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自然和社会和谐理论

恩格斯尖锐地指出，自然界的物体相互作用中和社会关系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只讲冲突和斗争、不讲和谐与合作的观点，是片面的，甚至是有罪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和社会中既存在矛盾和斗争又存在合作与和谐的思想，应该是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争取和谐世界的一盏指路明灯。

1．自然界中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

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中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恩格斯写道：“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我同意他的进化论，但是我认为达尔文的证明方法（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只是对一种新发现的事实所作的初步的、暂时的、不完善的说明。在达尔文以前，正是现在到处都只看到生存斗争的那些人（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人）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氧和食物，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碳酸气和肥料，李比希就曾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两种见解在一定范围内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因此，如果有一个所谓的自然科学家想把历史发展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片面而贫乏的‘生存斗争’公式中，那末这种做法本身就已经判决自己有罪，这种公式即使用于自然领域也还是值得商榷的。”“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正象我在第一点中已经指出的，我否认它是无条件正确的，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的学说），再把同一种理论从有机界搬回历史，然后就断言仿佛已经证明这些理论具有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的效力。这种作法的幼稚可笑是一望而知的，根本用不着对此多费唇舌。但是，如果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那末我就要首先说明他们是蹩脚的经济学家，其次才说明他们是蹩脚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1972，第161—162、162—163页]

2．自然界中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

恩格斯认为，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要把只讲斗争不讲和谐与合作的“生存斗争”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恩格斯写道：“在达尔文以前，他今天的信徒们所强调的正是有机界中的和谐的合作，植物怎样给动物提供食物和氧，而动物怎样给植物提供肥料、阿姆尼亚和碳酸气。在达尔文的学说刚被承认之后，这些人便立刻到处都只看到斗争。这两种见解在某种狭窄的范围内都是有道理的，然而两者都同样是片面的和褊狭的。自然界中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包含着和谐和冲突；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这简直是什么也没有说。达尔文的全部生存斗争学说，不过是把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以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社会搬到生物界而已。变完这个戏法以后（它的无条件正确，特别是涉及马尔萨斯学说的东西，还很成问题），要把这些理论从自然界的历史再搬回社会的历史，那是很容易的；而断定这样一来便证明这些论断是社会的永恒的自然规律，那就过于天真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652页]

3．为了分析论据，我们暂且承认“生存斗争”这个公式，但是，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

恩格斯认为，为了分析论据，我们暂且承认“生存斗争”这个公式。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列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恩格斯写道：“但是为了分析论据，我们暂且承认‘生存斗争’这个公式。动物所能做到的最多是搜集，而人则从事生产，他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因此，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便不再围绕着单纯的生存资料进行，而要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完全不能应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消费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了，因为绝大多数生产者都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绝起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但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来求得平衡的恢复；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它们不受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资本家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单归结为生存斗争的差异极少的阶段，就更有内容和更深刻得多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652—653页]

4．要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

恩格斯认为，把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是肤浅的，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才是正确的命题。恩格斯写道：“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也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发展资料而斗争，到了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象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那是因为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隔绝起来；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活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十年必得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末，‘生存斗争’的空谈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生存斗争的含义在这里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不能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顺便提一下，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因此，我是决不会使这些冒牌的自然科学家称心如意的。（……）由于同样的理由，我想用相应的另一种措词来表述您的下面这个实质上完全正确的命题：‘为了便于斗争而团结起来的思想，最后能够……发展到把全人类都包括在内，使全人类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兄弟社会，而与另一个矿物、植物和动物的世界相对立。'”[恩格斯：《恩格斯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1875年11月12—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1972，第163—164页]

5．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系

恩格斯认为，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体系，于是宇宙的规律第一次被说出来了。恩格斯写道：“塞莫斯的毕达哥拉斯（540年左右）：数是基本的本原：‘数是万物的本质，宇宙的组织在其规定中通常是数及其关系的和谐的体系。'（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卷，散见第5章）”“黑格尔正确地指出：‘这种说法是大胆的：它一下子推翻了观念认为是存在的或本质的（真实的）一切东西，根绝了感觉的本质’，并且把本质设想为一个逻辑范畴，虽然这个逻辑范畴是很狭隘的和片面的[第237—238页]。”“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同样，宇宙也是如此。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来了。人们硬说毕达哥拉斯把音乐的和谐归结为数学的关系。”[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527页]

6．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

恩格斯认为，法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法的发展中建立和谐的法体系。恩格斯写道：“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第488页]

7．波兰独立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

恩格斯认为，波兰独立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恩格斯写道：“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波兰工业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无穷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当其中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内部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帜，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然而这次革命毕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做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189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330页]

8．劳动力买卖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买卖时，买卖双方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马克思写道：“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204—205页]

9．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

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恩格斯写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却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高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先进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和谐和人民的普遍福利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实都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同样，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也不能再置之不理了。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64—365页]

10．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

恩格斯认为，愤怒出诗人，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恩格斯写道：“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多半已经过时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越来越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愤怒是适得其所的，可是愤怒在每一个这样的场合下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92页]

11．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能谈得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

恩格斯认为，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恩格斯写道：“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在人类历史的初期，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即摩擦生火；在到目前为止的发展的末期，发现了从热到机械运动的转化，即蒸汽机。而尽管蒸汽机在社会领域中实现了巨大的解放性的变革——这一变革还没有完成一半，——但是毫无疑问，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蒸汽机永远不能在人类的发展中引起如此巨大的飞跃，尽管在我们看来，蒸汽机确实是所有那些以它为依靠的巨大生产力的代表，唯有借助于这些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里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谈到那种同已被认识的自然规律和谐一致的生活。”[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