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版前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为了了解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们从自身经验和学习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知识。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积累的知识体系也越来越复杂。
学术研究的任务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观察、分析和总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变化规律，从中提炼和创造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将被补充进人类的知识体系，使之不断丰富和更新。要能够真正认识前人没有经历、尚未发现的新的知识，社会责任、科学精神和研究方法是学者们进行知识开拓的三个重要的前提。
学术研究是枯燥和辛苦的工作，特别是从事基础知识研究的工作，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财富和社会效益需要一个过程，研究者通常不能从社会及时得到回报，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很难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去默默无闻地辛苦耕耘。
有了社会责任感，并不一定就能够探求到社会演变的规律。有时客观事实背后的道理是与我们感情上的期待和价值追求相违背的，是很残酷的，这时就需要具有真正的客观精神和科学态度，承认客观事实，尊重研究结果所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努力在认识和思考当中做到“价值中立”，只有这样才能冲破传统思想框架和个人利害关系的无形束缚，做出真正带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
有了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也有了立足于实证研究去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精神，在从事每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还需要有适当的研究方法，才能事半功倍，把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规律总结和提炼出来。就好像一个木匠需要一套锐利高效的工具，一个生物学家需要一架高倍的精密显微镜，一个渔夫需要一张精巧坚韧的渔网，一个从事社会调查研究的社会学家同样需要符合自己专业特点的研究方法。当年，创立社会学的学者们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与自然科学相似的社会科学体系。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应当是在社会研究领域发现知识、论证知识的基础方法，所以社会学与社会哲学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重建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在讨论如何发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问题。
中国文化的传统始终强调“学以致用”，换言之，强调应用性研究而轻视基础性研究。过去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所考察的题目与内容，或者是对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的诠释，或者是应用性“国策”的论述。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批评一些学者到了田里不识五谷，指的主要是那些在实验室长期从事基础研究或只在图书馆读书而不接触实际社会的学者。也正因为中国文化中的这一传统，基础学科直到近代始终没有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这些基础学科不仅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学科，材料、建筑、机械等工科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甚至包括历史、语言、逻辑等人文学科。建国以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成绩的中国学者，也大多受过西方学术界的影响。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仅有从外国学习和复制技术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展自己的基础科学，并在一系列基础领域发展出独立创新的实力。所以现在最需要的是一大批学者长期默默无闻地在各个基础学科的研究领域里耕耘，不断积累本国学术创新的基础与能力，并逐步建构起一个国家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彼此衔接、相对平衡的学术研究体系。
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技术更新步伐加快，经济生产发展面临新的挑战，许多重大社会问题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人们很容易再次把主要注意力放到现时急需应对的那些应用性研究课题上去。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更应同时加强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层研究的重视与投入。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别与距离，不在于表面层次的相似或不同，而在于一些最基础的、根植于几千年不同文化传统在社会理念之间的差别，对于这些深层面专题的研究和讨论将有助于国人理解世界并更好地与他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进行对话。
一
在社会学的教学中，理论与研究方法一直是各高校社会学系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定量分析方面，我们与西方国家社会学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不仅在各自的研究中存在不同的方法论倾向，而且人们在如何看待定性研究和定量分析的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不同意见。2005年6月谢宇教授来北京大学与社会学系的学生座谈时，一个集中的话题就是应当如何认识和对待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这两类主要的研究方法。
