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代表世界外交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政治外交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精辟地阐述了中国政治外交的立场、原则和内容。从政治外交的立场上看，胡锦涛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5]从政治外交的基本原则上看，胡锦涛强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我们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中国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6]从政治外交的基本内容来看，胡锦涛指出：“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我们将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7]党的十八大产生的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正是按十八大所确立的外交方针而展开。正如2013年3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发表的题为《携手合作共同发展》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的：“加强同金砖国家合作，始终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中国将继续同金砖国家加强合作，使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更加强劲、合作架构更加完善、合作成果更加丰富，为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政治外交的阐述，使中国政治外交的理念在新时期和新阶段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外交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的重要论述，就是新形势下我国政治外交的核心精神，而这一核心政治外交精神正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不同时期三代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精神集中地体现了通过外交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理念，集中体现了我党先进外交文化的发展要求，集中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愿望和根本利益。

我们党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党的历届领导人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精神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外交思想和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确立的科学发展观中的外交思想[8]，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政治外交核心价值体系。

中国政治外交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强大的、先进的外交文化，是中国外交的根本指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必然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理念中，体现中国伟大的坚定有力的外交原则和伟大的民族精神，以此来展开外交文化软实力的吸引力，在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外交原则、核心外交精神等落实到中国的外交政策之中。

什么是外交文化？中国资深外交官张宏喜给“外交文化”作出定义：“狭义的外交文化定义是指在外交实践过程中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财富。”[9]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杰弗瑞·威兹曼（Geoffrey Wiseman）对外交文化作了这样的定义：“外交文化是指根深蒂固存在于国家层次的有特色的外交机制，价值和规则”。他认为，“作为世界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外交文化的具体方面是，‘武力只是作为最后的手段、透明度、持续的对话、多边主义、谦恭’五个方面”[10]。

综合上述两个定义来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核心价值体系，可以表述为，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外交意义上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财富，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强大的传统优秀战略与谋略思想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方针政策所体现的、建立在国家层次上的有特色的外交机制、价值和规则，集中的体现就是以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核心外交原则和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定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坚定地站在广大第三世界一边等外交机制、价值和规则的体系。

本章主要是探讨作为价值层面即理念层面的外交文化，即从先进文化的意义上，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核心外交原则与外交精神。外交理念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国外交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因此，它在外交文化中是最根本的和最核心的，而外交机制和外交规则则属于外交文化中低一个层次的东西，可以说它们运行得好坏和价值的体现是由外交理念的正确与否所决定的。在外交理念正确的前提下，外交机制和外交规则设计得是否科学和建立得是否完善，也直接影响着外交理念体现的效果，正确的外交理念又同时有科学和完善的外交机制的运作，就能够使外交理念所追求的目标得以充分表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外交理念与外交机制和外交规则相对称和相协调的结果。正如中国学者指出的，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中国共产党起核心领导作用；外交决策机制长期稳定、高端、保密；外交决策机制内合作协调、民主协商；外交决策机制的领导核心突出、决策有力”[11]等特点。如果外交理念是错误的，再好的外交机制和规则，只能使错误加速扩大。外交理念是正确的，即使外交机制和规则还不够完善，执行外交方针的手段还不够先进，但操作起来不会发生方向性错误，当然，这决不意味着理念先进就不顾机制和规则的完善和更新，正相反，先进的理念一定要有先进、科学的机制，落后的机制和规则是不足于担当理念所要求的重大使命的。当然，由于理念先进，也往往使人容易麻痹大意，往往对机制和规则的先进性要求不够紧迫。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外交理念反动落后，但是它们又往往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技术层次的机制和规则的制定上，从而也相当程度地延缓了资本主义外交没落的命运。

中国政治外交核心价值体系经过多年的外交实践检验，完全正确，应该长期坚持下去，如果要变，也只能是更加优化意义上的变，而不是把其中的核心理念抹掉的变。如果把核心的理念抹掉，也就意味着中国长期有效的外交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人倡议并忠实履行的国际关系准则：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与发展

最早提出“和平共处”思想的是列宁。1919年底，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指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12]。斯大林在列宁的基础有所创新。斯大林1952年4月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怎样的基础上和平共处指出：“只要双方有合作的愿望，决心履行所承担的义务，遵守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13]列宁和斯大林对“和平共处”的阐述是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很重要的思想基础。中国不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是忠实实践之。五项原则早已载入中国宪法，成为外交政策之基石。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截止到2008年1月1日，世界上196个国家中，中国同174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同邻国通过和平谈判基本解决了边界问题，特别是与我们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达程度的所有国家改善和发展互利合作关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贡献。这都是和中国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国家利益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更高的目标设计着世界的未来。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就倡议把五项原则作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价值理念，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当然，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横行于天下，旧的国际政治秩序仍然十分顽固，中国的倡议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极力维护的旧秩序的顽固抵制。

西方学者曾断言：“创造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力量源于发达世界。它们是发达世界发展的产物和结果。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挑战所作出的回答不会在第三世界中找到。如果有过已经证明为完全不正确的事，那就是50年代和60年代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许诺。这些领导人包括印度的尼赫鲁、中国的毛泽东……他们许诺第三世界将找到新的不同的答案，而且将真正创造一种新秩序。第三世界没有履行这些以它的名义许下的种种诺言。后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政体的挑战、机会和问题只能在它们所产生的地方解决，那就是发达世界。”[14]西方学者道出了国际政治话语权仍然被西方世界掌握的事实。由于话语权被西方世界掌握的基本格局没有变，所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短时期内达到“创造一种新秩序”的程度，很多事情由西方人操纵就在所难免。比如，西方国家以所谓“国家形象”调查为名，可以把实际形象很差的国家提升为“一流好形象”的国家，而把真正爱好和平，在国际关系中真正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国家评为形象差或者形象一般的国家。比如“安赫尔特·捷孚凯·罗伯国家形象指数调查机构”2011年度所作的50个国家的全球形象指数报告中，“形象”最可观者为“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瑞士和瑞典”，全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排名世界第一，而中国排在“第22名”，其测评标准为所谓的“出口、政府职能管理、文化、国民素质、旅游以及移民、投资环境”六大板块。很明显，这样的调查仍然是西方话语权在作怪。客观地来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内政与外交的表现来看，总体美国的国家形象应该排名很靠后，怎么就成了国家形象良好，“世界第一”？岂不是咄咄怪事！在这里，让我们引用马克思一百年多年前的一段论述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渔父》中的政论，可以把美国是一个什么形象的国家搞清楚。马克思在他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檄文中说，“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5]而庄子的“人有八疵，事有四患”的思想，正是经典地描述了那些在“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上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庄子说，“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谓之总；莫之顾而进之，谓之佞；希意道言，谓之谄；不择是非而言，谓之谀；好言人之恶，谓之谗；析交离亲，谓之贼；称誉诈伪以败恶人，谓之慝；不择善否，两容颊适，偷拔其所欲，谓之险。此八疵者，外以乱人，内以伤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谓四患者：好经大事，变更易常，以挂功名，谓之叨；专知擅事，侵人自用，谓之贪；见过不更，闻谏愈甚，谓之很；人同于己则可，不同于己，虽善不善，谓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16]美国总是以干涉之举企图总揽别国内政；别国对美国价值观不感兴趣，但它总是以佞言“进言相劝”；它经常以谄媚之态迎合和它战略利益一致的国家采取和别国对抗的政策；它经常以阿谀之方式不辨是非而附和其盟国；它总以谗言随便给别国贴上“独裁国家”“流氓国家”的标签；它经常以贼害方式离间一些本来良好的国家间关系；它经常以邪恶奸诈虚伪之举动败坏别国名声；它经常以阴险方式不辨善恶，两种面孔投合它国，暗中助长自己的单边利益。这八种毛病，对外扰乱别国，对内伤害自身。四种祸患中，以叨贪之性好控制世界，变更常规，一心图谋不义的国际功利；以贪夺之疯狂独断专行，凌驾人上自以为是；以执拗之态有错不改，愈听劝谏愈甚；以自矜对附和于自己的意见就肯定，不附和于自己的意见就否定；这四种祸患在美国身上不也是表现得非常充分吗？美国如不除去这八种毛病和避免这四种祸患，其国家形象能好起来吗？西方国家的所谓国家形象调查机构狡猾之处，就在于它们只从国内问题的解剖入手而偷梁换柱地、巧妙地达到在国际上“正面形象”树立之效果，这当然是非常片面的和别有用心的。我们不排除美国内政上的治理有很多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之处，但光讲内政是不足以全面反映一国之国家形象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国家形象调查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应该是内政与外交同时进行评估。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念，我们认为在毛泽东时代提出并为新中国的外交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思想武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博大精深的政治文明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外交得以取得辉煌成功的先进的外交文化思想体系。“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恪守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国际事务中的放大，“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是中国人长期秉承的谦虚精神与和谐观在国际事务中的具体表现，更是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考虑的核心外交文化。反之，如果我们不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甚至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其道而行之，那一定会出现《荀子·王霸》中所出现的情况：“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17]

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提出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理论基础。今天我们挖掘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可以使我们正确把握新时期中国努力建构的先进的外交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公正、互利、平等、具有强大先进生产力内涵的国际经济与科技的合作与交流，使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通过中国成功的外交工作而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安全的利益。

一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代表人类社会理想和促进世界真正和谐发展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任何国家都敢于理直气壮地提出和接受的、代表人类社会理想的国际关系理念

“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帝国主义国家条条都不沾边，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所获得的一切利益，都是建立在对这五项原则的蔑视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文明史就是如此，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再完全按照老办法获取利益已经行不通了，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的日益觉醒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人民普遍的和平愿望，使帝国主义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的历史条件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很多传统安全的问题已经不可能由帝国主义国家随心所欲地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相处的国际条件和时代已经到来，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注意到中国和印度等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由于他们国体本身的落后性与反动性，使他们不可能像中国一样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对外政策的宗旨。毛泽东指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想法？据我知道，美国和英国也说，它们要求和平，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是，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明，它们又不愿意干”，“澳大利亚说怕我们，说共产党要去侵略它。可是我们连船都没有，怎样去法呢？澳大利亚参加马尼拉条约，说是为了防御。但是我们向它提出五项原则，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干。”[18]其实，毛泽东的思考从根本来看，也是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因为如果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目标总是称霸，其称霸的本钱迟早是要耗尽的，如果美国总把心思放在干涉别国内政上，总对别国不平等对待，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没有什么好处，比如，美国总是眼睛盯着别人，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可能都顾不上，内政上也可能出大乱子。这种情况在美国现代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从美国内政上最新的案例看，比如从2011年9月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占领华尔街”由开始自发的街头行动逐渐壮大，抗议活动反映了美国民众表面上是对金融行业的不满情绪，实际上是对美国政府对外闲事管得太多而内政治理不力的严重不满。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结果是美国政府采取不公正的救助华尔街的办法，已使美国人民产生不满，美国人民觉得这个系统不公正、不公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府极力支持的阿拉伯之春模式传染到了美国，“草根阶层”也要走阿拉伯草根的道路，发展自己的“美国之秋”。在阿拉伯国家司空见惯的街头和广场革命，现在移植到了美国，这真是具有极大的喜剧性和滑稽性效果。《道德经》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19]这段话用来解读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很有用的，美国要想取得霸权而建立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这是不会达到目的。国际政治这个天下神器，是不可随意控制的。要想控制它就毁坏了它，把持它就丧失了它。因为世界是多样性的世界，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样板发展，不可能按照美国的意图行进，因为这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实际状态，美国只能顺乎国际关系的自然法则，去除称霸的恶念，走上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的道路才是前途所在。但是美国似乎不懂如何与国际社会真正和平相处之道，这一点，连资深的美国外交家基辛格也承认“美国建国才200多年，不懂外交”[20]。至少美国缺少历史积淀很厚实的外交哲学。

（二）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正落到实处，而不是讲讲就算了，因为这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向全世界宣布的对外政策原则不是来虚的，而是实打实的，是要真正落实到中国的外交实践之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伪装成“爱好平和”，欺骗其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会说说愿意“和平共处”之类的话，但是口惠而实不至的，因为其统治者的本质决定，他们是不会真正采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它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21]

（三）科学而准确地界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内容

重大的政治主张必须要有切实的可操作性，内容应该言简意赅并为别国所接受。毛泽东1954年12月1日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向吴努解释“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含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已经确定了我们相互间关系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中的一条叫做互不干涉内政，另一条叫做平等互利。什么叫互不干涉内政呢？那就是说，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因此，缅甸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承认吴努总理的政府。一国也只能有一个政府。至于一个国家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的事，别国也不能管。这就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我们既然讲合作，就不能互相损害，否则就合作不好。既然现在存在有怀疑，那末就要找证明，看看究竟是互利还是互相损害。在我们的合作中可以找到证明。”[22]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支持和拥护的，但是，和中国领土接壤的一些国家由于受到国际反华势力的挑唆和不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总是会对他们边界另一边的这个巨人不放心的。中国及时地提出并率先垂范五项原则，使中国的邻国对中国的怀疑和不放心得以解除。1957年12月14日毛泽东对来访的缅甸副总理吴觉迎说：“缅甸的土地是缅甸人民的，中国任何人都不能要缅甸的土地。前次吴努总理来华时，我问他缅甸是否有人害怕中国，他说有些人害怕。当时我也向他解释过，缅甸不必害怕中国，我们坚决反对侵略，对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一样反对”，吴觉迎说：“我们也相信中国是这样的。不过在吴努总理来中国之前，和同毛主席见面之前，缅甸对中国确实有些害怕，因为缅甸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自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并在我们共同倡导五项原则后，我们彼此都了解了，所以现在缅甸没有害怕的情绪。”[23]中国为了增强缅甸对中国边境省云南省的了解，还建议缅甸在昆明建立领事馆。中国是个大国，缅甸担心中国是自然而然的。从世界历史上看，大国欺侮小国是家常便饭。旧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封建王朝，也曾经欺侮过周边的小国，但新中国完全摒弃了旧中国时代对小国的那些不恰当的政策，做到了真正的平等和尊重，既继承了老子的大国应该处于谦卑的地位，同时又扬弃了“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对小国谦下，不是为了取悦小国而使小国心甘情愿“屈服”中国，即今天的中国既不追求老子所说的“大国不过欲兼畜人”，也不希望“小国不过欲入事人”的状态，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很多方针都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会也不应去干涉。我们一定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支持你们，这对双方都有利。”[24]毛泽东曾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表示：“如果泰国愿意，我们可以同泰国结成友好关系，根据五项原则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中国有三百万华侨在泰国，其中很多人反对中国政府。如果我们同泰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是否要把蒋介石分子赶出泰国呢？我看不必，只要他们不侵入我国国境。在缅甸的华侨中也有蒋介石分子，他们至今不挂我国国旗，而挂蒋介石的旗子。”[25]从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中也可看出，新中国对待小国的外交政策，是谦下但不谋求“下以取”，中国作为大国对小国实践谦恭但不谋求支配小国，使中国通过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真正地达到了大国和小国“两者各得所欲”的双赢局面。

（四）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除西方国家对华封锁与遏制，争取西方国家的一部分逐步转变为和平的力量

争取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平共处，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战略上的共识，而用什么样的理念和原则与主权国家交往，总要找到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认可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办法，不但是友好国家可以接受，甚至对自己还相当有敌意的国家或者是国家集团也认可的原则。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突破口放在英国。早在1954年周恩来就指出：“英国对推进中英关系采取了主动的态度，在日内瓦，英国执政党通过艾登跟我们接触，现在反对党又来访华，都是证明。我们改善同西方的关系将先从英国开始。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丘吉尔、艾登都这样说过。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迫使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说些和平共处之类的话。这是人民的要求，美国统治集团也不得不考虑这一点。”[26]英国的艾登首相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认可的，为此周恩来感到很高兴。[27]《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新中国领导人提倡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根本的指导原则，完全是基于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传统和治国理念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表达，正所谓中国国际关系理念之“道”是“取法”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新中国政治制度的必然要求。周恩来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会向外扩张，根本不会对其他国家进行侵略。我们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主张由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愿意同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保证互不侵犯，和平共处。我们深信，这种主张不仅在目前国际关系中指出了一条符合于全世界人民利益的道路，而且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最现实的。”[28]今天中国作为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用事实证明，中国没有向外扩张和对外发动侵略。中国也没有向外输出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输出革命的苗头，也造成一些外交上的麻烦，但很快就得到纠正），中国一直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我们同西方国家也基本实现了和平共处。中国用扎实的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完全忠实于自己的承诺。春秋时有位有远见卓识的虞国大臣宫之奇就说过：“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用今天的话来说，宫之奇的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的核心观念是对外政策上讲“忠信”，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非忠非信”于他国，实际上也等于把国家放在既不能立，也不能固的危险境地。比如春秋时虞国亡于晋国就是因为虞国不忠诚于它对虢国的盟约，其国君竟然因晋国的“垂棘之壁，屈产之乘”的蝇头小利而背信弃义地让晋国借道虞国去攻打虢国，晋国灭掉虢国后，转而灭掉了虞国，虞国是害人开始，最后是害己告终。唐太宗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类似这样的历史上的反面教材，对今天中国对外政策的启示意义非同小可。新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以史为鉴，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外交文化渊源。

（五）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念向纵深发展，形成国际社会崭新的、有强大生命力的外交文化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不懈努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念开始向纵深发展，在当时整个国际局势向缓和方向发展的背景下，印度总理尼赫鲁所提倡的“不参加军事同盟、坚持和平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国际社会一切和平力量的肯定，即使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不能完全忽视之。对此，周恩来指出：“扩大和平地区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就是坚持和平政策，坚持民族独立的政策，不参加敌对性的军事集团，反对在自己领土上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主张国际经济合作，但是不容许要求特权和附加政治条件，主张各国平等友好地相处。实际上，这就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以发展了。现在，许多亚非国家已经这样做，在欧洲也出现了执行这种政策的国家。这种趋势在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增长，也影响了美洲国家。这种趋势使西方国家不得不考虑他们的立场。”[29]

1957年第12届联大通过的《各国和平和睦邻关系的决议》，要求各国“互相尊重和互利、互不侵略、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仍然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的情况下，中国核心外交价值观及中国、印度等创立的国际关系准则首次以联大的形式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1969年9月的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代替冷战对抗和可能的核灾祸的唯一可行方法。1970年第25届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照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及合作关系的国际法宣言》和1974年第29届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第一章，在实质内容和措辞上几乎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致。这些国际文件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准则。

到了7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又写入了指导当时中美关系的三个联合公报之中。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中美关系迈向正常化关键一步的中美《上海公报》就明确记载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0]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8月两国政府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都庄重地重申这一原则，同时在中国同所有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双边关系文件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都得到确认。这一切表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外交文化，已为众多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所广泛接受。它不断地在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和一系列国际文件中被引用和重申。

现在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所倡导的这一重要原则还能否持续地坚持下去。《道德经》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轻则失根，躁则失君。”《道德经》还说，“静之徐清”，“动之徐生”。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静”，才能使中国的外交更加清晰，战略与策略才能更加有效，而只有建立在清晰和坚定基础上的外交战略与谋略，才能使中国的外交行动产生更多的双赢和多赢的国家利益。从根本上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精神是为“重”和“静”，是绝对不能“轻”和“躁”，就像“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一样，中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能脱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核心精神。

（六）倡导建立国际制度，保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执行，创造集体和平的局面

一种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主张和思想，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加以保障，这种主张就很难落到实处。周恩来曾向第三世界国家建议：“我们不但有了国内的制度，而且主张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那就是各国和平共处，互相监督，国际间一切争端通过和平协商解决而不用武力。我们在国际上主张和平友好的政策，各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以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来相互约束。这就是一种国际保证，使得国家不分大小都可以和平共处，互相帮助发展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我们要把殖民主义只为自己发展而把别人搞穷的原则埋葬掉。这种政策是不排斥任何国家的，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内，大家平等相处。”[31]

当然，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力量还很弱小，中国还处在新国家的建设初期，力量还很有限，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很猖獗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这一主张很难有实质性实施的可能，但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心目中已经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定为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了。为此，周恩来指出：“除了联合国宪章以外，国与国之间还可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者扩大成为集体和平公约，例如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可以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这种公约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军事集团，而是为了集体和平；不排斥别人，也不反对任何国家。各国以五项原则或十项原则为基础，互相保证长期和平共处，用条约形式把这种保证固定下来。”[32]

（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施所面临的曲折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发生复杂的变化，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印两国发生边界的武装冲突，中苏的矛盾也公开化，帝国主义国家为此十分幸灾乐祸，它们在国际社会大肆造谣说中国不再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了。周恩来指出，“西方舆论正在造谣说，中国已经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因此，我们再来重申这一主张就更能引起亚洲和世界人民的注意，揭穿帝国主义的谎言”，中国和亚洲三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周恩来指出：“今年签订的这三个条约都是根据我们历来的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33]这充分说明，中国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政策是没有任何变化的，而且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旗帜，确实和广大民族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以友好条约的形式将友好关系确定下来。广大民族国家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个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史，在包括中国、印度等国家取得民族独立和恢复国权的伟大过程中，帝国主义国家和前殖民主义国家，其肮脏的旧殖民主义心态驱使它们在新兴民族国家不间断地采取破坏性手段，在民族国家间制造冲突和对抗因素，加之前殖民主义国家历史上在民族国家之间在领土和边界问题上遗留下了大量潜在的冲突因素，在面对民族国家因共同的命运而日益走向团结和合作的历史性的时刻，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最后使出它们的绝招，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离间为手段，选择压倒民族国家这群大“骆驼”的最后的稻草为“最佳”对象，终于使印度等一些民族国家上了当，倒在西方世界设下的陷阱之中，中印冲突不可避免，至少民族国家的团结合作受到破坏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个世界上最进步、最有普世价值、最有前途的、最先进的国际政治主张和真正代表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外交文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和推广的力度就明显削弱。

二 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实践并创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历史证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完全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在现代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对抗的时代，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冲突是主要的表现形式，而几乎不存在正常的国家间关系，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互之间的关系就没有理顺过，原因在苏联方面要么进行意识形态的严重对抗，要么就和美国不讲原则地企图搞“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政治游戏。苏联企图用“大家庭方式”控制中国，美国也因它“失掉中国”而转而对中国采用遏制加封锁和意识形态对抗的政策，由于长达二十多年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美国也没有直接的机会感受到可以和任何不同社会制度国家打交道的、符合当今世界外交潮流的、能够真正给国际社会带来和平与和谐的外交文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令人感到很遗憾的事情。美国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在尼克松访华后的1979年1月1日才得以实现，中国的等待确实漫长了一些，但如果中国不是以五项原则为建立外交的政治基础，而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中美关系正常化今天都未必能够到来。

（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提供了强有力的外交支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传承下来的宝贵外交资产，它不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发挥强大的作用，在改革开放时代，其理念为营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发挥着越来越强大的作用。冷战后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也正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发挥强大作用的时机。中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通过改革和开放，吸收了不少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和资金。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外国人也可能骗我们，也可能欺负我们落后。比如，一套设备，给你涨点价，或者以次充好，都是可能的。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34]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发展一切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关系的基础，而在冷战时代，在中国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全面封锁的情况下，其中的很多理念难以得到有效贯彻。改革开放时代，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十分猖獗，但那种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世界大战甚至核大战的两极严重对抗的局面，在中国等世界和平力量的努力下，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邓小平指出：“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同我国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一样。”[35]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但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办法，同时也是特殊情况下处理内政的好办法

由于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暂时还有很大的市场，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方式尚未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从长远来看它一定是最有前景的方式，苏联的“大家庭”方式已经死亡，今天西方世界“集团政治”方式和“势力范围”方式虽然还存在，但也日益走向末路，越来越不得人心，它们给今天的国际政治本身和对仍然顽固坚持“集团政治”和“势力范围”政治的国家的人民所造成的不安全感越来越严重。因为“集团政治”和“势力范围”政治的本质是以集团的方式和单边支配的方式谋求世界霸权，是世界上种种问题的根源，比如说冷战后时代产生的基地组织式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是西方霸权所诱发的新的国际安全威胁，西方传统式的安全威胁引起了恐怖主义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而恐怖主义式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进一步为传统安全威胁推波助澜，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放弃其传统安全的威胁手段，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和条件。某些非传统安全的威胁也是西方世界的霸权政策造成的，比如，西方国家对华主要是采取“分化”加“西化”并举的政策，这样一种霸权政策直接导致“疆独”和“藏独”的猖獗。总之，西方的“集团政治”方式也好，“势力范围”方式也好，确实是世界不和谐的主要因素。古人说，“知者始于悟，终于谐”，“一事不谐而众谋顿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核心的内容是“不干涉内政”，西方世界做到这一条，世界就有了一个可以朝和谐发展的基础。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36]

主权国家内部因某些特殊原因，也是可以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已成功地在自己的主权管辖下对澳门和香港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前提下的“和平共处”，这对世界上一些存在中国类似问题的国家有积极启发意义。邓小平指出：“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台湾跟香港不同，还可以保留军队。……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37]

（四）作为建立和谐世界的播种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宣言书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宣言书，是建立和谐世界的播种机，是中国先进的外交文化确立和平与发展、世界人民真正能够实现管理属于人民的世界的核心价值思想体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原因在于这一原则内容为世界最广泛的可接受性、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的可持续性、对社会制度差异的最大限度的包容性，而西方世界的霸权模式构成的世界秩序，正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要求的世界秩序相反，是没有前途的。《道德经》说：“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动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盖闻善摄生者，陵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建构的国际秩序，的确是国际政治主张中的“善摄生者”，而西方世界的“以其生之厚”的模式，必然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国际社会所认可或者接受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和博弈基础上所形成的秩序，它有一定的机制，其运行受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文化体系的深刻影响。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联系密切。国际格局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国际秩序，大国和强国对国际秩序的作用与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而能够对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大国，一定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处于最先进行列者。美国为什么能够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崛起，其主要原因是它集欧洲文明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之精华于一身，并能够应用正确的国际战略与谋略使它成长为资本主义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并长期左右世界格局，成为建立和控制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但随着世界由“战争”与“和平”的世界主题向“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迈进时代的演变，再到“发展”与“和谐”主题的迈进，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方式及理论统治的国际秩序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只有充分体现人类理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是世界现在与未来的前途所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加速向多极化发展的时代，大国力量或者说国家联合体所形成的具有和“极”同等意义的力量的崛起，使美国谋求单极主宰世界的图谋越来越不得人心，失去了它存在的客观和主观的基础。中国作为曾经在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深刻影响了世界的大国和作为今天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和谐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面对人类社会是向光明发展还是向更加无底的黑暗的深渊滑下去的十字路口，必须站出来主持国际公道，伸张国际正义。正当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各国都在纷纷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主张之际，正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借苏联主导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出现明显颓败之势之机，企图抢占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制高点，邓小平及时提出有中国气派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第一，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二，指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38]。第三，指出“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两国自七十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可以说真正遵循了这个原则”[39]。第四，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40]。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超多强”的局面一直持续着，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中国也确实按照邓小平的告诫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推动世界新秩序的建构，但到目前为止，旧格局仍然很强大，甚至有进一步做大的趋势，而中国倡导的秩序则似乎出现减弱的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冷战后西方世界调整了它们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使西方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过去的那种尖锐的矛盾有了很大程度的缓解；第二，中国主动放弃了当第三世界“头”的地位（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中国应该当头，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中国的新秩序主张，这里只是说按照邓小平讲的有所作为的举措还没有产生立竿见影之效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一方面确实使中国自身的外交政策灵活性得到加强，也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矛盾，但第三世界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也使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失去了强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第三，西方世界不但不愿意改变其维持霸权秩序的政策，相反它们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暂时有利于它们的态势，大肆算变天账，不断强化和精细化其霸权政策，使中国的主张面对西方强力的抵制。这是三个主要原因，造成今日国际秩序程度更深的“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中国能够使似乎日趋恶化混浊的世界秩序之水变清澈吗？办法当然是有的，一是加大中国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之力度；二是加强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中国不能当第三世界的头，但是要真正的在协调第三世界立场，加强和他们的团结上发挥关键作用，西方世界看到一个拥有广大第三世界广泛支持的中国和中国坚定支持的团结的第三世界，才会使它们愿意听一听中国的世界新秩序的主张，如果西方看到的是一个一盘散沙的第三世界和已经失掉第三世界广大朋友支持的中国，中国和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本钱也就失去了。当然还要强化中国主张在西方世界人民中的宣传力度。正如老子所云：“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中国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雄”，但要实现这个“雄”，必须通过谦卑地、办法多样化的、艰苦的努力奋斗。

（五）不干涉别国内政是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最核心内容

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使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但建立无望，甚至更加使它们的旧秩序像打了“强心针”一样取得发展和强化的动力之关键手法——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旗号实为侵犯别国主权与安全，深度干涉别国内政如进入无人之境一样容易。当西方的阴谋不能得逞时，它们又以制裁为手段，企图达到进一步破坏中国和搞垮中国之目的。邓小平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41]美国强大了就称霸，就行干涉别国内政之举，这足以说明美国的政治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如果中国强大起来并和美国一样搞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政策，世界将永无宁日。今天的时代之所以勉强还可以称之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新的世界战争打不起来，是因为世界上有一个一贯奉行和平发展，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外交政策宗旨的中国的存在，将来的世界之所以仍然有和平继续发展的前景，也是因为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决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核心内容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以从更深的角度看，美国统治集团粗暴干涉别国内政的外交政策如果不改变，早晚有一天会自食其果，而未来属于中国，属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

三 通过实践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外交赢得更大的成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一）全面忠实地继承两代领导集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思想

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代领导人创造和发展起来并经过大量的外交实践产生良好效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然而然地成为第三代领导集体外交政策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外交行动的准绳和方针，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不变的情况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运用和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过程中，又有新的创新、新的发展和新的面貌，正所谓两代领导集体之德培养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可操作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引导，并使它在新的形势下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更大辉煌的指路明灯，正所谓“道生之，德畜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道”必将造就国际关系和谐发展的前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德”必将积蓄中国强大的应对国际关系复杂局面的战略与谋略。江泽民指出：“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在国际交往中，我们绝不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干涉我国的内政。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继续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作出不懈的努力。”[42]江泽民的这一重要讲话，表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心按照中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和世界各国打交道，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式的外交宣言书。

