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这个报告强调哲学方面的内容，最重要的是思想上和观念上的内容，而不是技术方面的内容。这些思想上的、观念上的内容——可能和你以前学的不一样——是我多年来对方法论的理解、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了解和自己的一些体会。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事实上是一个很宽泛的问题。任何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人都会接触到这个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什么。你们当中有不少是学社会学的，很多老师也教过社会学方面的课，了解不少社会学的知识，所以我想你们对社会学有一定的认识，从课程中学到了很多关于社会学的知识，比如中国的现状、中国的人口、中国的家庭、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民族等等。但是我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学的核心是什么呢？你可能学了很多东西，对社会有很深的了解，掌握很多关于社会的知识，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学到社会学的核心。

我认为社会学的核心并不是关于社会的知识，而是得到知识的手段和方法。它不是你从一些学者的言论中获得的知识，而是你对他们的言论的批判性见解。这是最重要的。知道什么并不重要，而知道你应该知道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衡量知识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社会学的学习是培养一种批判性的思维。知识是变化的，社会是变化的，尤其是中国社会现在变化得那么快，你今天学的东西到明天可能就没有用了。但是你应该知道什么样的知识是对的，什么样的是错的，你要能对它作一个评价，评价它的结论是不是有道理。权威人物讲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因此不要趋之若鹜。所以我在训练学生的时候，特别强调学生要独立地思考，批判地思考，质疑他人观点是否正确，结论是否有道理。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做过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刊物的副主编，还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假如你仔细读社会学的文章，很多文章在方法上是靠不住的，错误层出不穷。有的人认为社会学就是技术性的东西，只是作简单描述；也有的人认为社会学只是对政策表示赞同意见。其实，社会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要做好并不容易。很多人在方法论上犯错误，他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站不住脚。一个好的学者，不但要发表自己的言论和观点，还要知道自己的言论和观点的缺陷和不足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假设，但是由于他的证据不足，并不能证明他的假设是成立的，因此，研究者就应该意识到自己论点的缺陷，尤其是在方法论上的缺陷。假如不能认识到这点缺陷，研究就可能出问题。

我现在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假如我有一个研究生，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说一个人的数学成绩取决于他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强，数学成绩就高。这就是一个假设的理论模型。他有了这个理论模型之后，想做一个验证，他就制定了这样一个研究方案。他去了两个班：一个是数学101班，这个班是基础班，有100个学生；另外一个班是数学501班，是给研究生上的高级班，这是一个小班，只有10个学生。这位研究生到这两个班上收集了这样一些数据：他问这两个班上的同学，“你认为你的语言能力怎么样”, “数学成绩怎么样”, “强还是不强”，强就用“1”表示，不强就用“0”表示。在101班上，100个学生中有90个学生说他的语言能力强，有94个学生说他的数学能力强。在501班上，10个学生中有8个说他语言能力强，有9个学生说他的数学能力强。这个研究生收集好数据之后，第二天就很高兴地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说他收集的数据证明了他的假设，因为一个班上的同学语言能力强，数学能力也强；另一个班上的学生语言能力低，数学能力也低，这就证明了他的理论假设。假设你是我，你会给他提出什么样的批评？这样的数据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学生一：1和0是定类变量，不足以客观地描述具体的强弱状态；另外，他是通过一种主观测评来获得数据的，是被测者自己说的，因此数据的客观性不强。

学生二：我认为他在抽样上存在问题，他得出的数据不具有统计上的意义。

学生三：两种能力的相关可能是虚假的。

学生四：他是通过集体的语言能力和数学能力来判断个人在这两种能力上的相关性。

学生五：样本太小，调查的数量不够。

学生六：他调查的学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他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谢宇：非常好。这个数据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样本规模太小，其中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未必是显著（significance）的。二是这两种能力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这种相关是一种伪相关。三是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这是一个测量的问题，在做“好”与“差”两种选择时，大家都自我感觉良好——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就显示不出其中的差异性。四是选择性偏差，他在收集数据时以班级为单位，而他选择的班级存在级别上的差异，它们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五是测度问题，他的数据是由被测者自己报的，学的简单的就自我感觉好，自我感觉好的自然就报好，这是由主观因素主导的，缺乏客观性。六是他的验证存在一个生态学谬误，他的理论假设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是说个人的语言能力高会导致数学成绩好，这是对于个人而言的，而他收集的数据和得出的结论是以班级为单位的。在同一班级中有些人可能数学成绩好，但是语言能力差；有些人数学成绩差，但是语言能力强。它们的关系可能是正的，可能是负的，也可能不存在关系。这就是说，当你的数据层次和你的理论层次不吻合的时候，你的数据可能说明不了你的理论，甚至有可能和你的理论是背道而驰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团体为单位来研究问题经常会出错误，因为这反映不了个人层次上的现象。