其实，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同时需要定性和定量研究，两者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分割开，也不应当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
一些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认为定性研究缺乏科学性。其实，根据某种特征和规则把社会现象进行类型的划分，是定量研究的前提，而这本身就是定性分析。矿物、植物和动物分类学可作为自然科学的代表。当我们计算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时，首先就需要对两者进行分类，分别定义，这就是定性分析。如果前人在定性分析方面已有所积累，那么有些从事定量研究的人就可以直接运用已有的分类方法、基本概念而不需要自己来讨论分类及定义，这并不是说，定性研究对于他来说是不重要的。定量分析通常是以定性分析的结果为基础，再对社会现象的变化过程、社会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比如社会学家对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但是学术界对于“教育”和“收入”这两个变量各自的定义和测量指标首先需要具有共识，这是开展这一研究的前提条件。
同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也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如果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严格地把两者区别开，只提倡或基本偏重其中一种方法，有时可能会出现偏差。
定量分析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是有局限性的。社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一些“变量”的内涵及其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也必然处在变化过程之中，对于这些变化的分析，可能就需要定性研究者的观察与概括。大家都承认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导致质变，那么质变发生的这个临界点在哪里？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发生质变，从而导致一般的定量分析无法真正客观地认识已经在性质上发生变化的客观事物？这是社会学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相对来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比较稳定，社会的发展主要是量变而很少质变，所以西方国家从事定量分析的社会学家们可能会忽视定量研究的局限，这是我们在对比中国和西方社会学研究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有些学者长期从事定量研究和数据分析，他们可能与被分析的对象完全没有任何直接的接触或感受，他所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数据库中的变量和数字，他的分析从数学的角度讲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当有些“变量”（如教育、收入甚至年龄）的性质发生某种重要变化时，我们还应当考虑这些变量的“承载者”（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对此的实际感受。无论对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都要看到各自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在一些经济和社会组织程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社会调查已经成为许多部门和机构定期开展的常规性活动，这些调查所使用的“变量”及其测度的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惯例。当然在最初开展这些调查时，关于“变量”及测度方法的选定是经过大量的论证并达成共识的。这些国家的研究者不需要自己去实地调查、自己去收集数据，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利用现有的数据，思考采用什么统计分析方法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各种分析工具、统计方法、数学模型都是在这些定量分析研究者的辛勤工作中发展出来的。作为统计学、概率论、分析数学，这些成果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把这些复杂的数学研究方法应用到社会调查的数据中时，特别是在一个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统计体系处于迅速变化的国家里，它的“科学程度”可能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与此同时，从事定量研究的学者也经常指出定性研究（如个案观察访谈）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一是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即使你调查访谈得到的信息都是准确无误的，它究竟能够代表这个社会中多大比例的一部分人？是属于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只是若干罕见的个案？定性调查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对于研究对象的代表性缺乏论证，人们对其结果和结论的实际意义就会提出质疑。
二是定性研究如果缺乏一些量化的指标就很难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研究，甚至很难对研究对象进行最基本的勾画。这样缺乏量化指标的定性研究的成果表现出许多不确定性，必然降低其学术价值和应用意义。
其实，当一个人类学家进入一个村子进行调查时，他必然会使用一些哪怕是最基础性的量化指标，譬如村民们的年龄、上学年数、收入水平、外出天数、家庭规模等，如果完全没有这些带有数字的指标，他的民族志和访谈记录就只剩下带有感情色彩的描述性语言了。那些重视定性研究的学者，在他们的实际调查中还是必然会使用一些基本的量化指标，也完全没有必要把定量研究看作是“另类”的研究方法予以排斥。
定量分析的长处是人们容易认识到的，在许多方面可以补充定性研究的不足：一是大规模抽样调查数据可以使我们判定样本在社会群体中的代表性；二是量化数据及分析为我们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三是有助于克服研究者既有的“价值倾向”，用客观数字来检验人们通常得到的“印象”是否真正符合客观事实；四是增加了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如人口生育和死亡的定量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对人口的未来增长进行预测。
