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但是，由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这种曲折和波动，不仅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置身于经济全球化大潮的世界各国增加了经济发展的难度。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加剧了世界各国的科技竞争、市场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也加剧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强化了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对话合作机制，强化了各国政府谋求发展的战略共识。在这个大背景下，应对危机的短期策略，以及面向未来国际竞争的国家战略，成为各国政府谋划的重点和普遍的战略行为。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不断蔓延，使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了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巨大冲击。在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是在危机缓和后，出现了一种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是相对而言的，因为造成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而且危机也并没有结束，从而使得世界经济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危机时刻都会回来，甚至加剧，也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大国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摆脱危机困扰，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纷纷进行战略筹划，也出台了一系列提振经济的国家战略。

欧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公众预期的改变，根源在于政府支出的过度增加。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是造成货币主义政策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宏观政策的制定必须从动态的、长远的视角去权衡审慎考虑。从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战略以及对经济危机的反思中，可以预见“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将经历重大调整。在这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这将是“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将催生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以低碳技术为支撑、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绿色增长”模式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的“标准模式”和各国共同的战略取向。在这一进程中，一个国家能否在战略谋划中赢得先机，能否在今后赢得战略竞争上的主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能力，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的战略谋划能力。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将是一个国家未来前进的“方向标”和“导航塔”。站在战略的高度，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府行为，则是当今既前沿又迫切的重大课题。

在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的浪潮中，由于旅游业“绿色增长”的特征，许多国家相继把旅游业确立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加以扶持和培育，并提出了实现世界旅游强国的战略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纷纷将旅游业作为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措施，如美国的《旅游促进法案》、欧盟的《新欧盟旅游政策框架》、英国的《2012年决胜：旅游业战略和超越》、法国的《旅游服务业发展与现代化法律（草案）》、日本的《新成长战略——重建“活力日本”方案》、澳大利亚的《国家长期旅游业战略》、新西兰的《2015年旅游业发展战略》、加拿大的《2009～2013年旅游业发展战略》、韩国的《观光产业先进化战略》等。我国也于2009年年底，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旅游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09）41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国家政府引领、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战略行为，对一个国家乃至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更具有战略意义。

选择土耳其作为实证样本，是因为土耳其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和极具代表性的旅游业发展路径。近年来土耳其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期，现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2010年土耳其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达到8.9%，远高于世界5.1%的平均水平，人均GDP达10072美元。同时，土耳其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卓有成效，在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农业占15%，工业占25%，服务业占60%，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数据，2009年土耳其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5.4亿美元，其中旅游业占63.7%，其次是交通运输和金融保险业，旅游业在降低土耳其贸易逆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0年，土耳其全年接待旅游者数量为2750万，增长率为5.9%，位列世界第七位；旅游收入达208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十位。这一系列数据表明，无论是在国家旅游目的地形象还是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土耳其都已经步入先进国家行列。土耳其旅游业是在国家经济尚不十分发达、国内旅游市场尚未形成、入境旅游增长迅猛的压力下发展起来的，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土耳其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进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人类进入近代文明以后，尤其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从重商主义时期、自由主义时期到凯恩斯主义时期，再到新自由主义时期，关于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政府干预、政府管制、政府行为的讨论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认为“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调节市场，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仅仅是自由市场的“守夜人”；而以李斯特、庇古、凯恩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关于政府行为的理论，不断地在“守夜人”和“政府干预”之间转换。90年代初，冷战结束，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主流。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许多国家把精力集中在发展经济上，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也使经济自由化理论在全球进一步传播。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生产更加无序，更加盲目。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理论界对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重新思考和关注。从总体上来看，尽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政府作用随着经济运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但有两点认识是相对不变的：一是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论据。政府干预就是通过政府与市场合作来纠正市场失灵。二是政府关注社会公平目标，始终保留着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独特作用，从而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什么是政府行为的最佳体现，如何界定政府行为的边界，仍然没有定论。

具体到旅游产业层面，由于旅游业固有的资源依赖、基础设施依赖和政治、文化、生态环境依赖等特性，对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政府影响和政府行为研究，一直是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关于旅游业发展，有学者提出了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并认为政府主导型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普遍采取的旅游发展模式。也有学者提出市场主导应该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旅游业发展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对于旅游业发展中政府的作用、政府行为研究的著述颇丰。本书从发达国家旅游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和国内旅游研究三个角度，对有关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研究进行综述，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前期有关旅游业发展中政府行为研究的基本框架内容。