下面，进入今天的主题：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第一个是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上的差异；第二个是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差异；第三个是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差异。讲述前面两个差异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第三个差异，因为我侧重的是对方法论的研究。我只有先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差异讲清楚，才能讲它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当然有很多人并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讲过这是我自己总结的观点，大家可以各持己见。有的人认为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的延伸，社会科学就要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去做，这个我不赞同。我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一点稍后我会讲到。

先从本体论上来讲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本体论，本体论是研究世界本质的一个哲学分支，研究什么是世界的本质，什么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我们到底要研究什么。我本科是学工科的，研究生最开始是学科学史的，当时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是科学为什么起源于西方而不是起源于东方？古代中国的技术很发达，但为什么没有科学？很多人都考虑过这个问题，提出过见解。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并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科学是偶然产生的，科学的产生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技术是人人都需要的，要生存、要发展都需要技术。科学和技术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有技术不一定有科学。科学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柏拉图对真正知识的定义。柏拉图对自然哲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并不是你对看得见、摸得到的现实社会的认识，而是对抽象的、超现实的理念世界的了解，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因此，他把世界分成两种：本质的世界和形成的世界。柏拉图讲的这两个世界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一般人接触的都是形成的世界，是现实的东西，是具体的东西。而柏拉图说，你要做一个哲学家，就不应该研究这些具体的东西，应该抛开你接触到的东西，提出一种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的理论。举个例子，我们日常生活中会接触到很多圆，但是柏拉图说，如果你要研究圆，你就不应该研究你所接触到的圆，因为你接触到的只是圆的一种具体形态，并不是真正的圆，不是完美的圆。完美的圆不存在于现实中，只存在于哲学家的思想中。你要研究圆就必须抛弃具体的圆，要想像一个完美的圆，这个圆是没有形状、不占空间的，既画不出来，也得不到。科学就是要理解这个圆，你知道了这个圆的特征，就可以把它推广到任何具体的圆，这就是科学的来源。它不是要你去寻找一种具体的东西，而是要找到一种永恒的、处处适用的真理性的东西。柏拉图讲的形成的世界是什么呢？就是现实的东西，是我们人为的仿造品。所以，如果你要得到知识，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到那个抽象的圆。柏拉图的理论是科学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追求真理是科学家和科研活动者的一个永恒的动力。而这些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都是为了生存而设计的，并没有这种对真理的追求。这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认为自然科学是以“发掘”本质的世界中的真理为最终目的，这也是其精华所在。而社会科学是以“了解”形成的世界为最终目的。历史上很多人想在社会科学领域找到一种真理，能够适用于各个方面，并且做过许多这方面的尝试。我认为社会科学不应该是这样的。在社会科学中，我们的目的是要去了解现实社会，而不是去挖掘永恒的真理。这可能和你们想像的不一样。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本体论上的区别也导致了它们在认识论上的差异。认识论是探索人类知识的起源、本质、方法及局限的一个哲学分支。你到底能知道什么，你怎样认识世界，这是认识论的命题。自然科学的关注点是什么？既然它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那么它的关注点就是一些典型的现象。你知道了一个圆就可以把它应用到很多地方，你知道一个分子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甚至知道一个疾病也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所以，你需要的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通过这个典型的例子你可以了解一个类别的东西。因此你的重点并不在于了解具体的现象，而在于了解典型的现象。而社会科学则不同，社会科学的关注点在于所有个案组成的总体的状况。你了解一个典型的例子并没有太大的用途，你最好能够了解所有的个体，对所有个体的了解就是对总体的了解。你最终要了解总体，但你是通过了解每一个个体来了解总体的。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后面会讲到为什么会是这样，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也有差异。自然科学家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希望用实验的方法来证明他的结论。虽然有些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至少他们是希望用实验的方法来隔离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你想知道温度变化的影响，在实验时你就可以对压力等其他因素进行控制。通过实验，隔离外来因素的影响，就可以得到一个很纯的规律。而社会科学不一样，我们社会科学家只能运用一定社会环境下的数据（被称为观察数据），而观察数据必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实验，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是无法实现的，它有很大的局限性。社会科学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我们运用的数据是通过观察所得，而观察所得的数据必然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这些外来因素都可能解释你的数据。你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排除一些外来因素，但你不可能排除所有的外来因素。我之后要讲的因果关系就是讲为什么这些外来因素会给你一种假的现象，致使因果关系不一定成立。所以说我们的数据都有问题。如果一个人说，我的数据非常好，要么他在说假话，要么他根本就没有去收集数据。收集数据和分析数据的人都知道数据来之不易，但还是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你应该知道这个局限性，因为它来自现实生活，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太多。