（二）意识到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艰巨性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奋斗，才有希望。而且在西方的霸权秩序和强权秩序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仍然十分强大和顽固的情况下，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推动国际新秩序，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我们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包括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江泽民明确指出的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但江泽民同时又指出：“建立国际新秩序是长期的任务，中国人民将同各国人民一道，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43]这是我党充分认识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艰巨性。因为虽然在新的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等好的趋势在发展，为中国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提供了良机，但同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称霸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国际政治局面也日益复杂化，中国面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更加严峻的挑战。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全球范围内综合国力的较量和竞争更加激烈，在西方国家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问题更加突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统一和强大，利用所谓‘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我们同西方敌对势力在渗透和反渗透、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方面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44]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和平力量的成长一贯抱仇视的立场，和平力量越是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越是想方设法抵消之，破坏之。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起来，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来说，无疑是让它们感到无地自容的事情，因为这必然导致人类再次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义者就会有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惧感，所以，把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扼杀于摇篮之中就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战略考虑和安排，它们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斯大林曾经就深刻地指出：“如果以为国际资本会让我们安静地过日子，那就愚蠢了。不，同志们，这是不对的。阶级还存在，国际资本还存在，它是不会平心静气地看着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的。”[45]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为基础建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但决定这个秩序的性质，更决定这个国际秩序的难易程度。比如如果以强权为基础，那么自从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产生国家以来，这样的秩序就可以建立起来，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比如，当古希腊斯巴达强大时，它就建立了以它为主导的希腊化的世界秩序，当罗马帝国强大时，它也建立了它主导的罗马化世界霸权秩序，它们都是强大必霸，它们把一批弱小的民族都控制在自己的强权之下，当然我们不否认无论是希腊的霸权还是罗马的霸权，都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比如使希腊和罗马的一些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文明传播开去，在由宗教绝对力量支配的欧洲漫长黑暗的中世纪时代中，不能否认古代希腊的霸权秩序和古代罗马的霸权秩序给这种上千年的黑暗时代注入了“活力”的事实。但它们的反动性也是明显的——对人性的压抑，使很多民族长期处于受奴役和压迫的地位，长期遏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更加先进的文明和先进的生产力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国际环境。今天，如果仍然继续以实力的大小决定国际秩序，那么只有美国有资格，全世界的弱国和全世界弱国的人民大众都没有资格。按照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念，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有份，只是美国不能再称王称霸了。客观现实是，美国不但想保持它已经取得的霸权和强权地位，它还要力图扩大其霸权和强权，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确实拥有扩大强权的实力和条件。此外，我们也要看到，一些弱国和弱小民族，不但经济上、政治上受到西方世界的长期奴役，思想上所受到的奴役也是十分深重的，而且一时还难以摆脱这种思想上的奴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这一代表人类先进外交文化，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宽松和谐和自由的国际条件下，必然促使人类社会生产力取得更大发展，能够代表人类最大多数根本利益的理念，也必然面对非常艰难的发展环境。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中国要成功地推动中国理念的国际秩序，恐怕最主要的，还是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把中国再做大做强，要让中国的强大足以和美国比肩甚至比美国还要强大，这样，中国才可以说真正取得了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条件。但问题是中国强大起来后，中国还能不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会不会走上和美国一样的霸权世界的老路？会不会避免强大后经不住谋求霸权的诱惑？这是不能回答说绝对不会的。因为中国提出这一理念的时代背景是在中国处于弱国的条件下。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46]。中国强大起来后还能做到一如既往？这也是很难回答的，这也是老一代中国领导人最为担心和最为忧虑的。今天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确实提高很大，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但是我们国内就已经开始有人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最关键的“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出修正，认为中国大有必要“创造性介入”别国内政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从学术的意义上看，这可以说是很有意义的外交理论的探索），这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中国未来能不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推动国际新秩序建立所存在的一个思想上困难的问题，也许将来在中国理念基础上的国际新秩序问题上，中国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可能并非美国，而很可能是我们自身，如果我们不在思想上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话。

（三）响亮提出发展中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

发展中国家应该对国际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江泽民指出：“纵观国际形势，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巨大变化。……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总体速度加快，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正在增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对国际事务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们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47]江泽民强调：“现在，第三世界虽然面临不少困难，但仍然是国际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他们占联合国成员国的绝大多数，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的最大受害者，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从我国外交全局和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思考怎样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问题，进一步提高对第三世界国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现在情况有所变化。有些国家与我国有所疏远，一些新的领导人对我国不够了解，对我国感情也不像以前那么深了。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重视。”[48]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先进生产力”的理念来理解，在全球化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已经具备了全球性的意义。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可以称之为旧的国际上层建筑，它日益成为新的国际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阻碍，由于存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和科技结构，始终处于西方主导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低端，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当然，“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新中国的成立，对资本主义主导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之被撞开了一个很大的口子，由社会主义阵营和新中国推动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伟大进程已经展开，特别是新中国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样，由代表正义、公正、平等的中国体现中国元素和中国价值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已经由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好了准备。当然，事物发展总是充满曲折的，“二战”后60多年的历史表明，东风压倒西风是世界政治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是西风也会在一定的时期压倒东风，今天就是处在西风暂时处于上风的严峻时期。

由于旧的国际政治秩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世界政治，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政治事务上的发言权，也始终处于严重的不平等地位。以联合国安理会为例，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真正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世界正义力量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正如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联合国应该是各会员国共同协商、民主处理国际事务的场所。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应顺应历史潮流，按照地域平衡原则，进行必要的合理的改革，体现各会员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志。”[49]俄罗斯立场和中国接近，才使得联合国核心机构的严重不平衡性有所缓解。广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改变旧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的旧秩序的愿望，他们要求改变现状的要求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是催生新的先进国际生产力的需要，是建构新的国际生产关系的需要，即国际经济基础和国际上层建筑更上一层楼和取得平衡发展的需要。虽然西方世界已经掌握了现代意义上的先进的生产力和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它们通过旧格局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处于它们高度的垄断和控制之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无权分享的状态，由于西方世界政治上的落后和反动，西方世界本身生产力的先进性也日益衰败，我们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就看到了这种西方生产力急剧衰败的趋势。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西方世界也应该积极地适应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虽然要它们暂时放弃很多既得利益，使它们感到难以接受，但从长远来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也是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是他们度过金融危机，恢复经济活力，在国际政治领域保持相应发言权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步骤。

（四）争取首先在周边国家中取得共识，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如何使中国倡导的国际新秩序得以建立起来，从什么环节开始着手，从哪些地区开始推动，这往往是要么事半功倍，要么事倍功半的事情。周边国家中的印度、缅甸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倡导国，首先从周边国家着手，这是非常重要的推动中国主张的地缘政治基础。江泽民指出：“要积极向周边国家宣传我国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争取首先在周边国家中取得共识，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0]在周边国家中，东盟的作用是必须高度重视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东盟视为推动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江泽民就指出：“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是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导者。……我始终认为，一个团结、繁荣的东盟，是促进亚洲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51]江泽民为中国如何成功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正确的方法和路径。按照江泽民同志引领的方向去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构世界秩序就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这也是充分重视中国实现现代化、谋求良好的周边环境的具体举措之一。中国领导人一贯重视周边外交。东盟国家是中国周边重要的邻国，他们自然是中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伙伴和战略合作者。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目最多的国家，分为接壤和不接壤的邻国两部分。这些国家人口众多，达到或者超过世界人口的1/3。正因为这是事关中国重大利益的地缘政治特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总是借机制造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危机和进行其他的捣乱破坏活动，对中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工作的地缘政治基础，设置了很多的障碍。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周边工作也有其复杂、特殊的一面。……存在着外部势力从中操纵利用的图谋，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可以说，周边形势错综复杂。”[52]当然，中国在周边也存在不少有利条件。比如中国和周边大多数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遭遇和今天共同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历史文化传统相似，共同语言多，在历史上中华文明和周边国家的交流也比较频繁，今天中国同这些国家在思想沟通方面障碍较少。当然，更加重要的是，随着不同区域的国际经济科技的硬实力的竞争日趋加剧，而且如何建立更加有生命力的引导国际政治正确发展方向的软实力的竞争也趋向白热化，中国要善于利用机遇适时地向前推动能够代表亚洲人民的呼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

（五）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江泽民指出，“要继续长期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要韬光养晦，收敛锋芒，保存自己，徐图发展。我国国情与国际力量对比决定了我们必须这样做。在直接涉及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53]，“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54]“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相结合最成功的例子，恐怕要算列宁刚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和德国签订的最屈辱的但也是苏维埃政权笑到最后的《布列斯特和约》了。列宁指出：“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布列斯特和约。……当时我们不得不等待，退却，随机应变，签订最屈辱的和约，以便能为新的社会主义军队创立新的基础。我们终于奠定了这个基础，而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强大的敌人却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了。”[55]在今天，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及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十分疯狂，而中国综合国力仍然处于较弱状态的情况下，必须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埋头苦干，发展自己，顺利地达成我们三步走的目标，到那个时候，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将取得更多的话语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领下，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手段就会更多。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很早就注意到世界旧秩序的问题，并对那些开历史倒车、极力地维护旧秩序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恩格斯在他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文章中，对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欧洲统治者无情地批判：“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欧洲的君主国对法国革命的胜利，因为拿破仑帝国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恢复‘正统主义’就是对这次胜利的庆祝。但是，当达来朗想用他所臆造的这个词儿使沙皇亚历山大上钩的时候，俄国的外交却反而借助这个词儿愚弄了整个欧洲。它借口保卫正统主义而建立了‘神圣同盟’，这个同盟是俄奥普同盟的扩大，把它变成了所有欧洲的君主在俄国沙皇领导下反对本国人民的一个阴谋。”[56]很明显，“神圣同盟”的世界秩序是根本违背各国人民意愿的。江泽民提议各国政府和人民应该在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各国实现共同发展，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等方面共同作出努力。江泽民指出，“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是新时代发展的产物，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问题，是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意识到的。1954年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57]

（六）国际旧秩序格局下的国内政治、裁军、宗教现状和中国的对策

笔者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并非发生根本改变，但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所取代，并非是要采取完全抛弃、推倒重来的办法，事实上这是没有必要的，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最好的办法还是不断地扩大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合理的部分，而不断地抛弃其落后于时代和反动的部分。经过全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推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观，所以，今天中国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提法有了改变。

胡锦涛在建党九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继续以自己的和平发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58]

第三代领导集体观察国内政治、宗教问题，总是从联系的观点来看，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互动来观察，继承了老一代分析政治总是从联系的观点来看的优良传统。江泽民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同时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正处在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之中，单极和多极的斗争十分激烈，多极格局的最终形成将经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已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国际敌对势力把中国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想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一刻也没有停止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最近，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挑头，一些西方国家配合，演出了一场闹剧。我们经过坚决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第九次挫败了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反华提案。在这场斗争中，坚决支持我们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纠集力量同我们进行较量，并以‘人权’、‘民主’、‘宗教’等为借口，插手台湾、达赖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美国加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强化区域军事合作，售台先进武器装备，目的是为其谋取全球霸权提供军事后盾。国际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本质绝不会改变，我们同国际敌对势力在渗透和反渗透、遏制和反遏制、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上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59]江泽民在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措辞，但是他讲到单极和多极的斗争，实际上就是中国主张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旧秩序的博弈，而且提到单极与多极之间斗争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宗教问题与国际政治秩序存在因果关系，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国际秩序支配下，宗教往往起着为旧秩序和旧格局充当打手和开路先锋的作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都会构成严重威胁。江泽民精辟地指出：“国际宗教领域的对立和斗争，归根到底总是围绕不同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的斗争和争夺进行的。因此，这种对立和斗争，仅仅在宗教领域里是不可能解决的。只要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没有建立起来，世界各国的发展差距和贫富差距依然存在，围绕不同的现实政治、经济利益进行的斗争和争夺，以及宗教在这种斗争中的介入和作用，就会长期存在。”[60]

中国如何裁军，这也是一个内政的问题，但是如何应对这一内政的问题，也和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安全态势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状况密切相关。江泽民指出：“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61]在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仍然起支配作用的今天，我们的国内政治应该高度地、充分地防止西方反华势力对我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不要天真地指望西方世界会对中国采取有利于广大中国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政治和宗教交流与合作。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直接对中国内政的和谐带来一系列麻烦，围绕宗教和政治的斗争、争夺也日益激烈和尖锐化，西方借宗教活动与宗教交流培养中国本土对党和政府的“异议人士”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时有发生，使很多原本老实憨厚的百姓成为外国反华势力的牺牲品，也破坏了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比如已经向组织化、公开化、政治化方向发展的地下宗教，不但直接导致我国宗教界的不和谐，而且也直接造成社会的不和谐，宗教干预社会世俗机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干扰，争夺教权而引发教派之间的武装械斗也时有发生。很多误入地下宗教的教民，精神世界受到严重的宗教迷信的束缚。“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旗号，利用各种机会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宣传，攻击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民族政策，煽动民族情绪，扶植分裂势力，从事反政府活动。达赖不时对国内藏族同胞发号施令，有些喇嘛仍然对达赖愚忠，一些藏族干部也对达赖怀有同情。少数高僧活佛与达赖勾结合谋，背叛祖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激进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潮对我国新疆的渗透和破坏活动愈演愈烈。瓦哈比派渗入新疆引发了激烈的教派之争。境外势力资助出版宗教书刊和音像制品，私办经文学校，干涉教育、行政及计划生育工作。敌对势力向我国穆斯林号召信仰安拉独一，不能相信共产党，怂恿反对异教徒，帮助建立非法组织。宗教极端势力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社会主义政权。三股势力互信勾结，策划、煽动恐怖活动和暴力犯罪，严重威胁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62]所以，中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也是出于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出于宗教在中国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出于中国人民在一个更加安定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中安心生活的需要。

在裁军问题上，旧的国际政治秩序总是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把它们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特别是弱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国际裁军也往往成为强国控制弱国的工具，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优化军备进而谋求单方面安全优势的手段。在旧的国际政治格局和旧的国际安全格局下，中国政府为了保障自己的国家主权与安全，为了具备在外国干涉的情况下统一台湾的军事能力，必须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形势下，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我们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推进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不断增强国防实力。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注重质量建设，实行科技强军、依法治军，努力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要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完善国防动员体制。要不断巩固和加强军政军民团结。”[63]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指出：“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是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坚强后盾。”[64]

（七）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上海合作组织及其上海精神是有力推动国际新秩序建立的重要制度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外交方略是全面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外交方略，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外交方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外交方略。在毛泽东时代，周恩来曾希望在国际上建立一种制度，来保障各国和平共处，全面深入地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限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周恩来的理想是没有办法实现的，经过三代领导人的努力，进入21世纪，中国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长，国际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树立起来的形象得到国际社会一切进步力量的广泛认可。在这样良好的国际态势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和指导原则的、中国主动参与建构的区域性组织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海合作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国际气氛下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不同于“大家庭”式、“集团”式和“势力范围”式的组织，而是以“坚持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广泛交往、广为合作的对外开放原则”[65]而结伴不结盟的新型国家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确立的指导原则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时又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的原则。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上海精神’二十字表述的整体看，‘互信’是基础，‘互利’是目的，‘平等’是保障，‘协作’是途径，‘尊重多样文明’是现实，‘谋求共同发展’是方向。不难看出，这二十个字处处体现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但又包含着许多新思维。”[66]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大的创新之处就是根据这五项原则的精神实质，创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使五项原则的精神，通过该组织的充分实践，影响当今的国际政治，引导当今的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江泽民指出：“‘上海五国’进程，是当代国际关系中一次重要的外交实践。……它所培育出来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仅是五国处理相互关系的经验总结，而且对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7]过去，中国是通过双边条约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融入双边关系之中，这固然对国际新秩序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帮助，但很难形成合力，影响也相对有限，今天，在多边机制中深入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它所形成的合力效应，必将深刻地影响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使拥有强大生命力的外交文化找到向纵深发展的空间。

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是党和人民推选出来的优秀分子，他们都是忠实地代表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才使新中国一步步发展强大，这是中国人民的幸运所在。中国的发展强大就是中国的掌舵者们真正代表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最好的证明。反之，如果一个国家不是发展起来，而是像戈尔巴乔夫一样使苏联滑向混乱、衰落和解体，那么，这样的领导人不要说他们根本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他们简直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就如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一样：“他登上了党和国家权力的顶峰，宣誓要为人民服务，关心祖国的繁荣昌盛。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也未必能够想到，几年以后总书记就违背自己的这个诺言。……当时我无论如何不相信新上任的领导人会比他的前任们更加意志薄弱，以致四年多来一直让大国的航船摇摆不定。发达社会主义的丧葬期就这样结束了，国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大家都在谈论美好的思想。但是没有想到，善良的思想铺就的却是通往地狱的路。”[68]

第二节 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是指在中国外交一直起关键和主导作用的文化和思想因素，是中国政治外交的灵魂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充分证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真正体现了先进的外交价值观，体现了真正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基础上的和中国传统优秀外交战略与谋略基础上的外交精神，因而使新中国的外交总是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活力。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不因时间的变化而失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其核心价值反而更加重要，因为它在以后若干年的国际风云变幻中的不朽价值得到进一步验证，成为外交过程和实践中愈加不可缺少的核心外交价值观。六十多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正是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的指导下，才使中国始终在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如果放弃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就必然栽大跟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是梦话。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如果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概括，就是八个字“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外交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自强不息精神使中国在国际外交中不畏强权，坚定地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完整、自立、发展和进步，正因为新中国外交的根本归属是为人民谋利益，所以新中国的外交，从一开始就以厚德载物的精神，把实现世界人民的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核心价值目标。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是在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的外交思想与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优秀文明土壤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结合和有机统一，它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与伟大复兴发挥了巨大的精神作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其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外交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无穷魅力，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和实践，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和实践，坚定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理论和实践，必然是今后中国外交继续前进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一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的核心精神

1918年5月14日列宁在《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莫斯科苏维埃联席会议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对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思想有很有启发性的、具体的思考。列宁指出：“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是郑重的政策，——是做好保卫祖国的准备的政策，是坚定的政策，它决不采取任何步骤去帮助西方和东方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极端主战派。这个政策基于郑重的考虑，而不带任何幻想。我们遭受武力入侵的可能性始终都存在着，而我们工人农民对自己和全世界说，并且能够证明，我们会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奋起保卫苏维埃共和国。”[69]列宁的论述，结合今天的国际政治形势，用今天的话来说，中国的对外政策应该是保卫国家主权与安全而做好准备的政策，是坚定的政策，它决不采取任何步骤去帮助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个政策基于郑重的考虑，而不带任何幻想。我们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化”和“分化”的可能性始终都存在着，而中国人民对自己和全世界说，并且能够证明，我们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奋起保卫社会主义中国的江山不变色、不分裂。这就是今天中国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对外政策的全部价值观。

（一）对别国外交的“独立自主”的尊重和自身外交的“独立自主”的追求

毛泽东对别国取得外交上的独立自主的地位，从来都是非常高兴和坚决支持的，他曾就非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民族的独立自主深刻地指出：“帝国主义为非洲人民创造了斗争条件，创造了埋葬帝国主义的条件，创造了非洲人民独立自主的条件。如它使非洲人民中产生了工人阶级、工会运动。”[70]在《和平为上》一文中，毛泽东精辟地作出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71]即使对昨天还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者，但今天反过来成为被压迫民族时，毛泽东也非常同情，非常支持它对独立自主地位的争取。1955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指出：“祝你们每一个斗争能使你们的民族独立增加一分，每一个斗争能使你们的民族权利增加一分。这对你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好处，所以我们也要感谢你们。能够独立自主，是自己应做的事情。中日关系要赶快改进。过去我们一般中国人是不喜欢日本人的，现在我们很喜欢你们，看见日本人很高兴。是不是你们过去占了便宜而现在吃亏了？你们过去没有占便宜，现在也没有吃亏。你们民族为恢复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一年一年、一天一天地发展的，这是可以看到的。你们独立了，还有很多国家要受到影响。”[72]针对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毛泽东深情地表示：“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这些年来，日本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压迫和控制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地扩大。这是日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中国人民深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帝国主义者从自己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日本人民要求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73]毛泽东对印度尼西亚推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十分赞赏。他说：“印度尼西亚执行积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无论对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世界和平，都有很大好处。万隆会议已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对这次会议的召开曾经作了重大的贡献。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上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爱好自由和独立的人民，都在反对殖民主义。在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问题上，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必须继续对埃及的正义斗争给予坚决的支持。殖民主义者希望我们不团结，不合作，不友好。我们必须用加强团结、加强友好合作来回答他们，我们必须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74]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霸权主义十分嚣张，当时很多民族国家由于美国的威胁，不敢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对华政策上不得不按照美国的意图行事，毛泽东非常理解这一情况，他以极大的耐心期待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地位的取得。1956年2月，毛泽东同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要慢慢来，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去做。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75]毛泽东辩证地理解民族国家“中立”立场的独立自主的本质。他在1958年9月同巴西媒体人讲道：“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76]毛泽东对那些走独立自主路线的外国政党高度赞扬。1963年5月，毛泽东同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和妇女代表团谈话时深情地说：“你们的党是很好的党，是一个联系群众的党，有纪律的党，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建立民族经济作为纲领的党，领导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党。我们感到同你们是很接近的，我们两国、两党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你们不捣我们的鬼，我们也不捣你们的鬼。”[77]

毛泽东把独立自主看做治国之本。他指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见《孟子·离娄上》），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78]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最重大的外交决策恐怕就是向苏联的“一边倒”。从毛泽东的外交实践来看，形式上也有似乎非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成分，比如中国对苏联外交的“一边倒”政策。但如果我们从哲学的高度或者从“一边倒”政策实施的特殊的国际政治环境来分析，“一边倒”本质上是“独立自主”的，或者说是更高境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一种骨子里保持独立自主精神之“经”，积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的暂时性的“权变”。因为从近代以来中国积弱积贫的命运可以看出，中国自身至少暂时已经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条件（虽然我们几千年的政治文化中强调民族的自立和独立精神，但当民族连生存都很困难的时候，暂时的对独立自主生存方式作出妥协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生命力所在。所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论证中国向苏联为什么一边倒的历史原因时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79]毛泽东“一边倒”政策，如果从整个世界看，似乎是非独立的，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国一直坚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坚持阵营内部相互关系的平等。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国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在“一边倒”实施六年多之后，毛泽东在全国工商联的一次代表大会的负责人座谈会上再次重点地谈到“一边倒”政策。毛泽东说：“中国同苏联靠拢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但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并认为可以采取中间立场，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做个桥梁。我们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是不利的。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究竟‘一边倒’对不对？我们一边倒是和苏联靠在一起，这种一边倒是平等的。”[80]南斯拉夫发展到今天四分五裂的程度，铁托对外政策的失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采取了“骑墙”政策，他希图走“中立”的路线，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一票，并希望也和西方世界建立正常的关系，愿望不能说不好，但现实是严酷的，他不懂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最后使南斯拉夫遭到社会主义阵营（当然，斯大林这样做也是缺乏宽容精神的表现）的抛弃，西方也没有给它多少实惠。

（二）反对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

在国际关系中搞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从来都是资产阶级对外政策的本质。列宁就指出：“资产阶级在帮助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时，就宣布这个斗争是上帝的事业。在它被人民吓倒而掉过头来支持一切中世纪制度对付人民时，它就把‘利己主义’、发财致富、沙文主义的对外政策等等宣布为上帝的事业，在欧洲过去到处都是这样。”[81]当然，作为社会主义者，不但要反对别国搞沙文主义，也要防止自身搞沙文主义，在这根本的原则问题上，列宁同样是榜样。列宁对背叛1912年11月世界各国社会党人一致签字的《巴塞尔宣言》，以“保卫祖国”为旗号，支持自己的政府参与和发动帝国主义战争的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列宁指出：“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背叛从以下事实看得特别明显：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胆怯地躲开巴塞尔宣言中谈到目前这次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的地方，就象小偷躲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82]列宁的这些重要的反沙文主义的宝贵思想，为新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因此，今天我们重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对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对于制定新形势下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战略与策略，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非常重大。

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企图称霸世界，它欲将新生的中国扼杀于摇篮中，其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相当盛。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从来就没有因美国恫吓而退缩。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突出的例子，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末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83]在新中国造出自己的原子弹之前，美国经常动辄对中国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如果中国在美国的威胁下屈服，那中国将有多少国权会丧失！更重要的是，无论美国如何的叫嚣要对中国动用核打击，毛泽东都能够非常冷静，以高度政治哲学式的思考，分析出美国不是不想用最恐怖的方式欺负别国，特别是欺负中国，而是有若干因素决定美国不敢这样做，因为那将出现和美国的愿望完全相反的局面，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将会付出更大的成本，甚至可能导致帝国主义体系的崩溃。美国越是叫嚣战争，越是其纸老虎本质的表现。毛泽东的科学分析，为战后的国际关系发展史所充分证明。毛泽东指出：“美国手里有几颗原子弹，如果说不怕它，那末我们为什么要搞和平运动呢？但其实又不可怕。……美国实行着实力政策，如果真的打起来，首先中间地带就完了。但是，这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第一次打出个苏联来，第二次打出八亿人口的人民民主国家。自第二次大战后还出现了两类新的国家：第一类是中国及人民民主国家，第二类是独立及半独立的印度、缅甸、印尼等。所以不待事实出现，就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84]可以说，毛泽东分析已经预见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和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才是其出路所在，帝国主义老路已经走不通。

《道德经》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毛泽东之所以为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来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就在于他拥有坦诚、自我反思的精神。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就是“自强”和“厚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验证了中国这一核心精神。但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中国人都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只能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此。正如法国学者雷纳·格鲁塞分析明朝时期的中国“表现对自己和对外界都缺乏信心，一种畏虑，反求诸己的情绪，疲惫状态，遂使在五个世纪之中，除抄袭过去的一切之外，不能采取其他办法”[85]的描述一样，毛泽东也客观而理性地看到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给中国强加的种种苦难及对一些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消极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最需要的是鼓劲，使民族的核心精神焕发出来。毛泽东指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86]

如何才能有效地应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毛泽东指出不是成天地高喊口号能解决问题，而是自己必须具备强大的不被别人打倒的条件。毛泽东指出：“美帝国主义它们结成军事团体，什么北大西洋，巴格达，马尼拉，这些团体的性质究竟怎么样？我们讲它们是侵略的。它们是侵略的，那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们现在的锋芒向哪一边呢？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国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除非是比如匈牙利失败了，波兰也崩溃了，捷克、东德也崩溃了，连苏联也发生问题，我们也发生问题，摇摇欲倒，那个时候它们会进攻的。你要倒了，它们为什么不进攻？现在我们不倒，我们巩固，我们这个骨头啃不动。”[87]今天，苏联、东欧倒了，而中国巍然屹立不倒。为什么中国不倒？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掌握了不倒之道。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起了坚强的支撑作用。

20世纪60年代初是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如如火如荼发展的时代，毛泽东坚定地支持非洲国家的这一伟大的运动，毛泽东指出，“非洲是斗争的前线。……帝国主义为非洲人民创造了斗争条件，创造了埋葬帝国主义的条件，创造了非洲人民独立自主的条件。”[88]今天的非洲虽然贫穷，但它再也不是殖民主义时代被霸权主义任意宰割的对象了。

在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毛泽东也特别强调反对和警惕自身搞强权政治。毛泽东告诫他领导的中国：“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在国内，我们反对大汉族主义。这种倾向危害各民族的团结。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都是宗派主义。有大国主义的人，只顾本国的利益，不顾人家。大汉族主义，只顾汉族，认为汉族最高级，就危害少数民族。”[89]毛泽东强调：“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中国都可能犯。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一个原因是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90]毛泽东强调：“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力戒骄傲、浮夸、急躁，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争取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胜利而奋斗。”[91]毛泽东还主动要求非洲朋友监督中国可能出现的大国沙文主义问题，他指出：“如果我们有人在你们那里做坏事，你们就对我们讲。例如看不起你们，自高自大，表现大国沙文主义态度。有没有这种人？如果有这种人，我们要处分他们。……凡有人在你们那里称王称霸，不服从你们的法律，搞颠覆活动，应该把他们赶走。”[92]中国今天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的力度也在持续扩大，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且日益强大的国家高度的国际责任感。

