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晚清以降从清议到舆论的历史轨迹

晚清以降，西方的教会报刊逐渐进入中国，开始是聚集在中国的一些周边地区，然后逐渐向沿海口岸城市拓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新教伦敦布道会教士米怜创刊于马六甲）、《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荷兰布道会郭士立创刊于广州）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的力量开始向沿海、内陆城市渗透，宗教性报刊也就同样扩展其传播空间。这些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刊载的主要内容是宗教教义以及西方社会的自然地理、风俗习惯等知识文化，办刊的宗旨往往是吸纳中国人入教和普及现代文明知识。这些报刊所处地理位置边缘，办报的传教士也无法进入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尤其无法触动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士绅阶层。1840—1895年间，中国社会开始了急剧的社会变迁，间歇性的对外战争，洋务运动兴起，国家权力结构下移，地方督抚力量扩大，太平天国运动的持续等，这些都搅动了中国社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对洋务派以富强为核心的国家主义诉求，清流秉持儒家义理，从天下意识和民本意识出发，试图平衡洋务派的急功近利，而在国富与民生之间寻求一个妥当的平衡点。在这一大变局之中，士人清议得到了最后的张扬。这种张扬是在与趋新的洋务派、维新派的公开论争中展现的，其历史主体是清流。清流仍旧秉持传统义理，而洋务派等认为这套义理已经无法应对政治危机，“向西方寻求真理”成为主导性的价值观念。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清议开始式微。如同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千年清议之所以能够寄托千年公论，本在于以义理为天下立普遍性、统一性和至上性。裁断、纠正、评判、褒贬、界分都是义理之外无原由。这种狭而且深决定了千年清议不讲利害，只论是非。就前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固性；就后一面而言，清议体现了儒学的刚性。儒学中的固性不尚应时而变，所以，在一个以利害造世变的时代里，不会讲利害的清议不能不走向式微。”

与清流、清议的式微同时出现的就是名士和舆论的鼓嚣一时，具体表现就是甲午海战以后中国政论报刊的繁荣，社团、公园聚会和各种公共空间的剧增，而公共领域的典型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里认为：“迨光绪二十一年，时适中日战后，国人敌忾之心颇盛，强学会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先后刊行于京沪，执笔者皆魁儒硕士，声光炳然。我国人民之发表政论，盖自此始。”自1895年起到1911年，林语堂称之为中国报刊史的“黄金时期”。张灏也在关于转型时代的论述里，特别强调了这一阶段的传播媒介的价值，尤其指出“这些新型报纸杂志的主持人多半出身士绅阶层，言论受到社会的尊重，影响容易扩散。因此这种新型报刊可称之为精英报刊”。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史家杨国强的论述。他在肯定清末这十五年报刊舆论发达的同时指出：“晚清最后十年间的士议鼓荡，正显示了传统士人之近代化演变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知识人凌越庙堂与大众，岿然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期。但与这个过程相始终的思想多、思想浅和思想驳杂，又使鼓荡的士议久以纷歧舛错与多变善变为常态。由此形成的不相匹配非常明白地说明，当知识人越来越明显地居于天下之中心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缺少自主的理性，缺少立言的责任意识。”

如何看待不同史家对于这一时期的报刊舆论存在较大分歧的评论？从纵向历史源流来看，从清流到名士，从清议到舆论，虽然公共讨论的主体仍旧主要是士绅或者士绅演变而成的名士，但是参与者的范围扩展了，更多的体制边缘士人、留学生群体也可以参与公共讨论。舆论的话题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清议所划定的臧否人物和政治事务，而是涉及中国危机的方方面面，讨论的知识资源也逃逸出儒家义理的规约，古今中西之学都成为舆论家（或谓言论界）信手拈来的知识资源，更重要的是，报刊这种新型传播工具所提供的话题空间，远非传统士人所能想象。

此外，相对于儒家经典的受众面而言，报刊的读者面要广泛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兴办和士绅权力的扩展，报刊等新式出版业开始吸纳一大批边缘读书人和自甘居于体制边缘的读书人，传统中国政统与道统二元的政治权威呈现建制化的分化迹象。《苏报》发表的一篇时评很典型地折射了这一点：“报馆者，发表舆论者也。舆论何自起，必起于民气之不平，民气之不平，官场有以激之也。是故舆论者，与官场万不能相容者也，既不相容，必生冲突。于是业报馆者以为之监督，曰某事有碍于国民之公利，曰某官不能容于国民，然后官场所忌惮或能逐渐改良以成就多数之幸福。此报馆之天职者，即国民隐托之于报馆者也。”

