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从中越两国的经验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

中越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尚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并统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当前两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呢？关键在于找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化带动了经济体制各个领域的变革，使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只有实行多党竞选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不搞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算到位。这是把西方民主模式当成衡量民主化的标准，否认民主化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模式。从根本上说，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搞多党竞选、轮流执政是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成立不同的政党来竞选，如果人为地建立非无产阶级政党来竞选，让它上台执政，那就会导致国家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改变，使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的剧烈震荡，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失去赖以顺利进行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和越南如果搞多党竞选，西方敌对势力必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介入和干预，使中国、越南的改革也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实现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我们绝不能忘记苏联和东欧国家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

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当前，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人民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讨论如何才能打破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看做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新路”，说明了人民监督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极端重要地位。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终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路径。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实行举报制度以来，所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包括大案要案，其线索大都是来自群众的举报。互联网的普及更为民众打开了一条监督政府工作和监督各级领导干部行为的重要渠道。又如，越南国会实行质询制度以来，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国会的关切度，国会代表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进行质询的场面，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直播，成为群众关注和议论的热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文章评论说：“国会也从原先的橡皮图章变成了真正开展辩论、进行监督的会场。”总之，必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断提高和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和健全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在内的人民监督体系，形成自下而上监督和自上而下监督相结合的强大的行之有效的监督网，将权力运行置于广大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只有这样，像遏制腐败那样的难题才能迎刃而解，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效率才能不断提高，其公信力也必然会不断增长。

只有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够接受人民的监督。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因此，完善人民监督机制必须积极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越南的国会代表已经实行了直接选举，中国目前县以上人大代表实行的是间接选举。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时间表，21世纪中期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全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也将变为现实。现在我们必须准备条件，自下而上地逐级推进从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上述讲话距今已经20多年了，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虽在多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从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过渡却进展迟缓。加快向直接选举过渡的步伐变得越来越紧迫了。如果到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时，普选仍未提上日程，那就会陷入政治体制严重滞后于现代化进程的窘境。

中越两党对政治体制改革都采取积极和慎重的态度，都选择了渐进的方式。与中国相比，越南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会相对比较小。因此，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作出了一些大胆和有益的尝试。越南的经验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书试图通过对越南政治革新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通过对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中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