学过统计的人就知道，统计上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平均值，一个是差异。我在这里把柏拉图的本质的世界和形成的世界这两个观念用统计学的东西来进行对照。这是科学史上发展演变过来的东西。关于平均值，我举一个例子，对于一根一米长的棍子，在测量时就会碰到问题，你让几个人去测量，如果要求数字很精确的话，有几个人测量就会得到几种结果。你需要得到的长度只有一个，而你得到的数据却有一串，这时候怎么办？取平均值。平均值在统计上的理论基础是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大数定律就是讲，测量的平均值会随着测量次数的增加而越来越可靠和稳定。它可能永远不能达到真正的值，但它存在这种趋向。所以要得到一个比较准确的平均值，你就要增加测量次数。这是平均值在测量上的一个很好的依据。另外一个是中心极限定理，随着样本数量的增加，其平均值越来越趋向于呈正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大数定理和中心极限定理对于平均值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给我们的测量提供了帮助。但这两个定理也有条件，就是差异的来源必须是独立的、非系统的微小因素。比如，由你的疲劳、气候等微小因素造成的差异就可以通过取平均值的方法基本得到消除。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这两个定理并不适用。这两个定理对社会科学很重要。有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叫Quételet，他认为社会科学很简单。柏拉图认为科学是要找到永恒的、真理性的东西。但是柏拉图讲的科学不包括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现实的东西，而现实的东西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柏拉图的科学中没有社会科学，只有自然科学和哲学。但是Quételet说社会科学中也可以得到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怎么办呢？我们就取平均值。当样本足够大的时候，我们就能很准确地通过平均值来预测一些现象。由此，他提出了社会物理学。他认为要获得永恒性的东西就需要取平均值，这就形成了他提出的普通人的概念。社会物理学是研究普通人的，普通人是永恒不变的，是符合柏拉图对科学的定义的。下面是他的一段话：“我们人类多悲哀啊！我们可以知道每年将有多少人的双手会沾满他们同胞的鲜血，每年有多少人编造谎言，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毒药……”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普通人来预测的。因此他就用统计的方法，用取平均值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他的社会学就是取平均值的社会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典型现象，而社会科学的普通人也是一个典型，但这个典型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平均数。这就是Quételet的观点。他这种观点是将柏拉图的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观念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就是通过统计的方法得到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但这种思想在19世纪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下面要讲的是达尔文的总体逻辑思维对我们社会科学的影响。

我认为社会科学起源于达尔文，虽然我们今天记住达尔文主要是因为他的自然选择学说，但是他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请考虑一下，他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哪里来的？自然选择的基础是差异。假如每一个孩子和他的父亲或母亲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社会就不会有变化，更不会有进化。进化的前提是差异。同样的原因会出现不一样的结果，相同的父母会生出不同的孩子，同样的家庭环境会造就孩子不同的性格。这里就有一个随机的因素，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差异对于达尔文来讲就是世界的本质，而不是人为的差错。既然差异是世界的本质，那差异就应该是研究的对象。我们研究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平均数，虽然这对我们也很重要，但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此，我们不能光讲平均，而更要讲差异。比如经济上，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很发达，但内地怎么样呢？这里就存在一个地域差异。对于达尔文而言，差异并不是一种人为造成的错误，而是一种现实的必然，是精华所在，是值得研究的东西，而不是说你知道了一个平均值，差异就可以扔掉。这是思想上一个很大的转折。因此，今天我讲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差异的重要性。我把达尔文的这种思想叫做总体逻辑思维，而前面讲的柏拉图的思想就叫类型逻辑思维，我在后面会详细对比这两种思维。总体逻辑思维是对科学的传统定义的一个挑战。传统科学是要求你得到一个典型的规律，而达尔文的总体逻辑思维是要你得到一种分布，得到所有由个体组成的一个整体。