舆论被理解成民气的象征，并且被想象成与政治权力必然处于对抗状态，因此监督权力就成为民意所向。这种舆论显然被当成政治体制外的制衡力量，与传统中国政治体制内的清议自然殊途异归。1895—1920年这个张灏所谓的转型时代的精神魅力，恰恰在于很多观念与愿景都是晦暗未明而混沌一片的，尤其是清末这一段。比如，在舆论逐渐浮出历史水面的时候，清议并未消逝，两者经常被并置在一起使用。如1905年的《东方杂志》在检讨中国书报不发达的评论里就同时使用了“舆论”与“清议”：“夫新闻为舆论之母，清议之所从出，左挈国民，右督政府。有利于社会者则鼓吹之，有害于社会则纠正之。社会所疑，昭而析之；社会隔阂，沟而通之。有所褒，则社会荣之，有所贬，则社会羞之。此新闻纸之良知良能也。”作者似乎将新闻、舆论与清议分为三个阶段，新闻提供真相，舆论造就公共讨论空间，而清议几乎成为某种类似“公理公例”的最后裁决。杜亚泉认为，在西洋学说尚未输入之时，有“所谓清议，有所谓舆论，清议与舆论，皆基本于国是，不待议不待论而自然成立者也”。可见，清议、舆论在杜亚泉的思想世界里是同一回事，而且是不需要通过公共讨论而自然存在的天理定则，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格。

但从横向比较的视角来看，晚清的舆论虽然驳杂万象，纷繁迷离，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多元而丰富，从不好的方面来说，舆论呈现出粗浅含混的面相，很多西方学理一进来就异化，艰深的学术迅速意识形态化，浅俗的迅速口号化，名士呈现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随意性与迎合民意。清议是个体性的言论，强调的是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思想，清流不会去迎合大众意见，也不会屈从于多数意见，而名士就不一样了，往往屈从于民意，沉溺于借报刊文字暴得大名的陶陶然之中，自我反省与克制的一面相对薄弱。这确实是一种立论者缺乏责任意识和自主性下降的表现征兆。从晚清言论界巨子梁启超的反思中也可以窥探到这一特征：“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者，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当时的官员和士绅阶层对于报人和名士的不满，也间接地说明了部分报刊文字的粗制滥造。姚公鹤如此记述报人之社会形象：“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

晚清民办报刊大多依托于社团或学会，这个时期的舆论基本上还是一种自主性的言论表达，到了后来，很多有明显政治目标的政党直接创办报刊，这时候的报刊舆论就直接服从于宣传的需要了。方平的研究发现：“辛亥革命前的二三年中，一些新创办的政治性报刊几乎完全成为政治集团的喉舌和传声筒，如《政论》之于政闻社，《国风报》之于立宪派，《预备立宪公会》之于预备立宪公会，‘竖三民’之于革命党等。这些报刊的政治立场虽不尽相同，甚或截然对立，但它们却有一些共通的准则，即首先提出一个目标，继而鼓吹采取共同一致的行动，并相信通过一致行动可以达到预定的目标。因此，在这些报刊中，社会舆论几乎完全为政治宣传所取代，甚或成为政治集团意识形态的代称，而独立的受众的声音则难觅踪影。社会舆论随政治集团的政治主张而流转，日渐政治化、党派化，既是公共领域趋于繁盛的表现，也是其发生某种转折和畸变的开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清议和独立的舆论都似乎相对边缘化了。

如果我们横向来看哈贝马斯所描述的欧洲公共舆论的产生过程，就会发现清末民初公共领域里的舆论呈现出如此面貌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式的公共舆论是直接从政论报刊的创办开始的，之前并无一个欧洲近代的公共领域诸种机制的充分发育，没有一个类似咖啡馆、沙龙、酒吧等发达的社会空间，形成理性自主能力和批评意识，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在对话中遵守话语伦理的习性，更不用说论辩理性的发展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家庭作为私有领域塑造公共领域里的主体的意义，只有在家庭的非商业逻辑和非权力逻辑的私密空间里，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识才会得到充分发育，共同体的社群意识也才会形成。可是晚清以来的中国，家庭恰恰象征着需要被疏离、批判甚至推翻的传统价值，家庭被阐释成了宰制个体自由的牢笼。到了五四时期尤其如此。这样，个体直接被抛掷到社会，成为原子化的漂浮而无根的知识人，心态上极易游离失守，言论上极易浮躁不安，无可退守的个体要组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众极其困难，反而更容易在政党力量操控之下与群众结盟。

