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黑格尔没有实现历史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有机综合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终结者或完成者。不论作为集大成者还是终结者，黑格尔在沿着以理性为基础的传统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上几乎挖掘了或阐明了人类理性因素或精神因素所可能具有的全部潜能。人类理性或精神所具有的全部潜能就蕴涵在并确立在他的“绝对精神”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哲学体系时认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脱离了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脱离了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而上学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由此可见，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它吸收了并包容了包括自然界、人类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的全部内容，从而他也试图用绝对精神这个巨大“黑洞”来解释一切，包括理解历史。像黑格尔哲学这样——把对一切事物的解释特别是对历史的理解都诉诸绝对理性或绝对精神——轻视或忽略感性的物质因素，有什么不妥当之处吗？这就是本节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分解开来就是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黑格尔为什么要以纯粹思想的形式把握历史？二是纯粹思想的把握形式为什么会轻视物质因素？三是思想的起点和历史的基础是什么，是精神因素还是物质因素？本节试图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来阐明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局限性。

一 黑格尔为什么要以纯粹思想的形式把握历史？

黑格尔曾经认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自己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作为近代哲学的完成者，它不仅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哲学，而且它也以思想的形式完成了一个时代。不仅如此，黑格尔还以他特殊的思想形式对后世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直接理论来源，而且也以不同的方式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怀特与艾耶尔几乎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20世纪哲学是在拒斥黑格尔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然而伽达默尔在审视20世纪哲学发展时却说，哲学家们正以特殊的方式在黑格尔身边流连从这些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的评价中，足见黑格尔哲学的强大生命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分析哲学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向黑格尔哲学回归的迹象。

然而，黑格尔哲学是以怎样的思想形式完成了一个时代？又是以怎样的思想形式使他的哲学保持了持久的影响力？

美国20世纪哲学家丛书中曾经认为，19世纪是“思想体系的时代”，从这个角度来看，黑格尔建构了一个恢弘磅礴并一以贯之的哲学全书式的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他的时代的思想英雄和集大成者。然而，正是在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却同时蕴涵着黑格尔的另一种思想创见。正像马克思、恩格斯评价的那样：黑格尔以抽象的形式发展了“能动的方面”所以“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在历史感基础上，使得黑格尔哲学具有突出的双关性和包容性，在那里，既有肯定性又有否定性；既有保守性又有革命性，后来人很难超过他。可以说，黑格尔哲学的这些特征与他的纯粹思想的把握形式有直接关系。但黑格尔为什么青睐于纯粹思想的把握形式呢？这除了跟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职业偏见有关以外（后面再谈这一点），首先与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有关。

19世纪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已经完成，并开始确立资本统治地位和统治体系的时代，同时也是18世纪以来所开展的启蒙运动的完成时代。黑格尔的庞大而完备的思想体系正是这个时代精神特征的理论表达。那么，黑格尔为什么要采用纯粹思想的表达形式呢？这跟启蒙立场即资产阶级立场有直接关系。

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指出，所谓启蒙就是大胆地使用自己的理性，从而康德以“理性批判”的形式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为什么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始强调理性的权威呢？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世纪都有自己的原理。18世纪启蒙哲学之所以强调理性的权威，是因为18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经过一段较长历史时期的迅速发展，到18世纪已经发展到足以推翻封建“宗教国家”的程度，他们再也不能容忍封建宗教国家对资产阶级发展的限制。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对立在于，前者强调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而后者则是强调为宗教服务的国家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者的对立也表现在，后者不允许个人使用自己的理性。所以，启蒙哲学作为反宗教反封建的革命哲学，必然要让每个人获得理性自由。

马克思认为，实现理性自由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想，而资产阶级所要实现的也只能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理性自由，因为任何思想都不会超出自己的时代。也就是说，与封建国家主义相对立的只能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而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封建社会，这种利己主义是隐藏在各种阴暗角落里的人的本性，资产阶级革命所要解放的恰恰就是人的这种本性。所以马克思说，封建社会瓦解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利己主义的人。这种利己主义的人在理论上有两种表达方式：一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或理性人假设，这种人只是为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和价值最大化进行理性盘算和设计的人；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表达，即设定一个抽象的自我。马克思认为：“本身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他被提升到自己的纯粹抽象、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由此可见，利己主义的人就是抽象的自我，抽象的自我就是纯粹的理性、无限制的理性、自由的理性。黑格尔显然没能超出他的时代的理论原则，即他同样使用了纯粹的理性或纯粹的思想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体系。

