶。
可见，不论对卦名、爻辞的诠释，还是对八卦卦义和象数关系的诠释，孔疏都主张《易》从象来，物无不可象也，义亦可象也；认为《周易》体例复杂多样，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象、义（理）、数三者关系中，象居第一位，义从象出，数从象生，不能弃象解易；诠易必须综合取象与取义说，王弼派易学和汉易各执一面，都失之偏颇。因此，《四库提要》所云孔疏“墨守专门”，囿于王学家法，或认为孔疏只是王弼义理易学的简单拓展的观点，没有注意到孔疏对王学象数概念上的改造与扬弃，显然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