民国成立以后，舆论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既非直线式的进步，也非完全的衰退，而是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形成了博弈互动的局面。民国刚成立的时候，报刊的自主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张。戈公振说当时的报界是“朝气甚盛，上足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对于当时报刊舆论之激荡，孙中山没有采用政治暴力压制，而是试图将之引导至良性温和的建言：“报纸在专制时代，则利用其攻击，以政府非人民之政府；报纸在共和时代，则不利用攻击，以政府乃人民之政府也。”但他的这番劝说并无实效，言论界愈演愈烈，最后临时政府出台《中华民国暂行报律》来规约新闻界，这导致言论界的强烈不满，掀起了一场“报律与报界名誉之争”。民初共和政府成立时，全国共有500多家报纸，而当袁世凯夺取权力并压制新闻界后，北京只剩下20多家“顺从”的报纸，上海剩下5家，汉口剩下2家。林语堂认为京沪等地的报纸不愿在政治强暴之下苟且偷生，而是自愿关闭报馆，这说明了当时言论界的风骨，而袁世凯政权的迅速坍塌，更说明了被压抑的舆论事实上有着强大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其实就是晚清以降的公共舆论，事实上是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如果政治统治得不到民意和舆论的支持，那么这种政权就势必脆弱而速朽。

戈公振也曾谈及这一点：“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伪造。否则，报纸自报纸，国民自国民，政治自政治，固毫无关系也。”公共意志借舆论得以表达，而民主政治应该受到公共意志（即公意）之规约。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戈公振在“制造舆论”与“代表舆论”之间所作的区分，这种区分其实是对清末以来言论史的一种检讨。清末以来的一些政论报刊往往依附于某个政党，为了宣传其主义与主张，常不惜杜撰新闻，从而制造舆论和“民意”。如章太炎说《苏报》：“要之当时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张季鸾更是从一个职业报人的视角检讨新闻业：“报馆记事，不自采访，投稿多系虚造，报纸惟取之以充满篇幅，其真伪不问也。以故政界轻视报纸，尤鄙夷访员，几于报纸为谣言之代称。”而新闻报刊的天职本应该是代表舆论，反映公共意志，这看似消极，却坚守了舆论机关的底线。

袁世凯称帝败亡以后，中国的报刊出版业再度崛起，其间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晚清以来中国报刊业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各种主义与思潮，在报刊上争相表达，形成充满两歧性的五四思想世界。这个时期的新闻与言论之所以能够从袁世凯主政时期的“黑暗时代”重返“黄金时期”，与其外部自由空间的呈现有莫大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作为民初政治权威人物袁世凯的去世，留下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北洋各系都无法垄断这种最高的政治权力，反而在混乱的政局中出现了多元化的舆论空间。正如论者所指出：“其一，上海、天津、汉口等地有租界，在租界内所办的报刊，其言论虽为政府所不喜，因为法权不及，很难禁止，仅能在邮寄方面加以检查。其二，各派军人各有地盘，在甲地盘之报刊，对乙地盘的政治加以批评，乙地盘的当道无从干涉。其三，当时军人当政，忽视文化思想问题，传布思想、学说的文章，只要不直接批评政治，很少受到禁止。”