谢宇教授曾经谈到定量研究还有另外两个长处：一是学生容易学习，可以通过统计课的规范学习从老师那里学到比较系统的定量研究方法，而定性研究则要靠研究者观察时得到的“直觉”，他认为这实际上是比较难的；二是定量分析的质量优劣容易评价，在同行中容易形成共识。我也很同意他的观点。统计分析方法的规则是统一的，彼此容易学习，而且统计研究方法发展很快，人们必须经常互相学习以掌握最新进展，学者之间的交流很多，对研究做得出色和方法有创新的学者，大家都很服气。不像各自做自己个案研究、偏重定性研究的学者，由于相互的研究无法比较，相互之间交流较少也比较容易互不服气。
二
谢宇教授认为在目前中国大陆的社会学界，定量分析是亟待加强的方面，在这方面的基本训练太弱。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这也是北大社会学系近几年来加强与海外学者的合作，特别关注开设定量分析的基础课程，特别关注社会基础调查和数据收集项目，鼓励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多运用定量分析的主要原因。
我想，目前中国社会学界在定量分析方面比较弱，可能有以下几个主要原因。
要了解第一个原因必须追溯学科的历史。中国把社会学从国外引入的时候，比较强调西方社会产生出来的社会学理论和观点对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适用性需要借助人类学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来验证，比较重视人类学在定性研究方面的调查方法和视角。实际上在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机构里，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是密切结合的，在研究方法上没有特别地去重视发展定量分析。
第二个原因：西方社会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大发展的时期大致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这时中国的社会学已经被取消，这种状况显著地扩大了中国与西方社会学在定量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应用方面的差距。
第三个原因：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社会学逐步恢复以来，由于原有队伍人数少、长期脱离专业并严重老化，所以那时进入社会学队伍的中青年人员大多来自哲学、外语、马列主义等专业，定量研究的基础和兴趣都十分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队伍中关于定量研究的发展。
第四个原因：中国高考分为文、理两大类，文科学生从高中起就开始忽视数学，各大学社会学本科招生主要面向文科考生，这些学生入学后，即使选修了社会统计学课程，但由于数学基础较弱，也影响了学生对学习定量分析方法的兴趣，以及他们在学位论文写作中对定量方法的使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也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况，自2000年开始在高考中实行文理兼收。
第五个原因：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社会学与人口学基本上是不分家的，虽然许多大学里同时有社会学系和跨学科的人口研究所或人口研究中心，但是研究人口的学者们通常出身于社会学，人口研究所的学者同时也经常是社会学系的教师并担任教学工作。人口学家们一般都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他们作为社会学系的成员促进了社会学队伍的定量研究。由于中国的人口学比社会学恢复得略早一些，在各大学先一步成立了独立的人口研究所，国内定量研究能力比较强的中青年学者，大多集中在人口研究所。这一历史造成的机构分立，在客观上也不利于社会学在定量研究方面的加强与发展。
在北大与学生座谈时，谢宇教授指出要做出一个好的定量研究，难度也是很大的。用他的话来说，定量研究有三只脚，缺一不可。第一个是把研究对象“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把要研究的问题想清楚。这实际上是努力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第二个是研究设计，即数据如何说明要研究的问题。研究设计建立在概念化的基础上，只有想清楚了要研究的问题才能够提出一个统计的模型跟这个概念化的东西相联结。第三个才是从数据分析到研究结果。这三个是平行的也是同时进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实际上不是统计，而是要有好的概念化。有的人只知道模型和计算机，认为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模型学好了就行，这是对定量研究的误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是一个同时发展的关系，特别是难在三者的统一上。评价一篇定量分析的文章是好文章，就是指它的这三个方面之间很紧凑（tight），问题的说明和概念化、研究设计，以及分析结果三者之间联系得很密切。对于所研究的问题，数据分析的结果提供了一个明确而不是模棱两可的答案。有些人认为定量研究只是把现成数据用计算机软件计算一下，套用几个常用的数学模型就可以得出若干结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三
无论是具体统计方法的系统学习，还是谢宇教授所讲的定量分析三个部分组合的运用，都是国内社会学领域特别需要加强的，相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成为国内一些学者们的共识。近几年来，包括谢宇教授在内的一些在国外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帮助国内大学在这方面加强培训。
谢宇教授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在80年代赴美国留学，先后在美国著名的威斯康星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和科学史两个硕士学位和社会学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另一所著名学府密执安大学任教，1996年即获得了正教授职位并得到John Stephenson Perrin Professorship的头衔，之后又陆续获得Frederick G. L. Huetwell Professorship（1999～2004年）及Otis Dudley Duncan Professorship（2004年至今）的头衔。由于他卓越的学术成就，在2004年一年之内，他同时获得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Fellow,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Academician, Academia Sinica, Taiwan）两项重要的荣誉称号。他已成为研究方法和定量社会学领域最杰出的学者之一。