（三）坚定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主权”的理论，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对国家“主权”的认识是值得一提的。陈独秀早在1904年10月14在《安徽俗话报》第5期发表《说国家》文章就比较系统和深入地对“主权”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他从西方列强对我中华民族的欺辱的悲惨历史中懂得，“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这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一国之中，只有主权居于至高极尊的地位，再没别的什么能加乎其上了。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一国之中，象那制定刑法，征收关税，修整军备，办理外交，升降官吏，关闭海口，修造铁路，采挖矿山，开通航路等种种国政，都应当仗着主权，任意办理，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这主权岂不是国家一定不可少的吗？”[93]陈独秀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恐怕和他寄希望于此举为恢复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权所作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有关联吧！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回归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提出过“主权”的概念，但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在他们手上亲自建立过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他们还没有提出过社会主义国家主权的概念。列宁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对“主权”同样很重视，但是，对无产阶级国家的主权概念，也是逐步地了解和认识到的。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建立前对主权也只是定位在人民的主权概念上，列宁说：“在柏林无产阶级3月18日的胜利以后，——《新莱茵报》写道，——革命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有了武装，获得了结社的权利，实际上争得了主权。”[94]直到苏维埃取得政权之后，列宁才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可操作的国家主权概念。他说：“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全国范围内的生产：由工人组织（工会、工厂委员会等等）在唯一拥有主权的苏维埃政权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管理。”[95]在随后两年的论述中，列宁特别提到如何尊重别国主权的问题。他指出：“俄罗斯联邦从充分承认自决原则的立场出发，早在1917年就承认了并且一直无条件地、不加任何限制地承认波兰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早在1918年就承认了并且一直无条件地、不加任何限制地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独立和主权，而在1920年则与独立的和享有主权的立陶宛共和国签订了和约。”[96]俄国沙皇时代无端欺辱弱小国家犹如家常便饭，尤其是对邻国的主权更是视之为草芥，所以，当列宁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他立刻宣布无条件地承认邻国的独立地位和国家主权。列宁认为：“我们同许多和俄国西部边疆毗连的国家正式签订了和约，这些国家从前都属于前俄罗斯帝国，现在苏维埃政权根据我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已经无条件地承认了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和平完全可能比资本家和西欧某些国家想要得到的更巩固。”[97]列宁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几年后对完整的国家主权概念的认识越来越清晰，提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的概念，为后来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完善自己的主权理论奠定了基础。他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定草案中写道：“根据越飞的报告拟订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草案大致如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正确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维护了俄罗斯联邦主权的完整——同试图实行奴役和恢复私有制的行径进行了斗争，和德国缔结了条约。”[98]他在致格·瓦·契切林的信中提到，“希望您把那些证明法国和达申斯基破坏明斯克会晤的全部事实完全告诉加米涅夫。这是必要的。非常非常必要。要通知达尼舍夫斯基，让他一开始就郑重声明（1）独立和主权，（2）边界让步超过寇松的要求，（3）不要任何赔款。是否这样？”[99]尊重别国主权是列宁的主权观很重要的方面。列宁以他对欧洲殖民史的深刻了解论述道：“葡萄牙的例子向我们表明了政治上独立而金融上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另一种稍微不同的形式。葡萄牙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但是实际上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年）起，这200多年来它始终处在英国的保护之下，英国为了加强它在反对自己的敌人西班牙和法国的斗争中的地位，保护了葡萄牙及其殖民地。……某些大国和小国之间的这种关系过去一向就有，但是在资本帝国主义时代，这种关系成了普遍的制度，成了‘瓜分世界’的全部关系中的一部分，成了世界金融资本活动中的环节。”[100]可见，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后，如何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并尊重别国的主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核心的治国之策。但是列宁在世时还没有来得及从理论上全面和深入地对社会主义的国家主权问题进行研究和总结，而斯大林接班之后，虽然也多次提到国家主权的问题，但是明显地以老大自居，建立在平等和主权完整基础上的国家间关系的思想逐渐被淡化，以后的苏联领导人更是突出地强调社会主义阵营的“有限主权”论。只有到了中国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阶段，列宁的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主权”观又才重新地提上议事日程。当然，斯大林执政后期也对他的对外政策思想作过反思，他在1948年4月7日在欢迎芬兰政府代表团时指出：“许多人不相信大民族和小民族之间的关系能够是平等的。但是我们苏联人认为，这样的关系是能够有的，而且是应当有的。苏联人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101]可惜的是，斯大林的反思没有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所重视。

毛泽东在1937～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多次提到主权问题。毛泽东坚定地提出：“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102]毛泽东强调：“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103]“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104]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针对战争贩子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远东，对我解放区实行报复的狂妄声明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05]毛泽东的主权观同样也是尊重他国正当主权的主权观，他针对战后美国事实上对日本的占领局面指出：“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106]1963年8月，毛泽东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谈话时也指出：“阿尔及利亚一千万人口，其中有一百万法国人，现在他们大部分都跑了。还有阿联为维护苏伊士运河的主权，曾同英、法打过仗，结果英、法被打跑了，现在苏伊士运河控制在阿联手里。”[107]1964年1月，毛泽东为巴拿马呼吁：“目前巴拿马人民正在英勇地进行的反对美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是伟大的爱国斗争。中国人民坚持站在巴拿马人民的一边，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美国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的正义行动。”[108]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维护者。他的对外政策思想，特别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尊重别国的正当利益。他于1938年10月就抗日战争的外交强调，“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109]。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同时是充分考虑对方利益的国家利益观，他在1945年7月12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表示：“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为了美国的利益，他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110]毛泽东在作出任何重要决策时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在1950年1月2日接受塔斯社记者访问时谈道：“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111]他同年1月从苏联给中共中央的批示中提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112]。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关于国家利益的论述表明，在毛泽东的外交思维中，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分量是相当重的。虽然在以后的外交政策中，毛泽东很少用“利益”的表述，但是有哪一次重大的外交行动忽视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但近十多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有关毛泽东外交的研究，有另一种倾向。比如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外交的目标是为了确保中国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地位。为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紧跟苏联保卫共产主义世界的一块地盘（指中国自身），当苏联背叛而转变为修正主义时，毛泽东则坚定地坚持其走向共产主义的独立发展之路”[113]。还有人认为，毛泽东“夸大‘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以及出现缓和趋势的历史性原因。在‘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甚至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在外交上提出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这些认识和政策曾经导致相当极端的外交行为”[114]。上述这些观点，作为学术探讨，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任何学术探讨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发现真理。只要我们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毛泽东“革命外交”论者是没有注意到谁为因和谁为果。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政府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信邪，才使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受到极大的遏制，世界政治才开始真正地向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变，世界才出现了“追求现代化的世界性潮流”，包括民族独立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才有比较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追求“科学技术进步”。我们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际环境和毛泽东等老一辈中国领导人是怎样将一个危险的国际环境扭转过来的历史过程进行再探讨，这样我们就不会得出和西方世界相似的结论。难道不是吗？“二战”后的国际社会真的是如那些人所说的情况吗？如果是这样，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如何解释？美国和苏联在世界范围内争夺世界霸权的情况又如何解释？如果我们唯心地承认毛泽东“革命外交”的逻辑，那就无异于将“西方世界”放在“善”的地位而将中国看做国际政治“恶”的代表，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简直成了不识时务者，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简直大有“颠覆文明世界”之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世界和平与国家利益的方式有时候只能通过以理性对理性（如果你对我友好，我则同样对你友好），以非理性对非理性（比如美国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当然要以世界革命反击），或者以表面上看似非理性的方式求得理性之结果（比如利用苏联向修正主义的蜕变而和苏联决裂，趁势转向自立自主的发展方向），其内在本质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发现于我有利的稍纵即逝的机遇，以实现世界向良性与和谐方向发展和国家利益最大化。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实事求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的实践结果来看，中国不但强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国家独立地位和主权，同时也用实际行动尊重和维护别国的独立与主权，包括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国，都不得不坐下来和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对话和谈判，走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

对中国外交史的理解，也许存在一些必须反思的思维定式，如对“弱国无外交”论的理解就是如此，这种说法也许成为外交的黄金定律。“弱国无外交”的提法，如果从事物发展的客观性来说，这是真理，但是从事物发展的主观性来说，则可能会因为过度迷恋实力而轻视外交，从而丧失重大的外交机遇，使实力未能发挥对外交的强大支撑作用。正确的思路应该是实力越强大，越应该重视外交的作用。因为一国国力增强太快，往往成为他国眼中钉，肉中刺，别人会联合起来遏制你，对你形成强大的遏制态势，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没有有效的反遏制措施，实力强大了反而引起外交孤立，造成“强国无外交”的尴尬局面。在特定情况下，弱国不但有外交，而且外交力量还很强大，这和哲学上讲的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原理是一致的。20世纪30年代的红色教授钱亦石就用大量的事实推翻了这种观点。他说：“中国外交上向来只有失败，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常听到的一个解释，就是‘弱国无外交’，但是这个解释是非常不正确的，为什么？第一，中国在开始和他国发生外交关系时是赫然一个强国，不但不像现在的弱，而且在当时发生关系的诸国中，它也并不弱于哪一国，所以，中国外交失败，至少在开始发生外交时，不能拿‘弱国’来作解释，刚刚相反，现在中国所以这样弱，到可以说是历来失败的外交有以致之；一看中国近百年史，就可以看见每经历一次外交中国就加弱一步，所以，就中国说：‘弱国无外交’这句话，是倒因为果的说法，实情是因无外交才弱国，不是因为弱国所以无外交。第二，在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上，我们看到许多弱国确有很好的外交，而且这些弱国也确因有了好的外交得以转弱为强，……第三，弱国要办外交，比较起强国来说当然要艰苦了许多，但只是艰苦些而已，决不是根本没有办法，而且正因为是弱国，需要依赖外交的地方才更大更多，这只有使当局更坚决的更勇敢的更有计划的去办外交。”[115]也就是说，主权利益也是动态发展的，强大的国家会因为缺少危机意识而向衰弱方向演变。而弱小的国家由于懂得充分利用国际矛盾，懂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懂得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也会由弱变强。新中国的外交就是一个在极其复杂和多变的国际条件下，通过毛泽东等老一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用强有力的外交战略与谋略、应用正确的外交哲学纵横捭阖，使中国由弱变强的外交。如果我们对毛泽东等大战略家如何应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看不清楚，无法进行哲学的、理性的分析，那我们就去看结果好了，我们只要看一看没有哪一个外国强盗再能占领新中国一寸土地，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得到巩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安全的和政治的利益得到保护等事关国家核心利益的指标就够了。

自强不息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生命力是强大的，今天的中国外交之所以乘风破浪，继续取得重大之突破，就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在新时代充分运用的结果。当然，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毛泽东外交的很多具体的做法在今天可能已不适用，需要根据新情况作出新的解释，需要在保持其基本精神基础上，在新时期进行时代化的再创新和再变通，而这正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另一个重要方面——厚德载物思想体系中强调的策略的灵活性所要求的权变。比如，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的方式，在毛泽东时代是面对面的和不妥协的，但决不轻易首先走向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当时所面对的霸权主义对中国采取的是公开的不妥协的对抗方式，而今天它们对华的霸权主义方式已相当多元化，其中很多情况下是非直接对抗的方式，所以，中国也只能根据它们的方式来决定我们今天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策略，使我们和西方霸权主义总是处于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状态，由于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始终坚持谋求建立持久的和平的诚意、坚持对话、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坚持大小国家平等主张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宽容和宽厚之心待人，坚持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与合作，坚持道义优先、利益其次的精神，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始终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从而为邓小平时代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打好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之基础。

二 承前启后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政治外交核心精神

（一）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独立自主”精神

1.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独立自主的根本

（1）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保障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所在。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长期努力下，当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来临，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及时抓住发展的时机，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怎样才能更好地改革开放，使中国平稳地、健康地发展起来，这是邓小平反复思考的大问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16]邓小平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制裁指出：“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什么‘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不能让中国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117]

（2）以同理心关心别国的政治独立。邓小平高度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邓小平曾对泰国朋友说：“我们两国本来就是很密切的亲戚关系，没有理由不友好。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亚洲各国的事情要由亚洲各国来管，非洲各国的事情要由非洲各国来管。尽管中国是不发达的，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但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进行一点帮助。帮助虽然不大，但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而且是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对东南亚各国，当然更要实行这样的原则，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友好关系。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反对霸权主义，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一个体现，就是中国明确表明自身也不当第三世界的“头”，当客人提出希望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不敢当。中国只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平等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当领袖，当了领袖就要随便指手画脚，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摆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现在中国落后，没有资格称霸，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所以，我们把永远不称霸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原则。要以此教育我们的人民。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要这样教育。”[118]

在表明中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同时，邓小平也对第二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非常关注。邓小平指出：“美苏不夺取欧洲是称霸不了世界的。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力量，包括在军事上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条件是欧洲自己能团结起来、强大起来。我们欣赏法国在这方面的立场。”邓小平在1975年5月13日晚，出席法国总统德斯坦举行的欢迎宴会的致辞中指出：“中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都愿意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在国际上，我们都反对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德斯坦总统曾经说过，要坚持法国政策的独立性。我们赞赏总统先生的这个决心。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别国进行侵略、控制和干涉。中国坚决支持西欧联合。法国和欧洲人民可以相信，在他们维护独立和加强联合的事业中，总是能够得到中国人民支持的。正是根据这种精神，最近中国政府同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了关系。我们希望联合的欧洲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19]

（3）高度尊重兄弟党的独立自主。在党际关系的处理上，从国际共运史来看，中国是处理得很好的，是真正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延伸到了党际关系之中，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120]

在国际共运史中，苏联共产党把自己看做老子党，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颐指气使，实际上这是在分裂国际共产主义，对国际共运的发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邓小平就指出：“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应当由这个国家的党自己独立处理，任何外国党要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肯定会犯错误。一个党对于别国的情况总是比较生疏的，总没有本国那样了解自己的问题。一个党即使犯了错误，也要靠自己去总结、去纠正，这样才靠得住。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不好，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法国共产党有些事我们是不赞成的。但不赞成是一回事，指手画脚又是一回事。这是个原则问题。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中突出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独立思考，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自己的战略和策略，才取得胜利的。”[121]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同样对我党和兄弟党的交往中曾经所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坦诚反省，同时也批判“老子党”那种不尊重兄弟党独立自主的霸道作风。邓小平指出：“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会谈我是一直参加的，多数是我当团长，对手主要是苏斯洛夫，他们有他们的一套，我们有我们的一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们的那套东西是不行的，中心就是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我们有些东西今天看来也站不住脚。现在有两个问题他们还没有搞通，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独立自主。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122]“老子党”的问题不但是政治上“老子党”支配“儿子党”，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也得毕恭毕敬地按照“老子党”的发展模式来办，实践证明结果是很成问题的，为什么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在政治制度明显优于资本主义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活力反而不如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老子党”不容忍“儿子党”根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甚至“老子党”也很不情愿了解别国的国情，更不愿尊重别国国情。《管子·七法》中说：“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和建设两个方面都能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关键就是深刻了解自身的国情，是真正的“遍知天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结果，而决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录的结果，“老子党”的特点是喜欢对“儿子党”指手画脚，不允许人家独立思考和独立自主。

（4）强调独立自主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独立自主是十分在意和珍视的。《孟子·梁惠王下》中，滕文公问孟子说：“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回答说：“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滕文公所为难的，就是两大之间难为小。孟子给他的处方就是，“把护城河挖深，把城墙筑坚固，与老百姓一起坚守它，宁可献出生命，老百姓也不退去。做到了这样，那就可以有所作为了。”孟子的意见其实就是要自强自立，不要做大国的附庸国，而要争取独立自主，通过自身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展来保障自身的主权完整。今天的“护城河”和“城墙”就是强大的国防和和谐的社会，而和谐社会的大敌，正如《荀子·强国》第十六所说的：“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如果国家内部从上到下充满赢家通吃现象，处处官本位，处处充满诡诈、玩弄权术、阴暗狡诈之辈，不但和谐社会的到来没有可能，甚至国家都将会遭到灭亡的危机。

《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过：“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指那些做事不明白为什么要做，习惯了不想想为什么习惯，一辈子随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这样的人是平庸的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如果也是这样，这样的国家不也是平庸的国家吗？日本就是今天平庸的国家中最典型的例子，它经济上虽然是大国强国，但国际政治作用上它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小国，其原因是它没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而只是甘当美国的一个“海外州”式的附庸国和从属国。

邓小平的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是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来考虑的。比如说，通过外交努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外维护世界和平，对内巩固国家主权与安全，同时解决好人民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问题，发展国家的整体经济，使国家逐步走上繁荣富强，都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外交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指出：“对内设法摆脱贫困，对外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工作的总纲领。现在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个国家关起门来固然搞不好建设，但对外开放政策也必须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要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独立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困境。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只要政策对头，而且以自力更生为基础，振兴经济就大有希望。一个民族既然站起来了，就能够生存和发展下去。”[123]如何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经过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的深入实践，已经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邓小平指出：“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当我们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遵照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政策时，我们就会成功，否则就会受到挫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前进中总会遇到不少困难，但只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总会胜利。”[124]

（5）强调“政治独立”和对外开放的统一性。如果开放政策是有主心骨的开放、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的开放、有原则的开放和有鉴别的开放，那么这样的开放度越高，对人民带来的利益就越大。《孟子·公孙丑下》中，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多助”其实就有通过对外开放和世界建设和谐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而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意思。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125]为了使关心中国发展的国际朋友对中国开放政策放心，邓小平反复向外国朋友说明中国开放政策的战略性和持久性。邓小平曾经对日本社会党人士说：“在十三大以前，国际舆论和国内的人民还有些担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是会连续下去，十三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人民和国际朋友都放心了。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26]十三大报告中确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应当确立的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之一就是改革开放。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在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逐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闭关自守只能越来越落后。”[127]在后冷战时代，“开放”成为一大趋势，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终于走到了尽头，封锁和围堵中国的恶劣的国际环境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局面，中国终于可以比较从容地进行毛泽东时代十分渴望但不能实现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不但可以更加从容地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甚至可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广泛的经济技术合作与文化交流。

（6）独立思考是独立自主的关键所在。独立思考本质上就是思想的创新，思想的创新过程毕竟是艰难的，比照搬困难一万倍。在独立思考和借鉴别国经验之间，往往会忘记独立思考而采取简单的借鉴了事。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独立思考。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128]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三十九年，头八年好，后十年也好，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情况不大好。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129]

（7）强调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邓小平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130]邓小平把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浩然正气表达得淋漓尽致。《论语·为政》第二中，季康子问孔子：“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确实，如果执政者在老百姓面前庄重，老百姓就会恭敬；如果执政者孝顺父母，慈爱幼小，老百姓就会忠诚；如果执政者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老百姓就会勤勉。这就叫做以身作则。所以，凡是古往今来的执政者中很注意树立自身的形象者，无不直接将良好的形象正面辐射和波及最普通的人群，对整个社会带来良好的风气。国际政治的原理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善于树立和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首先受到消极影响的便是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一定会感到灰心丧气，他们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斗争的勇气就会受到极大的挫伤，因为如果毛泽东时代重新树立起来的一个拥有伟大气魄的中华民族都软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们第三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再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义者就会变本加厉地采取在国际上打压中国、从中国内部分化和西化中国的战略，就如同西方世界对戈尔巴乔夫统治的苏联一样的西化和分化的历史就会重演。坚定地维护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就是战胜敌人的勇气和力量的源泉，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来说，就是埋藏它们的坟墓。更重要的是，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是中华民族得以在地球上生生不息的民族魂所在，如果丢掉了，中华民族毁灭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2.外交上独立自主，是独立自主的外在表现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灵魂之一就是独立自主，处于冷战末期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核心外交价值观。1983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强调在外交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对待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从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不能依附、屈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否则就没有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131]这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方针向更加成熟方向发展的标志。

（1）努力推动西欧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中国推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必须有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样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否则，中国所执行的外交政策就等于没有平台，缺少了国际基础。比如，人家都搞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军事同盟方式，而中国搞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这一政策就没有办法真正执行，中国所面对的，只能是被黑暗的力量孤立的局面，虽然中国的外交理念是真正能够为世界和平与和谐带来可能的理念。这里，我们用《庄子·外物》中庄子和惠子关于“无用与有用”的辩论来比喻是很有意义的。庄子所说的“大地的既广且大”可以比喻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人所用的只是脚能踩踏的一小块”可以比喻为中国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如果“只留下脚踩踏的一小块”即只有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其余全都挖掉”即绝大多数国家都放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直挖到黄泉，脚下所踩的那一小块地也失去了作用”，即甚至可能出现绝大多数国家完全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伍，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等于完全失去了依托。因此，中国不但自身坚定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且要努力地推动世界一切和平的力量也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的是保障中国的这一伟大的外交方针有外部和平力量的广泛响应，形成不可阻挡之势，从而避免了中国为世界和平的孤军奋战。由此看来，邓小平多次在会见外国政治家时推动他们的国家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其哲学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邓小平曾经对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我们欣赏法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也是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两国在范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或近似的。”[132]邓小平曾经对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托恩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一直希望欧洲联合，变得强大，也希望欧洲各国实行独立自主的政策。”[133]

邓小平是伟大的公共外交大师，他在见到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时，总是耐心说服他们走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强调大家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自己的国家利益意义重大。邓小平曾经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从六十年代我们就一直赞赏法国戴高乐总统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独立自主的政策。在七十年代，我们认为战争的危险主要来自苏联，当时我们同西方，包括美国、欧洲采取了更接近的政策，这是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近几年有点变化，苏联还是咄咄逼人，但美国最近的几手表明，对美国也不能忽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有利于争取和平。”[134]邓小平曾经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施密特说：“在对外政策上，我们国家更加注意独立自主。……我们历来希望欧洲国家独立自主，有自己的独立性。”[135]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光有口号而没有具体的可操作办法，那等于白费力气。邓小平的反霸权主义的一个具体而有效的措施就是鼓励西欧国家独立自主，恢复自信心。邓小平曾经对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说：“西欧有强大的政治力量，有强大的技术力量，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霸权主义要称雄世界，第一个目标是欧洲。要取得欧洲，不一定采取正面进攻，那是下策，可以从两翼包围欧洲，特别是从中近东着手，取得中近东的资源，卡住欧洲的脖子。正因为国际战略态势如此，所以我们的愿望是有一个强大的联合的欧洲。欧洲只有联合，没有别的出路。单独一个国家即使比较强大，也对付不了霸权主义。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联合的欧洲，同时也希望有一个执行独立政策的欧洲。欧洲只有在联合强大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策，分裂的欧洲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和欧洲可以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帮助。我们把欧洲的发展当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也希望欧洲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和平力量的发展，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136]

邓小平推动西欧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同样也是基于同理心。邓小平曾经对法国对外关系部部长迪马说：“欧洲曾经历两次灾难，因此他们不希望战争。中国领导人不止一次地指出希望有一个独立、联合、强大的欧洲。有了一个这样的欧洲，必将增强制约战争的力量。我不谦虚地说，如果中国发展起来，每发展一步就增加了一分和平力量。我们一贯强调西欧联合、强大、繁荣，就是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制约战争。我们支持你们的‘尤里卡’计划，也是希望欧洲强大起来。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在南北问题上，我们双方有共同和近似的观点。欧洲在南北问题上是刚刚起步，希望欧洲在这方面做更多的事情。”[137]

邓小平对欧洲出现的独立自主趋势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是世界多极化的希望所在，是世界进一步远离战争的希望所在，中国取得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希望所在。他曾经对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说：“我们现在观察国际战略形势，不仅把中国看做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因素，而且把西欧和东欧也视为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制约战争的最大力量是第三世界，这些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有这么大的维护和平的力量存在，尽管仍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搞得好，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维护世界和平，最大的问题是各国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依附于集团政治，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历史纠纷的方式。”[138]

今天已经迈向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世界范围内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的状况如何？尽管两个超级大国只剩下美国，和平的力量也成长很快，但是集团政治和同盟政治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世界多极化一方面在艰难地向前发展，但另一方面，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在极力地将一些国家和地区捆绑在自己的国际政治独裁霸权体系之中。“集团政治”体系对中国的和平发展风险有增无减，在种种严峻的态势面前，我们应该怎么做，是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集团政治”、军事同盟反制？还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新中国和苏联搞过同盟外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是铁证，对新中国的外交曾经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也使中国的对外政策缺少灵活性和自主性，从今天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趋势来看，集团政治只能起破坏世界向和谐方向发展的作用，但如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决心用集团政治围堵中国，中国从策略上也可以考虑用“集团政治”的方式加以反击，但这只能是策略考虑，不是长远的战略安排，即使暂时会采取“集团政治”的方式反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是策略上为中国更加坚定地走独立自主的、非集团政治的外交路线服务的。

（2）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战国末期的杰出的思想家荀子就探索过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坦然“独立自主”的问题。在《荀子·仲尼篇》第七中，荀子认为，只要实行“礼义之道”，就能统一天下，他以周文王因实行了礼义之道，虽然只占有方圆百里的国土，但天下被他统一来作为正面的例子，以夏桀、商纣王抛弃了礼义之道，虽然实力雄厚地掌握了统治天下的权力，却不能像平民百姓那样得到寿终作为反面教材，最后得出结论：“故善用之，则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即善于利用治国之道，百里见方的国家也可以独立自主，不善于利用治国之道，就会像楚国那样，即使土地广阔也会为秦国所役使。用今天的话来说，周文王是善于利用先进的文化、道德和制度治天下，夏桀、商纣王则拒绝先进文化、道德和制度的力量，而迷信强权政治的力量。

中国今天能够坦然自信地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这首先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和国家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强大的标志所在。春秋战国中华大地上列国争霸的时代，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真正做到外交上主动的“独立自主”，这一方面是周天子的权威还在，另一方面那些方国实力普遍太弱，无法单独立足，必须借助“保护国”的保护和建立“同盟”关系才能生存，即使偶然会出现“独立国家”的现象，也往往是列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被独立”。比如《左传》记载，“鲁襄公和晋悼公、宋平公、……鄫国人在戚地结盟，这是为了会见吴人，同时由晋悼公命令诸侯出兵戍守陈国。穆叔认为鄫国的归属对鲁国不利，就让鄫国的大夫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参加会见听取命令。”今天中国实际上也面临新的“春秋战国”的局面，只不过这不再是中华大地意义上的“春秋战国”，而是全球意义上的“春秋战国”，中国也不是中华大地上“鄫国”[139]那种“被独立”的地位，而是主动地“独立自主”。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构成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邓小平指出：“中国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概括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反对霸权主义。第二，维护世界和平。第三，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不反对霸权主义，和平就靠不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使世界不得安宁，美苏两家不管哪一家得分，吃亏的都是第三世界国家。”[140]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41]这体现了邓小平外交方针在促进自身经济社会发展上的作用。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142]这体现了邓小平外交方针在促进世界和平中的作用。邓小平说：“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过去一向讲战争不可避免，现在观点有了改变，有了一种新的看法，战争因素、战争危险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很大发展。……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143]这体现了邓小平外交原则的坚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邓小平还指出：“关于国家关系，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你们日本是全方位外交，如果全方位外交意味着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与全世界各国友好相处，那末中国也可以说是全方位外交。”[144]这说明，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是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平共处的外交，是全方位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的外交。

（3）中国用实际行动推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这一方面是内政上完成国家统一的民族宿愿，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主动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努力，体现了独立自主的特性。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较低的层次，因为这主要表现在解决自身的主权归属问题，只是为国际争端的解决提供了中国的一个经典案例，还谈不上中国通过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地区和平与安全、为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直接的公共产品，只有中国在解决自身之外的地区的和全球性的和平与安全问题上提供实实在在的公共产品，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才能上升到较高的层次。对此，邓小平是有过深入的思索的。邓小平指出：“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我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但是，我考虑这对国际上是否也有些益处？我是指对和平会不会有点益处。维护世界和平，最大的问题是各国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不依附于集团政治，同时也要考虑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历史纠纷的方式。我们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只是考虑到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中国与有关国家的问题，也向国际社会提出这样一个构想，看是否对和平有利，一切都着眼于维护和平。”[145]中国正是通过“一国两制”方式使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给国际社会展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如何独立自主地用和平的方式实现收回列强侵占的领土，“一国两制”模式对世界上其他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间和地区间解决国际争端能起到示范效应，当然，只有在绝大多数国家都真正地可以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情况下，才会真正普遍产生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的理想局面。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更加有力反对霸权主义，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定局面的重要条件。从具有国际法法理地位的《开罗宣言》对将台湾归还中国的定义上讲，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主权已经回归中国，但至今两岸仍然未能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从中作梗。由于美国长期以来对我政治上统一台湾的遏制，使得整个东亚局势总是处于动荡和不安的状态，中央人民政府以最大的克制和耐心，努力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局面，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稳定上，作了极其艰苦而有成效的努力，使“台独”分裂势力日益不得人心，台湾宝岛数千万人民渴求两岸政治统一的心愿得以保护。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统一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146]如果台湾完全从祖国分裂出去，其结果是宝岛的人民必然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随意欺凌。为了台湾宝岛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为台湾的回归消耗了巨大的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资源，但由于两岸最终的政治统一前景还不十分明朗，也正是因为中国在内政上的这一制约因素，使中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国际地位与自身在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的作用是严重不对称的。

在这里，我们挖掘古代先贤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有助于我们理清一些如何实现国家统一的理论问题，同时也能帮助我们理解邓小平的国家和民族统一思想与优秀民族政治文化的传承关系。《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向梁襄王讲了“统一”能使天下“安定”的思想。梁襄王请教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要统一才会安定”。孟子进一步说：“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孟子认为只有不喜欢杀人的国君，才会使像雨后蓬勃生长起来的禾苗一样不可阻挡的人群追随他，天下的老百姓才会伸长脖子期待着他来解救了。真像这样，老百姓归服他，就像雨水向下奔流一样，哗啦哗啦谁都不能阻挡。《孟子·离娄下》中孟子还说：“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就是说，单凭善就想令人心服，是不可能的；要用善去培养教育人，才能够使天下的人心服。天下的人不心服而想统一天下，这是不可能的。《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还说过：“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只要一切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样去统一天下，才会畅通无阻。《管子·五辅》第十也从重视“争取人”对统一天下的重要性的角度分析春秋末期的现实，“今有士之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中说：“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意思是强国林立的情况下而谈统一的王业，是极其困难的。《管子·形势》第二中说，“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天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万物的规则、万物的道理。统一天下如果不掌握统一天下的规则和道理，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即使暂时达到目的，也是不能长久的。《司马法·定爵》第三中强调用道义统一天下，“被之以信，临之以强，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就，是谓兼用其人。”就是以诚信感召敌人，以威力慑服敌人，造成统一天下的形势，使人人心悦诚服，这就能争取敌对势力的人为我所用。《韩非子·六反》第四十六中也说：“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不可以霸王矣。”[147]这是只认法的思想，有了完备、公正、能够激励精英的法，统一天下就没有困难。

邓小平统一祖国的办法，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中如何统一国家的思想，并根据新的时代提出新的具体方略。其中的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因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国际关系基本的行为准则，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是国际法所保障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中国和几乎所有有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双边条约中都庄严地加以确定。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这一方针，解决国际间的问题，解决我们同国际间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台湾问题。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了一个调整。我们过去曾说过建立‘一条线’的反霸统一战线，现在不搞那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国际上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也不搞集团政治，不依附任何集团。这一政策对于维护和平比较有利。中缅两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起国，也是执行五项原则的典范。……台湾问题是中国实现统一的问题，我们解决台湾问题是从整个民族利益考虑的。”[148]如何使台湾最终实现和大陆的政治统一，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大陆的经济社会必须要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性发展，建立强大的国防，人民生活充实，并通过外交努力营造好有利于统一的国际环境，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主要是做两件事。第一件是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争在本世纪内摆脱贫困状态，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最根本的就是这件事。……我们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不同这家联盟，也不同另一家联盟。这种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的一切对外政策，一切方针、步骤，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八十年代中国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争取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这个任务同前两个相关联。要统一，首先我们自己要取得比较可喜的发展，国家力量比较强大，人民生活有较大的改善，再加上国际和平环境这一条件，统一就比较容易了。我们就是根据这三大任务制定对内对外政策的。”[149]要实现台湾的回归，营造两岸走向和平统一的人文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两岸都要采取有效措施共同遏制“台独”倾向和“台独”言论，共同开发政治上统一台湾的思想文化等等。邓小平就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反对任何导致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发扬几千年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是我们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个是政治统一，一个是发展经济，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还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这些是我们的共同目标。”[150]

