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价格波动与价格刚性
市场价格的波动牵涉到各个国家以及各个阶层的利益关系,是全世界最敏感的经济社会问题。美国的房价飙升,引发了次级贷的狂热;美国的房价下滑,铸成了次级贷的危机;而美国的次级贷的危机,酿成了21世纪的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这其中的价格一升一降,搅动了整个地球。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中价格波动的力量,堪比十八级地震。
自人类社会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似乎不断地出现价格波动就是一种市场的常态。“美国一二十年的鸡蛋价格都是不变的”,那仅仅是鸡蛋的价格,或许还有少量品种交易物的价格也是这样长期不变的,绝不是可以普遍地适于其他商品的。中国所有的物价也曾一二十年都不变,但那是在中国相当贫困、落后和愚昧的计划经济时代,不堪回首。以2.5亿人口的绝对贫困,换得一二十年的价格稳定,再心宽的人也会无地自容。那不是好事,而是体制弊端,是没有市场价格只有计划价格的结果,那也由此成为中国改革的重点对象和重要内容。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没有出现过价格波动,也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能够避免价格波动。而在当今的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意识中,并不排斥一般的价格波动,只是反对剧烈的价格波动,反对具有强大破坏力的价格波动,甚至认为市场存在一般的价格波动是好事,是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最可取的自我调节功能。至于一般的价格波动与剧烈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价格波动之间的联系,为什么这些值得赞赏的好事最终会演变为骇人的弥天大祸,这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至今还没有解开。
历史的事实表明,价格波动具有某种客观的自发性。虽然,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存在一般的价格波动是好事,但是,无论何时,生产者希望的价格波动是价格上涨,消费者企盼的价格波动是价格下降。而价格波动,总是表现为价格有涨有降,并非总是涨的,也并非总是降的。
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了价格,至今已很少有政府直接控制的价格了。因此,改革开放后走上市场经济之路的中国,也已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产生了市场的价格波动。仅就生猪市场来说,在不到30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六次价格波动。“1985年为第一次波动。根据当年的中央1号文件,各地对猪肉价格体制进行改革,取消统派购,实行指导价,增加对城镇居民的肉价补贴。当年猪肉产量比上年增长了13.5%,价格涨幅达34.8%。1988年为第二次波动。由于价格放开后猪肉产量大增,1986年出现了卖猪难,养猪利润大幅度下降。从1987年下半年开始生猪存栏同比下降,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猪肉供应紧张的现象,猪肉价格同比增长18.6%。1988年继续上涨并达到波峰,比1987年上涨了50.6%。1989年进入下降期,1990年跌入谷底。1994年为第三次波动。经过1990年和1991年猪价低迷期,1993年10月出现了生猪存栏下降、生猪和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等问题。猪价在1994年达到波峰,比1993年增长了54.6%。1995年2月开始下降,1996年再次跌入波谷。1997年为第四次波动。由于受1995年阶段性‘卖猪难’的影响,1996年下半年全国生猪出栏减少,猪肉价格上扬,至1997年底猪价一直处于高价位。1997年猪肉平均价格13.7元,同比增长10.1%。同期粮食价格走低,猪粮比价不断增大,一般在1∶6以上,从而引发了1997年的养猪热。各地仔猪补栏量猛增,全国能繁母猪比重直线上升,达10%左右,一些主产省高达15%。到1998年生猪价格开始下跌,并一直持续到2002年。2004为第五次波动。随着‘非典’的结束,非典期间宰杀母猪、补栏停滞所造成的生猪供求矛盾突出,2003年活猪价格反弹。2004年,因非典期间造成生猪及种猪存栏下降,而禽流感疫情刺激猪肉消费增加,同时受饲料价格大幅上涨、玉米霉变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全国各地活猪价格出现历史罕见飙升。活猪价从当年3月至9月的6个月中上涨了22.3%。2005年进入下降期并于10月份快速下跌至亏损线以下;2006年跌入波谷。2007年为第六次波动。2007年5月至7月,短短3个月内猪肉价格上涨了45%。综合各方面数据,目前生猪存栏总体同比减少8% ~10%,已经降至正常水平以下。”
从现代经济学的现时代认识讲,价格的实质是市场化分配的尺度,价格的决定是表现统一社会性的比价关系,价格的形成可能是综合性的社会因素作用的多元化结果。因此,笼统地讲一般的价格波动是好事的经济学家,只能是对价格的认识尚未进入现时代认识的经济学家。准确地说,只有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价格波动才是好事,背离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价格波动不能是好事。实际上,所谓的剧烈的具有强大破坏力的价格波动就是在背离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一般的价格波动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总是通过某一特殊的时点引爆。
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价格波动,还是背离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价格波动,都会对现实的市场产生一定的冲击,各个国家或地区对于一般的价格波动的冲击一般情况下大都是能够承受的,其中对于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一般的价格波动的能够承受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而若是对于背离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一般的价格波动的能够承受则是养虎遗患。
更需要明确的是,不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是能够承受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一般的价格波动冲击,也不能集中在较短的时期承受巨大的冲击力,否则,将会产生不必要的社会负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引起市场秩序的紊乱。因此,各个国家或地区,即使是面对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一般的价格波动,也不能一味地讲这是好事,而忽略其可能产生的对市场冲击力过于集中或过大的问题。
就改革开放已30多年的中国来说,在计划经济时代曾造成严重的价格扭曲,即商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不合理,尤其是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比价关系不合理明显突出,因此,价格回归市场之后,随之出现的价格波动,主要是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价格波动。这一点,在2007年由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新一轮的价格波动中,表现得十分明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影响到中国,也不能改变和掩盖中国当时的价格波动是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基本性质。而且,中国这一轮的价格波动是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腾飞阶段直接相关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工业化腾飞直接造成了物价总水平提升速度的加快,造成了先是主要农副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然后是工业品的价格也随之向上调整。我们可以确定,即使不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为实现正常化比价关系的价格波动也会无可回避地持续到工业化基本实现之时。
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的市场经济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存在着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目前,不用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刚刚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也都表现出了相当强大的力量。而价格波动不单表现在实体经济市场之中,更是活跃在虚拟经济市场上。虚拟经济市场交易品的价格也是一种全社会的分配关系,只是其比价关系仅仅以虚拟经济中的各个领域为价格相比的范围,不涉及与实体经济市场交易品价格相比的比价关系,或者说,虚拟经济市场交易的价格是另成一个体系的。因而,与实体经济市场交易不同,虚拟经济中的各个领域的价格波动是一种市场常态,是虚拟经济市场不同于实体经济市场的一种特征。可问题在于,过度频繁的价格波动对于虚拟经济市场本身未必有利,对于国民经济的运行更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果是非常大的价格波动,像中国的股市上证指数从2007年最高的6124点直落到2008年最低的1600多点,那也是灾难,至少使中国的股市丧失了应有的市场功能。因此,在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不仅要理性地对待实体经济市场的价格波动,更要理性地对待虚拟经济市场的价格波动。对于现代经济学来说,经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需要更深刻地研究价格波动,更需要考虑理性社会如何导引价格波动趋向价格刚性,即要努力地避免下行的一般价格波动,并要能够自觉地应对或利用好上行的一般价格波动,包括要努力地避免虚拟经济市场下行的一般价格波动和能够自觉地应对或利用好虚拟经济市场上行的一般价格波动,使宏观经济调控能够实现对于市场价格刚性原则自觉和理性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