（一）关于发达国家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按照传统的旅游发展理论，普遍认为发达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无须政府介入。但是，综观现代旅游业的形成和发展，在旅游业发展中，尤其是在现代旅游业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就一直存在。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能够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诺斯认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发达国家的制度因素是旅游业发展的基本保障。

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多数发达国家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和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国家的过渡。工作性质以及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改变，使学习知识、自我提高和有益于健康的理性休闲方式成为—种社会时尚。英国早在1845年颁布了《博物馆法案》,1850年颁布了《图书馆法案》,1871年颁布了《银行假日法案》，这些法案被认为是与休闲活动有关的重要立法。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发展带来的财富增加也逐渐惠及工人阶级，很多城市都建有国家公立公园，滨海度假地的休闲设施也得到极大改善。在1860～1875年间，英国工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40%；1875～1900年间，在此基础上又增长了50%。这使相当多的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多，为休闲和旅游消费提供了经济基础。1908年，新西兰政府颁布了《旅游与健康度假村管理法》和《温泉区法》。1938年英国政府颁布了《带薪休假法案》，用法律形式保证人们的闲暇时间，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理性消遣的价值观、闲暇时间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增加成为现代旅游业形成的三大基石。

二战结束后，大众旅游的兴起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旅游研究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多集中于政府在旅游市场的垄断、旅游规划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中的作用和影响。一些观点认为旅游业作为一个由国际旅游需求、市场营销、运输和住宿四个基本部分组成的开放系统，政府政策应该基于目标市场分析，提供满足目标市场需求的独特产品和服务，并通过旅游中介机构开展市场营销。也有学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立法者对旅游产业的认识以及旅游业经济的重要性的态度也更为积极和肯定，国家和社会的主导支配以及社区之间的积极互动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世界旅游组织曾就国家旅游组织的作用问题达成共识，认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在旅游业发展初期政府的作用是开拓者，这一阶段政府主要负责基础设施投资，工作重心是拟订旅游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第二阶段是规范者，政府在旅游业逐步兴起乃至蓬勃发展时期，主要进行立法和规范工作，保证行业良性发展；第三阶段是协调者，政府在旅游业逐步走向成熟时，用各种方法鼓励企业发展，保护消费者利益，工作重心是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二）关于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旅游业作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重要途径，政府行为对旅游业的发展也显得尤为重要。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服务贸易、服务经济的发展，使旅游研究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并且逐渐形成旅游影响研究、旅游发展研究和最贫穷国家旅游等几个研究方向。对于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大多数研究都将重点放在旅游对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方面，且案例研究居多，缺乏针对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的一般性理论研究。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64）作为提出“旅游业是新的经济增长极”的第一人，认为由于旅游者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兴趣，也就给这些地区提供了发展自己的机会。弗雷德曼（Friedmann,1966）认为，发展潜力较小的地区，如边境地区、水资源开发地区、渔业和军事工业的特殊地区以及适合集中发展旅游业的地区，可以将旅游业作为一个发展方案。因为这些地区资源或位置的特殊性，需要采取特殊的发展途径。1972年旅游科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Experts in Tourism，简称AIEST）发布了《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方法及其应用》论文集刊，对发展中国家旅游业进行了系统分析和研究。1975年世界旅游组织发表了《国际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文，强调了国际旅游业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对于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则始于1974年艾登（Eden）发表的《旅游业与政府》一文。同年，瓦哈卜（Wahab）发表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国家政策因素》。1971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无形性：发展中国家旅游业旅游政策要素》一文，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府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业可以有效和高效地赚取外汇的作用。但在旅游研究兴起的20世纪70年代，对于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作用研究，依然处于一个相对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的领域（Jafari,1979）。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旅游发展的理论主要是在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一个是“扩散范式”（Diffusions paradigm），另一个是“依附范式”（Dependency paradigm）。“扩散主义”的发展形成了两个主流理论体系，即“发展阶段理论”（Development stage theory）和“扩散理论”（Diffusion theory）。“发展阶段理论”的基本概念，是指旅游发展分阶段发生变化。布里顿（Britton,1982）认为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尚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重复欧美的发展经验会成为发展的必然。罗斯托（Rowstow,1960）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指出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过程，在旅游业的一系列研究中，都遵从了这一阶段进化模型。萨罗特（Thurot,1973）提出了三阶段理论，米塞克（Miossec, 1976）提出了五阶段理论，巴特勒（Buttler,1980）提出了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六阶段理论。按照罗斯托的理论，在“传统社会阶段”，即第一阶段，只有国家精英和富贵阶层，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能够进行休闲旅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参与国内旅游的社会阶层数量逐渐增加，直到社会各阶层都可以负担假日旅游的“大众消费阶段”产生。布洛维特认为，扩散理论的主要概念是当发展进程达到某一点时，旅游业的影响和作用就会发生展开或者渗透，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展。“依附范式”是“依附理论”观点在旅游研究中的运用，认为在旅游业发展初期，一国旅游业会表现出边缘性即地方性的特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会逐步依赖于旅游发达地区旅游业发展，并可能造成不利于当地的发展结果，表现出过度依附于海外企业和地方精英企业的特点。依附范式指出了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中心，发展本国或当地旅游业的一种论点。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认为，依附理论过于重视外部因素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常常被全球尺度和世界体系所困扰，并且忽视了国家和地方内部的因素。

