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问题意识与研究内容

近十多年以来，海内外历史学界讨论中国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著述渐次增多，这些讨论大多数是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关系等视角切入，注重的是社会结构与经济形态等的历史变迁。这种研究路向，受到哈贝马斯对西欧公共领域的理想类型研究的影响，遭受到一些来自学界的强有力的挑战与质疑。参照哈贝马斯所建构的这一种研究典范，对照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到底试图去寻找某种差异性还是同一性，成为聚讼一时的学术公案。引用哈贝马斯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资源，容易被攻击为“以西裁中”，或者说是削足适履，被指责丧失了中国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忽视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研究，完全用传统的治学方式来对待中国近代历史，则似乎与近代中国所遭逢之“古今中西之变”脱榫，尤其在国际学术交流频繁的当下，更容易被批评为故步自封，不与西方的中国学研究对话，这种情绪也常被指责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更何况所谓传统的文史治学路向，在传统已成游魂、西学早为显学的当代中国，能否落到实处，也是让人狐疑的念想。

在这样一种学术史背景下来研究与公共领域关系密切的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在学术上既是一件冒险的事情，也具有相当的挑战性。笔者之所以使用“公共舆论”，而不是使用部分学者常用的“公众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理由：“公众舆论”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里是一个有着特殊内涵的概念，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众舆论，哈贝马斯引用了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经验标准：“在公众当中，（1）事实上有许多人在表达意见和接受意见。（2）公众交往有了严密的组织，其结果是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能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3）由这种讨论所形成的意见在有效的行动当中，甚至是在反对（如果必要的话）主导性的权威体制中，随时可以找到一条发泄途径。（4）权威机构并不对公众进行渗透，因此公众在其行动之中或多或少是自主的。”公共交往的主体是从市场经济和私有领域（如家庭）里“出走”到公共领域的个体，这些个体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普罗大众，而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文人群体，通过合私为公的过程，私人会合成公众，私人的利益诉求（其利益并非完全私利性质，而具有普遍意义）凝聚成公共利益。咖啡馆、沙龙、酒吧等社会空间的公共讨论，形成了一种批评意识（也就是一种理性思考和不断质疑的能力），这种批评意识在不断地消解原有的权威，而形成新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是服从于神意或君主意志，而是服从不断自我论证的理性。公共空间里的公共讨论形成了公共论坛，各种公共事务都可以在其中得到充分的争论，形成一种互相倾听、论证的意识。因此，这个公众有着独特的历史内涵，它指的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性主体和利益主体，而且这个公众具有充分的自主性，并能反对主导性的权威体制。哈贝马斯对于公众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公共利益也是抱持疑虑的态度。他质问道：“它究竟是传达了大众自身无法表述出来的倾向，还是将完全有能力表达自己，却被强行加以整合的意见降低成一种公民表决中的随声附和？”

但是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却显然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规范意义上的公众群体。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笔者使用“公共舆论”一词作为替代概念，公共舆论的“公共性”主要指向三个层面：首先，公共舆论是通过公共传媒形成的，这是公共舆论形成的建制化的社会条件，而且是近代中国才出现的一种独特条件；其次，公共舆论所讨论的议题，基本上关涉中国社会的具有公共性的政治社会思想等议题，换言之，公共舆论的产生是与公共利益的考量牵缠在一起的，至少也是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进行的；最后，近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因为其独特的启蒙目标，其预设读者都是指向大众的（虽然事实上能够直接阅读报刊的读者占总人口极小的比例），因此，公共舆论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公共舆论发展的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从传统士大夫转型而来的新式知识分子，由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只有他们才拥有书写的权力、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权力、接近媒介资源的权力，因此，这群知识人是公共舆论舞台上的绝对主角。因此，考察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就必须考察公共舆论与知识群体的关系。知识群体在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类似欧洲公众的社会角色，是形成和传播公共舆论的最重要的推手（自然，“知识群体”这个概念也不能做本质主义的理解，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笔者在书中使用了“北平知识分子”和“上海文人”等描述性概念，并不等于这两个群体内部是完全同一的；事实上，在这两个群体内部存在显然的差异性和分歧。同时，作这样一个区分，也并不意味着南北两个知识群体之间，就不存在相似性，作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一胎盘孕育而出的知识群体，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共性）。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市民社会发育并不充分的现代中国来说，公共舆论的存在构成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最重要的一环，这也正凸显了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某种独特性。正因为此，公共舆论的声音，从晚清开始一直到1940年代，一直是中国社会独亢而耸动的声音，它是如此激荡人心，以致似乎无远弗届所向披靡，知识分子甚至发出了“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豪言壮语；可也正因为没有配套的社会机制，也没有成熟的社会运动配合，尤其是没有广大的乡村社会的充分发育，公共舆论的声音再嘹亮，也仅仅是消逝在历史尘埃里的话语，这种无助感与幻灭感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潜伏着，只是他们不太愿意正视而已。恰恰是公共舆论的这种既沸反盈天又彷徨无地的两歧性，展现了现代中国言论史的独特面相。对于笔者来说，作这样一个研究，最牵动笔者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得到宪政保障的现代中国，这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人是如何进行言论实践的，理性、独立而自主的言论是如何可能的？在并没有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作为依托的历史前提下，作为寄身于大学、报刊出版机构、书店的知识人，他们如何在与政治权力的复杂纠葛中开拓出言论的通道？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有着怎样的得失成败？

