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科学理论的几个诠释

1．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

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学者的质疑，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科学。大多数经济学家当然不喜欢有人说经济学不是科学，这种说法似乎贬低了经济学家的工作价值。不过，与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科相比，尤其是与一些自然科学理论相比，经济学的确不能令人满意。但到底怎样才是科学呢？我们注意到，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中的许多学科也不是那么准确可靠，但为什么人们偏偏对经济学不满意？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对世界的探究过程。认知是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的。除了我们称为“科学”的东西是这种探索的一部分成果，还有更多的探索我们没有称为“科学”。比如，文学、艺术不需要探索和研究吗？宗教和信仰不需要研究吗？占卜不需要探究吗？还有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情都需要研究。但极少有人认为这些学问是科学。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关研究成果所告诉我们的东西缺乏确定性。比如，是这种音乐还是那种音乐更受人们欢迎，是应该相信这个宗教还是应该相信那个宗教，占卜到底能有几成是可以让人相信的，等等。据此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科学理论与科学研究的区别。在绝对的意义上，我们一般没有理由说一种研究不是科学研究，另一种研究是科学研究。科学的研究或经验与科学的理论或原理不是一回事，或者说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当有人质疑经济学是不是科学时，他们质疑的其实不是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是不是科学研究，而是关于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不是存在严重缺陷。二是关于科学的判断标准。虽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判断标准，但科学理论的可靠性是一个必然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当然是“以成败论英雄”，如果一个理论（体系）是稳定的，可靠的，我们通常认为它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由于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在实践中都显得不太可靠，所以经济学的科学性遭到质疑是理所当然的。

科学理论的可靠性，主要表现在理论与事实的一致性，理论应该能够较好地应用于实践。在自然科学中，有较多的研究成果相当准确、稳定、可靠地应用于实践。我们称为科学理论的东西，必须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具有可应用性。比如，根据经验，万有引力定律至少在10 -31米到10100米的范围内似乎都是有效的；根据观察，进化论与绝大多数生命现象都没有矛盾。如果一个学说仅在某些场合有效，而在其他场合失效，这个学说不能称为理论，充其量可以称为经验，因为它只能反映部分事实。比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们一般会根据物价上涨的趋势做出物价将按照原有趋势继续上涨的判断。但事实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预期的。一些人也可能怀疑物价已经很高，做出物价掉头向下的预期，我们不能说这种预期毫无道理。显然，理性预期理论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它不具有足够的可靠性。

理论的可靠性当然要求理论应该具有一个确定的表达形式。如果一个理论没有确定的表达形式，它所做出的推断当然也就不确定。比如，在经济分析中，人们大量使用各种回归模型来探究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最终都找不到一个确定的表达形式。

理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可靠性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自然科学中，许多理论的准确度很高，比如人造飞船的太空对接，在浩瀚的宇宙中要精确到几厘米。经济学的要求，至少从目前来看，没有那么高。比如，中国政府在2010年前后控制房价，甚至没有具体的房价控制目标，也不知道哪项政策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没有一个可靠的理论。如果一个理论预期在某种情况下物价会降低10%，实际上只降低了5%，这个理论或许还可以考虑。如果理论预期物价会降低，而实际上物价上升了，我们显然不能称这个理论为科学理论。

2．科学理论的系统属性

宇宙是无穷的，我们对任何事物的观察都只是观察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我们把这些部分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的体系，并常常称之为“系统”。这个系统其实就是一个经过简化的模型。如果进一步观察的话，一个系统的内部其实还有更小的系统，系统的外部还有更大的系统。显然，我们所要观察的系统只是某一个层次上的系统。任何模型都具有这样的特征，以模型为基础的任何科学理论当然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即它仅在这一个系统层次上有效。观察苹果落地，只观察苹果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不观察月亮、河流的影响作用。观察太阳系运动，我们不考虑分子运动的影响；观察分子运动，我们不考虑地球或太阳运动的影响。经济现象也有许多相似之处。观察个人经济行为，或许可以忽略社会运动的影响；观察社会运动，或许应该忽略个人因素的影响。