达尔文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并没有做什么社会科学的研究。是谁把这些东西介绍到社会学来的呢？是他的一个表弟，叫Galton，将总体逻辑思维引入社会科学。Galton去过的地方多，见过世面，他认为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平均值并没有多大意义。美国有一个笑话：有人问一个统计学家，如果把一只手放进冰箱，一只手放进火炉里，他感觉如何？他说从统计上来讲两者平均一下刚刚好。这就是平均值的毛病，平均值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现象。Galton还认为Quételet的社会物理学的用处不大，普通人并不是万能的。我想现在不论是中国社会学还是美国社会学都还保留着这种传统，就是对数据做平均值，不管什么都平均一下。但这只能反映很小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方面被忽略了。Galton说科学的探索必须关注变异与共变。变异有个体之间的，比如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有的人勤奋有的人懒惰等；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变量存在变异，多个变量之间也有变异，我这里把它翻译成共变，就是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一起变化。他说这才是重要的东西。Galton是通过父亲的身高与儿子的身高的关系发现两个变量的相关性的。他把一些父亲与儿子的身高数据画成图表后发现这些点在一个椭圆之内，但这个椭圆不会变成直线，因为直线就意味着完全相关。这里，相关性的意义就是父亲的特征会影响到儿子的特征，比如父亲聪明，儿子也偏向于聪明，父亲高，儿子也偏向于高，这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也是相对应的。这里除了相关还有一个关系是回归，回归就是说这种相关关系不是决定性的，不是说父亲高，儿子就一定更高。回归就是一种往平均值方向的倒退，比如你父亲很高，但你可能没有你父亲那么高，但这种倒退一般不会倒退到平均值以下。如果倒退到平均值以下，就意味着没有相关关系了。因此相关关系并不是决定性的，而是偶然性地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变迁有随机的因素，再好的人家也会出败类，再不好的人家也会出凤凰。所以，相关与回归似乎是矛盾的。因为相关是讲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可能是一种因果关系；而回归是把这种关系往回拉，实际上是弱化这种关系。相关和回归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关说明可能有某种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决定性的，这是因为回归弱化了这种关系。相关和回归的关键在于差异，没有差异，就不会有相关，也不会有回归。相关和回归是Galton发现并命名的。Galton是一位很优秀的科学家，但由于他叙述不清，致使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发明权落入他人手中。Galton发起过一个优生运动，因为通过统计，他发现有的人聪明有的人笨，他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可以促进优生，以改进人口的质量。

下面举一个反例，这是一个数据太“完美”的例子。社会科学用的是观察数据，而观察数据是有规律的，如果有人伪造数据的话，我们就可以分辨出来，因为伪造的数据一般可信度比较低。下面是一个真实的例子，讲的是英国的一个著名科学家Burt爵士（Sir Burt）的故事。Sir是爵士的意思，这也反映了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对科学的不同看法。在中国，书读得好，学问做得好的人要给官，而西方是给荣誉。这个Sir就完全是一个荣誉，非常优秀的科学家都会得到这样一个称号。Burt是一位心理学家，其主要贡献在于对智商代际遗传的研究。为了得到更科学的数据，他增加了样本数量，但是得到的相关系数的精确度却是不变的，不变到第四位小数都是相同的。按统计学规律，随着样本的增加，相关系数的精确度也会随之发生适当变化，而他的数据太“完美”了，真像柏拉图讲的那样永恒不变，这就好得让人难以置信。但是由于当时他是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因此没有人提出质疑，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有人提出质疑。现在我们知道他的数据是伪造的，这是科学界一个很大的伪造事件，他发表的文章中的合作作者都是虚构的，他做的访问也是捏造的，得出的数据都是自己编造的。因此我们说任何学科都要有批判性，没有一种批判性的反思，这门学科就很难发展。

总结一下类型逻辑思维和总体逻辑思维的区别。类型逻辑思维源于柏拉图的本质的世界，而这种类型逻辑思维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就是Quételet的社会物理学，用统计的方法来满足柏拉图对科学的定义。再具体而言就是用实验的方法，把外来因素排除，通过控制变量来达到目的。在这方面，心理学做得比较多，经济学也有，最近经济学新生一个分支叫实验经济学，但是实验的方法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我在最后一讲会讲到实验方法的局限性。总体逻辑思维有什么特点呢？它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总体逻辑思维并不是社会学独有的，其他很多学科也用到这种思维。但在社会学里，这种思维特别重要。我下面会讲到为什么它对社会学特别重要，我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把这种总体逻辑思维应用于社会学的主要是Galton，他提出了变异和共变。社会科学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他们都会用到达尔文和Galton的总体逻辑思维，并且他们都要用到统计的方法。我们一方面要把事实描述得准确、全面，另一方面又要重视整体下面的每一个个体。把整个过程、事实、变量描述得准确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考能力、分析能力是有限的，当样本数量增加时，为了使我们对事实的描述更准确，我们就要运用到统计方法和统计工具。真正的科学是简单的，经得起考验的理论是相似的，越简单的越可信。很多有名的科学家都信教，最典型的例子是开普勒和牛顿，他们都相信上帝。他们认为上帝一定是一位很聪明的数学家，因此越简单的东西越可信。哥白尼的日心说之所以能够说服后人，是因为他的解释比托勒密的地心说简单很多，省去了很多繁琐的公式。