杨国强的《清流与名士》一文对于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有一个重要的观察，那就是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也就是从处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的“空间位置”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就是近代意义上的传播媒介在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性兴起，媒介为“名士”创造了新颖的社会性空间，也塑造了名士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社会性格。张灏认为，这种传播媒介不仅仅是一种物质性的社会空间，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对于缓解所谓转型时代的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与意义危机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更关键的在于，传播媒介所构造的社会舆论，是一种与传统士大夫的清议有着重要差别的话语力量，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思想资源与言说方式。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按照余英时的观察，报刊展示了巨大的社会能量，成为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反抗传统文化、批判现实政治、诉求理想社会的重要媒介。社会舆论作为一种整合性的批判性话语文化，起着塑造社会认同的作用。在后五四时代，胡适与鲁迅逐渐分道扬镳，中国的舆论重镇也慢慢呈现出北平与上海的分野，受都市空间、媒体特性、知识群体、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北平与上海的公共舆论逐渐形成不一样的形态与特征，在扮演各自公共领域的内在构成部分时，也发挥着既有差异性、也有类似之处的功能。

本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通过考察《大公报》“星期论文”与《申报》“自由谈”（“自由谈”是一个副刊，笔者这里只考察其中的言论，而不涉及文学性题材），来研究晚清以来的公共舆论到了1930年代前期（抗战发生前），呈现出怎样的历史特征及其原因。《大公报》虽处于天津，却是全国性大报，其凝聚的主要力量来自北平的知识界。从1934年起，该报开设政论栏目“星期论文”，约请胡适、蒋廷黻、傅斯年、丁文江等学者担任首批撰稿人，其后，作者群体逐渐包括北平知识界的相当一部分关切政治的知识分子，成为北方舆论重镇。而1932年底，从法国留学归来并具有革新气质的黎烈文，应《申报》邀请，出任该报副刊“自由谈”的编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吸引了鲁迅、茅盾等左翼文人成为该刊作者，发表了一系列针砭时弊、讽刺政治的杂文与时评，执上海舆论之牛耳。可以说，五四的启蒙话语到了1930年代的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分裂。这种分裂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星期论文”与“自由谈”所呈现的差异，启蒙阵营开始瓦解，当年的同路人已经形同陌路，各自与不同的政党文化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甚至当年《新青年》、《新潮》杂志所彰显的具有一定“类似性”的启蒙话语也发生了分化与变异。“星期论文”与“自由谈”作为公共舆论的两种形态，不仅体现报刊文化的分殊，也不仅表征一种区域文化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标志着五四以来启蒙话语的自我分化。