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的关系也是不同层次模型的关系。从逻辑上讲，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应该关系密切，甚至应该相互对应。但实际上它们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因为两者所在的系统层次不同，非模型元素所构成的模型边界也不同。尽管二者客观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在理论水平上，它们是不相通的。比如，氢气是一种空气，氧气是另一种空气，但氢氧结合得到的水却与空气没有理论上的联系性。在对个人行为进行观察时，我们可以假设个人是自私的，利己的。但是对社会整体进行宏观观察，“自私”的概念就毫无意义。个人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层次，应该运用不同的假设，不同的概念或变量。

“系统”概念的传统意思是指某些客观事物自身构成的体系，其中的元素具有一定的联系，整体具有一定的功能。像人体、分子构成、生物链等等。不过，实际上是我们描述观察对象的体系，是我们认识到的体系。这个体系首先是一个模型。

层次性是系统模型的一个基本特性。由于效率的需要，或者由于观察能力的局限性，一个科学理论所立足的系统模型只观察了事物的某一个层次，而把其他层次简化为某种约束条件，或者简化为“没有影响作用”。比如，在观察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时，我们并不观察物体中分子和原子的运动；在观察血液循环的时候，并不观察血细胞在做什么；在观察气象时，并不观察大气中的分子如何相互碰撞。

一般而言，模型处于宇宙的某个中间层次。如图2-3（a）所示，经济社会是由人组成，但经济学不考虑物理人或生物人，人体就是经济系统的一个边界，我们可以称为系统的内部边界。另外，经济活动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或者说一个地区的经济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国际环境中进行的，这些环境构成了系统的“外边界”，我们一般也不将其作为模型中的变量。经济活动是这样，所有科学的观察都是这样——一个理论只观察众多事物中的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观察可以得出一个理论（体系），另一个层次的观察可能得到另一个理论（体系）。不同层次的观察虽然在客观上存在联系，但是所采用的假设以及所得出理论的表达形式一般差别都很大。

虽然实际模型如图2-3（a）那样有两个层次的边界（一般事物可能有更多的边界），但为了建模方便，我们一般把这两个层次的边界表达为一套约束条件，也就是形成了“一个”边界，如图2-3（b）那样。比如二元方程组，一个是基本方程，另一个是约束方程。

经济系统当然只能在社会系统中。人的心理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不应该作为经济性问题来研究，尽管心理现象会影响经济行为。

3．决定论与概率论

前面提到，我们探索真理，是知道了被观察的事物具有确定性或唯一性。一个事物如果是这样就不可能是那样，这一方面是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也是真理存在的前提。比如，水就是水，不是汽油，也不是大象。1kg水就是1kg水，不是2kg或10kg水。这也是决定论的逻辑，科学理论的研究需要在决定论逻辑框架下进行。

不过，现实当中，我们可能看到许多事物的表现并不总是十分确定。比如打篮球，每次投篮是否一定会进篮或一定不会进篮，我们并不确定。处理这类问题通常是采用概率观察法。这种不确定的现象不也是事实吗？

物理学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理想实验，叫做“薛定谔佯谬”：设想在一个小房子里放了一只猫、一瓶毒剂、一个放射性原子，还有盖革计数器和传动装置。放射性原子的半衰期为T，经过时间T后该原子有1/2的概率会衰变。放射性粒子衰变时发出的射线被盖革计数器放大，并触发传动装置，使药瓶中的毒剂释放，把猫毒死。薛定谔的问题是：到了时间T，这只猫是死的还是活的？如果不打开房门看，答案只能是这只猫有50%的概率是死的，50%的概率是活的，没有一个确定的事实与之对应。既死又活的猫在决定论的意义上是荒谬的。

我们这里不去讨论物理学家最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从前面我们对信息无穷性的认识可以发现，当我们采用“概率”来描述某种现象时，实际上我们放弃了对一些信息的观察。原因可能是现有的科学水平和条件不具备，或者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太高。换言之，不是事物的存在和发生没有确定性，而是我们的观察做不到详尽。当我们说一个原子在T时间有1/2的概率会衰变时，我们不去研究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个原子是衰变还是不衰变。既然不去了解这些信息，或者是了解不到这些信息，我们当然得不到确定的判断。当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薛定谔猫的死活时，我们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给出一个技术性的估计，这个估计的作用和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告诉人们猫的死活。这就是概率的基本性质。