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发展的政府作用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普遍关注。詹金斯（Jenkins,1982）认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参与旅游业发展不仅是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需要，而且是对于市场成长不足、缺乏一个强大和经验丰富的旅游私营部门的最好补充，政府必须对旅游业发展进行全面的直接干预。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政府对于旅游发展的积极干预和被动干预。政府积极干预是政府倾向于或者是完全出于发展旅游业的目标，颁布实施的政策法规。政府被动干预是指政府的真正意图并非促进或影响旅游业，但政策对旅游业发展依然具有影响。并指出，在旅游业发展的初始阶段，重视旅游业发展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因为旅游私营部门是逐利的，关注旅游多是出于资产和利润等经济方面的原因。

而有关政府对旅游业发展如何实施干预的研究也很多。威廉·W．斯沃特（William W. Swart,1978）等提出了旅游规划和政策模型，利用信息系统模型为旅游部门提供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规划预测。通过有条件的预测，就有可能预见到决策者在未来有可能面临的有关情况。图尔古特·万（Turgut Var,1978）提出在旅游政策制定中应该采用德尔菲法和运用GSV技术，认为在制定长期和短期旅游发展规划时，旅游专家的意见至关重要，并给出了一定的实证研究结果与GSV技术应用的方法。艾哈迈德·阿卡尔（Ahmet Acar,1978）认为，旅游规划不仅使旅游区满足潜在需求的功能和效果，还介绍了旅游规划和政策的同步模型，为土耳其旅游部门提出了全面的规划模式。

在旅游业发展中如何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问题，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难题。布赖恩·阿舍尔（Brian Archer,1978）在题为《旅游与第三世界——重要的政策含义》中，讨论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业的本质和规模以及旅游业收益和成本，对旅游业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最佳选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旅游业有助于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并且旅游业的发展引发了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竞争，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贾拉格尔（Hjalager,2002）在《旅游业改革缺陷的修正》一文中，强调了政府在制定旅游政策中，不能只集中在旅游产业本身，而要重视旅游业对公共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发展的驱动力。赫拉蒂（Heraty, 1989）和威尔斯（Wells,1982）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使用激励机制，吸引外国投资，以促进旅游业发展。约翰·斯金斯（John Seekings, 1978）在《旅游规划和政策》一文中，讨论了旅游业规划和政策制定的一些问题，强调了两者的相互关系。塞维特·图桑（Cevat Tosun,2001）研究了政府行为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认为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公共管理的结构、环境以及旅游产品商业化、国际旅游系统重构等诸多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条件，实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的两难选择，所以，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以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三）国内关于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才出现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研究，起步较晚。作者以“政府行为”并含“旅游业”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数据库进行检索，获得251条记录。其中有关政府行为的研究有52篇，有关政府的研究有14篇。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和政府行为问题。