那么，本书通过研究这两个具有典型性的“舆论空间”，试图回答的就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第一是“星期论文”与“自由谈”所代表的公共舆论，继承的是晚清以来哪一条历史脉络，是从怎样的一种历史话语里生长起来的，尤其是与北平、上海这两个城市的舆论传统各自有着怎样的历史渊源，表现出怎样的历史差异性与共性。同时，晚清以降至1930年代这个时期的公共舆论，这两个专栏（刊）呈现的公共舆论之差异性，与作为舆论之母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清议，有着怎样的历史性关联，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理解公共舆论的内涵与功能的。这是一个前设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后，笔者主要的关切就集中到具体的“舆论空间”。首先要追问的就是“谁在说”，也就是“星期论文”与“自由谈”的作者群体表现出怎样的社会学群体特征，两相比较，又呈现出怎样的基本差别。据笔者初步了解，“星期论文”作者主要来自北平的高等学府，以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而“自由谈”的作者，主要是学院体制外的文人群体，尤其是报刊、书店、出版机构为主要集聚空间的左翼文人，当然其中最有名望的是自由撰稿人鲁迅。笔者分析的重点在于，为什么这两个知识群体选择了这两家报纸作为舆论阵地，这两个知识群体是怎样历史性形成的，其内部交往结构又是怎样的，体现了怎样的一种文化权力的场域。其次，在考察这种文化场域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作者群体与政治权力、党派文化、都市文化、传媒、学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知识群体如何处理自我认同的议题，如何想象自我在历史变动中的可能位置。因此，本书准备细致地考察，两个完全不同的城市，两种大异其趣的生活方式，两家风格差异显著的报纸，是怎样地塑造着两个不同的知识群体及其在舆论空间的表达方式。语言是存在的家园，通过对真实的家园（包括城市、文化、传媒、学院等）的了解与比较，也可以从舆论主体的角度了解公共舆论的这两种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第二，“星期论文”和“自由谈”作为公共舆论，在具体的舆论话语里体现怎样的同质性与差异性，也是笔者考察的重点。换句话说，“星期论文”和“自由谈”在1930年代前期的民国，主要的讨论话题是什么，哪些话题在舆论空间里持久兴奋，哪些相对边缘化，中心与边缘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体现了作者群体怎样的中心关切，思想世界与心灵世界又是如何对接的。本书将胡适和鲁迅的主要论述作为分析对象，通过这两个个案来考察“星期论文”和“自由谈”在议程设置上的异同，然后再扩展到研究主体言论的整体性的话题特征，核心的议题是考察理性、民意与舆论的关系，在这两个栏目的公共讨论之中是如何展现的。同时，笔者将考察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看其如何在权力的缝隙寻求自由表达的空间。

第三，本书讨论也试图讨论，“星期论文”和“自由谈”作为公共舆论，在思想资源、思维特质与论述风格上的差别与共性。学院知识分子与非学院文人的知识背景、思想资源都大不相同，这里又牵扯到留日与留欧美的两个不同留学传统的差别。笔者将细致地勾勒出“星期论文”和“自由谈”在批判性思考时所运用的思想资源，而其谈论社会、文化与政治现象时的思维特质也是非常有趣的分析对象。就笔者阅读史料所获得的感受，“星期论文”往往学院色彩浓郁，以立为主，从正面阐述观点和立场的政论较多，多富于学理的深厚和文理的清晰。“自由谈”往往具有显著的“杂感特征”，怀疑式的驳论居多，多从非常具体的社会现象切入，以夹叙夹议的方式，任意讽刺，亦庄亦谐，有时极尽挖苦调侃之能事。本书试图分析形成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话语的原因在哪里，构造公共舆论的得失利弊何在。

具体而言，在第一章中，笔者将梳理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历史系谱、近代形态与自我理解，它与传统社会清议的内在关联，自晚清以来清议到舆论是如何转型的，清流如何变成名士，知识阶级与舆论发展之关系；1930年代知识分子对“舆论”这个关键词的内涵是如何界定的，对舆论的角色与功能有着怎样的言说，其分歧是什么。第二章，笔者将讨论公共舆论所依赖的外部空间，具体落实到对《大公报》、《申报》、《独立评论》、北平学院、上海报刊出版业的研讨来看南北知识群体与报刊的互动，知识群体与职业报人群体的互动，尤其注重讨论两份大报的编辑旨趣，及其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力争过程对舆论建设之意义。第三章，笔者将分析公共舆论背后的知识群体。北平知识群体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调适与选择，将是分析的重点；而上海知识群体一节，着重探讨上海文人的自我意识，对发表于《申报》等上海报刊上各类涉及“文人”、“读书人”、“知识阶级”、“文人无行”、“文人无用”等关键词的文章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考究其心态和表达方式之间的关联；另外考察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包括政治权力网络和文化权力网络等）的关系来看公共舆论背后的控制机制。第四章，笔者将讨论公共舆论的义理与主题；考察胡适对理性与舆论关系、自主性与舆论关系等的理解，以及民族主义等核心价值是如何融入其理性观之中，成为舆论正当性来源的；同时，将依托鲁迅发表在“自由谈”的文字以及他人回应的言论来看鲁迅如何以底层或民众代言人的角色证成其舆论的道义正当性；这一章还将讨论公共舆论在话题选择上的分化及其成因，尤其是知识主义取向（北平学人）与道德主义取向（上海文人）之间的紧张，另外，比较研究其思想资源与分析模式。第五章，笔者重点讨论的是公共舆论的价值取向与论述风格，对于“星期论文”的策论式舆论和“自由谈”的解构性舆论作具体而微的分析，同时考察这两个舆论空间话语类型的区别及其成因，并将此与知识群体的思想世界、心灵世界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结语部分，笔者将提炼研究结论，概括指出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及其实践的得失。