从李大钊的一篇讨论政论家与政治家之关系的文章，也可以管窥当时的“言论界”的集体心态与自我定位：“政论家宜高揭其理想，政治家宜近据乎事实；政论家主于言，政治家主于行。政论家之权威，在以理之力摧法之力，而以辟其新机；政治家之权威，在以法之力融理之力，而以善其现状。政论家之眼光，多注于将来；政治家之眼光，多注于现在。政论家之主义，多重乎进步；政治家之主义，多重乎秩序。政论家之责任，在常于现代之国民理想，悬一高远之理想，而即本之以指导其国民，使政治之空气，息息流通于崭新理想之域，以排除其沉滞之质；政治家之责任，在常准现代之政治实况，立一适切之政策，而即因之以实施于政治，使国民之理想，渐渐显著于实际政象之中，以顺应其活泼之机。故为政论家者，虽标旨树义超乎事实不为过；而为政治家者，则非准情察实酌乎学理莫为功。世有厚责政论家，以驰于渺远之理想，空倡难行之玄论，而曲谅政治家以制于一时之政象，难施久远之长图者，迨两失之矣。”在这种论述里，政治家与政论家并非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互补的两极。政论应该引导和规约政治，俨然政论所代表的应然之理具有客观上的效力，这种思维方式，溯其本源，类似于传统读书人惯常的对于道统与政统之关系的思考。简言之，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言论界，张扬着一种个人本位和自我醒觉的主体意识。知识人虽然强调舆论的重要，却并没有强求舆论的一律，仍旧基本上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思想世界。

到了五四运动之后，激荡的时代思潮如潮水缓缓消退之后，国人的心灵重新陷溺在空虚之中，而民初以来的黑暗政治与军阀割据，以及社会秩序的失范，导致时人开始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理念来统合整个社会。冷静睿智者，如杜亚泉，曾经对这种强有力主义表同情之理解：“强有力主义者，一切是非，置之不论，而以兵力与财力之强弱决之，即以强力压倒一切主义主张之谓。当是非淆乱之时，快刀斩乱麻，亦不失为痛快之举；此盖无法之法，无主义主张中之主义主张，时势所趋，不至于此不止。”多元而没有权威的公共舆论，在世人看来就会觉得是一种失序和混乱的思想世界，这个思想世界投射的就是茫然杌陧的心灵世界。这种呼唤强有力主义的政治理念往往以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的“主义”形式彰显。极端者甚至认为其时的中国根本没有所谓舆论。其时任《时事新报》主笔的张东荪就说：“舆论既然就是国是，必定要统一的。则中国自清末以来，可谓从来没有舆论了，因为中国人对于国是，从来没有统一的主张。自革命以后，更是纷歧。推其缘故，我敢说就是党见。我常说中国人只有党见，没有政见。”党见与政见的区分，可谓一语中的，党见充斥而政见萧条，舆论之公共性就会受到削弱。公共性首先在于形式的公开和自由，所有议题都是出自公心而可以自由辩论的；其次在于这种讨论能够逐渐形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这个共识到了一定程度就成为了“国是”，对于政治生活有规范作用，而对于公共生活有导向意义。

时代在张东荪发出如此感叹的短短数年之后发生更大的转折。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以及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开始与各自的主义结合，并仿效苏联的政治体制与宣传模式。这个历史的变动对于公共舆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可以说此前的舆论到了此时已渐有被“宣传”所取代之态势。

舆论是自发的对话，它预设了个体具有理性的能力，能够通过对话而形成对真理的认知，而宣传是预设了政治立场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是将一种政党所持有的主义通过宣传系统伸展到其组织体制乃至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宣传者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只是服从于政党机器的需要。舆论相信理性的力量，而“主义的宣传”则走向大众动员式的政治解决与社会革命。

《大公报》对国民党日益加紧对舆论的控制和对党义的宣传极其不满，多次发表社论批评。如1929年12月29日的社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写道：“查党国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多少有承袭苏联式或法西斯式理论之趋势，将完全置全国言论界于党部指导管理之下，而绝对统一之。其所谓统一，非仅言论已也，纪事亦然，故其理想的境界，为全国报纸言论一律，纪事亦一律，当局谓黑，则俱黑之，谓白则俱白之，其所是否者是否之，是此种制度下之报纸，其职责乃完全为当局作政策之宣传，不复含自由宣达民隐之意也。”该文指出这种将新闻言论审查与宣传党义熔为一炉的制度将导致两大恶果：“其一，宣传过于统一严整之结果，人民神经久而麻痹，反使宣传失效；其二，报纸专为政府作宣传机关之结果，全国言论界单调化，平凡化，根本上使人民失读报之兴味，最后足使报纸失其信用。由前者言，政府之不利也，由后者言，报纸之不利也，可谓两失之矣。”宣传往往是与意识形态、主义等扭结在一起的，它漠视个人具体的经验，而建构一套逻辑严密的话语来宰制受众的心灵世界。