国内对于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魏小安（1993）、申葆嘉（1998）和章尚正（1998）是我国较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旅游研究学者。他们强调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即按照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在以市场为主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争取旅游业更大的发展。钟海生（1999），陈丕积（2000），李菊霞、林翔（2000），邓祝仁（2000），张学斌（2000），匡林（2001），郝索（2001），王娟（2001），李滨、王树林（2002），阳国亮（2002），张建梅（2003），葛丽芳（2003），赵新峰（2004），陈先运（2004），王莹（2004），张广瑞（2005），王起静（2005），邓燕萍（2005），梁留科、曹新向、徐永红（2005），魏翔、朱德良（2005），许峰、李臣刚（2005），王如东（2005），蒋莎（2006），祝明霞（2006），尹贤文（2006）、李翠（2007），田兰、李传金（2007），祝艳萍（2007），明珠（2008），李晨光（2008），张军（2009），曹玮（2010），张华（2010）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职能、政府作用、政府行为效率、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等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继而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研究者普遍认为政府在优化旅游投资的宏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产业政策及法律法规制定、整体旅游形象的定位与宣传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一些学者也指出了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消极作用。

国内对于外国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政策本身。刘伟、吴雅丽于1988年对美国的国际旅游政策进行了介绍，涉及美国旅游财政预算和旅游机构设置等内容。蔡万坤和刘敏等对日本旅游政策进行了研究，前者对日本旅游业相关政策作了述评，后者则分析了日本五次国土规划中有关旅游政策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有学者认为，西班牙、埃及、希腊的旅游业定位、管理和政策措施等方面对中国旅游业发展有一定的启示。还有学者对新加坡旅游业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研究。高向平介绍了地中海国家旅游规划政策的新趋势。王云才综合研究了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政策经验。杨森林、迪宁介绍了欧盟的旅游政策。

综上所述，从研究内容来看，对发达国家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府政策本身和政府在旅游规划、立法等制度建设方面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研究，则侧重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尤其强调旅游规划在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研究方法上，国外的研究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侧重于微观层面，对政府行为的影响采用数理模型进行相关性分析；国内的研究大多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就研究本身而言，对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研究，多侧重于政府政策本身的研究，对于政府行为较为系统性和连贯性的研究数量不多。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旅游业的经济作用在不断增强，旅游业的文化特性和社会特性也更加显著，旅游业在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提升，旅游业更加国际化，政府行为对于这一世界性产业的作用和作为，更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三 研究问题的界定和主要内容

本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选择在旅游业发展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土耳其作为实证分析样本，在对各种政府行为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基础上，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系统学自组织理论为依据，提出了政府协同论观点，并运用理论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演绎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以土耳其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土耳其政府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和作为进行梳理、剖析和总结，透视政府的作用，透视政府和市场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角色和相互作用，发现二者的行为如何实现高效率运行的动态机制，进而论述了政府协同论这一理论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政府协同论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这是本书的立足点，也是核心所在。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

导论部分主要阐述当今政府行为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切入政府行为与旅游业发展。分别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有关旅游业发展的政府行为研究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总思路、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立论观点、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研究内容。

第一章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与旅游业快速发展，这是本书研究对象的载体。主要对现代旅游业的内涵作了介绍，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旅游业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旅游业与人类文明、与世界经济增长、与社会、与就业、与国际关系、与文化传承等的相互关系，介绍了世界各国对发展旅游业高度重视及其行为表现。

第二章概括归纳梳理了各种政府行为理论，对进入21世纪后关于政府行为讨论的热点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依据自组织理论观点，提出了政府协同论观点，指出了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并论述了政府协同的内在机理，对这一创新观点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和阐述。

第三章对实证分析样本——土耳其古代旅游发展史进行了简要介绍，梳理了土耳其现代旅游产业产生和形成的脉络，提出了土耳其旅游业发展定位是基于要素禀赋的资源优势基础，旅游业发展属于拥有资源优势的要素禀赋驱动。

第四章按照时间顺序，依次对土耳其旅游业发展的萌芽阶段、起步阶段、成长阶段、起飞阶段的国家旅游业发展战略及政府政策进行了梳理，详细介绍了土耳其旅游业发展的核心产业战略和政策，对政府推动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效应进行了透视性研究，阐述了土耳其旅游业发展的政策驱动效应，揭示了土耳其旅游业发展的自组织特性以及政府协同特性。

第五章从土耳其政府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旅游度假产品开发以及旅游产业体系培育三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土耳其政府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投资驱动效应，揭示了政府与市场的协同特性。