二 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有下述三种路径。

首先，是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注重通过对“星期论文”和“自由谈”的生产机制进行考察。这种生产机制包括都市空间的特征对个人的塑造功能、传媒的特性与风格对言论的引导与限制、学院对知识分子言论的影响，也包括知识群体的性质、分层、传统等，简而言之，就是试图把隐藏在“星期论文”和“自由谈”背后的社会性生产机制呈现出来，结合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阐释“星期论文”和“自由谈”何以会凝聚这些知识分子，以及何以会用这样的话语方式表达。笔者这里所尝试的是王汎森在《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序言中所说的研究思想的方法：“我的史学观念是这样的：就思想论思想是思想史的根本工作，但同时思想史应该广泛地与许多领域相结合。我的想象是思想之于社会就像血液透过微血管运行周身，因此，它必定与地方社群、政治、官方意识形态、宗教、士人生活等复杂的层面相关涉，故应该关注思想观念在实际生活世界中的动态构成，并追寻时代思潮、心灵的复杂情状。”

其次，是注重对“话语”分析的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严格的政治思想史的做法，是一种注重对文本自身呈现的“话语”进行阐释，分析话语之间的关联，尤其注重对一些“关键词”的意义辨析，通过这种分析来透视话语生产者的心态、思维、资源与表达特征。福柯曾说：“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订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因此，对历史来说，文献不再是这样一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某些序列和某些关联。”自然，笔者对于舆论“话语”的分析不会走得这么远，但福柯所提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网络，确实是一种值得重视的分析进路，尤其是福柯所强调的“重建”一词，对笔者研究1930年代的公共舆论具有相当之启发，即对于其时南北知识群体的思想世界与心灵世界的再描述，以呼唤出一种有生气的历史感。此外，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对于笔者也富有启迪意义，在本书中，笔者也试图用这种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来具体地考究“舆论”、“民意”、“理性”、“言论界”、“清议”等关键词的历史内涵及其社会意涵。

最后，本书从宏观上来说是运用了一种比较的研究方法。笔者所讨论的其实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两种类型。“星期论文”与“自由谈”具有质的分野，作为公共舆论的主体、背景、话题、论述风格、功能等都存在诸多差异，当然，也存在一定之共性，只有通过比较的方式，才能呈现出其内在的异同。另外，笔者还试图搭建另外两个比较的架构：一是现代中国公共舆论与传统社会的清议的异同；二是参照哈贝马斯对欧洲历史的公共领域的研究成果，来考察相对于西方式公共领域，公共舆论在中国式公共领域中扮演的角色与功能。

