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郑王（肃）之争

“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 《诗》 《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在经学史上，魏晋时期王肃反郑是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

王肃反郑的原因比较复杂，学术界对此的看法并不一致。大致说来，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学术差异的角度看，王肃反郑可以看做是今古文之间的斗争。清代学者皮锡瑞曾言，“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赵吉惠等人主编的《中国儒学史》中明确写道：“王肃学宗贾逵、马融。贾、马皆为古文大师，专主古文。而郑玄却杂糅今古文，混乱家法，这便引起王肃的不满。他不惜伪造，以攻郑学，目的在于重振汉学，恢复经学家法统绪。”谢祥皓、刘宗贤在所著《中国儒学》一书中，也持此观点：“其关键问题就在于是否严守古文经学的家法，同时也表现有理论观点上的深刻对立。今学以承师说为准，古学以通圣意为真；贾逵、马融，坚持古文学说，故为王肃所喜；郑玄兼采今说，即为王肃所恨。”这种解释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王肃严格遵照古文经，反对今文经，可是皮锡瑞自己也质疑这种说法：“案王肃之学，亦兼通今古文，肃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郝虹认为其实王肃反郑是经今古文融合的继续。这种说法比较可信。

其次，学术斗争的背后往往也与政治有关。甘露元年，高贵乡公曹髦到太学，怀着强烈的反司马氏的政治心态，据郑学对王学提出质疑。方立天据此在其《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论我国前期封建社会中官方哲学的演变》一文中提出“实际上，郑王之争主要是双方政治后台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斗争。”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一种学说能否被官方纳入意识形态，有时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学术的优劣，与政治当权派的执政理念的契合程度以及与实权人物的亲疏程度往往起到关键作用。王肃因为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他的学说被人为拔高，提到与郑玄学说相提并论的地位，在西晋，更是压倒郑玄学说成为官方确定的儒学正宗，这已经不仅仅是学术争论的问题。

最后，荆州学说的影响。汤用彤在其《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中指出：“子雍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玄，仲子之道固然也。……宋衷之学，异于郑君，王肃之术，故讦康成。”贺昌群在其《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中亦持此论：“‘（王肃）从宋衷读《太玄》而更为之解’，则肃之善贾马学而不好郑玄，盖师承有自。”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也说：“就是经学中郑玄、王肃的差异也由于郑较近于汉儒家法，而王肃则年轻时曾从荆州学派的宋忠读《太玄》多少受新经学影响。”荆州学者多反对郑玄学说，宋衷之学与郑玄不同，王粲也曾难郑玄所注《尚书》，王肃学术源于荆州之学，反郑也在情理之中。

王肃反郑，在易学上的表现就是重义理，以传解经，扫落爻辰、卦变、互体，反对象数。郑玄注《易》，沿用的是汉代象数易学的方法，爻辰、五行、九宫、卦变、互体都被用来注《易》。宋衷易学相比起郑玄易学，注重义理、简单明了的特点就已经非常明显，王肃比起宋衷来，更注重义理，对象数易学的扫落更为彻底。

此外，王肃反郑很大程度上有攻击学术权威以抬高自身学术地位的意思。郑玄在汉末已经是“当时莫不仰望，称伊、雒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的学术宗师。王肃也遍注群经，如果要树立自身的学术权威地位，必然要高举反郑的旗帜。

与郑玄易学代表的象数易学相比，王肃易学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首先，不用互体。宋衷易学还偶尔使用三爻互体的方法，而在王肃易学现存的两卷《易注》中，无一条使用互体。

其次，严格遵守以传解经的费氏古文易的传统。《汉书·儒林传》云费氏“以《彖》《象》《系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经。”王肃释《乾》上九“亢龙有悔”曰：“穷高曰亢，知进忘退；故悔也。”这是用《文言传》解经文。又比如释《坤》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曰：“西南阴类故得朋，东北阳类故失朋。”这是本于《说卦传》。在王肃《易注》中，以传解经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与虞翻、郑玄那些言卦气、纳甲、爻辰，将经文与象勉强联系到一起的方法不同。

再次，注重义理，基本不言象。即使遇到必须言象的地方，也限于取本卦之象。

最后，明确反对谶纬。与郑玄易学重《易纬》不同，王肃明确反对谶纬。《孔子家语·五帝第二十四》中云：“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王肃注曰：“五帝，五行之神，佐生物者，而谶纬皆为之名字，亦为妖怪妄言。”

王肃易学反对谶纬，不讲互体，以传解经，重视义理不重言象的学术特点比起郑玄易学来更符合时代的需要，在魏晋时期，与郑玄易学同立于官学，影响深远。更重要的是，王肃易学进一步扫除象数，为王弼玄学易学的产生做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