邓小平统一祖国的思想，包含了古代先贤们的“统一”的目的是使天下“安定”、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方式（而不是动辄战争等杀人方式）、以天下人心服的方式、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方式、努力争取人心的方式同时也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很强势的情况下谈祖国的完全统一的方式（这用管子的思想衡量属于愚人之智，但在我们看来是不怕鬼的表现），是真正地掌握了“天之道”的表现。

（4）用切实的行动树立中国是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51]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怎样才能推动下去？首先这一政策要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承认，或者是绝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承认。应该说，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相当一大部分，无论是普通人民大众，还是政治统治精英，或者是学者，都是承认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都从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确实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因为中国用切实的行动证明中国是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央决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员额减少一百万，这不但是中国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而且是中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贡献。中国此举也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但是，总有一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和势力，或者是不了解中国的一些人和势力，总是以“中国威胁”的心态观察中国，认识中国，以达到借所谓的“中国威胁”恫吓世界之目的。而且“中国威胁”论也确确实实搅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客观评价，使西方国家抹黑中国达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恩格斯曾经指出的：“得手的外交恫吓比较便宜，也比较可靠。”[152]美国进攻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坚信”，“中国能够和平崛起吗？我的回答是不能！只要中国继续其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发展若干年，美中两国就会以相当大的发生战争的潜在性，展开紧张的安全竞争，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越南的中国的绝大多数邻国都会加入到美国一边来抗衡中国的强权。”[153]2012年5月24日，笔者受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中国崛起的安全环境与战略选择”的学术研讨会的邀请，见到了米尔斯海默教授，在和他的对话中，我建议他研究一下中国历史，这样他就会明白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强大的时候反而特别倾向和平而非倾向战争，而且往往带来较为长久的和平局面；而当中国衰弱时则往往发生内乱和国际冲突不断，米尔斯海默则说他根本不“trust”历史，我告诉他中国的历史至少应该相信60%，我给他举了几个生动而真实的例子，比如唐太宗听从房玄龄之劝，放弃征伐朝鲜。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留下《皇明祖训》中铭文记载永远不征伐周边十五个国家，在整个明朝确实没有对它们动过武，这些历史难道不可信赖吗？米尔斯海默看来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而且他固执己见，难怪他的思维是完全建立在想象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严肃的历史认知和严肃的文化认知的基础上的。德国弗莱堡大学（University of Freiburg）助理教授梯模·门尼肯（Timo Menniken）从中国对东南亚的行为效果作出分析，认为“和人口与经济的增长相反，中国的水资源正在变得稀有，由于处理这些由水的稀有和地方不均衡的分配，从而导致国际性影响，中国在国际谈判中的表现及在湄公河机制（Mekong regime）中所展示的形象是不良的。本来对中国而言，跨国界的合作更应该是战略性选择，而不应该是策略手段。”门尼肯形容，“中国对外政策概念的连续性由两个基本原则构成——‘独立自主’和‘安全’。在跨国界的资源管理中，我们只能根据这些中国对外政策需要来了解其行为，分析家们如果缺乏这些理解，就会产生中国会成为慈善霸权国（benevolent hegemony）之非现实的希望，在资源政治中这些假设的突起，使这些本来就由于中国的地缘的和社会经济的‘蓝博’（蓝博的含义是指中国为爱寻衅的，极富有好斗性的，对于抗拒规定、规章或法律毫不犹豫的国家），而使已经严重不对称的问题结构更加复杂化。”因此东南亚国家“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中国水政策的冲击”，因此东南亚国家“应该聚焦于平衡而不只是批评”，“更不应该对中国的野心置若罔闻”[154]。哈佛大学博士亚历山大·李伯曼（Alexander Liebman）以中国在湄公河的“表现”为例，否定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真实性。他说：“中国关注的从来都是自己的国内利益，对中国来说，国内利益处于得失攸关的核心地位，中国拒绝签署合作协定和继续进行有损于下游的单边项目，他们从未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使河岸国家受益。在这些零和问题上，中国并未像慈善的霸权那样采取行动。中国所谓的双赢安排完全不具有现实性，在中国的行动和其所表达的高标准的思想并非是一回事，他们并非代表对未来的慈悲行为作出可信之承诺，东南亚国家完全无法指望中国会为和平崛起提供比如无海盗海运通道或开放的贸易路线这样的公共产品，甚至‘双赢’的问题上，中国也根本不会对其和东南亚国家大得不成比例的权力作出让步，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将以其在这条河未来的表现为指示器，中国会如何表现她的‘和平崛起’？在这些问题尚不显得十分突出的情况下，中国尚且不能兑现‘和平崛起’，而当中国人口继续增长，经济继续发展，大坝继续建设，水的短缺和争端只会进一步加剧的未来，更不可能做到了。”[155]其实，中国人讲和平发展也好，讲和平崛起也好，讲和谐世界也好，都是基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基因中的强劲的结构，古代中国人就认为，讲和平而非发动战争，是为“有道”，而穷兵黩武则被视为“无道”。中国先贤老子说过：“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所以，西方人以他们的民族是通过扩张侵略而崛起的经验推理中国的崛起也和他们的民族的崛起一样，实在是不了解中国传统所致，或者是假装不知道。当然，如果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看法都是真实逻辑的话，那么中国就不可能称之为和平的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力量，更谈不上树立起了中国是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问题是西方学者的逻辑都是假的、编造的，虽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西方学者并没有讲错，但结论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从西方学者“中国威胁”论来看，邓小平强调中国要树立自身是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的思想，是多么有前瞻性和预见性。

（5）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取得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需要并且始终长期坚持而不改变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外交路线。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中国的内政是一心一意把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起来，特别是发展经济，它是决定其他领域发展的基础，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什么样的外交政策能使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得以实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最佳选择。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外交实践充分证明这一外交政策在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方面的积极作用。邓小平指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希望欧洲国家也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我们深信这种政策有利于世界和平。我们希望中国、欧洲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强大起来，加强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就中国本身来讲，要取得发展，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没有和平的环境不行，所以，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我们应该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56]邓小平指出，“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只要坚持现行政策，搞它几十年，中国会发展起来的。”[157]

（二）强有力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举措

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上，荀子有一整套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理论和原则，在他的《荀子·仲尼》第七中，他说孔门“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因为像齐桓公这个五霸中最负盛名的君主，为了争夺国家的政权，杀死了自己的哥哥；荀子指出齐桓公连自己家庭内部的事情都没有处理好，比如家族中有好几个女性都没有出嫁，在宫廷之内，齐桓公更是纵情作乐、奢侈放纵，齐国收入的一半还不够他消费；对外，齐桓公欺骗邾国、袭击莒国，吞并国家35个。他的所作所为是这样的险恶肮脏、骄淫奢侈。荀子指出齐桓公称霸的原因主要是他掌握了治理天下的关键，比如他有管仲的辅佐，让高氏、国氏尊贵，因此齐桓公称霸诸侯确实是理所当然，不是侥幸得来的。但是在荀子看来，春秋五霸的事业是不值得称道的。因为五霸“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诈心以胜矣。彼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杰也”。就是说，五霸不把政治启蒙作为治国的根本，没有尽力推崇礼仪，启蒙教化人民，这样是决不能使人心悦诚服的。荀子认为，五霸只是注重方法策略，合理安排作息，使人民积蓄财物，加强战备因而能打败他们的敌人，他们依靠计谋取胜，以谦让来掩饰争夺，以仁爱之名来追求实利，他们是小人中的佼佼者而已。

因此荀子提出了他反对称霸的思想，“致贤而能以救不肖，致强而能以宽弱，战必能殆之而羞与之斗，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国安自化矣。有灾缪者，然后诛之。”用今天的话来概括，荀子的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想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国家的领导人要“极其贤能”，即道德和能力两方面都要达到至高的境界，能够去救助不贤的国君；第二，自己的国家极其强大，能够宽容弱国，耻于对弱国动武；第三，制定各国都适用的完备的立法制度并公布于天下，使那些实行暴力的国家转变为倾向于和平的国家；第四，谴责、惩罚那些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国家。荀子的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其大部分理念仍然对今天中国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战略与策略体系有启发意义。第一，自身要“极其贤能”，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对其他国家的示范效应。新中国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使中国一直都是国际政治舞台上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最坚定的力量，就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极其贤能。”第二，宽以待国，不以大欺小。第三，推动建立对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横行起作用的国际法体系。第四，采取集体安全措施谴责惩罚那些祸国殃民、谬误乖戾的国家。

在荀子所处的时代，荀子的反霸思想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不可能得以实现。当然，荀子之后经过两千多年的今天，实施的难度也相当大，因为今天的国际体系也仅仅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华大地上“国际体系”的放大，强大必霸仍然是今天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而新中国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决心永远不称霸，无论将来多么强大，都不会称霸。邓小平指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158]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中国，可以说是真正发展起来的中国，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贡献力度持续地扩大。以中国对非洲的科技援助为例，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FOCAC）北京峰会通过《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07～2009）》。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盛况空前，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代表齐聚北京，胡锦涛主席在会议上宣布了中国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在中非合作八项政策措施中，明确提出科技合作的目标，那就是“今后三年内为非洲培养一万五千名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一百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在非洲建立十个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根据这八大措施的规定，中国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员，到2009年10月止已达13307人次。此外，中国的青年志愿者、高级农业技术专家等陆续到非洲开展工作。[159]荀子说过大国强国不称霸的举措之一是宽容弱国，耻于对弱国动武。这样的例子在上古是有的，那就是西周的前三代的文王、武王、成王时代，正如荀子在其《荀子·仲尼》第七中描述的：“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同样，邓小平讲的“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其实也是荀子“宽容弱国，耻于对弱国动武”思想的逻辑发展，因为支撑中国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厚德载物”，中国一方面要坚定地维护好自身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决不允许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再对中华民族进行威胁和欺压，在中国强大起来的同时，中国决不会重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老路，中国将更加坚定地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家间关系，决不会对弱国采取侵略扩张的政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往往对弱国进行疯狂的侵略，真正有一定实力的国家它们还不敢轻易动手，就像今天的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干的一样，它总是对那些弱小民族和国家大打出手，美国本质上还是毛泽东主席说的纸老虎。

体现中国永不称霸的核心外交思想，就是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努力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更是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效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核心外交原则。

1.提出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总的原则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相对和平的时代，主要是要通过一系列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受和遵守的总原则和总理念。邓小平指出：“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邻国之间的关系。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问题，都需要这些原则。”[160]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总原则和总理念，还应当符合经常图谋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家中人民的需要。因为一旦谁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它的国家的人民就可以充分利用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总原则和总理念揭露他们的统治者的不法行为，并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与他们的统治者斗争，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政府都可以利用反霸、反强权的总原则和总理念来为建构和谐的世界服务。邓小平指出：“我对国际形势有个想法，请研究国际问题的人考虑，就是是否要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问题。过去的国际政治是霸权主义、集团政治，实践证明行不通。霸权主义伸出的手不能不收回了。国际关系要用什么新秩序、新原则来代替？就我个人的知识来说，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能够为不同制度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是亚洲的产物，也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应该能够接受这些原则。”[161]今后中国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不但要使各国的统治者人人知晓，尽最大的可能感化各国的统治者，使他们不但是口头上响应，行动上实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念深入到各国人民心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国际和谐。

2.加速发展自己，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是顶住霸权主义的重要条件

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决定外交力量的强弱。邓小平指出，中国的核心任务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162]。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163]为此党的十三大确定经济建设的三大目标，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济实力提高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才有可能，从而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手段抵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能力才会增强。正如邓小平所阐述的：“我们的战略是近海作战。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建设海军基本上是防御，面临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要精，要真正是现代化的东西。”[164]从国防实力增强的意义上，邓小平指出：“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我们提出的口号，也就是对外政策的总方针，叫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165]能够抵御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之适当的力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积极防御”从哪里来？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建设成就的支撑，就不可能有海军的现代化和“积极防御”，从海上、陆地上、空中抵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硬实力就不具备。中国是大国，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全得到保障，从客观的角度讲，实际上是对人类的幸福与和平世界的贡献。因为中国的全面繁荣，必然会给世界带来勃勃生机，为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对人类做出贡献，我是从两方面来讲的：一是我们摆脱了贫困，表明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做到了这件事，就可以给人类做更多贡献。这种贡献，包含对不发达的国家提供如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对他们的发展提供比较多的帮助。二是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使国际的和平力量增加一分。中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力量。我们最需要和平，不希望战争。”[166]

今天已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一些发达地区如广东、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已达到中等发达程度，到本世纪中叶，还有二十多年光景，只要按照十三大确立的目标聚精会神地发展，中国整体实现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一定可以达到，到那时，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实力条件就更加充分，中国抵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能力就会更加强大，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力度就会更大。

3.提出中国的外交目标服务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思想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否具有先进性，关键是要看外交政策目标的服务对象是谁，如果服务对象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样的外交着眼点就是先进的，正确的。中国的外交目标对内，服务于全体中国人民，对外，服务于世界人民，因此，中国外交的先进性是非常鲜明的。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不但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者，而且也是世界人民和世界各民族利益的维护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167]这个世界上只要存在霸权主义，世界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霸权主义越严重，世界人民的生存与安全所受到的威胁就越大，因此，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是完全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邓小平指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168]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符合世界人民的愿望，也是我们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69]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能搞双重标准，不以国家间关系的好坏决定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轻重，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符合世界人民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仅是十年八年的和平，也不只是本世纪的和平，还要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的和平。……要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发展和平的力量，即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把整个第三世界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也把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欧洲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170]冷战时代是两大阵营的对抗，不少国家根据自己的战略与策略需要选择两大阵营中的一方，当然在两大阵营之外，也有若干不服从两大阵营中任何一方的中间地带，还有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中国也不属于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但是今天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第二世界的动摇性暴露无遗，欧洲和日本已经不再是走倾向于独立自主发展路线的国家，它们似乎更进一步地捆在美国的称霸世界的战车上，对此，是不是可以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将第二世界界定为“和平力量”的判断就过时了？我们认为没有过时，因为第二世界仍然和企图把称霸世界作为对外政策目标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只要中国团结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努力取得成效，第二世界也看到了成效，其作为“和平力量”的一面也会显现出来。当然，遏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关键还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和广大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作用，发挥人民外交的强大作用，如果人民起来遏制霸权，谁想搞霸权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周恩来就指出，外交的“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171]。通过人民外交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中国等国家和平发展的疯狂行为，将是整个21世纪中国和平外交取得成功的关键。

4.提出反霸反强权是为世界人民的利益考虑的思想

（1）提出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制造的任何战争威胁（无论是常规的战争还是核战争），中国将根据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决定自己的立场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假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我们中国也要根据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决定自己的立场。我们既不能帮苏联的忙，也不能帮美国的忙，因为它们是超级大国。”[172]邓小平对中东国家人民的和平努力从来都给予积极的评价和支持。1980年1月，邓小平对前来访问的埃及领导人说：“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始终站在埃及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一边，永远是他们最可依赖的朋友和兄弟。”“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比较长时间的和平，这对我们中国、对世界人民、特别是对第三世界比较有利。就中国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是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实现这个目标是困难的。中国是真正热爱和平的。中东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阿拉伯世界的团结。”[173]邓小平指出：“核武器毁灭人类这种看法靠不住，最终人类要消灭核武器，而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如果超级大国动用核武器，就与全世界人民处于对立地位。”[174]

正因为邓小平心中装着世界人民的利益，当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及面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普遍受到超级大国的欺压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霸权主义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和对阿富汗等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表达了无限的同情。就在苏联悍然入侵阿富汗之际，邓小平忧虑地表示：“全世界人民是用一种沉重心情来迎接八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一开始就不平静。阿富汗事件、伊朗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还在发展，中东、近东形势更加不安宁。非洲、拉美也存在不少问题。就我们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说，太平洋不太平。……中国历来考虑问题不仅是从中国本身考虑的，甚至不仅是从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考虑的，而且是从全球范围来考虑的。中国对阿富汗事件反应强烈，就是从全球战略来考虑的。我相信，世界人民是有力量来迎接八十年代的风波的。”[175]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倒行逆施，一直是后来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障碍之一，为了阿富汗人民的利益，中国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斗争，直至苏联解决了三大障碍，中苏关系才得以恢复。

（2）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面对20世纪80年代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把实现第三世界的正当的国家利益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1980年4月17日，邓小平对外国记者说：“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争取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176]邓小平对阿拉伯世界内部的不和谐而导致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力的情况深感不安，他曾对来访的阿拉伯联盟代表团深情地说：“阿拉伯地区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引发世界大战的火药库不止一个，但第一个是中东。我们一直希望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这对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国际局势的安定十分重要。一亿五千万阿拉伯人联合起来，即便不是决定性力量，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还存在着许多分歧，超级大国从中加以利用，为它们的利益服务。世界人民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争取和平环境。你们也有一个自己建设的问题，如果阿拉伯世界联合起来建设，就了不起。中国在处理阿拉伯世界内部问题上的根本出发点是，真诚希望阿拉伯各国走到一起来。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为收复失地、恢复民族权利、争取全面公正地解决中东问题而进行的正义斗争。”[177]

（3）把恢复中国的主权看做世界人民利益的一部分。邓小平曾对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178]邓小平把自己领土主权的收回不仅仅看做中国人民的事情，也看做世界人民的事情，这是为什么？香港、澳门的回归是中国人民的事情，这容易理解，但同时又是世界人民的事情，确实理解上有一定的困难，但只要我们联系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至今还有大量的主权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侵犯还没有得到解决的严峻现实，我们就能够理解中国解决好自己的领土主权回归的国际政治意义所在。因为，一旦中国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中国和霸权主义斗争的勇气、艺术和经验，对广大第三世界将是一个巨大的精神鼓舞，同时，香港和澳门回归的模式，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将是解决自己主权问题的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案例。所以，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中国自己的事情。邓小平指出：“香港问题的解决，不仅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有积极的影响，它还将有广泛的国际意义。世界上有许多‘热点’，即发生冲突和可能引起战争的地区，都存在这个问题，能否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加以解决，我看可以嘛。”[179]正因为此，邓小平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邓小平说，基本法“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是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180]

（4）提出和平有利于世界人民，特别有利于第三世界的重要观点。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也就是和平问题。和平有利于世界人民，特别有利于第三世界。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连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对外政策第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181]为什么说和平有利于世界人民，特别有利于第三世界？这是因为和平的局面往往使霸权主义者通过发动战争而大发战争财的迷梦破产，使霸权主义企图通过战争侵占别国领土和资源的迷梦破产，因此，和平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很不利。美国为什么能够崛起？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由此在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霸主地位。并依仗其经济优势，疯狂对外进行侵略扩张。邓小平支持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要求，当然也是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因为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落实得越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国际环境就越有保障。邓小平精辟地指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82]

（5）对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努力，要听其言，观其行。在两极对抗的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总是摆出对抗的姿态，有时也会进行一些“和平谈判”，达成一些裁军协议，但是他们的和平诚意是相当有限的，不能解除对世界人民的威胁。和平不能寄托在超级大国身上。世界和平只能靠全世界人民的奋斗才能实现。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达成协议，我们赞成，但不容易。我们观察二十年了，双方水涨船高。即使达成协议也不等于真正做到，对世界人民的威胁并未解除，实际问题没有解决。所以维护世界和平不能只看到他们两家的谈判。”[183]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待核武器有两条基本原则：第一，美苏两国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第二，逐步减少核武器，直到最后销毁核武器。如果美苏两国能在这方面达成协议，世界人民才放心。”[184]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霸权主义仍然威胁着世界和平。世界真正的缓和仍然需要全世界人民为之奋斗若干年。”[185]

不同性质的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不同。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对外政策，一定只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而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表面上也经常讲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根本就做不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完全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对外政策，党和政府没有自己的私利，只有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如邓小平所实事求是地阐述的：“中国确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自己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既是为了中国人民本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186]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的理念，只有中国这种社会主义的国家才是真正需要的，因为这是人民最渴望得到的。而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外交政策，往往最不喜欢的就是世界出现一片祥和的局面，这样，它们常常通过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而谋取“冲突利益”的迷梦就会破产。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国际和平环境。不仅是十年八年的和平，也不只是本世纪的和平，还要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的和平。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只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不够，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不赞成谁，这样才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包括欧洲、日本和大洋洲人民的利益。要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发展和平的力量，即制约战争的力量。中国把自己看成是维护和平的力量，我们把整个第三世界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也把包括西欧和东欧在内的欧洲看成是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的力量。基于这种判断，中国不卷入集团政治，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符合维护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利益，也符合西欧、东欧以及世界其他不愿战争国家的利益。这就是我们从‘一条线’的外交政策改变为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依据。”[187]不称霸的思想，不但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邓小平讲的世界人民的利益，自然也包括中国人民的利益，这一点我们从《淮南子》中的反霸权思想中可以找到理论根据。《淮南子·诠言训》说：“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丧其霸。故国以全为常，霸王其寄也。”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用战争去谋求当世界霸主，结果几乎把德国推向毁灭，“二战”后美国想称霸世界，结果造成世界多极化的不可阻挡之势，所以国家以保全自己为长久之计，称王称霸不能长久。

（6）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核心的是从全球战略考虑，而不仅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更不存在中国有求于霸权主义的问题。同时，任何外国政府也不要指望因为中国弱就认为中国好欺负，就可以随意地践踏中国的主权。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对巴基斯坦外长谈到中美关系的严峻情形时说：“里根在台湾问题上倒退，反映了他的判断：一是认为中国本身没有什么力量，在经济上特别在军事方面无足轻重；二是认为在全球战略中中国有求于美国，而不是美国有求于中国；三是认为只要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和对抗政策，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美国无论怎么做，中国都会忍耐和吞下去的。就我们来说，观点正好相反：第一，我们是穷，但也有自己的分量。第二，中国制定政策不仅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且是从全球战略考虑的。中国同美国没有关系的时候，日子也过下去了，而且还过得不坏。中国有求于美的观点是很危险的，要犯大错误。第三，认为只要美国对苏联采取强硬和对抗政策，在台湾问题和其他问题上美国无论怎么做，中国都会忍耐和吞下去的观点也是危险的，因为这首先破坏了全球战略。”[188]邓小平讲的全球战略，就是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就在同一天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时指出：“要继续执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执行得好，我们就有可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189]

5.对广大第三世界为主体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给予积极的支持和赞赏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孤军奋战是不可能取得成功，必须调动世界上一切积极的力量共同奋斗才会取得成功。马克思在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檄文中对如何遏制沙俄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对我们今天如何反霸权和反强权，是有积极的启发意义的。马克思指出：“欧洲的上层阶级只是以无耻的赞许、假装的同情或白痴般的漠不关心态度来观望俄罗斯怎样侵占高加索的山区要塞和宰割英勇的波兰；这个头在圣彼得堡而爪牙在欧洲各国内阁的野蛮强国所从事的大规模的不曾遇到任何抵抗的侵略，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在不可能防止这种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90]如今，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各种新手段和新招数，给国际反霸反强权力量指明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从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内部和外部培养反霸反强权的力量，通过“监督”和“揭露”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外交活动和军事行动的反动本质，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的行动，并推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和谐世界到来的努力的一部分。邓小平利用国际上一切积极因素反霸反强权的思想，正是真正洞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政治秘密思想的表现。

1979年3月，邓小平和西哈努克亲王交谈时，对西哈努克亲王亲自率领柬埔寨代表团赴联合国，为柬埔寨的独立和尊严，反对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胜利表示十分高兴。邓小平说：“我们始终对西哈努克亲王的爱国主义立场和坚持正义的斗争精神表示十分钦佩。”[191]柬埔寨虽然只是东南亚中的一个小国和弱国，但是它在抵御大国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它的正义行动一直都给予道义上和实质上的支持。

中国人民对阿拉伯世界的反霸反强权事业一贯支持和同情。邓小平就讲过：“中国和阿拉伯也门两国的关系历来是深厚的。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确实够得上是朋友。你们那个地区过去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国际局势动荡的中心之一。最大的原因是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各种力量都来争夺。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争夺，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相信，你们的斗争尽管还有曲折，但最终将取得胜利。我们希望阿拉伯也门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好起来。”[192]

在强调用实质行动支持第三世界反霸反强权上，邓小平主张造血式的支持。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根据新的形势变化提出来的，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依据。对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我们都要加强工作。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着眼于对受援国确有益处，不要让它躺在援助国的身上。比如可以把援助改成低息贷款，这有益处，它自己有个经济核算，会把钱用得更好些。我们国家经济困难，但还得拿出必要的财力援助第三世界。从战略上说，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就要用相当的财力来援助第三世界。那时，就真正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是穷，一个是块头大。块头大，决定了我们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对这个分量不要小视，特别是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后，我们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增加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名不副实，经济发展速度太慢，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工业、农业比较落后。这点我们要谦虚一点，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当然现在打仗也没有关系，打了再建设。”[193]

邓小平对阿拉伯国家反霸反强权的积极行动给予高度赞扬，他曾对埃及领导人说：“我们高度评价埃及政府对苏联侵略阿富汗所采取的严正立场。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始终站在埃及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一边，永远是他们最可依赖的朋友和兄弟。”[194]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发展起来了，对广大第三世界的支持力度就会加强，因为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命运是一致的，强大起来的中国就有力量推动一个强大和繁荣的第三世界。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将在国际事务中，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特别是支持阿拉伯人民、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中，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不但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195]邓小平曾对约旦朋友说：“中国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当然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仅关心我们自己，也关心周围国家，比如东南亚、印度支那，也关心中东问题。中东是世界上危险焦点之一，也许是世界最危险的焦点，因为你们有重要的战略资源石油。超级大国要争夺那里丰富的石油资源。它们希望阿拉伯世界一片混乱，以便可以在混乱中插手。因此，中东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这只有靠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真正团结起来才能得到解决。这也是我们的真诚希望。就中国来说，我们希望同阿拉伯世界所有的国家和人民发展关系。虽然我们所处的地区不同，但实际上面临的是共同的问题。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需要我们大家联合起来，首先是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同霸权主义进行斗争。我们相互联合，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联合反霸事业是很重要的。”[196]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中华民族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他关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中东的觊觎的判断，在21世纪已过去12个年头的今天，进一步被印证。谁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力量？对这个问题，邓小平是这样回答的，“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对超级大国，对霸权主义，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也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都是采取反对立场的。当然，我们有时侧重于这方面，有时侧重于那方面。我们同世界上所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要加强合作。”[197]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霸权主义的直接受害者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198]而在联合第三世界反霸反强权的斗争中，中国不能以领袖自居，也不能当什么“精神领袖”，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在反霸反强权的斗争中所建立的关系，仍然是兄弟关系、朋友关系。

国家间能否稳定发展，取决于政治基础是否牢固，没有好的政治基础，双边关系就会很不稳定。什么是国家间关系的政治基础？简单地说双方的外交理念要取得基本的一致是关键指标所在。邓小平在和新西兰领导人谈话时就指出：“中新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一直是好的。为什么好？就是因为有这个政治基础。没有政治基础，就会好一阵又坏一阵，坏一阵又好一阵。”[199]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是为不正当地图谋别国的利益而来的，特别是那些有战略意义资源又丰富的地方，更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力争夺的地方。邓小平曾在会见约旦国王时就指出：“中国支持阿拉伯人民事业的立场是一贯的。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那里有丰富的战略资源——石油，这是你们的幸运。但因此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那就是两霸争夺。麻烦和幸运联结在一起。我们都是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共同的经历。我们衷心希望阿拉伯国家能团结起来。一旦你们联合起来对付霸权主义的挑战，你们那个地区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200]这是邓小平启发中东国家应该辩证地看自己的优势，因为优势也往往成为灾难的根源。反对霸权主义就是反对战争，南南合作是提升发展中国家反霸反强权的重要手段，南北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削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锋芒。邓小平就指出：“现在世界上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两大问题，就是东西问题和南北问题。东西问题也就是和平问题。和平有利于世界人民，特别有利于第三世界。战争是同霸权主义连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对外政策第一条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最希望和平，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不希望打仗。当前国际形势是，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总的说来，和平力量在发展。南北问题对第三世界国家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南方国家首先要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继续发展，也面临着南北问题，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南方国家不发展起来，发达国家就难找到市场。南南合作很重要，进行南南合作的条件是存在的。南南合作可以推动南北合作。”[201]

6.主动约束自身可能产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1）在双边关系中强调双方都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老子《道德经》说：“自胜者强。”一个国家往往在弱小的时候，即使想在国际事务中搞霸权主义，也往往力不从心，但强大起来之后，对外扩张，搞霸权主义则往往是家常便饭，如果说有什么例外的话，中国就是一个例外，因为中国自身的实力无论处于何种发展水平，中国都将坚持不称霸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优势所在。中美建交是20世纪的国际关系的大事件，两国建交伊始邓小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他在1979年1月在美国访问期间对美国人说，“提请大家注意中美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重申的上海公报中关于反对谋求霸权的各项原则，这对我们双方是一个约束，对各国人民是一个保证，对霸权主义是一个遏制。我们两国都信守自己的承诺，就可以对维护亚洲、太平洋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和安全起到积极的作用。”[202]1979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指出：“我们的海军不准备发展得太大，主要是用于防御。我们不会到国外去侵占别人的地方，也不需要在世界上建立什么基地，不搞霸权主义，只要有自己的防御力量就够了。当然，也要现代化才行，现在我们的海军太弱、太小。”[203]反对别人搞打牌外交，也反对自己搞打牌外交，是邓小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措施之一，对自身的外交行为也是一个有力的监督。邓小平指出：“我们是从战略角度考虑中美关系的，双方都不要玩打牌游戏。打牌是不从政治角度、不从战略利益考虑的，有时甚至也不从国家利益考虑。如果是打牌，牌就可以随时换，也可以随时丢掉。从战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才能有个稳定的政策。”[204]邓小平说：“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205]邓小平强调：“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是维护和平的最好的政策。因为中国这个力量，加到任何一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我们说十年打不起来，包括我们这个对外政策的作用。最好的是我们现行的政策，这个最有分量，最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206]邓小平重申：“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打苏联牌，不打美国牌，也不许人家打中国牌。”[207]