三 学术史回顾

就这个课题的研究对象而言，主要的既有研究包括报刊研究、公共舆论与公共领域研究两个方面。

（一）整体性的报刊研究成果。《大公报》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大公报》作一个整体的叙述和分析，一般是从报刊沿革史的视角切入作系统而分门别类的综述性书写，这种研究取向与方法有助于给读者提供关于《大公报》的全景式图画。这方面典型的成果有吴廷俊所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和方汉奇等著的《〈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前者是国内新闻史学者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研究《大公报》的学术成果。方汉奇认为该书：“以时代为经，以这一时期新记公司所属津沪汉渝港桂各版大公报的活动为纬，对这一时期《大公报》的政治倾向、言论主张、它与朝野各方面的关系、它的业务活动的特点以及它的是非功过，作了全面的深刻的剖析。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前者表现在他重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不是想当然地凭印象说话，不人云亦云，力求做到言必有证，字字有出处有根据。后者表现在他力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这一时期的《大公报》进行剖析，不掩过，不溢美，如实地评价其得失，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因为这样，这部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它标志着有关《大公报》历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这部著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常常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代替了对报纸本身的话语品格的分析，因此导致作者写作部分章节时激情四射而以辞害意。另外，就笔者阅读的感受而言，《新记〈大公报〉史稿》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在于：整部著作着眼在《大公报》的历史而忽略了《大公报》人，在报史与报人的书写中没有把握好平衡，结果所呈现的仿佛是一部关于《大公报》的编年史，而那些生动的报人故事没有得到充分的描写。后者是新近出版的纪念《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的著作，它是我国新闻史界泰斗方汉奇率领一个学术团队共同完成的最新学术成果，主要的特色就是资料比较齐全，著述比较规范，融合了一些关于《大公报》新近研究成果，相对于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它的学理性增强了，线索梳理得更为细致，为后继的研究者提供了线索。但是，由于这部著作企图穷尽对《大公报》史的历史书写，时间跨度太大，涉及面太宽，导致在总体上缺乏对局部的细致剖析，甚至对《大公报》前期因研究不足缺乏具体论述，例如，对1930年代前中期的《大公报》就缺乏具体的涉及。此外，周雨的《大公报史》收集了很多第一手材料，包括一些《大公报》人的回忆录，既整理出了一个脉络分明的《大公报》史，同时又充分地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英文论文“The Independent Press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e Case of the Dagong Bao in Republican China”，是英文文献里一篇很有学术意义的分析《大公报》的论文，它对于张季鸾如何借助与蒋介石的私人关系，来拓展言论空间作了一些有价值的分析。

《申报》方面，主要也是以报刊史研究的视角切入的成果居多。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宋军的《申报的兴衰》，基本上描述了《申报》的历史沿革，以及不同阶段讨论的主要话题。此外，新近出版的《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收录了很多一手材料，而且对于史量才有着细致的分析，不过，由于该书作者的历史观过于褊狭，对于具体议题的处理稍嫌简单。

（二）专门性的研究著作和论文。研究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大公报》人的研究切入对《大公报》史的研究。例如台湾学者陈纪滢的《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大陆学者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二是通过对《大公报》的言论进行研究细致地刻画该报发挥的作用。例如任桐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述评（1927—1937）》集中地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到抗战爆发期间的《大公报》言论；三是从《大公报》与现代化的关系切入研究《大公报》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如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四是从文学史与报刊史结合的角度对《大公报》作的研究，如刘淑玲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就研究论文而言，研究取向与旨趣主要集中在以上所述及的几个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王荣的《“大公报文艺奖金”及其他》（刊于2005年第4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方汉奇的《一代报人胡政之》（刊于2005年第1期的《新闻与写作》），江南的《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刊于2002年第4期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

相对于研究《大公报》“星期论文”的匮乏而言，对于《申报》“自由谈”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向度。一种是回忆性的颇有价值的文献。例如王西彦的《我所认识的黎烈文》，讲述了作者与黎烈文交往的经过，尤其是描述了黎烈文与鲁迅的交往，以及“自由谈”在1930年代前期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另外一篇是廖沫沙的《我在三十年代写的两篇杂文》，记述其与鲁迅的一个小小的笔墨官司，从中可以感受到“自由谈”背后的文化权力网络。黎烈文所著的《天才与环境：黎烈文艺文谈片》对于了解他的文艺思想和编辑趣味也有一定的价值。

另一种就是针对“自由谈”的具体研究。目前对于1932年底到1934年的“自由谈”还没有直接的研究，但是以其他时段的“自由谈”为对象或宏观的研究，倒是已经积累了一些。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范例。具体到我所研究的这个时段，基于他所认知的欧洲自由主义式的公共领域模式，对于这阶段的“自由谈”基本上持一种充满“后见之明”的批评态度，尤其是对于这阶段的关键人物鲁迅的杂文。李认为“如果从负面的角度而论，这些杂文显得有些‘小器’。我从文中所见到的鲁迅形象是一个心眼狭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报纸上找寻‘作论’的材料，然后‘以小窥大’把拼凑以后的材料作为他立论的根据”。根据这样一种预设，李认为1930年代上海公共领域之所以没有得到拓展，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这种黑白分明、两极对立的思维和言说方式密切相关。陈建华也作了一些早期“自由谈”的研究，他以民国初年“自由谈”中的专栏“自由谈话会”为例，考察文化批评、文学批评与政治的关联，重点分析了“自由谈话会”的文风、讨论性质和作者群体等问题。作者基本上是根据公共领域的概念框架，来理解民国初年的“自由谈”。他认为：“自由谈话会的形成和运作有其自身的思想条件和特征。这批投稿者由普通市民和小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喉舌，和英法‘公共领域’的相似性，更确切地说，乃是自晚清以来的以西方民主政体为模式的‘想象共同体’的叙事的延伸。在袁氏梦想恢复帝制而肆逞淫威之时，自由谈话会或明或暗地表达了辛亥革命的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它的独特的‘讨论’方式为公民自由运用理性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其‘中立’立场不仅标举‘议论正当’和‘新闻确凿’作为报纸传媒的伦理准则，并坚持‘民意’与政党或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

