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对于史料的搜集、考证与校注这一类工作，多年来为学界部分人所轻视，因为它不可能像一般的史学著作那样可以宏观地陈述历史，抒发个人见解，又可以借古讽今，慷慨陈词，有较多的读者和较大的社会影响。史料考订只能像匠人一块块打磨砖瓦般在那些看上去令人索然无味的故纸堆中进行扒梳，钩沉，其进度既慢，成果也大多平淡无奇，与世事离得很远，读者往往少得可怜，因此历来是很寂寞冷清的工作。

其实，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民国以来，一直有两种治学目标的争论。简单一点说，就是“求真”还是“致用”的分别；又被称为是“科学派”和“新儒学派”的分野。

“新儒学派”认为历史研究之目标是“辨是非”，是“经世致用”，他们重视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讨，把“致用”作为研究的目标。

“科学派”又被称为“史料学派”，认为学术研究就是为了“求真”，方法就是实证，力求客观，不掺入个人主观意见。在具体的研究上就是重史料的搜集考证。用其代表人物，当年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的话说就是“一份材料出一份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货就是成果。也就是说，没有可靠的史料，就不要说空话，不要轻易地去评论历史。因此这个学派十分看重对史料的搜集与考证。

其实，就历史学的发展而言，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是需要的。而从近半个多世纪史学界的情况看，较多重视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探讨，对史料的搜集考证则显得不足。而我们知道，历史学只有在求真的基础上，才能经得起经世的考验。如果经世的理论建立在不可靠的材料上，是不可能达到致用之目的的。所以加强史料学的研究仍是史学发展的基础。

中国是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文文献，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比较少且分布很不平衡。在各少数民族中，除了藏族等几个民族历史上的各类文献较丰富之外，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历史文献就比较少。特别是古代一些已经消失的民族，如匈奴、突厥、契丹等，或是没有本民族文字，或是本民族文字文献太过稀少，历史中的疑点和空白就很多。

再者，很多少数民族比较晚才有本民族文字，这样的民族，其早期历史的记述多存在于汉文史料中。而当时的汉族文人在记述这些异民族时，对很多事物隔膜太深，记述中多有曲解和宗教神话色彩，也有些人名地名等记述，完全根据该民族语的谐音转写成汉文，错讹模糊之处很多。这都需要后世读史者认真分析考订，以尽量复原其历史的真相。这项工作，往往需要几代人不断综合各种新的发现或见解，在史料考证上不懈努力，才可能一点点推进。

传统上中国历史的撰写，往往以中原王朝的历史为主，但有很多在文献中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民族和部落，如匈奴、柔然、契丹等虽然在历史文献中篇幅很少，却对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中亚、东亚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突厥与回纥也是这样的古代民族。

突厥、回纥的先人北狄、丁零等，早在公元前的商周时期就已频繁出现于汉文文献之中，而突厥直至公元6世纪初，才开始创制并使用自己的文字。回纥在公元840年自蒙古草原西迁前，也使用突厥文，但他们并没有留下多少突厥文的文献。突厥、回纥相继在蒙古草原上建立政权的近300年（公元552～840年）中，仅仅在不多的十几块残破的石碑上留下了一些突厥文的记述可供今人研究。这十几块石碑，少的仅有十几个词，最多的也就是几百个词而已。所以今天对于他们的这段历史主要还是依靠汉文文献来开展研究。

在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我对北亚草原、中国西北和中亚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论文就选择了研究唐代北方草原的突厥与回纥，指导教师是以研究古代北方民族著称的段连勤和周伟洲两位教授。30年前，大学本科毕业后又追随以研究古代新疆和维吾尔史著名的程溯洛先生攻读研究生，还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田余庆、张广达和王永兴三位先生的指教，选修了他们的课程，从此开始了10年之久的以突厥、回纥和维吾尔史为主攻方向的学习与研究。

程先生是一位经学派学者，重视史料的考据。20世纪50年代，他和冯家升、穆广文两位先生合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是近代中国史学界维吾尔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领域中仍是重要参考书。该书取材广泛，以古代汉文史料为主，也囊括了散见于各种外文和古代民族文字，如突厥文、回鹘文和察合台文等文献材料。在每部文献的介绍之后，又有编者的按语，对文献内容给以点睛式的解释，实际上可作为一部回纥、维吾尔历史来读。记得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西域史专家梅村坦教授专程到程先生家中拜访，在恭恭敬敬地给程先生鞠躬之后，他告诉我们那部《维吾尔史料简编》是他自年轻时就一直在使用的参考书。让我深深感到史料整理考据工作在优秀学者中所受之尊重。

受多位老师之影响，我在突厥、维吾尔史领域的学习和研究也从史料的搜集考证开始起步。

古代有关突厥回纥的记载，散见于历代各种史书之中，如，《北史》、《隋书》、新旧《唐书》等，但在系统、全面、丰富与准确性方面，依笔者之见，《资治通鉴》是最好的一部。关于这一点，原序言中已有讨论，此处不再赘言。20年前出版的这部校注，虽然历经10年，耗费了大量精力，学界攻突厥、回纥史者不多，自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读者。这样的书，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当年天津古籍出版社能够出版已属不易，只印了1000本而已。20年来，不时有国内外学界的朋友来索要该书，还有学者筹划将其翻译成土耳其文出版。可见，史料考订的成果虽然不会有一时热闹的影响，却有比较长久的生命和学术价值。

这部史料校注是我倾注了近10年心血完成的一项工作。如今旧版的书页已经泛黄，但当年年纪尚轻，精力充沛时，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在案前灯下逐条抄写和校注史料的情景，却还如昨日般历历在目。那时候没有电脑，所有的文字都是自己一笔一画抄写，把搜集到的相关史料逐条抄成卡片，在每张卡片上分别填写校对和注释的内容，又把卡片抄成可供排版的书稿。实际上每条史料至少要抄写两遍，抄了有一百余万字。在这10年中，将一条条史料反复抄写、推敲，和各种版本比对，又查阅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思考并注释其意义，虽费去大量时间精力，但也让我对这近600年间的史料如数家珍般熟悉起来，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史料，已能背诵，这对我此后的研究与教学还是有明显的帮助。

现在把20年前的这本校注拿出来重新逐条审阅后，自认为还是站得住的，相信经笔者与多个版本校对过的这部600年间的史料，学者们使用时会比单纯阅读某一部史书有更多可资参考的信息，其中笔者所做的注释，虽然十分简要，但确是对这些史料经过多年推敲、深思和考证过的理解，相信也值得学者们参考。这就是笔者愿意将20年前的这部书稿送交再版的原因。

应该指出的是，本书以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为蓝本。注中所指“张”“退斋”“严”为张敦仁《资治通鉴刊本识误》、张瑛（知退斋）《资治通鉴校勘记》、严衍《资治通鉴补》；“章”为章钰《通鉴》（九种）简称为章十二行本，甲、乙十五行本，十四行本，甲、乙十六行本，甲、乙十一行本，傅校北宋本；“孔本”为明刊孔天胤本《通鉴》。注中《考异》为司马光原书所考。注中书名多有省略，本书从原书。

新版本在附录部分增加了几篇过去笔者发表过的相关论文，其中既有历史学角度的研究，也有民族学角度的分析，相信对于读者理解这段史料有所帮助，一并附上以供参考。

杨圣敏

2012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