然而，对于纯粹理性所具有的全部潜能，自笛卡尔以来甚至自康德以来始终没能得到深度的挖掘和彻底的阐发。黑格尔在批判以往理性主义的抽象性和片面性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启蒙理性的阐发工作。

黑格尔认为，康德虽然为知识奠定了客观性基础，即知识的客观性基础不在于外部世界，而在于意识内部，在于意识机能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他在考察意识机能的时候，却造成了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不可弥合的二元区分，即自我只是一个无任何思想内容的空洞的“先验主体”，而对象则是一个无任何规定性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这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主义区分。比如，康德认为一百元真实的钱不同于一百元可能的钱，“从概念里是推不出存在的”。黑格尔认为，这无异于说，实现概念与存在的综合是康德所未达到的其根源就在于康德的理论理性的抽象形式主义，即便在实践理性中，他也仍然没有摆脱理论理性的最后观点——形式主义黑格尔认为，你要想得到一百元真实的钱，就必须动手去工作，当你实际占有了一百元钱的时候，你也就同时具有了一百元钱的观念。在这里，黑格尔发现了纯粹理性的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的能动性，通过这种理性的能动性，概念与存在在思想内容上实现了统一。由于理性具有生生不息的肯定与否定、外化与扬弃的能动性，理性便具有了自己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运动发展过程，或形成了其所特有的逻辑学形式。他的哲学体系正是在这种理性运动中实现并建构起来的，理性只有在自身的运动过程中才能反映自身的本质，因而知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真理。同时，正是由于深刻地理解了理性的自身运动过程，才使得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具有了巨大的“历史感”。黑格尔传记的作者阿尔森•古留加认为：“历史感、历史方法是黑格尔的最大成就。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只不过是对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抽象的结果，是通过把现实的具体的人抽象为自我意识、把物质生产劳动抽象为单纯的精神劳动的产物，正像货币是现实事物的抽象的异化的表达形式一样，逻辑学则是现实的精神生活过程和历史过程的抽象的异化的表达形式，所以“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这种抽象性显然也跟黑格尔作为哲学家的职业偏见有着必然联系。

二 纯粹思想形式作为哲学家的职业偏见必然轻视物质因素

人们常常赋予哲学和哲学家以崇高而神圣的美誉，认为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家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然而，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作为一种世界观，作为一种理论形式或思想形式，它仍然是人的认识过程或思想过程的产物，特别是黑格尔，他强调以纯粹的思想形式来把握世界、把握时代、把握历史，这其中必然隐含着哲学家的职业偏见，那就是对物质因素的轻视或排斥。轻视和排斥物质因素的后果也必然导致对思想、对历史产生某种偏见。

黑格尔以特有的哲学家视野看世界，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精神的东西。由此，他构造了以精神现象学为开端的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其中包括历史哲学、法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在内的宏大哲学体系。这些不同的哲学形式都是对世界精神进行把握的不同角度。黑格尔以“巨大的历史感”综观并概括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历史，认为哲学是每个时代的最高思想形式，而逻辑学就是浓缩了的哲学史，所以逻辑学是人类历史的最高表达形式。而“逻辑学是以纯粹思想或纯粹思维形式为研究的对象”不仅如此，他在自然哲学中，仍然把精神理解为自然的本质，认为自然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精神在自然内发现它自己的本质，即自然中的概念，发现它在自然中的复本”。他还认为：“自然自在地就是理性，但是只有通过精神，理性才会作为理性，经过自然而达到实存。而精神哲学就是对意识的各种形式的哲学把握。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黑格尔的哲学的或思辨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思想总是对什么的思想，也就是说，思想总是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对象进行思考的结果，而这些思想也很容易通过我们的日常经验来加以检验和证明。但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思想方式只不过是建立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表象思维、形式推理思维，它总是难免存在知性思维局限性，即它总是以特定的主观形式去规定对象从而使思想限于主观性的片面性之中。当人们用感觉、想象、意志等主观形式去认识对象的时候，对象总难免被主观形式所规定。正如黑格尔所说：“精神，作为感觉和直观，以感性事物为对象；作为想象，以形象为对象；作为意志，以目的为对象。”问题在于如何把握事物的本质。这就要求一种内容逻辑，即要求思想要沉入到事物自身的运动节奏中，按照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同一性和单纯性等规定去理解事物。这样，思想与对象、思维与存在之间在内容上就具有了同一性，即在内容上或本质上，思维就是存在，存在就是思维。黑格尔在论证这个问题时认为：“一个实际存在物的持续存在，或者说，实际存在物的实体，乃是一种自身同一性，因为如果它与自身不同一，它就会陷于瓦解。不过自身同一就是纯粹的抽象，而纯粹的抽象就是思维。当我说质的时候，我是在说单纯的规定性，一个实际存在所以与另一个不同，或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实际存在，就在于有质。实际存在为它自己存在着，换句话说，它存在着乃是由于它跟它自身有这种单纯性。但是，这样一来，实际存在从本质上就是思想了。”此，黑格尔走上了客观唯心主义道路。但就思维方式来说，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其中的逻辑与合理性：“我们所能思维的存在只能是思想中的存在，是为思想所规定的存在，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存在对思想来说就是非存在，或者说就是无。存在就是为思想所把握和规定的存在，存在就是思想。……表达世界本质和存在规定的哲学范畴，原来就是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所固有的纯粹思想，因而它也是哲学视界中的世界自身的纯粹本质。