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也诉诸“阶级战争”来解决社会问题。他在《谈政治》一文中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在这种阶级分析话语背后，显露的是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这种激进的心态自然容易与许诺可以总体性地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主义”合流，而留给舆论正常发展的便只有一条窄路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俄国革命的成功，让左翼知识分子的论述展现出巨大的无远弗届的理论力量与现实感召力。如论者所指出：“新主义者（主要是指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引者注）与晚清以来各种主义者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他们想用一种最新、最进步的主义来指导一切，涵盖一切，解释一切，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的领域。激烈的新主义者认为立即参与群众运动，马上着手进行社会革命才是根本之务。”

正因为政党意识形态的两极化，导致舆论的公共空间遭受挤压。其时在上海的林语堂敏锐感知到了这一变化：“四五年来，新闻界的影响力渐渐萎缩，几至于无，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比190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都要差。——这里只是记录客观事实，不准备讨论促使现在的统治者剥夺公民自由的因素。”与公民自由被剥夺同时呈现的是宣传话语的腾嚣一时，在政党看来，宣传无异于“另一种启蒙”，将个体编织进“主义之网罗”；而在一般读者看来，宣传的意义则大打折扣。如其时任职申报馆的杨荫杭在《非宣传》一文中直接质疑宣传的功效：“以宣传为政治，其基弗固；以宣传为外交，其信弗孚；以宣传徼民誉，谓之标榜；以宣传售苦窳，谓之欺罔。”即此可见宣传话语在被宣传者处所激荡之反感。在1920年代，虽然有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国家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政治思潮涌动和传播，但是由于前两者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做支撑，并熟谙宣传技术和党化教育，逐渐吸纳其他思潮的信奉者，而自由主义者的声音便日益显得微弱，而其政治空间则更趋单薄。

面对这种挟主义之威势而腾嚣一时的宣传话语，胡适在《政论家与政党》一文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政论家：一是“服从政党的政论家”，就是所谓“党的喉舌”；二是“表率政党的政论家”，这些人是政党内部的成员，并不代表一党的全部党员，只代表一党的具有先进性和反省能力的思想阶级；最后一种是“监督政党的政论家”，这种类型的政论家才是胡适等知识人所认同的社会角色，也是他们在大学教授身份之外最愿意扮演的社会角色。这种政论家的特征就是：“只认是非，不论党派，只认好人与坏人，只认好政策与坏政策，而不问这是哪一党的人与哪一派的政策：他们立身在政党之外，而影响自在政党之中。他们不倚靠现成的势力，而现成的势力自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督促。”这可谓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主义崛起的1920年代的言论自觉。

从清流到名士再到政党喉舌的主体变迁，所对应的就是清议到舆论再到公然的意识形态式宣传的过程。其间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核心价值的变化，或者说是言论的正当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就如王汎森所归纳的那样，是一个从“天理”到“公理、公例时代”再到“德先生、赛先生”最后折入“主义的时代”的嬗蜕过程，这其实反映了公共舆论背后的客观性逐步衰落，内在的统一性（虽然清末思想源流驳杂，但都诉诸或标榜公理、公例，说明还具有形式上的一致性）分崩离析。儒学意识形态逐渐成为游魂，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双峰并峙，最后前者胜出，报刊舆论定于一尊。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就是晚清以来，传统的天理世界观不再成为中国政治正当性的来源之后，中国政治秩序重新寻找和建构政治正当性的过程，清议的淡出历史标志着儒学意识形态的退出舞台，而舆论背后的政治正当性有着一个从公理到公意再到民意的变迁历程，客观性逐步消解，民意成为政治权力可以操弄的对象，宣传意识正是在这个历史过程里产生，并为朝野政党所利用，政治的正当性成为一种可以以宣传建构舆论来构造的民意道具。

自然，上述过程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一个主要趋向，与此趋向相始终的是一些并不直接隶属于某个政党的报刊的“自由言论”。在权力的缝隙之中，这些报刊努力在主义的喧嚣之中挤出一条言路，倡导理性对话，重视个人价值，捍卫民主自由。这之中尤其以倡导“四不方针”的《大公报》和追求言论自由的《申报》为代表。在这些非党报塑造的公共舆论背后，是寻求自由言论的知识群体和崛起的中产阶层，他们在两党竞争的夹缝中，试图捍卫舆论的独立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