谢宇教授近年来连续发表了几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他与Daniel A. Powers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Academic Press）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作。谢宇教授和K. A. Shauman教授合作于2003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界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该书使用大量的资料数据分析说明了学术界为什么女性科学家比例偏少的原因，反驳了女性在学术界受到歧视的传统观点，出版后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自然》杂志（Nature）和《选择》杂志（Choice）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刊载了书评。
他和Kimberly Goyette教授合作于2004出版的《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and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及与Arland Thornton和William Axinn两位教授合作于2007年出版的《婚姻与同居》（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等著作也已经成为移民人口研究和婚姻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从这些著作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谢宇教授的研究领域仍在不断拓展之中。
2002年是北大社会学系建系20周年，作为庆祝活动的内容之一，在该年的11月，社会学系组织了一个“学术活动月”，那个时候谢宇教授在北京大学访问一个月，先后讲了六次课，其中五次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系列讲座，不仅支持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术活动月”活动，也推动了北京大学在加强社会学研究方法培训方面的进程。这次面向北大全校的公共系列讲座，每次都有两百多人出席，大家提问十分踊跃。谢教授的讲座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听起来道理很简单，但讲的却是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精要，他讲的并不是复杂的统计运算公式与模型，而是定量分析的科学精神和严谨的分析逻辑，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
这本文集当中有4篇就是根据这一系列讲座的录音整理修订的，谢宇教授又把其他几篇用英文发表的学术论文翻译成中文，最后汇集成这本社会学研究方法文集。
本书分为两大部分：“方法篇”和“研究篇”。“方法篇”中共收入了8篇文章，作者在前2篇中主要讨论如何认识定量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的关键。他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基本原理”包容了作者自己对定量研究最精华、最重要的理解。这也是难度较大的一篇文章。其后的4篇是当年北大研究方法讲座的内容，分别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因果推理”、“研究设计和抽样理论的基础”及“忽略变量偏误和生态学分析”。这4篇文章循序渐进地介绍了统计分析方法的基础内容。另外还有2篇介绍的是相关统计模型及它的方法论意义，其中，“流动表比较研究的对数可积层面效应模型”（1992年发表于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是作者的成名作。
“研究篇”中共收入5篇论文，都是谢宇教授近年来在英文期刊上发表的专题学术论文。作者选这5篇论文是因为它们对中国读者有吸引力。“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是根据几十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对美国亚裔社会状况的统计分析，文章通俗易懂，是目前了解美国亚裔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与“市场回报、社会过程和 ‘统计至上主义’”从不同的视野看中国收入不平等问题。作者通过这3个实际研究，系统地向读者揭示了如何思考研究项目的思路、如何设计研究路径以及应用具体调查数据来进行统计分析并解释研究的结果。我认为，这是前面“方法篇”中介绍的定量研究的基本精神、基本视角、研究方法在实际定量分析中的应用示范。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思考这几篇研究论文中的思路和方法，来领会和进一步吸收“方法篇”中讲述的内容。“人口学：过去、现在和将来”讨论了人口学这个学科的发展历史与现状，是许多学人口学的研究生必读的文章。“人口模型”这篇文章2001年发表于世界最具权威的《国际社会和行为科学百科全书》。
把这两部分内容结合在一起，使这本文集成为一部有内部系统、各部分之间相互配合的研究方法集成，成为一本并非教科书但实质上带有教科书意义的学术著作。
我对于这本书的出版一直是积极推动的，因为谢宇教授很忙，要选编并修订这本文集必然占用不少时间，但我还是说服了他来做这件事。我和许多朋友都认为这本文集的出版对于国内学者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系统地领略社会研究方法的精神脉络，加强国内研究方法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无疑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一些论文更是掌握与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经典范文。
谢宇教授表示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感到十分荣幸，也利用这个机会谈了一些自己对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不成熟的看法。这些年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于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社会学在社会上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于谢宇教授这本研究方法文集在国内的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十分积极，在此表示感谢。
马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