“唯有当思想不去追寻别的东西而只是以它自己——也就是最高尚的东西——为思考的对象时，那才是它最优秀的活动。”黑格尔的观念中，有历史目的论和历史进步的观念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内在联系的人。”他那里，自然界自在地就具有理性，只是经过了漫长的进化过程，才生成人这个具有自我意识的自为理性。“但由自在而取得自为的形式，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世界历史的整个区别都建筑在这个区别上面。所有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来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这个意义上来说，自为的理性或自由是自然界的“最高花朵”（恩格斯语），是“最高尚的东西”；它既是自然界的最终目的，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所以，唯有当思想回到自身，即思想以思想为对象时，思想才是自由的，才是“最优秀的活动”。而思想回到自身就是纯粹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曾把纯粹的思想活动称为“沉思”，只有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生活。

然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却遭到现代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的普遍怀疑甚至否定。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分析哲学认为，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话语是语言的“误用”；社会批判理论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波兰当代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甚至提出“形而上学的恐怖”这样的惊异之语，用以评价传统形而上学；现代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认为，黑格尔通过理性同一性实现对差异性和多样性的统治所确立的权威话语系统是导致现代社会“通往奴役之路”的意识形态根源，等等。这些怀疑和指责都在一定程度和不同角度指出了黑格尔哲学所存在的局限性，当然其中有些指责不免有牵强和偏颇之嫌。应该说，还是马克思的批评显示了更为深邃的洞察力。

马克思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黑格尔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变成了非对象性的虚假存在物，因而他的“纯粹思想自由”也只能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中的自由；虽然他发展了能动性方面，提出了“作为创造原则和推动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但他以“意识内在性”为原则的纯粹思想的否定性，至多只能“解释世界”，却无法达到现实地“改变世界”。“黑格尔思想形而上学的秘密在于它坚持思想的优先性，坚持思想作为精神内在本质的哲学偏好，从而把一切意识形式都还原为思想，或者说是思想化逻辑化。尽管黑格尔以‘具体的普遍’、‘差异中的同一性’力求保持人类意识的全部丰富性、多样性，但终究在《逻辑学》中把世界变成了逻辑的枯骨。如此说来，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不管多么力求全面，它仍是对意识和世界的抽象、减损和剥夺。

三 纯粹精神因素既不是思想的起点也不是历史的现实基础

黑格尔主张绝对精神是宇宙精神，因而宇宙中的一切存在物都必然地统摄在精神之中。所以，如何把握绝对精神的本质，即如何使绝对精神成为清楚明白的理性知识，便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工作。既然绝对精神统摄了一切事物，那么它就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从而人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便是绝对精神的反映，纯粹理性或纯粹思想的自身运动发展便是绝对精神本质的反映。因此，黑格尔便以纯粹思想的形式来把握世界、把握历史。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要求可以说是这样的：“精神，作为感觉和直观，以感性事物为对象；作为想象，以形象为对象；作为意志，以目的为对象。但就精神相反于或仅是相异于它的这些特定存在形式和它的各个对象而言，复要求它自己的最高的内在性——思维——的满足。而以思维为它的对象。这样，精神在最深的意义下，便可说是回到它的自己本身了。因为思维才是它的原则、它的纯真的自身。”于他强调思想是以思想自身为对象，于是思想或精神因素就成为思想的起点。

