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逻辑思想家——邓肯

邓肯曾多次在私人交谈中告诉我，他是一个总体逻辑思想家，而且一直以来都积极提倡社会学中的总体逻辑思维（2002年12月7日、2004年2月16日、2004年5月10日和2004年5月23日）。然而，对读者而言，重要的是从他出版的著作中找到更直接的证据。为此，我打算引用以下三个例子。

例一

邓肯一生著作等身。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他认为1984年出版的《关于社会测量的注释：从历史和批判的角度》是他“最好的一本书……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经久不衰”（2004年9月27日，私人通信）。这本包含了他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思想的书，反映出他在社会研究实践问题上广博且具批判性的观点。在这本书中，邓肯明确引用和评述了达尔文的总体逻辑思想：

达尔文对任何自然人群中的变异及其遗传性的强调，实际上为计量心理学提供了总体概念框架，也指明了这一学科与总体科学的密切关系。（相比之下，心理物理学常常受类型逻辑思维的影响，集中于对物种规范的研究……仅仅勉强承认个体间存在变异，将其视为研究的干扰而非首要研究对象。）（Duncan, 1984: 200）

邓肯在事业起步阶段，就涉足计量心理学领域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在其自传（Duncan, 1974）中，他自豪地提到曾将计量心理学的文献介绍给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戈德伯格（Arthur Goldberger）。当时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正处于起步阶段（Duncan, 1974: 19-20）。

例二

豪瑟（Philip Hauser）和邓肯对人口学的经典定义是，人口学“是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和人口变迁以及这些变迁要素的研究”（Hauser and Duncan, 1959: 2）。这个精确且深刻的定义被沿用至今（Xie, 2000）。这个定义的精湛之处就在于它明确包括了“人口构成”和“人口变迁”。这表明豪瑟和邓肯坚信总体逻辑思维——任何一个人群中都存在个体差异。

豪瑟和邓肯的定义促使人口学得以作为一门基础的交叉社会学科而蓬勃发展，同时还为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提供了实证根基。邓肯方法论的中心原则是将实证的现实放在先导性的位置。我们所熟知的很多有关美国社会的“统计事实”就是从事量化分析的社会学家应用人口学方法提供的。例如，种族与性别的社会经济不平等、种族居住隔离、代际社会流动、离婚和同居的趋势、单亲家庭对子女的影响、收入差别的扩大和大学教育经济回报率的增长（Xie, 2000）。

例三

邓肯在给我的邮件（2002年12月7日）中写道：

这里要重申的是：我渐渐忆起我曾经谈过的东西的出处了。参见《关于社会测量的注释：从历史和批判的角度》第96～98页，我引用了哥白尼研讨会上奈曼（Neyman）文章中的论点。看来，不必等到年长才有智慧，我过去就已经有一些睿智的评论了。

收到信后，我去翻他的书（1984），找到了下面这段曾被邓肯引用的奈曼的话：

19世纪兴起、20世纪崛起的科学引入了“多元化”的研究对象。它们作为实体，在分类上确实满足某种定义，然而在个体层面上却有着千差万别的属性。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样的分类即“总体”。（Duncan, 1984: 96）

显然，邓肯受到奈曼的影响，相信社会科学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总体科学。邓肯十分鄙视那些试图效仿物理科学来探寻假想的社会普适法则的做法，因为他坚信这种法则并不存在且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