（2）《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明确写入“反霸”条款。邓小平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重要论述有如下几点：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但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现在确实有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写上这一条不是干涉谁的内政，而是干涉它们的行动。”[208]②“在日本促进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力量发展很快，现在就剩下在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问题。日本政府没有理由反对把中日联合声明中已有的条款写到中日友好条约中去。”[209]③“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对日本是有利的，可以改变日本的形象。”[210]④“当别人要威胁我们、侵略我们，要将霸权强加于我们时，我们就要反对。希望日方不要从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上后退。”[211]⑤“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称霸，但起码东南亚有些人担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是否会称霸。我们再三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了质。条约里写上反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212]由于日本过去对亚洲进行过野蛮侵略，为了达到约束日本重新抬头的军国主义，使亚洲各国对日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减少戒心，同时防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霸权而把中日纳入他们的棋局之中，防止包括美苏在内的任何国家在亚洲扩大势力范围，当然也是约束中国自身，中日双方最终达成完全的共识。1978年8月12日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中日关系展开了新的篇章。当然，中日关系尚存在钓鱼岛主权归属这一敏感的隐忧，由于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有利于日本的变化，日本欲冲破邓小平当年从中日两国长远大局考虑，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也为日本政府遵守的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倡议，造成中日关系向不稳定和不和谐的方向演变。

邓小平指出：“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写入了正文，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213]邓小平还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规定反霸原则，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希望中日双方都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原则。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214]在双边条约中写入反霸条款，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应该在所有双边关系文件中都写进去，这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制约将产生强大的法律约束力，给国际关系提供了崭新的政治合作方式，对和谐世界的实现意义重大。反霸条款的确定，因为两国共同语言增多了，使中日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平稳发展。

条约中的“反霸”条款虽然是冷战时代确定下来的，但绝不是“带有明显的冷战特征”[215]的东西，只要世界上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一定要反下去。事实上，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后冷战时代的表现，并不比冷战时代“温柔”多少，直接的军事对抗确实是减弱了，但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对第三世界它不喜欢的政权采取颠覆政策有增无减，以求最大限度地扩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战果”，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的威胁反而更加严重。邓小平指出：“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216]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冷战后时代愈演愈烈。邓小平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垄断和控制国际政治发展方向深刻洞悉阐述道：“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217]邓小平“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的观点，是很有哲学道理的，他看到冷战结束可能带来的“和平”与“发展”局面，同时更看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新的方式和新的手段更加疯狂搞霸权和强权的现实，《道德经》就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这样以强烈的忧患意识而非侥幸心理，是真正科学而深刻地观察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的。

7.采取理性的反霸反强权斗争策略

第一，中国发展核武器绝不是准备核战争，即使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武装冲突，也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核武器只是用于自卫。周恩来曾经指出：“我们不怕原子弹，也不拿原子弹吓人。”[218]1982年邓小平会见利比亚领导人，针对利比亚领导人要求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时邓小平指出：“核武器方面的合作是干不得的。我们可以在别的方面同超级大国进行斗争、较量，在核武器方面不能同他们较量。在这方面，中国如果采取不恰当的政策，同其他国家进行核合作，就会带来很大的灾难性后果。第三世界国家不值得把钱花在这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在这方面进行战略合作，有百害而无一利。”[219]据曾经为此次邓小平与卡扎菲会谈做翻译的时延春分析，卡扎菲“曾经试图在很多国家买核武器，并力求发展核武器，但却没有发展到朝鲜、伊朗那个地步。应该说，他现在放弃核武器对他而言没有多少实际损失。卡扎菲有自己的想法。洛克比事件解决了，核计划又放弃了，他是在没有多大损失的情况下争取了主动。这也不是对美国的投降。他指出，他的做法是为了和平，是要在中东实现无核化，要求以色列也放弃核计划。”[220]试想，如果中国对利比亚采取实质性的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合作，如果利比亚掌握了实质性的核武器，极有可能引发核战争，即使核武器是针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中东人民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因为邓小平的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根本目标是使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的国家和人民包括安全利益在内的各种正当利益得以保障和实现。

第二，主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首先应采取的是主动的对话而不是对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代，反霸反强权的最有力的手段，不是对抗，而是对话。说得更加明确一点，就是努力劝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和广大和平力量展开对话。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往往喜欢采取简单的“零和博弈”方式即战争的方式谋求其私利的最大化。邓小平通过劝说的方式、开导的方式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以和平方式、双赢方式获得利益，而不是单边的、引起政治与军事冲突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利益。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首先采取主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不可能乞求它们，也不应该乞求它们，这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尊严所在，国格所在。因为，利益受到损失的，将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而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只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首先主动采取对话的政策，才可以适当地化解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不满情绪，从而为真正有建设性的对话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

早在197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就说：“我们劝你们美国同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不要对抗，要采取对话的政策。”[221]1979年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表示：“我们希望美国直接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话。你们在对话中，更可以了解双方的立场。”[222]邓小平在强调南北对话时，当然也没有忘记最根本的，那就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与合作。1982年1月邓小平会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要发展自己也是一场战斗。超级大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都不希望我们发展。为了发展的需要，我们还是应该同它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实际上我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局势的发展提出一个新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开辟更广泛的合作领域。”[223]

20世纪80年代，为了消除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威胁，邓小平同样认为应该采取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方式。但对话是有原则的，有前提的，也不能急于求成，指望一夜之间就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对话只能采取由低级政治逐步到高级政治过渡的办法，而且要避免再度出现中苏那种为外交实践证明不成熟的党的交往方式。邓小平指出：“中苏关系要改善，要正常化，首先是要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消除对中国的威胁。但中苏对话还要继续下去，不能设想两个国家永远这么僵持下去。”邓小平重申：“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所以，我们恢复了中苏对话，但目标不是恢复到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就是说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是，苏联必须改变以至放弃其霸权主义政策。”[224]邓小平主张中苏应该对话而不是对抗的思想，目的之一是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如果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受到遏制，中苏关系也必然会得到改善，同时也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中苏对话也绝不是针对另一国的平衡外交，不是打牌。

邓小平曾经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我们改变了过去‘一条线’专门对付苏联的战略。中国不能把自己拴在一辆战车上，否则只能增加战争的危险，不利于和平。中国也要与苏联对话，如果中苏关系有所改善，对和平只会有利，而不会有害。但我们不是在美苏之间搞平衡政策。”[225]邓小平指出：“中国一直在做维护和平的事。维护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为了维护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不管霸权主义来自哪一方面，我们都反对。我们赞成对话，不赞成对抗。全世界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和平。不管谁要发动战争，连它的盟友也不会赞成。因此，和平是有希望的。但和平不会自动来到，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争取。”[226]

在南方国家实现自我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南北对话不但是遏制超级大国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段，而且也是遏制超级大国经济霸权主义和经济强权政治的重要途径。邓小平说：“人类要发展，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加强南北对话。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227]冷战时代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时代，但是它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偶尔也会坐下来选择对话而非对抗的办法，中国对此是持欢迎立场的。邓小平指出：“完全由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希望缓和，欢迎美苏对话，并欢迎他们在进一步裁减核军备方面作出更积极的努力。”邓小平总是支持和鼓励对话的潮流。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曾经对战争有较大的忧虑。以后我们改变了观点，发现和平力量超过了战争力量。现在出现了对话代替对抗的新潮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趋势正在发展。”[228]邓小平强调：“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霸权主义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道理就是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发动世界大战。谁搞霸权主义，谁侵略别国，到头来都得收缩。绝对优势也没有用，还得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29]冷战末期出现了对抗向对话转变的趋势，邓小平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这一发展趋势。邓小平指出：“国际形势最重要的变化是由对抗转向对话。”[230]

邓小平对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团结与合作十分关心，主张内部的问题应该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如果自身都不团结，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扩张和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突破口，使第三世界丧失发展机遇。邓小平对非洲国家内部政治关系出现对话感到高兴，建议他们在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中，充分把握好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邓小平指出：“我们支持安哥拉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话比对抗好，缓和比紧张好。对南非斗争既要有坚定性，又要有灵活性。希望你们按照现在的决策，能够通过对话，同他们达成某种谅解，然后一心一意搞国内团结和国内建设。”[231]邓小平对第三世界内部一些邻国之间不但没有团结起来，反而相互发生战争感到万分痛心，呼吁他们克制，采取对话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1989年5月，邓小平对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语重心长地说：“中伊两国是朋友，我们同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也都是朋友，我们希望你们和平共处。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不要把力量消耗在相互争端上。不要自己抵消了力量，丧失了发展时机，使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要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我还是一句话‘和为贵’。”[232]超级大国的争霸是世界和平的威胁，反对超级大国的争霸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手段，而推动超级大国由对抗转向对话，自然也是缓和国际局势的重要方面，而一旦超级大国转向对话（尽管这是昙花一现的，或者说是不稳定的），相应地，中国和超级大国发展正常关系的机遇也就会产生。邓小平正是准确地预见到超级大国由对抗转向对话对中苏关系改善的机遇。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冷战和对抗的局面一直没有得到缓和。总的局势是军备竞赛，水涨船高。但是三年前我们已看到，美苏军备竞赛可能有一个转折，有一个解决的途径，美苏有可能由对抗转向对话。”[233]

第三，“不当头”。老子说过：“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234]邓小平“不当头”的外交思想和老子追求的“不敢为天下先”是为了“能成器长”的价值导向是一致的，中国永远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其目的是真正地在国际政治上有所作为。中国将更加有力地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而引导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有力地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直至取得完全的胜利。如果“舍后且先”，争当什么第三世界的领导，则等于中国公开率领第三世界和霸权主义直接对抗，这实际上正中霸权主义下怀，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欺负第三世界国家，从而达不到和平与发展时代反霸反强权的目的。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主席对我们全国人民提出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是我们国家的指导方针。我们也劝世界上的朋友们都注意这个问题。‘不称霸’，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根本原则。……毛主席号召我们全国人民，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现在说我们属于第三世界，就是到将来我们比较发达了，也属于第三世界。超级大国不能当。就是人们说的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这也不行，不能当头头。想当头头，本身就居心不良。谁要想当头头，他就想发号施令，就不会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别人了。”[235]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中国“支持世界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反对霸权主义，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中国只能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平等的成员。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不能当领袖，当了领袖就要随便指手画脚，那不行！那就要把自己摆到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对立面。现在中国落后，没有资格称霸，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所以，我们把永远不称霸作为我们国家的指导原则。要以此教育我们的人民。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要这样教育。”[236]

管仲是春秋末期有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管子·重令》第十五中，同样对想当“超级大国”的思想持否定的态度。他说：“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237]

邓小平不但主张自身不当头，也反对别国在国际事务中当头。1980年10月，邓小平会见法国总统德斯坦时指出：“德斯坦总统提出的‘多极政治’是客观现实，多极需要联合，这里面没有什么头头，也不需要一个什么条约，但需要相互协调行动，协调政策。”[238]1982年6月，邓小平针对外宾提出希望中国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精神领袖时表示：“这我不赞成。千万不要想当什么头，兄弟关系、朋友关系比那个牢靠得多。”[239]1982年8月，邓小平向联合国秘书长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时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240]1982年10月，来访的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上校要求中国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对此邓小平表示：“中国的一贯立场是，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不是什么头头，什么特殊地位、当头头的想法都不能有。第三世界的联合和合作要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处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联合起来。”[241]邓小平在涉及内政与外交的多个场合表达过“不当头”的思想，其中最系统地阐述“不当头”的外交政策，是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作的政治交代：“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242]在这里，邓小平已经把“不当头”的辩证法点了出来，即不当头不是在国际政治的核心议题上无所作为，恐怕还是为了更大的作为才不当头。老子说过“圣人无为，故无败”，如果因为不当头的无为而对国际问题无所作为，就是糊涂和愚蠢，丧失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中国作为和平力量的重要作用，按照邓小平的不当头的哲学，应该是不当头的“无为”，是使中国能够游刃有余地在引导世界向和平、合作、发展、和谐的方向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无不为”。

8.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不称霸的思想

中国传统主流的政治文化历来反对称霸，加上今天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核心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正当而合理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意味着在内政上，中国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在外交上，永远不走霸权主义的道路，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物质需求都决定了中国不会搞扩张和称霸，中国采取的是真正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并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进而促使世界和谐的外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不是纯粹的过往，不是仅仅滞留于传统之中，而是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是唯有在这一道路的历史性实践中才能被开启和复活的和平主义传统。它不是既与的、已经完成了的东西，而毋宁说是正在生成着的东西，是在其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用我们传统的术语来说，中国的和平主义发展道路乃是真正的‘道’，是合于大道（新的普遍原则）的通达之道（道路），是和平主义的‘王道’而不是强权主义的‘霸道’。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扬弃并且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而把不以扩张主义为出发点也不以霸权主义为必然归宿的发展前景启示给人类向着未来的历史筹划。”[243]

（1）社会主义意味着贡献，而不是称霸。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对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244]邓小平曾对非洲领导人说，“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我们相信，经过一段努力，我们自己发展后，可以更多地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245]邓小平说：“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惟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事中国决不去干。”[246]邓小平对英国朋友表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达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那时，我们还要继续执行现在的在道义上、政治上帮助第三世界的方针政策。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也是下一代人的问题。中国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2）社会主义永远属于和平的力量，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朋友说：“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属于第三世界。”[247]社会主义不但不会干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指手画脚。邓小平对日本朋友表示：“我们对邻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国家，也都采取不干预别国事务的政策。我们对朝鲜、越南都有援助，但绝不会依仗援助施加影响。这是我国的根本方针。”[248]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会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因为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符合中国的具体的国情、民族感情和近代中国的历史。邓小平指出：“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还要人家的地盘干什么？中国要摆脱自己的贫困，绝不是本世纪末的事情，甚至于还需花下个世纪的一半时间才能达到。我们现在的国策，就是永远不称霸。”[249]邓小平指出：“问题是中国发展起来了称不称霸？现在世界上有一部分人担心这一点。我们说，中国即使发展起来了也还是属于第三世界，绝不称霸。”[250]1982年7月，邓小平对缅甸朋友表示：“中国历史上有很长时间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地位，中国不会把自己经受过的屈辱强加给别人。”[251]

（3）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创造和平，而不是制造战争。邓小平坚定地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不搞霸权主义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正是基于他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经济模式和历史文化的科学判断。邓小平说：“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252]“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253]

1979年10月，邓小平对英国客人说：“我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们希望永远保持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正在用这样的信念教育我们的后代。……在国际上永远实行国际主义，不搞霸权主义。”[254]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一条标准就是不称霸，如果称霸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就不能安心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当然为了反对霸权主义，需要中国做的事，中国也可以做出牺牲。”[255]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不称霸的思想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对外政策目标，是实现人类自由与解放、民主与平等，因此国家间关系必然遵循国家平等、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而不会实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中国永远走和平发展道路。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256]邓小平强调：“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同样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257]“不称霸”思想就不仅是邓小平关于将要发展和强大起来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宣言书，也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攻击社会主义的强有力回答。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58]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的对外表现，自然决无称霸世界的任何意图和本质特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探讨邓小平的‘不称霸’思想也应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来着手，这是极有意义的。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大国，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辛劳动，生产力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仍然比较落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必须集中精力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就是要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扰乱这个中心。因此，我们的外交政策必须是和平的，不称霸的，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国际摩擦面和对立面，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259]

为什么美国总想称霸世界，这主要是因为它的政治制度、经济需求和文化理念都充满了扩张性。以文化的因素为例，美国人自认为它是上帝的选民，它怀有“拯救世界”的“使命”。美国的霸权主义是不难理解的，令人困惑的倒是苏联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为什么会搞霸权主义？这是因为它在制度上虽然是社会主义的，但由于沙皇俄国历史上是一个侵略成性的民族，当苏联未能有效地遏制自身的扩张文化时，霸权主义就会跳出来，并战胜其政治制度的选择，尤其是当其社会主义制度陷入严重僵化时（这实际上使社会主义制度不发挥作用，因而俄国沙皇的传统扩张主义文化就自然死灰复燃了），特别是名义上是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对外政策上已经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对外关系原则，这样就必然要走向对外扩张和霸权主义。正如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260]早在1977年10月，邓小平对法国朋友就表示：“中国发动战争，中国是没有资格的，中国在若干年后强大起来了，四个现代化实现了，只要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发动战争。如果那时我们发动战争，就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不管它发达到什么程度，永远属于第三世界。”[261]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时对日本记者表示，中国“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决不称霸。这是毛主席生前为我们规定的国策，并已明确载入中国的宪法”[262]。邓小平指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道义上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263]

（4）只要世界上还有社会主义存在，世界和平就有希望，因为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邓小平表示：“我们的发展方向决定了我们的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的根本方向变了，那就是我们变质了，那我们就应公开号召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起把中国打倒。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总之，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264]

（5）社会主义要学会抓住机遇和借助一切可以借助的力量发展自己。邓小平说：“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265]

（6）主张不称霸、不搞强权的中国必然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眼中钉、肉中刺，作为和平希望所在的社会主义中国自然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要极力搞垮的主要目标。邓小平深刻而精辟地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266]

9.指出霸权主义有全球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

霸权主义从区域范围来说，存在地区性和全球性的；从表现的特点来说，有政治性的、文化性的、经济性的、军事性的；从表现手法来说，有公开的，也有比较隐蔽的。邓小平说：“要维护世界和平，就要从各个角度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有全球性的霸权主义，有区域性的霸权主义。”[267]邓小平强调：“不管是大霸权主义，还是小霸权主义，我们都反对。”[268]邓小平还指出：“现在集团政治该结束了，这主要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霸权主义该结束了，不仅全球霸权主义，还有区域霸权主义。”[269]

《淮南子·人间训》中说：“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故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纷繁复杂的事物紧密联系着，可是又不同门类，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又难以识别。所以有些事物的现象看来相似，但却又不一样；有时有些事物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却又是一样。有时候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有时候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用这样的思维来观察国际关系，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比如说在南海诸岛主权问题上，美国和越南挑战中国的现象看来是相似的，但两者的意图实则不同，越南是想多争得一些海岛，遏制中国崛起的意图是有的，但没有美国那么强烈，美国的意图是加速打乱中国崛起的步伐，制造周边国家和中国更多的摩擦和冲突，好坐收渔人之利。有时有些国际关系的现象看似不一样，但又是一样。比如说美国今天对华政策中时而拉（比如美国学者提出G2概念），时而压（比如对华设置的所谓的民主国家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的政策，表面上看不一样，其实质却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一旦中国接受美国的G2理念，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性质就必须完全改变，中国就必须为美国的全球霸权付费和埋单，使中国成为紧跟在美国霸权之后的、按照美国意图行事的二流霸权国，造成中国外交政策上全面的被动，同时内政上社会主义政权必将受到西化派的严重挑战，形成内外交困的局面，最后达到美国欲擒故纵的目的。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好像是这回事却又不是这回事，就比如说东盟高调地把美国引入东南亚，不少国人认为是东盟联合美国遏制中国，其实并非绝对如此，东盟的主要意图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安全引入大国之间的博弈，使其自身起平衡作用罢了。有些国际政治现象好像不是这回事却实际上正是这回事，比如美日同盟问题，人们一般认为它今天的功能主要是遏制中国和俄罗斯，其实也未必完全是这么回事，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核心的功能是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再度崛起，威胁美国的利益。为此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核心目的还是要把日本永远放置在附属国的地位，至于说美国将来会联合日本，通过军事基地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为日本的新的大东亚共荣圈迷梦服务，那绝对是天方夜谭，没有可能性的事情。当然，日本绝对希望利用它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称霸，但美国会同意吗？难道美国不想自己称霸而听命日本的调遣吗？

坚持和平发展的中国遭遇到了大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联合包围，大霸权主义往往喜欢在背后怂恿小霸权主义公开和中国作对，小霸权主义也常常狐假虎威，也恣意妄为地挑战中国的心理底线（菲律宾最近在中国黄岩岛问题上的一系列非理性的动作就足以说明问题），我们一心一意发展自己的国际环境时不时地出现危机和动荡。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菲律宾是第三世界国家，是中国要坚定团结的对象，如果中国轻易地对其挑衅行为采取武力惩罚，实际上等于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放弃第三世界的穷朋友。菲律宾今天为谋求全球霸权的美国所利用，实际上是充当了美国全球霸权的棋子而已，说白了不过是不自觉地充当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打手而已，所以，中国对菲律宾的挑衅性行为，恐怕采取的策略主要还是要多劝说，当然也要看到菲律宾有可能顽固走小霸权主义的不归路，中国也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不再是第三世界的一员，而是大霸权主义战车上的同伙。

10.反霸反强权是战略而不是策略的考虑，不充当好好先生

在反霸反强权问题上不做好好先生，这是中国反霸反强权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说过：“乡原，德之贼也。”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孟子也说过，“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像宦官那样八面玲珑，四处讨好的人，就是好好先生。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缓和的态势，如何使中苏关系未来有一个新的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是邓小平非常重视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同苏联既然是邻国，争取改善彼此的关系这件事还是要做的，但要有原则。所以，我们恢复了中苏对话，但目标不是恢复到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就是说中苏关系改善的基础是，苏联必须改变以至放弃其霸权主义政策。”[270]中美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前，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就采取迁就政策。因为中国的反霸反强权不是策略的考虑，而是战略的选择。1982年12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美两国发展关系符合两国自身的利益。我是主张中美交朋友的，这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尽管美方搞了许多小动作，但我们的这个方针和立场没有改变。……从战略角度出发，中美关系应该发展，但必须相互信任。有没有令人鼓舞的消息，恐怕主要是这个问题。大家努力吧。中国同任何国家的关系都是从战略观点出发的。中国的战略概括起来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美国有不少人问，为什么现在中国也批评美国是霸权主义。你们在黎巴嫩搞的事情，使我们没有办法不讲。”[271]1983年9月，邓小平对来访的金日成说：“美国人说，你们为什么批评我们是霸权主义，不要这样讲，太刺耳了。我说，你这个‘航空母舰’是什么东西，什么政策？《与台湾关系法》是什么政策？这不是霸权主义是什么？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技术转让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尽管我们这个时期关系好起来了，而且我们希望关系发展，但是《与台湾关系法》存在的本身就会带来危机。美国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这就是对中国实行霸权主义，那不行。”[272]邓小平还指出：“从一九七二年起，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逐步开始发展，尽管有曲折，总的还是发展了。有发展并不意味着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不反对，不批评。我们多次批评美国‘四个航空母舰’政策。台湾问题是中美间最大的疙瘩，可能今后还是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带来某种冲突都可能。”[273]中国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从来也没有放松过批评，邓小平的这种拒绝平庸和拒绝充当好好先生的外交气质，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永恒的理念，永远贯彻下去。

（三）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大主权观与大安全观

中国历代贤明的统治者均十分重视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事实。中国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饕餮”，古代青铜礼器上常用它的头部形状做装饰，以求保社稷之安。无独有偶，17世纪英国伟大的思想家霍布斯也发明了他的“饕餮”——利维坦（Leviathan），霍布斯描述他的“利维坦”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授权，就能运用付托给它的权力与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霍布斯把国家比喻为庞然大物的“利维坦”——“主权”是使整体得到生命和活动的“灵魂”；官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是人造的“关节”；用以紧密连接最高主权职位并推动每一关节和成员执行其任务的“赏”和“罚”是“神经”，这同自然人身上的情况一样；一切个别成员的“资产”和“财富”是“实力”；人民的安全是它的“事业”；向它提供必要知识的顾问们是它的“记忆”；“公平”和“法律”是人造的“理智”和“意志”；“和睦”是它的“健康”；“动乱”是它的“疾病”，而“内战”是它的“死亡”[274]。

霍布斯的“主权”观和安全观对我们理解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主权观和安全观有很大的启发价值：“主权”不正是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维护的国家利益的“灵魂”吗？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全不正是新中国内政与外交所经营的伟大“事业”吗？《易经》的《坎》卦中有“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这样一句话，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政治精英要学会用最好的办法和手段来保障国家的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因为精英的地位是在国家主权与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才可以从容地获得。如果主权都没有了，“精英”阶层自身的地位和利益也就无从保障了。

在正式探讨邓小平的国家主权与安全观之前，还必须了解一下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思想，其中最卓越的，当首推先秦时代韩非子的国家主权与安全思想。《韩非子·制分》第五十五说：“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数不任人。是以有术之国，不用誉则毋适，境内必治，任数也。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圉禁者，任人而无数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数也。故有术之国，去言而任法。”[275]这是强调法治而非人治对国家主权的重要意义。《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说：“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276]在韩非子看来，国家的强盛和安定主要不是依靠外交，而是要搞好内政，而内政的关键是建立法制国家。如果把精力主要放在外交上，国家安全和富强的目的就不可能达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有如此深刻的有关内政与外交的思想，确实不能不感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受韩非子国家主权与安全思想的启发，我们研究邓小平的国家安全思想时，应该从邓小平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两个方面去探讨。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国家会走向富强；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使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会使国家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和平发展。

同样，荀子以国家能否公正地使用人才作为国家主权是否强固的标准的思想，也对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的国家主权观有启发意义。《荀子·王霸篇》第十一说：“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277]

早在1978年1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一行时就指出：“在属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是没有谈判余地的。”[278]中美建交也正是美国在满足了中方要求其对“台湾当局”断交、撤军、废约三项涉及主权问题的条件后实现的。但是美国自恃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地位，仍然对中国采取霸权主义的政策。针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当局，干涉了中国内政，破坏中国统一的事实，邓小平指出：“如果美国不尊重中国主权，势必要导致中美关系的倒退。”[279]国家主权是中国最高利益，为了最高利益牺牲一两个双边关系，甚至是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害相权取其轻，必须要作出牺牲时就要果断下决心。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的问题为什么一直没有解决，说白了就是因为两岸的和平统一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即美国在两岸政治统一问题上设置的障碍，而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主要是民主法制建设水平）、军事的综合实力还远远没有达到美国的程度，在中国大陆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之前，中国政府还不足以在军事上有完全的把握用非和平的方式（因为肯定要发生和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解决两岸的政治统一的问题。同样的，为什么中国政府能够顺利地解决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这是因为从综合国力来说虽然比不上美国强大，但崛起的新中国对付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还是绰绰有余的，再加上邓小平采取正确的“一国两制”外交方针和路线。邓小平重申：“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280]但这里关键的，就是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真正能够放在第一位，就是要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人才保障及完善的法制建设，否则再怎么重视，也是力不从心的。邓小平说过：“发展中国家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归根到底要发展本国的经济。”[281]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家主权观与国家安全观，是通过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和不断地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来体现的，是一种宏观的、科学的国家主权观与安全观，或者可以称之为“大主权”观与“大安全”观，它们并非可以直接在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语录之中找到，而是隐含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政治、经济、国防和文化建设的过程和结果之中。

1.建立领导人退休制度，为权力的平稳交接开了先河，从而极大地保障了国家的主权与安全的稳定性

权力平稳过渡，在中国今天的政治现实中，似乎不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因为在中国，权力的交接已经制度化，人人都清楚这一点。但恐怕必须要强调一下的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史中，真正实现权力平稳过渡的历史，其实只有不多的几次，一次是周朝建立前周太王把权力交给周文王，周文王将权力平稳移交给武王，这为周江山800年的历史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清朝的康熙帝把权力交给雍正帝而雍正帝将权力交由乾隆继承，同样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少数民族统治中国达将近300年的历史，两次权力相对平稳的移交都给王朝江山的巩固带来了极大的利益。邓小平把权力移交给了江泽民并使这种权力的移交制度化，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第三次成功且平稳的权力移交。当然，显而易见的是，第三次权力的平稳过渡在性质上和前两次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周朝和清朝都是家天下，而第三次权力的移交，则是保障人民的天下永固。三次权力平稳移交的一大共性是，它们都对整个中国走向强大和繁荣打下坚实的制度上的基础，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为了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下的江山引领向巩固的方向，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具体而言，邓小平的举措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国家的发展大计考虑集体决策的决定性作用而非个人的作用。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往往是巨大的，但是个人的作用真正要产生良性循环效应和具有科学性，必须是和集体的力量结合起来，否则容易造成专断和独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个人的作用如果不同集体结合起来，就发挥不了大的作用。国际上普遍议论，如果中国某人不在了，中国现行政策是否能够持续下去。我们的干部和领导班子的逐步年轻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282]科学决策、集体决策是防止出现专断和独裁的最好办法。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世界政治制度史告诉我们，专断和独裁如果是一国最高领导人的行为，则往往直接危及国家主权与安全。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新中国是人民的政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决策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因此，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总体上是稳定的，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得以充分的保障就是证明。但问题是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有极高威望的领导人，即使在政治制度尚存很多漏洞的情况下（比如缺乏健全的退休制度），中国的建设事业照样稳步前进，问题是今后怎么办？今后不可能再靠领袖的威望治国，只能靠制度，靠科学治国，靠民主和法制治国。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283]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284]笔者检索了一下《纽约时报》1982年以来“China and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Politburo”的数据，竟有320多条，这充分说明国际上出于不同的心态高度关注中国政治局常委的稳定性。如果中国“政治局常委”这一领导中国的最核心的权力中心缺乏活力，内部不和谐，中国就肯定天下大乱，敌对势力就会浑水摸鱼，“西化”和“分化”中国的机会就都来了，对中国友善者就会感到痛心疾首。