不仅如此，黑格尔还认为：“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全凭内在于事物并显示它自身于事物内的概念活动。这个思想出现在宗教意识里，我们是这样表达的，上帝从无之中创造了世界。或换句话说，世界或有限的事物是从神圣思想和神圣命令的圆满性里产生出来的。由此必须承认，思想，准确一点说，概念，乃是无限的形式，或者说，自由的、创造的活动，它无需通过外在的现存的质料来实现其自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讲演录》的绪论中进一步认为：“世界历史是属于‘精神’的领域。”“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我们所能订立的最普遍的定义是：‘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的考察罢了。‘思想’确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种东西，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此。所有在感觉、知识和认识方面，在我们的本能和意志方面，只要是属于人类的，都含有一种‘思想’。——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世界历史无非‘自由’意识的进展，这一种进展是我们必须在它的必然性中加以认识的。黑格尔强调，精神不需要通过外部现存质料就可以进行创造活动，理性主宰着世界，在“精神”的最初迹象中就已经包含了“历史”的全体，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自由意识的进展。由此可见，黑格尔把精神因素看成历史的现实基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上述这些看法？

我们通常把黑格尔看成自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完成者，但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与思的任务》一书中除了承认这个事实外，还认为现代科学是古希腊所开启的哲学视界的完者在。这同一事件的两个不同完成者之间是有一种偶然联系，还是有一种必然联系呢？也许从胡塞尔所实现的哲学转向中能发现它们之间的某种联系？

胡塞尔这个最顽强的，也是最后一个理性主义者却在20世纪初提出了“生活世界”这个神秘名词，从而实现了影响整个20世纪哲学发展的哲学转向。胡塞尔曾经凭借着顽强的理性主义信念认为，只有理性才能为世界、为科学奠基。他通过现象学悬搁和还原的方法来达到对意向性活动的理性直观，而这个理性直观是一种“原初给予的‘看’”。他认为，科学知识作为命题和判断是由内在意向性的逻辑构造活动产生的，所以科学知识只有在“原初给予的”理性直观中才能获得其“原初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胡塞尔晚年却发现欧洲人的生活出现了危机，其危机根源在于欧洲科学危机，而科学危机的特征在于丧失了“生活意义”和“理论的自明性”。当他返回内在意向性逻辑构造活动这个科学产生的原初基础中去寻找意义和自明性时，他却发现虽然意向性逻辑构造过程同时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但意向性逻辑构造本身却无法提供意义和自明性，所以他才进一步还原到更为原初的“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去提取意义和自明性由此可见，不论是科学还是思想，都不能直接以思维所构造的世界为基础，都需要返回到尚未被科学化或尚未被思维所规定的原初的“生活世界”中，在那里寻找自身得以立足的原初合法性基础。

如果说胡塞尔主要是从知识论立场上为科学和思想进一步奠定基础的话，那么马克思则超越了知识论立场，从“物质生产实践”的立场上颠倒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所谓“物质生产实践”的立场是“改变世界”的立场，是探索“人类解放”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道路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马克思认为，历史的主体不是那些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具有永恒性的理念和逻辑，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生活的现实的具体的人；历史不过是这些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活动而已。所以，实现人类解放必须通过现实地改变人类自身生活的历史条件才能完成。显然，黑格尔也有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旨趣，但他所追求的是理性解放或精神解放，而且认为只要理性认识了自己就已经实现了解放。所以，他仅仅从知识论立场上，通过理性的思辨活动来实现解放。马克思认为，由黑格尔所表述的“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的全部戏法”，是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这样“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黑。格尔之所以看重精神因素的作用，是因为他看到了精神所具有的巨大“魔力”。他认为，精神对于“他物”、对于阻碍和限制自己自由发展的“对立物”不是简单地予以回避或排除，而是能够在与对立物的交锋和搏斗中否定它并把它扬弃于自身之中。当然，黑格尔使用的是“和解”一词，但按照黑格尔的本意，“和解”绝非回避、退让中的和解，而是经过搏斗和斗争所实现的和解。用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在场性之现身当前的根据“是绝对精神运动和历史生产过程的辩证中介，是那种价值设定的强力意志。显然，这里说的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应该说，海德格尔对其本民族思想传统的理解更具有权威性。那种价值设定的“强力意志”如果没有感性的物质因素作为基础是无法显现出来的，那种精神“魔力”只能在感性活动中、在社会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实践中才能得到具体体现和表达。而黑格尔却忽略这些物质因素，单纯诉诸精神因素，这显然跟他作为哲学家的职业偏见有关。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总之，纯粹精神因素既不是思想的起点也不是历史的现实基础，两者都必须回到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