上一章讲到科学的边界，是一个大致的概念。在每一学科中，或者针对许多具体事物，这些边界很多，很微妙。比如，物理学在某处边界上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这只是一个相对正确的发现，在有些地方并不十分精确。如果要求更高的精确度，基本的万有引力定律就不够了，比如行星在公转为什么会产生进动，为什么轨道不在同一个平面，这需要更多的观察。这些更详细的观察并不十分准确，理论也不十分确定，形成了新的科学边界。这时，可能会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处理观察结果。如果得到了确定的观察结论，就不需要概率和统计方法了。

数学上，在构建方程或方程组时，要求方程中的变量相互独立，其意义是除了方程所给出的关系，它们之间不能再有其他关系。其哲学原理也是一元论的，或决定论的。即事物之间不能既是这样联系，又是那样联系。不少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同时承认多种联系的可能性，结果常常导致同一个问题可能有多个相互矛盾的答案。

毫无疑问，概率方法是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需要：我们既要做事，又没有条件了解充分的信息，采用概率分析方法常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面对大量复杂的信息，如果我们无法以较低的成本采集到决定论所需要的充分准确的信息，就不得不选择概率方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凡是决定论方法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都应当尽量避免使用概率论方法。

经济学中较多地采用概率论方法，是因为经济现象特殊的复杂性，使人们很难在诸多因素中识别某一现象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对于一项投资的收益，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非常多，我们无法一一准确估计。因此可以用概率的相关指标来衡量和作为参考。根据历史经验，投资某项目获利的概率是50%，亏损的概率是50%，这一经验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一个企业投资某一项目将盈利还是亏损，但是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要好很多。

显然，概率论与决定论是一对矛盾。人们真正希望知道的是决定论，是确定的事实，而不是概率论，不是多种可能的结果。在哲学的意义上，决定论是理论性的，或科学性的，而概率论是在知识不充分时采取的一种相对简便的处理方法，是技术性的，是对决定论的一个补充。承认概率方法的这一特点，才能在经济学研究中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到底在做什么，能够做到哪一步。

4．一元论与可知论

存在的无穷性，信息的无穷性，似乎意味着世界是不可知的，因为人类永远不可能知道宇宙中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信息，因而无法到达“终极真理”。哲学的历史上也的确出现过不可知论（Agnosticism），认为人们不能确定神的存在与否，这意味着人们不能确定一个知识或学说是不是真理。这种思想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新矛盾，“人们不能确定神的存在与否”这种思想本身是不是真理。如果回答“不是”，就意味着不可知论是错误的。如果回答“是”，就承认了人们是可以找到真理的。而在现实当中，人们的一般活动都是有目的性的，人们总是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意味着人们是相信自己的观察的，或者说人们相信世界是可知的，科学的不断发展本身也证明了可知论的正确性。

一个需要解释的矛盾是，人们怎么可能知道无穷多的信息呢？

每一事物都有自己存在的道理，如果各种事物存在的道理不一样，世界就存在无穷多的道理。如果这样，世界就是不可知的，因为人类不可能一个一个地记住每一个事物存在的道理。显然，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所有事物的信息都遵循同一性的规律，都具有某种共性，这样的话，我们不需要了解全部信息，只需要把握少量有用的信息，就可以做出相当正确的判断。如果宇宙中所有事物的运动规律是同一的，世界就是可知的。

从这一思维逻辑还不能立即得到一元论，我们不能直接说宇宙万物遵循同一个规律。但我们根据科学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看到，我们所发现的世间一切事物的运动规律有着“归一”的趋势。反过来推理，如果宇宙存在两个以上相互独立的运动规律，我们如何确定一个具体的事物到底会按照哪个规律运动？如果不能确定，就意味着世界是不可知的；如果能够确定，则意味着宇宙的规律只有一个。由此可以看到，一元论与可知论是等价的。

当然，认识宇宙真理，人们不可能一蹴而就，科学探索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具体的科学研究只能从某一局部开始，或者以某一局部为重点，在一定的范围内寻找“一元”的真理，然后再扩大范围，探索更高层次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