邓小平推动决策的民主化，推动健全退休制度，这是大得民心的壮举。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前途不取决于个人的作用，而取决于政策是否正确，路子对不对头。中国过去几年的变化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喜欢，因此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下去。”[285]邓小平用实际行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运行是靠制度，而不是个人，他把此举看做党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大事，是他所亲自开辟的改革开放路线能否贯彻下去的大问题，同时，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顺利推进也意义重大。因为作为世界性大国的中国本身的稳定性，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的前途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1986年8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自民党最高顾问说：“几年来我一直尽量不做工作，一旦我不在，可以向世界证明，中国的事情仍然可以办得好，现行政策仍然能执行得好。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国家和党的安全问题。我真诚希望身体好的时候退休，退休以后我还是个党员，有意见还可以以党员的身份讲。我人还在，但是别人做工作，这就可以向国际国内证明，现行政策不是决定于我一个人，而是决定于政策本身是否正确。排除个人因素，也许对中国对国际有好处。”[286]邓小平的思考正是和韩非子的“亡国”者，“任人而无数也”的思想一脉相承。中国历代王朝兴盛主要是因为王朝的君主比较英明，而王朝衰亡往往也主要是由于君主无能，这样一种依靠一两个人的“人治”体制，对社稷的安危影响巨大。

（2）加速推进建立领导干部退休制度。《道德经》说：“治人事天，莫若啬。夫为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287]这段话对理解邓小平时代建立退休制度等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帮助极大。确实能不能做到“啬”即做到不浪费天下人的精神和精力至关重要，从而可以避免出现苏联后期出现的那种以现职领导人在岗不断地死去而出现的“丧葬政治”。而要做到“啬”就应该有一整套科学的而严格的制度使“啬”落到实处，就是说要使大量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人才充实到治国安邦的队伍中去，让他们担当治理国家的重任。这样，国家政权就后继有人，国家主权与安全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肯定无往而不胜，形成真正的“长生久视”之喜人局面。

邓小平指出：“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一九七八年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总结经验，注意制度改革，废除终身制，注意革命的连续性和后继有人等问题。”[288]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史上，由于受几千年帝王思维的影响，人们往往对好的帝王有一种终身希望他干下去的愿望，这种情绪的惯性在现代仍然在持续着，比如人民认定的好的领导人，人民并不在乎他在位时间长短。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人民喜爱的领袖，因此都希望他们为中国人民的事业终身当领袖，正如邓小平对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所说的：“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289]邓小平充分地意识到人民的这种情绪，他深感有必要在人民中进行如何破除终身制的思想大解放的启蒙。毕竟要把人民的美好的愿望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符合民心的。邓小平就说过：“我本人多年来一直提出要求退休，现在年龄越来越大，难免有一天出差错，而且身居高位，一旦突然发生不测事件，影响倒不好。所以现在我要集中一切力量争取退休，要求同志们理解。我们要坚持党和国家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能例外。”[290]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地方领导人的退休制度，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要真正地把党的活力和国家的活力体现出来，这是邓小平建立退休制度的根本目的。1988年5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捷克共产党中央领导人说，“我的心情是全退，这对党有益处，对国家有益处。从根本上说，退的涵义是真正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退休制度，从人事制度上，使比较年轻的同志容易上来。……不但中央要这样做，而且地方各级都要这样做。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要逐步年轻化，才能体现党的活力，体现国家的活力。年轻人经验不够，但精力充沛，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的知识比较多。”[291]邓小平指出，“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292]邓小平所要求的退是真正的退，全退，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树立榜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的建立开了先河。1989年10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泰国总理说，“我现在尽量不管事了，日常事务少过问。我不赞成终身制，多次提倡退休制度。退休制度提倡了多年，自己未办到说不过去，我心中始终存在一个疙瘩。我现在的奋斗目标是全退，要求同志们理解。”[293]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新型的社会制度，领导人退休体制相当长时期也未能建立起来，因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完成了一件几千年来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中最伟大的事业，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实现了韩非子“任数不任人”的理想。邓小平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我退休是党中央全会认可和批准的。我的意思是建立退休制度。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294]

2.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为国家主权的巩固与安全的保障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1）抢抓时机，发展自己，一旦经济实力得到很大提高，顺利地实现了我们的发展目标，保障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能力就会增强。邓小平指出：“从战略上说，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就要用相当的财力来援助第三世界。那时，就真正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是穷，一个是块头大。块头大，决定了我们在国际政治里的分量。对这个分量不要小视，特别是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后，我们的国际形象以及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增加了。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名不副实，经济发展速度太慢，人民生活水平太低，工业、农业比较落后。这点我们要谦虚一点，不能不承认。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295]

（2）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96]邓小平强调：“不管是四个现代化本身也好，实现祖国统一也好，国际反霸斗争也好，关键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情况。所以，现在我们三大任务的核心，是搞经济建设。自己的生产力不发达，经济基础薄弱，在国际上尽的义务就有限了。”[297]1987年5月的一天，邓小平对金日成谈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时说：“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的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局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298]如果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不上资本主义，人民生活改善也很慢，实现祖国统一和国际反霸斗争事业都将是一场空，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就肯定会受到资本主义的严重挑战，由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就会变得突出起来。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都是很有力的证明。邓小平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299]

（3）指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但能够有力地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与安全，也将会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贡献。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发展了，就可以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300]“中国要发展，没有国际合作，不搞开放，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我们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二十年，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很快的二十年，我们要补上这二十年的损失不容易。……中国争取和平的实际行动就是努力建设和发展，因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每发展一步，就是为世界和平增加一分力量。我们发展自己不仅是为了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是对整个国际和平的贡献，也就是中国对人类的贡献。我们正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301]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就可以落到实处，具体地讲，就是中国维护主权国家正当的主权利益与它们正当的安全利益的能力就会增强。

3.建立保障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人才政策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家主权与安全问题的关注是重要课题，不过古人用“国难”“宗庙倾危”“安定社稷”等措辞来表达，讲到那些能够辅佐帝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之才时，称之为“社稷之器”等。今天，“主权”作为国家的固有权利，对内表现为国家管辖国内的一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对外表现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享有独立自主地、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地处理国内外一切事务的权力。主权的这种对内对外的权力执行的强弱和好坏，都是由执行这些权力的人的因素的好坏决定的，如果有一大批精干、高效、奉公守法的、忠诚于国家利益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执行对内对外的这些权力，国家的主权利益与安全利益就自然能得到充分的保证。反之，国家主权与安全就会受到严重威胁。比如掌握国家神器者，如果他们当中很多是像汉灵帝那样由卖官鬻爵所产生的，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危机、亡国的危机就快来了，轻者就是权力更迭如董卓乱政，重者将引起外国入侵而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如晚清政府。

（1）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战略的远见高度重视人才的建设。人才的重要性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全局，它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决定性因素。邓小平对人才问题的战略意义作出过一系列的论述：“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302]；“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303]；“搞四个现代化，知识应放在第一位”[304]；“经济方面、体制方面的改革问题很多，但是有个核心的问题，就是选用人才”，“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305]；“凡是看准了的人，要大胆地提升上来，把他们放到重要的或者更重要的岗位”[306]。

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取决于人才队伍的强弱，这是世界现代化史充分证明的真理。对此，邓小平是充分注意到的。邓小平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307]邓小平还说：“我们正在进行的主要是两大改革，一个是干部年轻化，一个是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干部年轻化。干部年轻化是我们的战略决策。有了大批年轻的、精力充沛的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这两件事最关键。”[308]邓小平突出强调：“用一个人才成功带来的利益很大。这方面我们要舍得花钱，不要怕影响左邻右舍，就是要给特殊待遇，因为带来的利益太大了。”[309]

（2）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不但需要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还应该以开放的心态，把符合中国建设需要而中国缺乏的外国人才、海外华人等都引进来。邓小平指出：“关于人才不足问题，可以考虑从香港，从东南亚、日本，从其他国家，请一批人来做顾问。不只是华侨、华人，外国人也可以；不是请一个两个，而是请一批。任务就是教我们的干部怎么同外商打交道，怎么搞好城市的开放和管理。”[310]

（3）人才政策能否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事关中国政治和政策长期稳定的问题，是事关中国战略全局的大问题。邓小平指出：“像我们这样年岁的人，首要任务是寻找新的、年轻的接替人，因为这关系到政治、政策长期稳定的问题。”[311]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才问题视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事业的希望所在和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和政治、政策长期稳定等一系列论述充分表明，人才作为“社稷之器”在“社稷安定”上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4.建设法制国家，有力地保障国家主权与安全

（1）民主和法制是辩证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而民主一旦制度化和法律化，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随意地改变它，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国家主权的稳定和保障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国家安全的稳定。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12]邓小平强调：“我们要发扬民主，也要加强法制，中国吃了十年动乱的苦头。反对少数人的胡作非为，是得人心的，人民是很拥护的，人民不满意他们乱搞。”[313]邓小平认为：“我们将坚决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这将有利于继续安定局势，有利于现代化。”[314]邓小平非常重视民主与法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指出：“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要制定一系列法律，这是建立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315]在邓小平看来，加强法制的真正目的，是使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个人心情舒畅与统一意志得以充分体现，使整个中国社会出现和谐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由此使全国人民能够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事业。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民主，也要集中，要自由，也要纪律，要个人心情舒畅，也要统一意志。我们说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使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保证。”[316]邓小平强调：“我们政治上强调民主和法制。只有加强民主和法制，才能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才能在全国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我们才能全心全意地发展经济。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总是要立足于自力更生，立足于自己。”[317]在民主和法制的关系问题上，必须是在保障民主的前提下，把重点放在法制上。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民主，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是什么，这些要弄清楚。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同时也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若是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还有什么社会秩序、社会安定和社会团结？所以，没有法制不行。我们历史上的缺点就是法太少。”[318]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中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而强大起来的中国就能够有力地保障国家的主权与安全，而如何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使民主和法制建设协调发展是关键，因此邓小平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19]落后就要挨打，落后就会使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与安全得而复失。搞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根本的目的之一是把中国在国际上的落后状态改变过来，通过法制建设使中国产生稳定的政治局面，有了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国才能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和国防，才能摆脱在国际上落后的状态，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320]

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关系的思想和理论，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同样可以从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角度来对邓小平的这一卓越的思想进行剖析。因为民主与法制的和谐统一，必然产生一个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对国家行使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产生的效果就必然是那种一盘散沙的社会的“国家主权”完全不同的状态（例如晚清政府一盘散沙的局面，引来了八国联军的侵略，导致丧失主权和亡国的危机）。对内，只要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声令下，全国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对外，一个强大而内部和谐的中国是任何反动力量都不能随便欺负的，如真遇外国侵略，中国人民也必将把侵略者彻底埋葬。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和谐的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正义的战争。

（2）“高级干部要遵守法制”。邓小平指出：“我们制定法律的步伐要加快。确实要搞法制，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遵守法制。以后，党委领导的作用第一条就是应该保证法律生效、有效。没有立法以前，只能按政策办事；法立了以后，坚决按法律办事。我们这次大会要认真立法，大会以后还要立一系列的法。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国际上认为中国有个新的开端，不但指四个现代化，还有加强民主和法制。”[321]邓小平突出强调高级干部必须遵守法制，这是因为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和表率作用可以积极影响一大片，而消极影响也会波及一大片，即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从国家主权与安全的角度看，如果高级干部不遵守法律，就有可能干出威胁国家主权与安全的罪恶勾当，王立军事件就是一个佐证。当然，王立军事件还只是极个别的现象。

（3）民主与法制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邓小平指出：“民主与法制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保障。”[322]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成功之时，也就是我们的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得以更加巩固之日，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绝无可能在没有民主和法制的保障下取得成功，没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建设就肯定是僵化的建设，关起门来搞的建设，没有活力的建设，没有法制保障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建设肯定出现严重的无秩序状况和无政府状况。最后的结果将是葬送社会主义建设本身。今天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法制薄弱的地方和领域，大量的坑害人民利益的情况就层出不穷，造成十分严重的经济安全问题，许多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案件甚至给国家间关系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4）党要管党，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要管党”，这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今天的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为民心所向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今天中国的一切事业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一切法律都应该由党的领导下的立法机关制定并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以完善，但一旦法律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并发布执行之后，党则应该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决不允许党有任何超越法律范围的行为发生。党应该是严格执行法律的模范。因为，从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说，主权只存在“国家主权”，而决不存在“党主权”，党也不可能成为政府间关系的行为主体。党领导中国的外交，但执行中国外交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323]

第三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外交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头四年的二十多年中，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全面继承和发展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理论，外交工作取得质的飞跃，中国外交发展为以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总体外交引导下的政治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科技外交既分工又合作的强大外交体系，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面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面对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都提出了一系列科学的分析和富有远见的判断，提出了影响长远的我国政治外交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维护世界多样性，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就能不断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324]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就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发展。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审视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

（一）修好内政，以应对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变化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冷战末期和1989年政治风波后正式起航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警示意义极大，警示之一就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千方百计和平演变中国为主要特征的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中，我们应该首先搞好自己的内政。江泽民指出：“从国际来看，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支持、收买、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情况已经表明，这是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长期对立和斗争的继续，是在国际形势缓和过程中重新出现的尖锐化表现。……不管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将怎样变化，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进一步把自己的党建设好，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325]“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范围的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进行。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主导因素。我们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只有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切实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326]江泽民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内政上立得住还是立不住，实际上事关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能否取胜的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把自己的党建设好了，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了，任何对中国的西化和分化的图谋都是注定要破产的。冷战是以西方世界对苏联博弈的胜利告终的，西方世界使苏联和东欧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西化掉和分化掉，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苏联和东欧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它们的党没有建设好，它们的社会主义也严重僵化。而中国同样受到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化和分化的强大的压力，但中国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原因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坚持不断地建设我们的党，使我们的党总是充满活力，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总是不断地上新的台阶。今天，新的国际格局仍然在形成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对中国有利的因素，也存在着大量的潜在危险和威胁，有些国际格局变化的因素可以预测，有些则是很难判断的，总之是非常复杂和非常扑朔迷离，但无论有多复杂和有多扑朔迷离，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像战国时代邹忌谏齐威王后出现的“战胜于朝廷”的修好内政，就能够做到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

（二）坚持中国一贯的外交方针，不被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所迷惑

主权国家往往在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国际形势时，对外政策会发生很大的变动，严重的会对自己长期执行的对外政策作出质的改变，这样往往使自身短期内好像是适应了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但把支撑一国根本的有效的具有长远影响的外交政策原则给抛弃了，从而给国家的长远利益带来严重的危害。冷战后时代确实呈现出美国“独霸”世界的趋势，中国一贯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策还要不要坚持，这确实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中国还要不要旗帜鲜明地高举反霸反强权的旗帜，确实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重大原则问题，因为，此时如果明确地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称臣”，愿意服从西方的“领导”，短期内西方世界也许会在若干次要利益上放中国一马，中国短期内甚至会被西方世界认可为“盟友”，但是从根本上看，中国一贯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变质了，西方世界从此可以深入到中国内部更加胆大妄为地搞西化中国和分化中国的工作，由此造成对中国根本的利益破坏。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现在，旧的世界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保持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在国际事务中，我们永远不谋求霸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涉我国内政。我们一贯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在处理同外国党的关系上，我们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我们要同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一道，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作出积极的贡献。”[327]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在国际外交舞台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法宝。恩格斯曾经提出一个具有高度外交哲学的命题，他指出在当时欧洲五“大”强国之外将会产生另一个强国，那就是“革命”，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精神上的强国，是使那些显性的，不但拥有主权而且图谋称霸的强国“个个战栗”的精神强国。恩格斯说：“在欧洲还有一个第六强国，它在一定的时刻将宣布它对全部五个所谓‘大’强国的统治并使它们个个战栗。这个强国就是革命。它已经长久地沉默和退却，但是现在商业危机和粮食匮乏又把它召上战场。从曼彻斯特到罗马，从巴黎到华沙和佩斯——到处都有它的存在，到处它都在抬头，从沉睡中醒来。它复苏的迹象是多种多样的；这些迹象在各地无产阶级的骚动和不安中都可以看到。只要一个信号，这个欧洲最大的第六强国就会披戴灿烂的盔甲、手持宝剑昂然走出来，好像密纳发女神从奥林匹亚神的头脑中出现一样。这个信号将由快要到来的欧洲战争发出，那时，对于列强均势的一切预计都要因新因素的出现而被推翻，这个新的因素将以其永葆青春的活力粉碎旧的欧洲强国及其将军们的一切计划，正如同1792～1800年的情形一样。”[328]新中国倡议并一直忠实地实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是这样一个精神上的强国，它使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风扫地，使一切进步的力量与和平的力量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领下乘风破浪地前进。

（三）指出多极化的复杂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

江泽民同志的多极化思想是在邓小平对世界“多极”的发展形势进行客观估计和正确评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科学地预见到：“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329]世界的多极化意味着像中国这样的和平力量的增长，因此世界的多极化同时也意味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市场受到和平力量的遏制。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多极”科学判断的创新之处，在于江泽民同志把多极化等所造成的外部有利条件和中国本身在内政上所具备的有利因素同时联系起来考察，使中国的国际政治观与中国本身内部政治经济发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同时必须充分地看到：第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二，建国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确立起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条件。”[330]江泽民强调：“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的进程虽然曲折复杂，但这一发展趋势不可阻挡。现在，各国都把发展经济、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相互经济联系不断加强。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市场日益扩大，生产要素流动加快，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对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来讲，应该说是机遇大于挑战，希望多于困难。”[331]

（四）深刻分析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对世界多极化目标的消极影响

多极化是今后国际政治的客观进程，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迷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就今天的国际政治形势而言，美国确实是今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也力图主宰世界，它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地破坏和分解世界的多极化进程，也就是说，美国是绝对不会自动地放弃称霸世界的迷梦的，对这种严峻的情况，中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正如江泽民在第九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世界各种力量的实力对比是很不平衡的。美国企图构筑单极世界，由它一家来主宰国际事务。尽管受到各方牵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仍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保持显著优势。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强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重振，重新恢复了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竞争力最强的地位。欧盟整体实力不断扩大，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欧元的启动，在经济方面日益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政治上与美国闹独立的意识也在增强。但是，欧盟内部矛盾不少，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经济多年低迷不振，想做政治大国也受到多方牵制。俄罗斯在军事和科技方面仍拥有相当的实力和优势，但目前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多极化趋势将在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同其他几大力量的并存和竞争中逐步向前发展。世界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332]江泽民强调多极化反映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化和时代的进步，有利于削弱、抑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新的世纪的同时，也谈到中国作为世界多极当中一极所面临的诸多变数。江泽民指出：“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虽然相互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和争斗，但这些国家中的一些人在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不会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管是采取‘遏制政策’还是所谓‘接触政策’，万变不离其宗，目的都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将我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这种斗争是长期的。”[333]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万变不离其宗的对华西化和分化政策，其核心目的不但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而且是把中国纳入其体系后，达到使中国乱，使中国分裂，使中国被彻底削弱的目的，以便西方世界继续在国际政治中更加方便地搞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五）把中国的前途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狭隘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关门的爱国主义，闭关锁国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早已经让历史的经验否定。在全球化时代，只有把爱国主义和对世界格局科学把握结合起来，把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与和谐世界的推动结合起来，才有意义，而且，实践这样的爱国主义，首先要在青年中去培养，因为这事关中华民族的未来。江泽民指出，建立在“努力学习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努力吸取和传播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爱国主义，才是具有时代精神的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把中国的前途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334]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如果不把自己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不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的发展面貌，中国的发展就还是闭关自守式的，鼠目寸光式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周恩来就说过：“在现代，每个国家都不能闭关自守、孤立起来。真正的独立并不排斥国际合作，即同真正的友好国家合作。”[335]周恩来指出：“我们主要地依靠自己，来求得政治的完全独立和经济的独立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工业化。……我们认为，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336]把中国往世界格局中一放，一比较，我们就知道自身的优势和差距所在，也可以清楚地了解中国的朋友和敌人是谁，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所在。把中国的命运放在世界格局中观察，还意味着要搞清楚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要通过怎样的国际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才能得以巩固和加强，从而使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国际环境变得更加良好，中国推动的和谐世界的目标能够早日实现。

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局面，及时地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而深刻的见解，对制定新形势下中国的对外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行动的指南。

（一）西风并没有压倒东风，弘扬民族精神，以应对险恶的国际形势

江泽民同志执掌中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际。国际环境出现冷战以来新的大变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和苏联阵营的对抗中占了明显的上风，大有“西风”压倒“东风”之势，西方世界天真地认为，社会主义已被它们踩在脚下。社会主义并没有像西方世界说的完结了，社会主义只是在前进和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曲折，如果说社会主义有什么东西完结的话，也只能是僵化的社会主义完结了，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完结了，正如江泽民面对冷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国际形势时所指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但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已经崩溃。《共产党宣言》发表已有一百四十二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也有七十三年了。但是，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时间。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国家已有三百五十年的历史。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但西方资产阶级最终掌握政权也经历了若干次复辟和反复辟。迄今为止，欧洲一些国家还有封建主义的尾巴。社会主义是消灭剥削制度的新型社会制度，只有七十三年的历史，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走一些弯路，也难以完全避免。当代世界的很多根本矛盾，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后继者的著作中都作过分析。资本主义并没有解决这些矛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实力，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337]

振奋民族精神，拿出鲁迅那样的“骨头最硬”、决无“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精神，来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应对艰难繁重的国内改革任务，这也是江泽民国际形势观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江泽民同志在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难繁重的国内建设和改革任务，不仅文化战线的同志要义不容辞地学习鲁迅、宣传鲁迅，而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各条战线的干部，都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鲁迅精神。”[338]国际形势无论如何严峻，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无论如何恶化，即使全世界的敌人都团结起来围剿中国，只要中国人精神不倒，敌对势力就奈何我不得。如果民族精神垮掉了，国际形势一恶化，就可能会马上举手投降，戈尔巴乔夫统治的苏联就是这样一种情形，中国必须引以为戒。

我们应不以物喜，也不以己悲来看待国际形势的有利与不利。冷战后的时代总体上说确实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对中国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是有利的，但是这样的时代也不是绝对可以认为一切万事大吉，战争和动荡就没有可能性了，同时，也不能因为形势有对我不利的因素而灰心丧气，认为天要垮下来一样。面对国际形势，确实要有那么一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精神境界和精神气质，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才可以称得上是成熟的国家。江泽民指出：“不能因为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的东西不少，就盲目乐观，麻痹大意，放松必要的警惕；也不能因为还存在不利于我们的东西，就把国际形势看得过于严重，盲目紧张，好像兵临城下、草木皆兵了，甚至因此而动摇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的决心。这些显然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可以这样说，当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一面还是主要的。只要我们坚持按照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抓住国际形势对发展我国经济有利的机遇，一心一意把国内的事情办好，我们就能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始终立于不败之地。通观我国的安全环境，可以看出，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不论是外部军事威胁还是完成祖国统一的障碍问题和国内不稳定因素，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关，大都可以看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影子。对此，我们在战略上必须深谋远虑。对损害我们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行为要坚决进行斗争。当然，斗争的方法要灵活掌握。”[339]中国虽然也受到强大猛烈的西方反社会主义和反华风暴的冲击，但是中国站住了，中国挺过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这证明坚持老一代领导集体创立的独立自主外交路线并在新时期坚持改革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考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面对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防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欣欣向荣的中国，面对一个从19世纪以来遭受列强欺凌上百年最后又顽强重新崛起的中国，面对一个在国际政治中始终主张对话而不是对抗，主张和平而不是战争的中国，面对一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普遍愿意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的现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不得不最终选择缓和与对话的方式，但是，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西方世界把西化掉和分化掉中国作为他们对外政策的一个战略性的和核心的目标，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和平发展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更多了。

（二）坚持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引导国际形势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无论形势发展对我国多么不利，无论国际的敌对势力有多猖獗，中国相信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是大多数，即使现在有些仍然坚持反华的政客，面对中国精诚所至，其反华之顽石、金石也会为之打开的。1989年政治风波后不久，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目前的国际形势，总的是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340]。江泽民突出强调国际关系的“对话”，而不是西方世界所希望的“冷战”，一个是西方世界所希望的继续扩大冷战的“成果”的国际政治旧思维，一个是中国所主张的“对话”的把世界引向和谐的新思维，充分表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和平的热爱和对世界和平的追求的持久性和不可动摇性，由于中国诚心诚意地、艰苦卓绝地努力和推动，我们看到，近年来各种“战略对话”在国际政治舞台普遍开花，在很多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战略对话，至少避免了对抗，良好的对话为战略合作创造了条件，更为和谐世界的营造提供了前提。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很注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用“战略对话”的机制，在和美国建立战略对话机制的同时，中日、中俄、中印、中巴也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中日、中美战略对话机制是由中国主动提出的，其中日本强调和中国不是同盟关系，不愿意使用“战略”这一字眼。这几组建立起来的战略对话机制，依据的是江泽民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这一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的判断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是缓和大于紧张，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外交布局，成为中国外交一大特色，成为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把握重要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以中美双边关系为例，通过战略对话，“许多美国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使人可以对中美两国未来建立一种更为理性的关系抱有期待。另外，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自己面临的任务、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对工作优先次序的排列都是非常明确的，会把重点放在国内，放在推动经济发展和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上。外交工作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中国无意挑战美国，而且愿意与美国一起维持现有秩序的稳定，使两国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通过双方不断的对话与沟通，让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更准确的认识，这个目标是有可能达到的。”[341]

（三）中国必须建立能够发挥强大外交影响力的实力后盾

鉴于今天仍很不太平，鉴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图谋西化和分化我国的严峻现实，中国决心通过外交手段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伟大事业，但是要使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手段产生积极和有效的影响，中国外交要发挥其有效的作用，中国必须建立能够发挥强大外交影响力的实力后盾。江泽民指出：“必须看到，国际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略、武装干涉失败以后，转而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的手段，千方百计进行渗透。我们在反和平演变的同时，也还要看到帝国主义的另一手。”[342]正是建立在这样分析的基础之上，江泽民提出要紧紧抓住国防科技高技术的发展和发展自己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常规武器装备。指出“这关系到国际战略形势的发展和世界和平”[343]。为了坚决有效地应对国内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可能搞的各种破坏和颠覆活动，江泽民强调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我们不能缺少国防观念这根弦。虽然世界大战一下子打不起来，但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冲突不断，特别是发生了像海湾战争这样的局部战争。要看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我们必须充分警惕，一定要有这根弦，千万不能麻痹。”[344]这样，江泽民对国际环境的考察，就把内政与外交统筹地加以考虑，形成了内政与外交的有机联系的方针，特别是强调建立强大的军队和巩固的国防，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外交上必不可少的筹码，也是未来中国在任何外交博弈中取得平等地位的先决条件。这种外交后盾观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继承的意义上讲，正如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所指出的：“国家这个统治武器，最主要的是军队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队是保卫我们的，要有备，才能无患。今天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还需要军队，全国解放了，军队经过整编，还得作为捍卫国家的力量。在没有发生战争和破坏的时候，对内对外都要进行保卫国家利益的工作，对内就不说了，对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线工作。”[345]周恩来总理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一直坚持和平的外交政策。我们坚持这一政策，相信以和平竞赛的方法来胜过帝国主义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为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应该在和平斗争中巩固国防，加强经济力量。要使帝国主义不敢发动战争，万一它发动战争，就叫它遭到失败。”[346]

（四）江泽民同志以哲学的辩证思维看待国际环境的变化，注意国际形势的不变中的变化，同时耐心地观察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轻易下结论

江泽民指出：“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从国内来看，今年春夏之交，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在国际敌对势力支持下，策动了一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情况已经表明，这是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长期对立和斗争的继续，是在国际形势缓和过程中重新出现的尖锐化表现。这场斗争，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和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347]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卓越的政治智慧冷静地认识到国际形势缓和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冷战后时代，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思想体系长期对立和斗争尖锐化，仍然是在国际形势缓和的框架内，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中国既定的对内对外政策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作出调整，但不应该根本改变之，如果因为两种政治制度矛盾的尖锐化而错误地判断“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甚至错误地判断世界又退回到“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那么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都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这样，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就会中断，整个中国由此就可能发生内乱，从而使西方世界不战而使中国屈服之。

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胜利而告终，世界有加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对中国的外交战略环境来说是一个利好的状态，但短期看来，力量平衡的打破，有可能使世界更不稳定。江泽民指出：“对国际形势如何发展还要观察。世界上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一些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在美苏关系缓和、东欧局势发生剧变后，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有的甚至失去信心。还有人看到美苏关系逐步缓和后，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太天真了。实际上，由于苏联地位和作用的削弱，美苏力量平衡被打破，世界更不稳定。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海湾局势紧张就是一个表现。目前，海湾局势十分复杂，多种矛盾交错。今后世界上还将发生什么事情，现在还难以预料。”[348]江泽民指出：“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要辩证地看，既要看到困难和严峻的一面，又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采取一些灵活做法，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我们就是要以实际的最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回答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349]

（五）紧紧抓住和利用对我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是江泽民同志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般我们讲国际形势，传统的思维都是指国际政治的动态演变的状况，这样的思维在“战争与和平”问题突出的冷战时代，无疑是正确的、客观的，但如果面对冷战后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讲国际形势仍然只是讲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战略形势，就肯定片面了。江泽民指出：“现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这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对于扩大我国对外贸易是有利的，当然也会面对更多竞争对手。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不落后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在增长速度方面超过他们，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抓紧开发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更是刻不容缓。应该认识到，党中央、国务院在继续抓好珠江三角洲开放开发的同时，决定以开发开放浦东为龙头，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区域布局和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中央各部门和七省一市要齐心协力，确保这一战略决策得到贯彻实施。”[350]