第六章从土耳其旅游产业国际化动因、国际化进程、国际化产业队伍的培养以及土耳其旅游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揭示了土耳其政府推动旅游业进行国际化制度创新和发展机制创新的创新驱动效应，更进一步阐明了政府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协同特性。

第七章是结论，对土耳其政府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旅游业发展、培育战略性支柱产业、构建世界旅游强国所形成的政府政策效应、市场的主体作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概括和总结，验证本书提出的政府协同论观点，由此说明土耳其旅游发展的政府行为既具有特殊性意义，也具有一般性意义。

第八章是土耳其旅游业发展实证研究的一般意义和对中国的启示。一般意义是：政府的态度和导向作用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规划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国际化产业队伍建设是旅游业发展的关键；旅游品牌是提升国际旅游竞争力的主要推动力。对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启示是：重视旅游业发展，发挥政府职能，政府积极作为；重视政策效应，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提高市场效率；重视旅游与宗教结合，发挥旅游的社会作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重视旅游与文化的结合，发挥旅游在文化交流和传承中的作用，提升国家的软实力；重视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发挥旅游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提升国家竞争优势。

四 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一）本书采取的研究方法

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包括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反作用的理论，分析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发展旅游业的战略定位，分析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政府行为在当今的现实大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和选择，分析政府行为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辩证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探讨政府行为科学有效的运动机制。

2．归纳法

本书的重点是关于政府行为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创新。本书在对各种政府行为理论观点进行系统归纳的基础上，结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因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而引发的对政府行为的反思和大讨论，对这些重大现实的研究中形成的一般性的政府行为理论进行补充，引入系统学自组织理论，并提出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均实现高效的帕累托最优的政府协同论。（归纳过程见图1）

3．演绎法

对政府协同论进行演绎理论分析，以自组织理论作为理论依据，进行理论假定，演绎推理本书的立论观点。然后选取土耳其旅游业发展中的政府作为进行实证验证，对本书的立论观点进行检验，得出基本结论。（演绎过程见图2）

4．实证分析法

对土耳其政府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产业定位、鼓励政策、战略措施、国际化进程等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以及旅游业发展成就进行分析透视，得出实证结论。（具体过程见图3）

5．比较分析法

本书运用了历史比较分析法，纵向分析了土耳其旅游业发展不同历史时期政府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变化。由于政府政策导向的不同，旅游业的发展速度也出现了差异。同时，运用横向比较分析法，对世界范围内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与土耳其相似的国家旅游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比较，进而阐明土耳其政府在引导、培育和推动旅游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二）本书的创新之处

（1）目前研究和探讨政府的行为能力的文献很多，但多数是在孤立地研究政府行为，而没有把市场行为进行有机结合和充分考虑，实际上，政府行为是在市场行为的制约下发挥作用。二者的平衡机制既是政府行为边界的最佳界定，也是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本书的创新之处就是在新形势下进一步阐释了政府行为的作用，在研究中引入了系统学自组织理论，提出了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基本观点，结合实证研究，探索了政府与市场高效运行的帕累托最优实现机制，进一步发展了政府行为理论。

（2）研究视角创新。在政府行为理论研究中，运用旅游业作为实证样本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国内有关土耳其旅游业的研究属于空白，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项空白，丰富和完善了国内旅游国别研究。

（3）研究方法创新。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旅游业面临的国际竞争比以往任何时期都严峻，探索政府行为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是我国在未来较长发展时期内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本书在研究中交叉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形成了本书特有的研究形式。

五 主要贡献和不足之处

（一）主要贡献

本书在政府行为研究中，引入自组织理论，提出了政府协同论，阐述了政府与市场协同的基本观点，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论述了政府协同的内在机理，并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土耳其旅游业发展在宏观层面上作了系统研究，发展了政府行为理论，也填补了国内对土耳其旅游业缺乏系统研究的空白。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政府协同论和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的特殊性意义和一般性意义。通过实证研究的启示，吸取可借鉴的经验，对我国建设世界旅游强国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不足之处

本书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政府行为研究，重点放在政府导向的政策效应分析，通过对微观层面的发展路径的梳理，揭示了产生政府与市场协同机制的普适性，但未对该机制每一层面具体的系统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细致的量化分析，这也是后续研究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