大陆学者的研究更偏重对“自由谈”作历史的叙述。袁省达的《〈申报〉“自由谈”源流》一文简明而清晰地勾勒“自由谈”的历史，并着重评述了1932—1935年“自由谈”的历史，澄清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自由谈”与左联的真实关系。作者认为：“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是以个人的名义投给‘自由谈’的，‘自由谈’也是以他们的惠稿作为稿源的一部分，未发现双方在组织上有什么关系，但在思想倾向上，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与‘自由谈’是有着较多的相通之处的，而他们的作品的思想倾向，通过‘自由谈’对广大进步的读者有着深远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影响。”一些学者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自由谈”的话语风格。李春雨以鲁迅发表在“自由谈”上的一些杂文为例，分析鲁迅杂文意识的成熟，认为这一阶段的“自由谈”，标志着鲁迅杂文写作达到一个高峰，不过作者基本上是通过鲁迅对杂文的一些认识以及小品文的历史来研究的，对于“自由谈”里的鲁迅基本上没有涉及。

与本书相关的另外一个课题是关于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这些年国内外出版了一些以报刊舆论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1936年英文著作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的中译本的出版，尽管翻译中不如意的地方很多，但对于报刊史和舆论史的研究，还是颇有参考价值。在笔者看来，这本书的学术贡献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林语堂理出了一个中国公共舆论从传统社会到近代中国的变迁脉络，揭示了权力与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互动呈现出怎样的特征；其次，民国时期的林语堂深度参与了当时上海的报刊业，并且自办过《论语》、《人间世》等评论性杂志，他又有着国外留学研习外国媒体的经历，因此，他的舆论研究有着今人所不及的长处，有着个人的体验、感受与观察，尤其是书中收集了诸多第一手的报刊数据，更是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另外一本英文著作是Joan Judge撰写的Print and Politics:“Shibao”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这本书以晚清颇有影响的《时报》言论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了晚清政治性报刊的兴起、《时报》言论的思想资源、《时报》与中间领域的建制化等议题。就公共舆论而言，该书作者认为《时报》言论的作者群体，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实的政治诉求融合起来，这在该书作者看来自然导致《时报》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脱节，新闻记者通过将现代宪政国家与牧歌式的浪漫化的传统等量齐观，来调和冲突而推进改革议程；在现实的层次，他们采纳更具有竞争性的政治模式，将其中间领域建制化的诉求强加给当局，而在解释这些新式社会结构的功能时，他们却又诉诸传统的治人者与被治者的和谐以及这些机构有助于王朝的稳定等。这些在西方学者看来分裂的公共舆论实践，在晚清一直到今天的新闻实践，却并非如此自相冲突，中国的新闻人一直是在某种权力的模糊地带拓展言论的空间，他们不被清规戒律所约束，而是充分地调动所有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和政治资源，事实上，他们遵循的是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原则。这本著作大量地使用了《时报》言论，并对此作了非常细致的耙梳，且以文化政治的视角建构了一套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框架；但其局限也非常明显，作者过多地依赖于报刊言论，而忽视了报刊言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公共言论与私下意见之间的紧张等，尤其是晚清的公共言论，往往是极端化、片面化，如果仅仅从字面去解读当时的政治，极可能产生误读。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仁渊的著作《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报刊出版为中心的讨论》，这本著作试图弥合报刊史研究与知识分子研究之间的深刻裂痕，将晚清知识群体放置在当时新出现的报刊出版等传播机制架构起来的社会空间里来考察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各种传播形式对晚清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和效果，以及大众传媒在晚清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变迁中发挥了怎样的功用，尤其是传播媒体及其知识资源是如何从海外到国内、从沿海到内地进行扩散的。这本著作对于笔者研究1930年代的南北知识群体与公共媒体之关系极具有方法上的启示价值。