我是做统计的，而统计是要求实证的，因此很多不了解我的同事就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实际上，我不是实证主义者。实证主义是一种哲学观点，它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换言之，社会科学应该照着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做，而且社会科学可以做得和自然科学一样严格。这里就有两种提法：一种是说社会科学还不够完善，还不够科学化，需要通过实证的方法把它提高，使它向自然科学靠近；另外一种是要把自然科学降低，因为自然科学也受到社会的影响，受到阶级的影响，在这方面它和社会科学一样，因此可以把自然科学降低，从而向社会科学靠拢。这两种提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本质的差异。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所以认为我是实证主义者对我而言是很不公平的。实证主义受到很多方面的挑战，包括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方面的挑战和冲击。

我虽然不属于实证主义者，但是我承认我的思想属于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就是人口学流派。这个流派在美国社会学界占很大的比重，有很大的影响力，它是以Duncan为代表的。人口学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它和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都是有关系的。中国的人口学太闭塞，还没有发展为一个综合性的学科。Duncan对人口学的定义是：人口学是对人口数量、人口构成及其变化的研究。这个定义是很广的，人口数量就包括出生、死亡和迁移，而人口构成则包括家庭、学校、教育、职业等等。所以Duncan对人口学的定义囊括了很多内容。很多人问我是研究人口学的还是研究社会学的，我说我既是研究人口学的，也是研究社会学的，我是用人口学的观点研究人口学和社会学的。我还给人口学流派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实用经验主义（pragmatic empiricism）。这里的“经验”是以你从现实世界收集的资料为基础，而不是你的主观经验。“实用”是说你收集的资料可能使你的想法很有说服力，但是它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只是它对你的研究有可用性。我要提到的是Lieberson，一位很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他讲道：“社会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包容了社会普遍关心的内容，有关种族平等、强奸、贫困、无家可归者、代际流动的统计。我选择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的答案提供了有关社会的有用信息，即使它们有时候并不一定为某种理论服务。”社会学的重要贡献是它能够提供信息，社会学在这方面的能力比其他学科要强，比如说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因此，在提供信息方面，我们的责任更大。在美国，几乎所有对社会信息的描述都是社会学家提供的。对于家庭的组成、家庭的破裂、生育、小孩教育和就业等比较概括性的、描述性的东西，都是我们提供的。因为其他的学科往往重视了一方面而忽视了全面的东西。美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怎么样，家庭怎么样，父母离婚对小孩的影响怎么样，贫富差距怎么样，上代人对下代人的职业影响怎么样，犯罪率是增加还是减少，离婚率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些东西都是由社会学家来做，所以我们的学科和其他学科是有很大差别的。社会学家的使命非常伟大。有时我们讲社会学家就是历史学家，只不过我们描述的历史发生在现在，而不是发生在过去。我们是把现在发生的过程和现象系统地表述出来。

Lieberson的这段话其实是对纯理论学家提出的批评，他批评理论学家常常忽略了经验性的结果，空谈理论而不重视实际。理论是知识的全部内容，理论应该超越事实，但它必须包含已知的信息。一个忽略了已知事实的理论，只能是一个片面的、错误的理论。他认为爱因斯坦的理论是好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是尊重过去的经验事实的，而我们一些社会学家却不去了解社会事实，只是空谈理论。他批判了三个例子：一个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他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社会分层的书，书里对美国分层的描述根本不符合美国社会的真实情况。第二个是研究文化社会学的一本书，书名为《心灵的习性》，该书认为社会参与性在降低，但这个结论是建立在猜想的基础上的。另外一个就是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他提出一个品位阶级差异理论。Lieberson说他们的理论缺乏论证的严密性，我赞同Lieberson的观点。我讲的总体逻辑思维就是强调理论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做社会学有两种顺序：一种是先写方法，再写结果，最后再写结论；还有一种是先写结论，再写方法，最后写开头。我是第一种人，习惯性地先摆出我使用的方法，然后描述结果，最后总结得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