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圣人何以为：“仰观俯察”“通天下之志”究竟指向何种意义上的“知识”？

前引《周易·系辞下》（第5条）叙述伏羲画卦之前，要“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前引（第3条）提到了：“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表面上看，圣人制作首先要观物取象（当然是某种抽象），取法自然，换言之，把握天道就是其创制八卦的前提，这当然隐含了某种知识论的视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数语表明了获得这种知识洞见的方式是由近及远、究极天人的，这其实也是圣人制作的一般特点。事实上，《易传》时时流露出它对《周易》的“知识论意义上的”期许，因为圣人抑或君子能够“通天下之志”（《同人·彖传》《系辞上》）“遂知来物”（《系辞上》）洞彻宇宙人生的真理。《易传》自信地说：“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语出《系辞上》）

深入的分析表明，圣人之所以能够创制八卦，是以照幽察觉微的洞见和觉悟为基础的，这是隐藏在《易传》文本深处的知识观念；问题是，作为圣人制作基础的“知识”与“智慧”究竟是哪一种意义上的知识与智慧，却很耐人寻味。笼统地说，《周易》具载的“知识论语境”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不容忽视。

第一，《周易》（例如《系辞》）依据时间向度对知识进行了分类，《说卦》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以《易》逆数也。”所谓顺逆都是针对时序而言的。然而，“往者可知，来者不可知”（《墨子·鲁问上篇》载彭轻子语）却是人类关于知识的常识观念，而卜筮正是《周易》所由以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由此入手进行分析，可以知道，《周易·系辞》所说的“神以知来，知（通智）以藏往”“彰往察来”，实际上针对《易经》所依托的卜筮传统予以了创造性的转化，“知几”、“通天下之志”和“穷神知化”诸观念既脱胎于《易经》的旧传统，又拓展了人文理性和价值观念的向度。（详下）可见，《易传》在解释《易经》的时候，曾通过圣人制作的原理，点化了八卦或易经的意义，同时亦论述了圣人何以创制人文世界的方法和价值原则，而这些广大而精微讨论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论问题语境”之外。

第二，《易传》把更多的关注目光投向了“遂成天下之文”“遂定天下之象”“能成天下之务”“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的思想向度，亦即更为强调《易》的文化意义。《周易·系辞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按陆贾《新语·明诫篇》引作：“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天出善道，圣人得之。”陆氏所引，大异众本，然而却（比今本）更明确地表明了对于人文世界特别重要的“善道”亦源于天道的启示，源于圣人根据天道的启示而进行的创制。《易传》阐述“夫《易》何为者也？”问题时，指出“开物成务”“崇德广业”实际上就是圣人何为的问题，因为《易》的制作出乎圣人之手。《系辞上》开篇即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由此可见，《易传》极为重视《易经》的文化意义，特别重视从文化世界的角度阐发《易经》的价值与意义。换言之，《周易》虽然盛言天道，归宿却在人道。

进一步的推阐表明，《易传》所谓天道与人道相与而不离，所谓它既曰“天地氤氲，万物化生”，又曰：“男女构精，万物化成。”（《系辞下》）既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又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观·彖传》）既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曰：“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彖传》）而天道与人道之间交互作用的关系，也就是天文与人文之间的关系，《易传》说：

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住，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传》）

这里所说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难道不是“仰则观象于天”?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尝不是对应着“俯则观法于地”？值得注意的是，《易传》所说的“天文”“天地之道”已经过了理性主义的洗礼而充分哲学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