方平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深化而成的著作《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学术聚焦点是公共领域的社会结构、自组织等层面，然而公共舆论也是其关注的核心之一。该书以《苏报》等晚清报刊为案例，具体地探讨公共舆论的表达模式、生成机制和话语伦理，尤其是关于“代言—灌输”模式的提出，都给笔者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近代中国的报刊舆论着力于自上而下的启蒙，知识人自然自居于精英之立场，而视报刊之公共写作为向芸芸众生灌输真理，这种公共写作的高调姿态确实值得检讨。此外，唐海江依据博士论文出版的《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侧重从政治文化与政治动员的视角，来考察政论性报刊在社会动员中发挥的作用及其限制。此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充分地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知识来洞察报人群体的心灵世界，分析心态、舆论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遗憾的是作者在著述里提出了一些分析性概念，但对这些概念，作者没有进行细致的内涵限定，而显得仅仅是一些描述性的新名词，这自然影响学界与其深入讨论和交流。此外，赵建国根据其博士论文出版的《分解与重构——清季民初的报界团体》，是一本很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它注重讨论的是作为职业团体的报界、报人群体在清末民初之际，群体性自我意识的生长过程，尤其对报界的群体意识与自我认同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报人的社会形象如何从晚清时期被视为江南末路文人，演变到社会重心之所维系，报人言论成为公共舆论之重要来源。这个历史过程自然与报人、报界在与政治权力、社会力量的聚散离合的运动中的努力不能割裂；质言之，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的主体其实包括两个群体：一为士人群体和后来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二为报人群体。这两者有时又经常呈现复杂的重叠交错关系，一身而二任者为数不少。因此，对于报人群体及其自我意识的研究，与探讨公共舆论的品质、构成、资源等具有密切的关系。该书作者采取的主要是社会史的进路，对于思想文化史稍有涉及，因此，对于报界团体与公共舆论之关系这一议题讨论不多。上述几本著作都是涵盖面比较广阔的研究，处理的议题也非常复杂繁多。相比较之下，洪九来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宽容与理性—— 〈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是一本个案研究，以近年来逐渐被重视的《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来看晚清以来的另一种启蒙传统。这个传统在《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的言论里得到明显的体现，与《新青年》、《新潮》等反传统文化的激进言论相反，《东方杂志》一直主张一种宽容而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这是一种调适主义的思想方式，而非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该书作者就《东方杂志》言论里的政治秩序转换中的理性主义、社会变革过程中的渐进主义、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调和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进步主义等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并在综合这些分析之后，认为《东方杂志》并非学界通常所认为的保守主义，而是自由主义的一支，只不过是保守而松散的自由主义者而已。这种从文本出发讨论议题的方式，给笔者诸多的启发；不过，该书作者撰写论文时期，可能正是国内自由主义思潮浮出水面并在学界影响巨大的时期，不难看出，该书作者似乎在用尽全部心力去证明《东方杂志》的自由主义本色，这样虽然使全书的逻辑力量似乎非常强大，却也可能压抑了《东方杂志》文本自身的丰富性的呈现，而且，书中作为核心概念的调和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渐进主义等属于不同范畴的名词，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也略有些草率。此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收录了诸多历史学者对于民国报刊如《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益世报》等的个案研究，尤其是探讨知识分子与报刊之间的关系，对于笔者研究南北知识群体与《大公报》、《申报》的关系，也有一定的启发。就笔者目力所及，论文标题直接涉及公共舆论或言论的主要有下述论文：张玉法：《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这篇论文细致梳理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论，主要通过对当时报刊“言论之方向与基本精神”的探讨，来理解当时社会与思想界的公共舆论的内容与品质，是研究言论史的一个典范。许纪霖在分析近代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时也扼要地触及了公共舆论：“对于公众舆论的核心特征在于批判性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致而言，在19世纪末之前，无论是洋务士大夫，还是维新士大夫，都还停留在传统民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将报纸的功能仅仅看作君民之间‘去塞求通’、‘耳目喉舌’、‘通上下之情’的工具，批判性相当弱。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们，对舆论的认识有很大发展，突破了民本主义传统，将舆论的功能与现代民权概念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具有了鲜明的批判性。”这些研究都给我提供了富有意义的价值与启示，尤其是对于笔者在一个中西比较的视野里讨论中国公共舆论的特征提供了诸多历史资源和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