三 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

一国能否对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对比和矛盾的交互运动的分析建立在冷静把握、科学分析、集思广益、民主集中的基础上，决定一国对外政策的成败，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错误地估计国际力量格局的演变，前者以为世界是美苏两家主宰的世界，后者干脆放弃社会主义，主动向西方世界投降，结果葬送了苏联。诚如苏共前中央书记处书记、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痛心地指出的：“一个曾经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存的、十分强大而又十分牢固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顷刻之间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一样垮掉了，……为什么实际上各级领导者谁也没有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联盟的瓦解感到不安呢？这首先是因为，在我国人民早已习惯于什么事都由领袖替他们‘操心’。政治局和政府中的人也清楚地知道，有权决定国际政策问题的只有两三个人，首先是总书记。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插手国际关系方面的事务，除非戈尔巴乔夫要求或吩咐某个人专门解决某一问题。”[351]1971年7月6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美国经历了一系列外交和政治军事的失败后提出世界格局的“五大中心”的看法。他把美、苏、中、西欧和日本列为世界的五个力量中心。这是美国第一次谦卑而同时也是客观地承认了世界力量格局的演变，它客观地意识到自己的霸权地位已严重衰落，中国作为世界重要的一极正在成长。为了改善在美苏争霸中美国的战略处境，美国开始了接近中国的过程，尼克松的“五大中心论”为美国扭转自身实力衰落的趋势提供了比较理性的国际政治现实依据。中国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总是科学而准确地分析和判断国际格局的演变，并根据国际格局的演变确定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策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国际力量对比观

首先，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对我国不利，中国以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变来应对国际格局的演变，中国在任何困难面前都要保持乐观主义的精神，不能灰心丧气。同时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争取更多的外交主动和一心一意地把握住自己的发展目标。江泽民强调：“对国际形势如何发展还要观察。世界上各种力量在重新组合，一些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产生。在美苏关系缓和、东欧局势发生剧变后，世界上确实有不少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前途产生怀疑，有的甚至失去信心。还有人看到美苏关系逐步缓和后，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事实证明，这种看法太天真了。”[352]其次，要善于利用矛盾，灵活应变，争取主动。江泽民指出：“在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国际上各种力量和矛盾的斗争相当尖锐复杂，我们在战略指导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善于利用矛盾，灵活应变，争取主动。在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我们既坚持原则，又保持灵活，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矛盾，扩大我们的回旋余地。对周边国家，我们要按照稳定周边的方针，多做工作，消除疑虑，促进睦邻友好；妥善处理涉外事务，力争以和平协商方式逐步解决某些争端；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在稳定现状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不能急于求成。”[353]最后，主张中国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仍然是可能的。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新格局的形成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世界各种矛盾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突出起来，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环境更加恶化，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354]

（二）指出霸权主义的若干新表现

江泽民深刻而敏锐地指出：“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七国首脑会议早期主要是协调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后来开始向政治方面转化。”江泽民指出西方世界的所谓“保障民主”，鼓吹推动“世界民主化潮流”，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诱压兼施。面对打着“民主”的旗号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将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强加给各国等情况，江泽民深刻地揭示，“当今世界形势使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处境更加严峻。穷国越来越穷，富国越来越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的因素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指出“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采取一些灵活做法，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我们就是要以实际的最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来回答人们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忧虑。”最后，江泽民同志在科学地比较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之后坚定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当代世界的根本矛盾。只要社会主义国家集中精力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实力，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355]这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员人面对复杂不定的国际政治格局坚定而不可动摇的信念。江泽民指出：“北约推出‘战略新概念’，公然对南联盟发动军事打击；美日强化军事同盟，决定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印巴竞相搞核实验，并在克什米尔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朝鲜半岛局势一度激化，美国继续向朝鲜施压；等等。国际局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直接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是，世界上维护和平、反对霸权的各种力量也在发展，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各国仍把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放在首位。虽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时代的主题并没有改变。我们完全有可能争取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继续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356]

（三）指出军备竞赛正向高新技术领域转移

江泽民指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障碍。……国际军事斗争也很复杂，虽然军控和裁军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军备竞赛正向高新技术领域转移，这将对国际和亚太地区军事斗争形势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357]军备竞赛一旦和高新技术更加紧密地结合，首先是在非战争的条件下，将影响一国外交的选择模式和一国外交的心理状态。越是高科技基础上的军备竞赛，越具有强大的外交威慑性，也就越会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行其“强制外交”提供方便，“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就会再次向“战争”与“和平”的局面倒退。中国反对搞军备竞赛，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不会因为中国的反对而停止军备竞赛的进程，特别是不会放弃用更加先进的科技武装其军备竞赛。中国不搞军备竞赛，但是必须取得足以应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的军事实力，特别是要取得同样用高新技术武装中国的国防现代化的军事实力。只有这样，才能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的胡作非为，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局面，同时，在非战争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取得外交博弈的主动权，在战时，为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物质基础，并最终夺取正义战争的胜利。

（四）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终将形成多种力量竞争共处的新格局

各种力量共存，既有竞争和矛盾，又有协调和合作，谁也吃不掉谁，谁也压不倒谁。江泽民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终将形成多种力量竞争共处的新格局。各种力量共存，既有竞争和矛盾，又有协调和合作，谁也吃不掉谁，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有利的因素将会不断增多。在战与和的问题上，新的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打不起来，离我们较远的地区冲突又不可能把我们卷进去。我国周边环境有了根本性改善，对我们打开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是有利的。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刚刚露头，正在深入发展，个别国家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我国外交的回旋余地进一步扩大了。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国际竞争的主要焦点之一。各种势力调整战略的主要方向是：考虑本国切身利益的因素上升，内向性成分增多，经济安全比重加大，国家战略更加突出地为全球性综合国力竞争服务。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正在进行结构性的经济调整，致力于发展高技术。这为我们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提供了有利机会。我们还有可以团结和依靠的、正在进一步觉醒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我国的情况比四年前好多了。放眼全球，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我们的经比他们的好念。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了，国家强大了，无论碰到什么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358]

（五）提出“美国企图构筑单极世界”到“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世界格局演变过程中，美国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最核心关注点，稳住美国，使它成为世界和平的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的实力确实恢复很快，因此它改变了尼克松时代世界“五大中心”之说，加速向美国单独统治世界的方向发展，亦即企图建立单极世界，而且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江泽民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359]江泽民强调：“走向多极化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利益。”[360]但江泽民同时也指出：“当前世界各种力量的实力对比是很不平衡的。美国企图构筑单极世界，由它一家来主宰国际事务。尽管受到各方牵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仍将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保持显著优势。最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强势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重振，重新恢复了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竞争力最强的地位。欧盟整体实力不断扩大，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和欧元的启动，在经济方面日益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政治上与美国闹独立的意识也在增强。但是，欧盟内部矛盾不少，还没有形成共同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经济多年低迷不振，想做政治大国也受到多方牵制。俄罗斯在军事和科技方面仍拥有相当的实力和优势，但目前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总之，在可预见的将来，单极和多极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多极化趋势将在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同其他几大力量的并存和竞争中逐步向前发展。世界新格局的最终形成，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演变过程。”[361]

从2008年发生严重冲击资本主义世界并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以来，世界政治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化，集中表现出这样一个总体的特征，即西方世界经济的混乱和广大北非和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的大动荡（一般称之为“阿拉伯之春”）和中国不可遏制的在东方和平崛起，以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美国虽然是西方世界经济混乱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受害者，但由于它过去的政治经济力量积累厚实，金融危机并没有大伤其元气，相反它拼命利用西方世界的经济混乱与北非和中东阿拉伯世界政治的大动荡掘取“混乱利益”，并在蛊惑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中国展开领土争端上的博弈，企图使中国的发展势头戛然而止，甚至出现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把握好今后的国际政治发展方向，如何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世界新格局？求得对我国有利的局面，使中国外交适应中国发展战略的需要？

第一，要意识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要在国际政治重大问题上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以体现中国一贯主张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本质。中国应该意识到，西方的霸权语境和话语系统越来越成为国际灾难的根源，中国没有必要再为西方所谓的它为全球安全提供“公共产品”所欺骗，中国必须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政策和原则，对很多重大国际问题，必须在第一时间主动提出自己的主张，没有必要顾忌西方国家的想法，因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意图采取行动，虽然是一时讨好了西方国家，暂时维持了和西方国家的稳定关系，但长此以往，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本质还在吗？

第二，要从更宽更广的领域认识国家利益。胡锦涛主席2009年7月在中国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这就为我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就是说，那些能够使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的舆论安全、形象塑造，议题设置与国际话语权的确立，使经济上更有竞争力的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形象上更有亲和力的谦恭文化和感情文化的培养，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讲公正、讲正义形象的树立，都是国家利益的范畴。

第三，在推动第三世界新的团结和统一进程的同时，也要因其不同的状况采取不同的对策。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分裂只是暂时的，我们对其外交政策的根本是要促进其团结，不能认为它们的分裂从此就无法挽回了，但是，使第三世界重新走上团结之路的办法，恰恰需要针对其不同的情况，采取外交技术更加细化的政策，因为今天的第三世界各国利益格局多元化趋向明显，如果还是一个笼统的、不加区分的第三世界政策，不但使中国的对第三世界政策缺乏针对性，而且也对战略上推动整个第三世界的团结不利。

第四，抓住机遇，提供中国发展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它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迫切需要在如何重建经济、稳定社会上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特别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它们有极大的吸引力。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大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注和投入，而完全没有必要把钱主要投在欧美国家，因为那样做是锦上添花，中国更应该做的是雪中送炭。

四 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

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何提出我国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之前，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时的外交工作的战略与策略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就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三个重要命题：一是要建立指导新中国外交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先进的“外交学”理论体系，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学和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学，并将其中国化；二是提出发展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友谊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新中国的两项外交任务；三是提出新中国外交工作一面是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要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一面是对帝国主义国家战略上斗争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可以联合的辩证法。[362]周恩来关于新外交工作的设想，已经很清楚地把新中国外交的理论建构、外交任务和外交的战略与策略清晰地勾画出来了，此后中国的外交，可以说是在周恩来提出的上述三大命题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起来的。

（一）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主张

邓小平曾经提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原则，因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的思想，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理念，包括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美国，恐怕也不希望别国干涉它的内政。为了在新时期更好地体现和落实邓小平不干涉别国内政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主张，使中国的世界新秩序主张更具有可操作性，准确体现时代特点，江泽民从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等方面加以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想。江泽民指出：“我们认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正确途径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因势利导，积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363]通过什么样的举措来建立这个新秩序，江泽民在国际国内的很多场合都强调，最主要的就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积极地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等方面共同作出努力。因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都按照美国模式或者中国模式运行，国家之间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世界，各种文明相互交汇、相互借鉴的世界，所有国家平等相待、彼此尊重，充满活力而又绚丽多彩的世界，才是人类的根本归属。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多极化”的推动下，“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尊重，“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等构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这些核心要素，真正尊重这些核心要素的国家主要都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西方世界的统治精英对这些核心要素是轻蔑的，他们认为中国所倡导的、构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核心要素，如果实现的话，等于是对他们的利益和地位的剥夺，至于对这些从长远看才是真正有利于他们的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核心要素的内在本质，西方世界统治者及其盟友往往是充耳不闻的。[364]中国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前途光明，但道路确实曲折。

（二）提出进一步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的若干方针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外交方针形成到成熟发展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进入到后冷战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没有改变，但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多变，冷战结束，两超对抗演变为一超独霸，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重新站队，世界进入更加扑朔迷离的新旧格局交替时期。在对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更大的困惑的经济全球化和时而是机遇时而对世界带来更加不确定的多极化加速发展的同时，非传统安全的问题也日益突出起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把握国家的根本利益，站在时代前列，紧紧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开拓进取，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更加稳定。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外交方针，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第一，要继续长期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第二，要处理好同世界各大国的关系，努力推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第三，要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第四，要进一步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第五，要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第六，要坚决维护我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第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地谴责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江泽民在谈到中国“要韬光养晦”的同时，也强调“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也越来越大，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希望我们这样做”的现实情况，指出“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在谈到处理好大国关系时，江泽民强调“中美关系关乎我国外交全局，关乎我国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利益”；在谈到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江泽民重点围绕日本、俄罗斯、东盟等展开论述；在论及如何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时，江泽民突出强调重视非洲工作，指出“富朋友要交，穷朋友也要交，关键时刻往往穷朋友更靠得住。在发展同大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对我们来说更加重要”；在谈到多边外交时，江泽民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各大国都以地区组织为依托发展自己，都力图通过多边场合得到在双边关系中得不到的东西”；谈到如何维护我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时，江泽民提出要“进一步搞好涉台外交工作”，同时“高度警惕国外敌对势力包括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渗透，坚决排除一切破坏我国稳定的外部干扰。”[365]江泽民在谈到反恐问题时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对话和磋商，开展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活动。打击恐怖主义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充分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一切行动应该有利于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或宗教混为一谈。不能对打击恐怖主义采取双重标准。不能借反恐怖主义推行影响世界和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其他政治意图。无论恐怖主义发生在何时何地、针对何人、以何种方式出现，国际社会都应该共同努力，坚决予以谴责和打击。”[366]

（三）提出实现外交根本目标的辩证法

江泽民指出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目标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367]。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标，江泽民指出，应该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好远和近、利和弊、坚定性和创造性、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和全局这几大关系。简而言之，一要高度重视近处发生的重大事情，远处的则相对超脱；二要趋利避害，争取化弊为利；三要有坚定性和创造性；四要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五要坚持局部服从全局。江泽民谈到上述几大关系中值得注意的重要观点是，虽然我们对远的问题可以相对超脱，但“应该坚持伸张正义”，而对发生在家门口的重大问题，要“最大限度地确保我国的根本利益，维护各有关方面合理的共同利益”。对利和弊，江泽民强调“对我们完全有利或利大于弊的事，就要去争取，就可以支持。相反，对我们不利或弊大于利的事，就要尽量避免，就要反对”。关于坚定性和创造性，江泽民强调“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不能有半点含糊”，但“在贯彻执行时要结合驻在国以及本部门和本使领馆的实际情况，不能照抄照搬，机械地死板地行事。”对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江泽民指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两者兼而得之那当然更好。然而，有时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矛盾，那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关于局部和全局，江泽民强调“在中央外交方针政策指引下，无论哪个部门，包括各个外事部门，一定要处理好局部和全局的关系。要增强全局观念，坚持局部服从全局、服务于全局”，指出“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不能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否则，就有可能出大问题，酿成影响我国声誉的大事”[368]。

五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政治外交观念更新

（一）适时淡化“国际主义”的提法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对于社会沙文主义者的“爱国主义”论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以列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揭露第二国际领袖们是口头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列宁所说的“熟透了的机会主义”[369]，如果列宁不坚持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联合和解放就完全不可能。新中国成立后仍然坚持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和思想，这在相当长时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新中国相当长时期外交工作取得国际无产阶级支持和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和和平力量进行坚定支持应该确立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是随着冷战后中国真诚而全力推动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的提出，再继续使用“国际主义”的表达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略与策略，就落后于国际关系本身发展的实际了。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第二代领导人的“国际主义”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檄文中提到：“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发表是值得庆祝的，因为它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370]毛泽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371]“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372]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各国情况相结合；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没有这样的纲领，现在有了这个纲领，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所接受的纲领。”[373]毛泽东特别指出：“总而言之，一九五八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其办法，就是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力戒骄傲、浮夸、急躁，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争取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胜利而奋斗。”[374]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375]在《纪念白求恩》中，毛泽东对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376]毛泽东说：“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377]毛泽东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378]周恩来指出：“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对这个问题，大家在理论上也懂得，但是在工作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就往往容易带着新中国胜利的骄傲，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思想。当然我们应该有民族自信心，可是如果有自大、骄傲的情绪，那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了，即使有时是不自觉的，也不好。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要肃清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确立国际主义思想。……我们的国际主义是要各国都独立平等。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我们有些同志有时表现得失去立场，那是因为我们过去是半殖民地国家，羡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不审查其中有无毒素，盲目崇拜。”[379]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是由共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联系起来的，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各国又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380]在此，周恩来还特别提到，“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人民镇压反革命暴乱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以卡达尔同志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充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帝国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罪恶企图过去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今后还将继续遭到可耻的失败。”[381]

邓小平也指出：“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学习，并且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382]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党，照我们历来的说法，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党一定要在国际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时，我们也历来高举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又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383]。邓小平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384]。邓小平强调：“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朋友们，你们都比我年轻，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385]

以上就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对有关国际主义的论述。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提炼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爱国主义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在国际主义指导下的加强民族自信心的爱国主义。第二，平等的双边条约是“国际主义的条约”。第三，国际主义意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四，社会主义各国由共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目标联系之，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各国又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第五，国际主义有时可能牺牲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主权，可以因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反革命暴乱而出兵平乱”。第六，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第七，国际主义意味着国际贡献。

以上七个方面除了第五方面明显地存在不符合中国一贯倡导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及第四方面当中的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味之外，其他的方面都是完全可以在中国今天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中找到根据的作为重要的外交资产传承到今天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之中。

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和理论中，“国际主义”的理念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外交政策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指标，是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外交政策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外交把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视为自己的根本利益，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制度在国际事务上的集中体现。同样也是中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国际斗争与外交斗争中之所以取得辉煌胜利的法宝。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及和苏联的对抗中急剧衰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相对地也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对抗，出现了中国政府始终不渝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调整国际关系准则的较好国际环境，具有明显国际阶级斗争含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外交思维也随之消化在中国更加广泛的非意识形态思维的国际政治理念之中，使过去那种主要考虑为国际无产阶级服务的国际主义转变为中国一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公共责任和义务。

“国际主义”的提法，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政治语汇里是经常出现的，它生动地反映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在国际政治斗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庄严承诺，但随着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到来，这一提法逐渐就从中国的国际政治语汇中消失了，特别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基本上在正式的国际关系语汇中不再提“国际主义”了。“国际主义”这一语汇出现在《江泽民文选》中只有一次，而且不在正文，是在注释中提到2000年10月25日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中才出现“国际主义精神”的表述。[386]

为什么“国际主义”的提法基本上不再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式的文章和著作中表现出来呢？这首先是中国外交从理想主义向务实的、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转变的结果，是从中国大量的外交实践中深刻体会“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意识形态过度浓厚，不符合国家间的基本动力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普遍法则，不是在“和平与发展”主题下制定对外政策核心的依据。此外，从历史上看，“在长期的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中心的时期，国际主义成为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借口，成为苏联利己主义、大国主义、俄罗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一种幌子”[387]。国际主义的牌子已被苏联给砸毁；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之所以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维，我们可以用一些学者的研究来加以解读：“一般来说，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国家一诞生，在国际上往往表现为对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与挑战，热衷于推动世界革命，援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或民族解放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甚至越界对外输出革命。由于马列主义承认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因此，国家的边界或国家主权对于代表着人类发展必然趋势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对于这些新生的共产党国家来说，帮助他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比遵守国际关系的准则、不干涉别国内政更为重要。”[388]很明显，在此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观，面对新的时代，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的利益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只能从中国国际政治的核心语汇中删除了。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已将“国际主义”原则中仍然适用于今天中国外交的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保留、创新和发展，使之融化在更具有时代感的“和谐世界”“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促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维护国际战略力量的稳定”“建立伙伴关系”“双赢的国家利益”等理念之中。

（二）提出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突破了外交仅仅“是以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传统提法

周总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界定外交的范围时说：“外交是国家和国家间的关系，还是人民和人民间的关系？外交工作是以国家为对象，还是以人民为对象？我们要团结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兄弟国家的人民，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我们也都要争取。但就外交工作来说，则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这是辩证的。这一点要搞清楚。”[389]外交工作是“以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为对象”的提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来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安全，因此把外交工作放在国家对国家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中国外交模式的日益多元化，即使是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实践中，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外交变革，比如，中国和日本在建交前广泛而深刻且十分活跃的民间外交，就是周总理所说的“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为对象”观念的更新和突破，他曾经针对日本和中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而日本经济界又特别希望发展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时对日本友人说：“经济界人主要有远大的眼光，这样才能发展事业。从长远着想，这条道路不仅对日本人民有利，对亚洲、太平洋各国人民有利，而且对全世界各国人民也有利。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和政府向来支持日本人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无论政治三原则还是贸易三原则都是从中日友好的愿望提出的。在一个时期内中日邦交不能恢复，不能签订政府间的协定，我们就进行民间往来，以促进友好。”[390]

由此可见，新中国的外交理论，最初还是狭义上的外交，强调以国家为对象，但由于帝国主义和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中国实行不发展官方外交关系即政治上围堵、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所以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又产生了大量非官方的民间外交。所以，新中国的外交一开始就有了和社会主义国家官方形式的外交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非官方的外交两种形式的外交。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外交体现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是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所在，是外交工作的核心使命。1998年7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工作时指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在。”[391]2000年9月6日，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也说：“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最高利益。”[392]江泽民指出：“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393]中国的外交要想充分地落实江泽民指出的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要想在反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独立、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上发挥核心作用，在政治外交上就必须在涉台外交、涉疆外交、涉藏外交等方面进行战略性的、富有成效的工作，必须将中国的总体外交统一到实现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上来，使经济外交、文化外交、军事外交、科技外交服从民族和国家的最高利益而战略性地展开。

（三）讲“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同时，提出“国际和谐”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394]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中国外交的最大的敌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莫过于在国际关系中倡导和谐理念。

1.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文化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外交文化继承并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和谐世界观

在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的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人视为最高价值的政治文化思想，“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这个意思。“和谐世界”观，实际上我们从中国人几千年前的国际政治观中就能找到线索，比如五帝时代就有这样的记载：“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395]，“百姓昭明，和合万国”[396]，“百姓昭明，协和万邦”[397]，“野无遗贤，万邦咸宁”[398]，“庶政惟和，万国咸宁”[399]。唐朝有“遇大道行而两仪泰，喜元良会而万国贞”[400]。古代中国的帝王和政治家懂得，治理天下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和合”思想，以“和合”的思想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而新中国成立后，除了努力追求和世界的“和平共处”这一仍然充满中国和谐文化的基因的外交目标外，外交斗争和国际斗争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一大明显的特点，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完全不在中国，而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总是图谋破坏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干涉中国内政，分化和西化中国，因此，中国的国际政治充满斗争性是自然而然的，直到相对比较和平的今天，外交工作和国际斗争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核心的命题，因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放弃它们西化和分化中国的企图。中国在进行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从周恩来提倡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到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都是中国领导人传承中国和谐文明在对外政策上的具体而自然的表达，到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高举两代领导人外交斗争和国际斗争旗帜的同时，响亮地提出了“国际和谐”的思想，中国的外交文化，从此和中国几千年主流的和谐文化传统相联结。中国的外交观念从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江泽民指出：“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只有彼此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互相促进，才能创造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世界。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没有多样化，也不成其为联合国。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401]江泽民深刻地意识到：“战后世界并不是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东西冷战对峙，南北矛盾加深，地区冲突不断，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世界人民仍然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核武器威胁的阴影之中。”[402]江泽民强调：“新竞争、新矛盾、新挑战，使得世界的发展并不和谐。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还没有得到改变，有些方面还在加剧。南北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扩大。因民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403]江泽民说：“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404]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405]

2.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江泽民同志的“国际和谐”理念，发展为“和谐世界”观，建构了先进而强大的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先进外交文化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首脑会议上提出“协力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406]，从2006年4月18～29日，胡锦涛主席分别对美国、中东和非洲的国家进行访问，他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407]，并在随后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访问中，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三个具体目标[408]。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动世界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的外交革命宣言书，是战胜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本身就是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上的“强国”（前面提到过恩格斯的“第六强国”概念）。今天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这个思想上的“强国”主张，对企图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强权逻辑无疑是最有力的回击。随着中国持续的崛起，中国的这一理念一定会为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一定会最终取代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逻辑。

3.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斗争与国际斗争思想

江泽民针对国际新格局形成过程中，世界各种矛盾的发展和各种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及各种重大战略关系的调整变化及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继续的作用，敏锐地看到西方国家内部及相互之间的矛盾日趋暴露和上升，内外难题不断增加的事实，提出这种局面“为我们在国际斗争中运筹帷幄、纵横捭阖，创造了许多新的机会。”[409]江泽民指出：“在处理国际关系和进行国际斗争中，也有个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两者兼而得之那当然更好。然而，有时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矛盾，那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使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410]江泽民指出：“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就必须继续锲而不舍地加强自身建设。”[411]江泽民特别提醒共产党员要了解中华民族相互融合的悠久历史和勇敢维护民族独立自主的光荣传统，指出“这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坚定地维护祖国统一、在涉及我国主权和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国际斗争中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的重要思想条件。”[412]这样，我们在涉藏外交、涉台外交、涉疆外交的斗争中才会有强大的思想和历史知识为基础。江泽民特别强调在今天难得的和平条件下，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在各方面把中国的实力发展起来，我们“就能在国际斗争中赢得更大主动权，就能立于不败之地。”[413]江泽民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的背景下，再次突出强调告诫国人要有“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思想，指出“邓小平同志全面审视了现阶段国际力量的对比，全面考虑了我们抓紧时间完成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的要求，也是全面估量了通过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最终在国际斗争中获得更大主动权的需要。”[414]江泽民欣慰地表示：“我们党有了一大批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中、在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下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由这样的政治家来办经济、办文化、办军事、办外交、办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工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415]

涉台外交是当今中国外交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江泽民指出：“我们同‘台独’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九五年，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公然在国际社会制造‘两个中国’。我们明确指出，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央决定对台湾当局、对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和外交斗争，包括在台湾海峡及周围海域组织军事演习。”[416]“单极和多极的矛盾，称霸和反霸的斗争，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国际斗争的焦点。”[417]江泽民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继续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主动布局，纵横捭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促使国际环境继续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418]。西方世界利用宗教颠覆中国的企图日趋明显，江泽民强调指出：“宗教常常与现实的国际斗争和冲突相交织，是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419]江泽民指出：“在这些年的国际斗争中，敌对势力往往利用宗教问题向我发难。他们加紧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企图搞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他们支持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主义势力进行分裂活动，支持境外一些基督教团体加大对我国搞‘福音化’的力度。”[420]江泽民告诫我们：“我们经历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也积累了对外工作和对外斗争的重要经验。对十五年来我们围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展工作取得的经验，要认真总结，从中汲取有益启示，以增强我们在复杂条件下开展对外工作和进行国际斗争的能力。”[421]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分析中国已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的大好形势而思考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时指出：“‘台独’分裂势力抛出所谓‘两国论’，大肆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使台湾问题的解决面临许多新的情况，涉台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斗争形势也更加复杂。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考虑复杂的国际背景。我们要善于进行政治斗争和外交工作，同时抓紧进行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以促进台湾问题早日解决。能够和平统一，当然最好，但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必须下大气力把一些‘杀手锏’武器装备搞上去，推进科技强军，切实做好两手准备。这样，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主动。”[422]江泽民指出：“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是外交斗争全局的需要。”[423]

4.响亮地推出“国际和谐”观

江泽民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的讲话中，在回顾战后国际社会在政治、经济、和平方面的进步之后指出，“战后世界并不是一个和谐安宁的世界。东西冷战对峙，南北矛盾加深，地区冲突不断，核军备竞赛轮番升级，世界人民仍然生活在动荡不安和核武器威胁的阴影之中。”[424]为此，江泽民提出：“我们要造成自主选择、求同存异的国际和谐局面。……没有多样化，就不成其为世界；没有多样化，也不成其为联合国。不承认、不尊重世界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425]江泽民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426]在随后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在阐述中国一贯的对外政策之后指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趋利避害，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427]

这样，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就从国际斗争、外交斗争、和平与发展演进为国际斗争、外交斗争、和平与发展加和谐世界的理念，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的统一，斗争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同一性，而为了实现同一性，坚定地、战略与策略地运用斗争性。从而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更加科学的外交战略与策略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了众多棘手且重大的外交难题

（一）化解了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的对华制裁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体现了五大特点：一是继承性，二是实践性，三是求实性，四是全面性，五是人民性。[428]这样五大特点所引导的中国外交，是继承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事业基础上的外交，同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外交，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外交，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外交，更是集中地表现为国家和民族最高利益的外交。这样一种集中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外交，面对任何复杂的国际环境，面对任何棘手的外交难题，都能迎刃而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解决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外交难题，第一，顶住了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分化和西化中国的强大压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第二，稳定并提升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第三，稳定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重大外交难题，只要有一项没有处理好，中国的外交就将陷入困境，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就不可能营造起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两代领导集体开创的外交局面的基础上，集中全体中国人民的智慧，成功地突破了上述三大外交难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了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起航的，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外交最艰难的时期，中国对1989年政治风波果断采取措施，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的行动是完全符合民心的，但是西方国家纷纷宣布制裁中国，各种政治势力也掀起反华狂潮和恶浪。美、日、欧共体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相继采取不明智的制裁行动，中止与中国高层互访，停止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推迟国际金融机构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一时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敢于斗争，善于应对，很快打破了西方的种种制裁，遏制了反华浪潮。

当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效用还在发挥作用，美国担心孤立中国，会使中苏加速靠拢，布什决定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总统特使于1989年7月1日秘密访华，中国向斯考克罗夫特表明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的坚定立场。此次斯考克罗夫特的访问，使美国认识到中国不怕鬼、不信邪的外交气质，对缓解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制裁气焰产生了一定的良好效果。以后虽然发生了美苏关系缓和加速，东欧剧变，美国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在下降，美国甚至有人主张遏制中国，但美国通过和中国这一轮外交博弈认识到中国强大的外交自信是不可动摇的，双方关系缓解的势头基本保持下来，加之随后发生的1990年夏季伊拉克突然出兵入侵并吞并科威特，中国有利的地缘政治因素又出现，美国意识到它必须与中国打交道和需要中国合作，这就是美国为了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用武力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没有中国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日本成为中国打破西方制裁的突破口。在对华制裁的西方同盟国中，日本扮演了一个不太情愿的角色，它只是想在立场上和西方保持一致性，所以才同意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的决议。日本在1990年就恢复了对华第三批日元贷款，随后不久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应邀访华，之后中国外长对日本进行了回访。接着日本首相海部俊树来到北京，成为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政府首脑，标志着日本完全解除了对华制裁，中日关系恢复到正常轨道。在海部俊树首相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宣布原则上加入《核不扩散条约》。日本政府决定，日本宣布第三批日元贷款实施。1992年4月6～10日，江泽民访问日本，随后不久日本天皇和皇后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随着中日关系的修复与突破，欧洲共同体对华制裁也开始松动。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西方世界制裁中国的狂潮中，西方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西班牙是对中国表达友善比较突出的国家，它一直执行中西两国已签约的贷款协议和经济合作项目，保持和中国的政治交往。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声援，它们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多边场合还是在双边交往中，对中国的友好都是一如既往，中国此时还实现了与东盟国家关系的长足发展，继印尼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与新加坡和文莱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顶住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人权外交攻势

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人权”问题有过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精辟地论述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429]马克思主义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得出结论，“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430]。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对资产阶级的人权作过最辛辣的讽刺。他说“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431]。恩格斯还对美国虚伪的人权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他说，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可以表明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种族特权被神圣化了。”[432]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华采取“人权外交”攻势，是它们基于中国是“独裁政权”而它们是“民主国家”的假设，直到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价值认同在国际社会上仍然处于上风，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仍然处于受西方世界谴责的被动地位，甚至被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势击倒，近几年所发生的东欧国家的“颜色革命”和现在正在发生的“阿拉伯之春”，我们都不能否认西方国家的“人权”外交攻势确实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达到了它们有时处心积虑地通过军事侵略手段和经济制裁手段所不能达到的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颠覆别国政权之险恶目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的讲话所指出的：“有的大国常常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破坏别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这是当今世界不安宁的一个主要原因。”[433]但是我们反观西方国家对华的人权外交攻势，留给西方的是可耻失败的记录。美国从1976年起，每年都以世界道德判官的面目出现在发表别国人权报告中，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国应该马上针锋相对，同样搞一个针对美国的人权报告，因为美国才是一个不但严重违反美国人民的人权，同时也严重违反世界人民的人权的国家，但是中国忍了二十多年，直到2000年才发表《美国年度人权报告》，其目的一方面是提醒美国政府自己的人权问题和让美国人民看清美国政府是如何对待人权；另一方面揭露美国对华不实指责。中国政府还成功地在联合国人权机构中维护了中国的利益。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从1990年开始，就提出所谓的中国人权状况议案，结果是在程序性表决过程中就没有获得通过。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各种场合无端谴责中国人权状况，就中国的人权“发表声明”，而且一直在联合国提出相关的反华议案。但是美国对中国的人权攻势没有一次成功，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议案，绝大多数议案都胎死腹中，连程序性表决都没能通过。根据《李鹏外事日记》，日记时间是2011年4月19日，“中国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第十次胜利，以‘不采取行动’方式挫败美国的反华提案，……美国的提案竟无一国联署”，美国还在二〇〇一五月三日落选人权委员会，这对于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是极大的讽刺，贻笑大方”[434]。

中国取得西方国家人权外交攻势决定性胜利不是偶然的，不是中国动用了什么外交智谋的结果，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广泛的民主得到世界上最广大的国家认可的结果。同样，这里还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就是一个声称自己是民主的国家，在世界上大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本身在国内搞的必然是独裁政治，或者是用漂亮的一些“民主”的外壳包装但实质是独裁的政权，而在国际关系中提倡民主化，实践民主化的国家，其在国内肯定实行的是民主政治，虽然其在国内实行的民主政治可能缺少西方世界那种漂亮的包装，但其实质内容是民主的，是符合民心而不是简单的民意的。恩格斯曾经提到当时德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时铿锵有力地指出：“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435]，其实就是说一个国家要说自己是民主自由的，取决于这个国家对别国是否采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策，否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自由的国家。

中国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人权外交攻势面前不倒？这一方面是中国本身不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相反，中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中国在国际社会采取公正的人权政策；第三，“人权”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思想切中了人权问题的本质，中国的这一思想是国际社会那些长期遭受西方国家借别国人权问题实为是别国主权受到侵害的国家所衷心拥护的，是深入人心的。

党中央历来十分关心残疾人事业，使之成为中国人权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指出：“全国各地的残疾人参与机会在增多，参与范围在扩大，自身素质也在提高，他们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改善。从这个方面，也有力地表明了我国人权保障的广泛性、公平性、真实性，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436]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一状况决定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中国最迫切、最重要的人权，这是中国人权问题上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而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上的民主和人权，其他一切权利都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地抓住这一主要矛盾，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中国的总体外交也是通过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了近两亿，为人民更好地享有各项权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437]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如果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因不同的阶段有高低之分和不同的变化，但有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是不变的，那就是始终把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所以中央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的。“根据有关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7年，中国减少占全球比重超过70%的贫困人口数量，是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比例减半任务的国家，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加速了全球减贫的进程。”[438]世界银行2008年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5年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江泽民指出：“组织扶贫开发，解决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说明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为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努力。扶贫开发取得的成就，不仅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要贡献，也为我们开展国际人权斗争、反对西方反华势力干涉我国内政创造了有利条件。”[439]

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内政的范畴，在当今以主权国家为行为体的国际社会，人权的体现都是经过主权国家所表达出来的，没有祖国的人就根本没有人权可言，超越国家主权去对别国的人权指手画脚，除了图谋破坏别国的主权并伺机图谋践踏别国的人权外而决无什么真正善良的意图。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经常打着“人道主义”的牌子，甚至挟联合国以令“诸侯”，对别国大打出手，使中国努力推动的“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一再出现倒退的危机。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不同的国家，只要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人民还生活在不同的国度里，人权问题就始终属于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事业，不管这个国家是大是小、是强是弱，都应由本国政府依靠自己的人民自主去解决”[440]。

江泽民强调：“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纠集力量同我们进行较量，并以‘人权’、‘民主’、‘宗教’等为借口，插手台湾、达赖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美国加紧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强化区域军事合作，售台先进武器装备，目的是为其谋取全球霸权提供军事后盾。国际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本质绝不会改变，我们同国际敌对势力在渗透和反渗透、遏制和反遏制、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上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441]

中国在坚持人权问题是一国内政的同时，并不排斥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因为人权事业，本质上也是一国文明的表现，是一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一国如何发展自己的人权事业，怎样发展，可以借鉴别国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通过人权对话可以增进别国对中国人权事业成就的理解和了解。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从江泽民同志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的人权对话，能够达到文明的互补和相互人权事业水平的提高，产生一个相对比较和谐的世界。但是对于这种以人权为切入点的文明对话，我们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西方今天的文明虽然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一部分成果，但是并没有把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繁荣和多元的文明精华继承下来，而只是非常偏执地对基督教单一文明的超级崇拜。这种超级崇拜曾经使欧洲文明几乎被西方世界的祖先打入石器时代一千多年，西方世界对文明的破坏的这种巨大的历史惯性，也同样在当今的时代，有把世界的其他文明想打入石器时代的险恶意图。所以从这样的认识上看，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和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对话，但同时不能指望人权对话会产生突破性的进展，西方国家所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用它们的带有严重缺陷的文明取代经过历史长河考验而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并严重破坏中国的主权。好在今天的中国不但是主权独立的中国，也正是因为中国主权完整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以确保，中国人的人权得以前所未有地受到保护，江泽民同志讲，“没有主权，也就谈不上人权。”[442]江泽民同志还指出：“今天中国所焕发出的巨大活力，是中国人民拥有广泛自由、民主的生动写照。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国家主权是一国人民充分享受人权的前提和保障。这两者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443]

2008年中国在成功地举办北京奥运会的同时，西方世界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一危机使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大为下降，而中国成功地规避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拖累和影响，中国的总体实力继续上升，西方国家以“题内损失题外补”的心态，在政治上遏制中国的力度再次强化，他们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力度明显增大，一个明显例子是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看出西方国家企图用“西化”手段的企图已经达到了何等的疯狂程度。当然，西方国家在觉醒的中国人民面前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只要我们牢牢把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人权问题的理论，任何对中国的“西化”伎俩都是达不到其罪恶目的的。

（三）周边外交取得重大突破

1.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复交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按照邓小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思想，成功地应对苏东事件对中国的波及性影响，当然这也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惠于前两代领导集体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和苏东的情况相反的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外交局面有了很大的拓展，一些长期困扰中国的周边外交难题得以突破，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地区形势保持了相对稳定，各国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日趋紧密，原有的热点问题已经或正在实现政治解决。我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444]。李鹏同志也指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苏联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以及东欧国家建立和保持了正常的国家关系。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外交战线的‘丰收期’。中国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沙特、韩国和以色列建交，同越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开创了我国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新局面。这无疑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45]

这些重大的外交难题的解决，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实践来源和认识基础。因为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和中国关系的稳定，对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造福全体中国人民为根本目标的改革开放的路线营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在解决周边外交的难题中，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的命运和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不但在安全感方面，在众多的经济和文化利益方面，在联系其所生活的国家与祖国关系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些外交举措，直接和间接地服务于最普通的老百姓。国人感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外交政策，所表达的确实就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所直接服务的对象也是人民大众。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表达人民利益的外交政策可以比较充分地落到实处了。这和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欲在两极格局中找到某种突破口——和东南亚国家建立全面和正常的关系，但是由于美国和苏联对中国的双重遏制，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总体上是比较被动的，此时大部分国家和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即使已经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除了和越南、缅甸等几个国家的关系比较稳定外，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就相当不稳定。中国政府所最为关注的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在印尼的华侨的生存与安全的保障问题，中国政府对印尼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中国的华侨在印尼的基本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但是，当时的印尼政府由于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其中的挑拨和利用，作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举动——排华，因此对中国与印尼的关系产生了严重消极的影响。

新中国的外交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步成熟的过程，从相对不科学到相对科学的发展阶段，明显的标志就是中国和印度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中国外交步入科学发展的阶段。中国在和印尼打交道时，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办事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印尼共产党相当活跃，中国在党际关系上对印尼共产党的支持也是严格限制在道义上，印尼后来所发生1965年的“9·30”事件[446]，根本不存在中国参与其中的问题，但后来的印尼政权因该事件而和中国断交，只能说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和联合确实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新中国外交也不可能一天就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埋藏，曲折是难免的，有时也是无可奈何的。有些第三世界国家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一点好处，就可能牺牲他根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国家往往才独立不久，有关如何治理自己国家的经验也不足，比如印尼，中国的华侨其实已是它们的国民的一部分，而且是它们建设国家的最宝贵的资产，但在当时它们的历史经验中还不会明白这一点，倒是西方学者的研究，道出了当时美国真正的意图：“从1957年起，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出现同共产党集团结盟的倾向。那时美英两国遭到谴责，说它们在1949年以前就已支持荷兰殖民主义，并且实行一种地区霸权主义，破坏印度尼西亚实现领导权的愿望。美国海陆空基地遍布西太平洋地区，如同英国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北婆罗洲驻军一样，都遭到雅加达反对。但是美国还是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宝贵的经济援助，而且只要印度尼西亚同中国在关于华人的权利与地位问题上保持紧张关系，美英两国势力的存在也并不是完全不受欢迎的。”[447]当时的印尼就像一个头脑简单的壮实孩子，有人一挑拨，说什么人对你如何如何不义，这个孩子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就大打出手。最后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人间悲剧。诚如美国学者描述的：“1957～1960年间，雅加达同中国的关系一直紧张。印度尼西亚的敌意起先是针对支持国民党的华人，其主要原因是怀疑同美国结盟的蒋政权支持外岛叛乱分子。但是雅加达政府和军队终于开始折磨所有的华人，不管他们是否效忠，它们取缔一切华人组织，禁止华人在农村做生意，封闭所有华人学校。1957年，北京对这样虐待华人提出抗议后，双方举行了多次激烈争执的谈判。结果在1960年批准了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要求所有华人入印尼籍，放弃中国国籍并从而失掉了北京的保护。”[448]美国学者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正好和中国的意图和客观效果完全相反，华人放弃中国国籍恰好是使印尼和中国关系建立在彼此更加信任基础上，从而达到保护华人的目的，周恩来指出，“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属于中国的侨民。他们要尊重所在国的法律，不参加所在国的政治活动，保持一个华侨的地位。这样，便于我们华侨同所在国人民友好相处”，“愿意选择印度尼西亚国籍的，我们赞助他；愿意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我们欢迎他”[449]。

中国和印尼的复交，极大地改善了中国与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东南亚各国均欢迎中国的这一外交难题的突破，他们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和印尼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恢复，产生了良好的带动效应，表明中国外交懂得什么是重点，如何通过突破重点而带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在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的推动下，中国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9月，先后同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样，中国实现了同东盟成员国全部建立外交关系。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复交是中国打开周边外交新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正如钱其琛所指出的：“印尼是东盟国家的老大，在东盟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争取早日同印尼复交，不仅可带动另外两个东盟国家新加坡和文莱同中国建交，有利于进一步打开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还可以有效遏制台湾当局竭力推行的‘弹性外交’，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450]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的突破，核心的动力是来自对人民利益的关怀。在中国和印尼的复交谈判过程中，当时中国的首席外交官钱其琛同志指出：“中、印尼同属亚洲大国，中国有11亿人口，印尼有1.7亿人口。我们两国都面临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两个大国，若能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并一同致力于和平，那将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451]

2.中韩关系取得突破

从国际上看，1972年朝鲜和韩国双方发表促进国家统一的联合声明，这是朝鲜半岛关系缓和的重要信号。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已有近百个国家同时与朝鲜和韩国建交。朝鲜半岛内部也由敌对向接触发展，双方举行了高级别会谈。

从我们国内看，正如钱其琛同志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改革开放随之起步。在此情况下，如何积极开展对外活动，最大限度拓展国际交流空间，为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已成为外交工作面临的迫切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一步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促进南北两方和谈，松动与近邻韩国的关系，就提上了议事日程。”[452]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不但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外交意识的一次革命。其中的一个最大的难点是，中国如何转变自身长期坚持的对朝鲜的在新形势下已经难以为继的外交承诺和如何说服朝鲜接受中韩发展正常关系的事实。如果因中韩建交而使朝鲜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致使中朝关系恶化，这样的建交也是得不偿失的。

为此，中国首先是推动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9月1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这样，保障了朝鲜最大限度地在国际上不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孤立与遏制，同时也为中韩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营造良好气氛。第二，中韩建交也是在中国耐心反复地做朝鲜工作并在朝鲜充分理解基础上达成的。第三，中韩建交使中国得以发挥朝韩两国人民扩大交流、加深相互理解，最后走向统一的桥梁作用。第四，中韩建交也有力地打击了“台独”分裂势力，为中国的和平统一进程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为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第五，中韩建交使中国和韩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得以深入发展，使两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得以充分体现。

今天21世纪已经过去十多个年头，朝鲜半岛的形势虽有反复，但总的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在一个还没有实现民族和解，冷战结构依然存在的地方能够基本保持相对安定的局面，证明中国实现和韩国关系正常化的决策是很有远见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外交政策上的具体的体现，是完全正确的。

3.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从1997年7月开始，金融危机几乎波及整个亚洲。面对这场危机，中国政府冷静分析形势，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得以继续保持，中国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没有受到大的波及和影响。与此同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国家，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同时对泰国提供大笔资金救市，为东亚的金融稳定作出了贡献。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这场金融危机，由于发生在同我国有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些周边国家，难免会对我们产生一些影响。我国的出口、利用外资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我们宣布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国际社会都很欢迎，但这是要付出艰苦努力和一定代价的”[453]。中国在保持人民币不贬值的同时，向泰国注入2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当然，也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对遏制国际炒家，使香港地区不受金融危机太多冲击，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虽然总体上中泰关系是良好的，但是中泰毕竟是邻国，历史上还存在一些复杂的负面影响，比如中国政府成立傣族自治州，泰国就很紧张，曾经认为这是中国建立的准备侵略泰国的基地和前哨。周恩来就提到，“我们的邻邦泰国和菲律宾对中国存在着恐惧。对我们不了解的人，我们是容许他怀疑的。在这次同泰国和菲律宾的代表接触中，我向他们保证，中国决不向他们的国家进行任何侵略和威胁。我并告诉旺亲王，在中泰两国建交以前，泰国也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的云南省来看看，特别是到傣族自治州去，看看中国有无向外侵略的意图。”[454]在中泰建交前一天的1975年6月30日，周恩来在同泰国总理巴莫的谈话中庄严地表示：“毛主席说，将来如果中国的下一代称霸，全世界人民就应该群起而攻之，一起来推翻它。”[455]几十年来，中国用行动证明中国是真正爱好和平、不搞霸权的国家，今天中泰关系不但早就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且两国关系已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很难说今天泰国对中国的一些担心的历史记忆就完全消除了，此次中国对泰国金融援助，直接的好处是使泰国认识到，在它最艰难的时候，是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对推进中泰关系，使中泰边境的两国人民建立更加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无疑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98年8月28日，江泽民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对我国发挥的积极作用是肯定和赞扬的。”[456]

以上三个案例当然不能全面概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引导中国外交对重大周边外交难题的解决上所取得的成功。这三个案例仅仅只是众多成功的中国外交的一小部分。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到来，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越来越复杂，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和利益冲突也会持续地增加，中国和周边国家陆地上的问题还大量存在着，海洋上的利益博弈也十分突出，解决的办法就是要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起来的新时期外交思想和外交方针为指导，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形势和新局面，进行新的外交工作和外交实践。我们认为，今后中国周边外交的成功，只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外交方针和科学发展观中的外交新思维，才能继续向前迈进。江泽民指出：“亚洲地区有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祸根，有民族、宗教纷争的背景，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有领土、领海和海洋权益争端，存在着外部势力从中操纵利用的图谋，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可以说，周边形势错综复杂。我们要继续坚持既定的战略策略方针，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紧迫感和针对性，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457]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对周边国家，我们要按照稳定周边的方针，多做工作，消除疑虑，促进睦邻友好；妥善处理涉外事务，力争以和平协商方式逐步解决某些争端；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要在稳定现状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不能急于求成。”[458]只要我们坚持睦邻友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妥善处理同周边少数国家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坚持政经结合，努力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充分调动我国丰富的外交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地开展对周边国家的工作，同时把双边与多边外交密切结合起来，中国的周边外交工作就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4.奥运外交取得成功

江泽民指出：“办好二〇〇八年奥运会，不仅关系到我们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也关系到祖国的荣誉。”[459]“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就是要办出一届高水平的令世界人民满意的奥运会，“祖国的荣誉”就是如何借北京奥运会展示好中国国际形象。北京奥运会应该说是圆满地达到这两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中国争取到了广泛的国际支持，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

如果从传统意义上理解外交，中国申奥确实不能算作是外交活动，但是从总体外交和大外交的角度来看，中国申奥的历程，确实是实实在在意义上的外交，是大外交，是体现全民族意志的外交。奥运会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会，可以说是体育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但是它充满了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纠缠，冷战后中国作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喝彩，但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敌视中国的势力的抵制，这表现在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等问题上。就在北京奥运会即将举办前的日子里，国际反华势力大有要使北京奥运会夭折的意思，说什么因为北京支持“搞种族灭绝的苏丹喀土穆政权”，所以北京奥运会将是一个“种族灭绝的奥运会”[460]。反华分子呼吁国际社会抵制北京奥运会[461]，借口所谓中国的“人权”、西藏问题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反华恶浪在北京奥运会的全球火炬传递之际达到了高潮，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政府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了有利、有礼、有节的斗争，化解了一次又一次反华势力欲图破坏北京奥运会的图谋。其中一个突出案例是，中国在西方社会的“压力”下，对苏丹喀土穆政权所谓的“种族灭绝问题”提出警告，对此西方世界表示“很满意”，以为从此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原则会“变”。中国对自己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了临时的变通性调整，以化解反华恶浪对中国北京举办奥运会带来的障碍。因为北京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奥运会，中国不能因为国际上有几个跳梁小丑出来反对就把它搞砸了，那些西方世界的反华分子不是要中国去干涉一下苏丹喀土穆政权的内政吗？那么好，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政府促使苏丹喀土穆政权同意非统（African Union）的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达尔福尔地区”[462]，中国从确保北京奥运会能够顺利举办的更大的“仁”和“义”出发，破解反华分子破坏北京奥运会的图谋，中国临时性地牺牲一下自身的对外政策之“经”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临时“权变”为干涉一下别国的“内政”，这只能说是中国对外政策高度的原则性和特定情况下的灵活性的体现，是为更大的“经”的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企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不要使人失望收场。从北京奥运会的整个开始到胜利结束，中国的外交斗争确实达到了经权达变的艺术般的境界。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可以说是两次外交斗争的结果。第一次是1993年9月向国际奥委会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正式提交申请前，就已出现申办对手联手攻击北京的情况。1992年2月和4月柏林奥申委负责人先后两次将北京的申办同1989年政治风波相联系。悉尼的申办负责人麦克吉奥也恶意攻击北京，发动澳大利亚舆论攻击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美国是反对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的急先锋，它此次没有申办城市，却以人权卫士自居，极力阻止中国的申奥。1993年6月10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人权小组委员会通过决议案，反对在北京或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举办2000年奥运会，要求国际奥委会的美国委员投票反对北京申奥。6月24日，萨马兰奇在瑞士发表谈话说，美国应该尊重国际奥委会的独立性，并放弃其发动的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运动。美国一参议员加入了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的行列，写信给萨马兰奇“强烈反对在北京政府否认其公民的基本人权的时候让北京举办奥运会”。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强烈反对让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要求美国奥委会委员投票时投北京的反对票”[463]。最后是45票对43票，仅仅两票之差，奥运会与中国失之交臂。从第一次北京申奥的外交斗争中我们体会到，虽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极力地反对中国的城市申办奥运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中国举办奥运会的群众基础是好的，中国人只要坚持下去，再次申请，总结经验，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申奥成功给北京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无比的喜悦，中国亿万人民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精神上给中国人带来了无限的鼓舞、无穷的力量；在物质力量的增长上，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借北京奥运会做足了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文章。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心，社会稳定、人民富强、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社会主义中国如巨人般屹立于世界东方，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同情和支持，达成了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目标，并最终使以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为主旨的北京奥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5.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曾是WTO前身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但代表中国的是国民党政府，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最终退出了关贸总协定。自1986年7月10日起，中国政府正式向关贸总协定提出了关于恢复中国创始缔约方地位的申请，从此拉开中国“复关”的序幕，长达十五年的“复关”、“入世”之路历尽磨难。1994年在日内瓦谈判中，由于主要缔约方美国、欧盟等国家无意让中国进入，使中国“复关”的努力再次失败，之后，中国“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1999年9月15日，中美经过几番激烈争斗之后，终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随后在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在多哈会议上，终于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中国“入世”申请。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正式成员。

中国加入WTO，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经济外交成就，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有利于在政治上树立中国为守规则、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中国取得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发言权，最大限度地谋取正当的国家利益。在中国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恶劣的，以中美经济关系为例，美国经常利用中国不是WTO成员的这一被动地位，以一年一审的方式，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反复摆弄中国，使最惠国待遇问题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上可以打的一张有力的外交牌。[464]我们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可以了解到美国是怎样地利用最惠国待遇问题摆弄中国的，这是美国在1994年发生的事情，克林顿在回忆录中说：“到了5月底，我不得不决定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贸易最惠国待遇实际上是一种有点令人误解的说法，指的是没有额外关税或是其他壁垒的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对中国已经有了不小的贸易赤字，随着美国每年购买中国35%到40%的出口商品，这一赤字在以后几年里还将持续上升。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高阶层的政治人物都觉得，布什政府与中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太快了。在竞选期间，我曾批评布什政府的政策，并于1993年发布行政命令，宣布在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之前，中国必须在移民、人权和监狱里的强制劳动等方面取得进步。5月，沃伦·克里斯托弗交给我一份报告，显示所有的移民案件都解决了；我们与中国就如何处理监狱强制劳动问题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中国还第一次答应将遵守《世界人权宣言》。另一方面，克里斯托弗也说，中国对异见者仍有侵权行为，对西藏传统仍有所压抑。中国对其他国家‘干涉’其政治事务极为敏感。中国领导人还觉得，随着经济的现代化，以及伴随而来的人口从内陆省份向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大量转移，他们会尽力处理所有这些变化。因为我们的接触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因此我决定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且将来把我们在人权方面的努力与贸易脱钩。这一决定得到了我外交政策小组的一致支持。更多的贸易和接触将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繁荣，更多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机会，更多在诸如朝鲜等问题上的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让他们更好地遵守国际规则。而且我们希望，贸易和接触将推动中国的个人自由和人权。”[465]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但可以使中国较为彻底地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争取到更多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同时，也自然使西方国家利用中国欲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急切愿望打外交牌的力度得到一定的遏制。1999年4月6～14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总理15年来首次访美，本次访美主要是冲着和美国达成WTO协议而来的，但是正如克林顿在他的回忆录中所披露的，中美达成中国入世协议的过程是极其困难的，由于来自美国国会的压力和美国新闻媒体对所谓中国间谍事件的炒作等涉及中美关系的复杂问题在此时大爆发，美国政府没有勇气完成和中国的协议。克林顿回忆录说：“不幸的是，有消息传言我们已经达成协议，所以当协议最终没有达成时，朱总理因为做出让步而受到伤害，我也因为在反对势力的压力下拒绝一个好的协议而受到批评。这一情况因媒体中出现的大量反华内容而变得更糟。关于中国政府在1996年美国大选时提供政治献金的传言还没有解决，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美籍华人李文和又被指控将敏感技术泄露给中国。我们都希望中国今年能够加入世贸组织，但现在看起来难度会更大。”[466]

美国政府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的犹豫不决决不会换取中国无原则妥协退让。但是，应该看到，中国入世不但是对中国外交的一大考验，在内政上也是一大考验，国际上的反对声音自不待言，就是中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对中央政府的入世举措表达强烈的不满。1999年4月13日，朱镕基总理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晚宴上回答美国商务部前部长霍伯特·弗兰克林因中美未能达成中国入世协议时所提的“你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国内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条件或困难？”的问题时，朱镕基回答：“我非常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确实会在中国遇到困难。因此，我在这里跟诸位讲我们做了最大的让步，但是香港的报纸说，我到美国来就是给克林顿总统送大礼的。我说你们千万不要再讲了，再讲下去对克林顿总统很不利，这会被说成是 political contribution（政治捐献）。但是老实说，我们确实是做了让步，而且是相当大的让步。是不是我们非要加入WTO，没有WTO我们就活不下去呢？不是这样的。我们谈判了13年，在这13年中间，中国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越来越好。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等下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让步呢？第一，我们是从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大局出发的。在当前，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对中国不高兴的情绪的时候，我们希望通过达成这个协议，能够推动中美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推动由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所建立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第二，是由于邓小平先生所奠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们对于加入WTO 以后所引起的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的市场所带来的冲击，现在的承受能力大大加强了。同时，中国人民的认识程度也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也开始认识到，只有引入这种竞争的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们自己的国有企业发展，促进我们的国民经济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故事，就是大前年，我跟乔治·费舍先生谈，请他的柯达公司来中国合作的时候，我曾经被某人第二次称为卖国贼。但是经过这两年，柯达公司进入了中国，大量地投资，促进了中国胶片工业的发展。因此，那位叫我卖国贼的人，最近在春节活动的时候来对我讲：我以前错了。我相信，今后我不会第三次被称做卖国贼了。我认为，这种让步对于中美两国都是有利的。”[467]

七 进一步丰富了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是“对外政策窗口”的思想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生动和形象地把已经在实践中显示出勃勃生机的经济特区描述为现代化建设的四大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468]，如果从对外开放和外交的意义上来看邓小平所说的这四大窗口的含义，经济特区就是中国进行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的窗口，是中国与世界在经济管理方面合作与交流的窗口，是中国和世界进行知识和文化合作与交流的窗口，也是中国实践和表达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一句话，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进行总体外交的窗口和前沿阵地。

对于经济特区的作用江泽民指出：“要充分发挥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窗口作用，同时选择某些重点企业，赋予它们更大的对外经营活动的自主权，更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469]江泽民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470]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步骤，是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就。”[471]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核心目标是维护国家主权与统一，经济特区对新时期中国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94年6月，江泽民同志考察广东时在深圳讲话中谈到经济特区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巩固国家统一方面的重要作用。在谈到经济特区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作用时，江泽民指出：“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要继续为香港、澳门的平稳过渡和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对香港、澳门按期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情，对国内国外都有重大影响。由于深圳、珠海毗邻香港、澳门，这种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对于促进香港、澳门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其他地区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圳、珠海经济社会发展得越好，就越会对香港、澳门增强吸引力，就越有利于激发香港、澳门广大同胞的爱国主义热情。”[472]在谈到巩固国家统一方面，江泽民强调：“要坚持经济特区以及沿海比较发达地区同内地的横向联合，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做到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这一点极为重要，对于促进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逐步缩小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国家统一，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473]鉴于经济特区的重要性和战略价值，江泽民进一步强调：“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作用、排头兵作用，而且要发挥得更充分。”[474]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明确强调：“进一步办好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鼓励这些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475]实践证明，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的成功，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创造良好的国内区域周边环境，为民族的振兴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江泽民的论述，是对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四大窗口作用的具体的诠释和发展。

第四节 本章小结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其中一项重要原则，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外交实践检验证明，这一原则不但已经成为中国核心的外交文化和外交哲学，而且必将是对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武器的外交文化。要有效地应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中国营造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建立一个持久和平的和谐世界，必须继续坚持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培养和发展起来的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反对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政治外交核心精神，构成了自强不息的中国政治外交的核心精神，今天中国之所以不被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所击倒，不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分化和西化图谋得逞，关键就是因为中国外交始终以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并巩固的政治外交核心精神为行动的准则和战略依据，并结合变化了的国际政治实际，以策略的灵活性相配合，使中国外交总是立于不败之地。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外交，其核心价值理念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外交上的表现无不充分体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理念和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和发展的政治外交的精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准确把握当今世界格局的变化，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深刻分析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矛盾的交互运动，提出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战略策略方针，更新了中国外交的一些为实践证明不适用的观念，解决了众多棘手且重大的外交难题，并必将为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众多新的难题提供解决的办法和思路。

当代中国外交先进性的表现：居善地——始终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心善渊——始终拥有自己科学而博大精深的战略与谋略指导的外交文化；与善仁——始终在国际关系中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真诚对待一切国家；言善信——始终在国际关系中以诚信为本；政善治——始终坚持把国家主权与安全放在第一位，并很好地维护之；事善能——始终注意总体外交的各个功能外交的平衡；动善时——始终在合适的时机推动中国与大国、中国与周边等国家双赢国家利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