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1985年我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算起，至今已28年。这28年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个人学术研究与探索不断成长的过程。这本文集收录的就是在此期间我个人研究和探索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的部分学术成果。收录文集中的48篇文章实际上可以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顺序进行安排和组织，那样做有助于清晰地了解个人学术进步的阶段和过程，但由于研究的主题包括多个方面，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安排会使读者陷入主题经常更迭的不适中，同时也模糊了不同研究主题本身的差异性。因此，我选择了另一种方法，即按照研究的主题划分文集的篇章结构，在每个篇章中所收录的文章则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文集分为5篇，依次为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协调和宏观经济。这个顺序体现了理论研究从微观企业到市场，从产业结构到区域结构，再到宏观经济的逻辑。

第一部分的主题是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包括8篇文章，主要涉及辽宁大中型工业企业综合优势和发展特点、国有企业重组的方式和效果、企业重组与工业结构调整的关系以及辽宁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当时，一个比较突出的理论和政策问题是如何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针对这个问题，《辽宁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综合优势分析》（1996）一文对综合优势排名前200家的企业进行了系统分析，发现在资产利润率指标上，45%的企业低于优势企业平均水平；在行业优势对比中，支柱产业处于劣势；在资产获利能力上，新企业一般低于老企业；技术改造缩小了新老企业装备水平的差距。在《辽宁大中型工业企业发展特点及问题剖析》（1996）一文中，概括了大中型企业发展的特点，包括企业债务负担沉重，资不抵债企业在行业、地区和建厂年代等维度上分布比较集中等，从而与前文互补，间接性地指出了大中型工业企业优势水平偏低的原因。

在搞好大中型企业的同时，中央提出要“抓大放小”，国有企业的剥离和重组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国有企业资产重组的方式选择与效果分析》（2001，与李天舒合作）将视角集中在国有企业本身。这篇文章将辽宁国有企业重组的实践概括为分立重组、主辅分离、出售重组和破产重组等几种方式。重组本身仅仅是手段，目的是塑造新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重组与工业结构调整新主体培育》（1996，与李向平、王广林合作）一文概括了两种通过重组形成新的经济主体的途径：一种是通过市场手段不同的经济主体进行资产交易，促使资本和生产向有优势的大企业集中；另一种是通过行政手段由所有者自上而下地对国有工业资产进行重组，建立若干现代大公司或公司集团。1998年，辽宁省政府主要采取后一种方式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组，组建了60家企业集团。《企业集团的形成、组织和绩效》（2001）一文就是根据组建60家企业集团的案例进行的系统分析。这篇文章发现，行政手段组建集团在某些方面遇到了来自市场力量的抵制，也发现了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进行主辅分离的成效，还取决于被分离部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程度。这篇文章对数据的分析发现，组建后的企业集团绩效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除了这种大样本的考察外，将重组和改造的焦点集中在一个企业案例的研究，则体现在《关于沈阳冶炼厂污染治理与改造方案选择可行性研究报告》（2000，与冯贵盛、王广林、王宝民合作）那篇文章中。

第二部分的主题是市场形成。包括9篇文章，涉及统一市场形成的原则、市场组织的选择、产品市场的形成、要素市场形成以及市场发育程度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形成统一的而不是地方割据和保护的市场，在理论上探讨形成统一市场的原则非常必要。《统一市场形成过程中的利益与矛盾》（1995）指出，统一市场的形成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但可能与地方和局部的利益相矛盾。而分割的市场只能给某些地方和局部带来利益，但会伤及整体利益。经济的发展是由整体利益推动的，因此，这篇文章根据这个原则探讨了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基本内涵和特色。统一的市场不仅包括自由流动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也包括为创造公平环境所需要的统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辽宁农产品价格政策实绩分析》（1992）关注的是农产品市场问题。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价格双轨制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但是牌市价格之间的差异不利于粮食的生产，因此，这篇文章在对辽宁改革以来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取消购销倒挂，促进农产品流通的政策建议。一般来说，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逐步市场化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产品是否应当市场化，在多大程度上市场化，仍然是个问题。《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及途径》（1999）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纯公共物品虽然原则上需要政府提供，但从效率的角度看不必然由政府组建企业独立生产，可以让非政府企业生产，政府通过合同实行采购就可以在不影响产品市场化的过程中保证效率。

除了产品市场外，要素市场也是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部分。《资金融通体制改革》（1990）和《公有股份与股票市场》（1994）是两篇主要关注资本市场统一问题的文章。前一篇文章讨论改革后专业银行的双重行为：一方面按照计划原则和部门原则实行集中性贷款，另一方面按照市场原则实行分散性贷款。这样的方式不仅不利于资金的有效配置，而且还限制了短期资金市场的发育。后一篇文章分析了在国有股和个人股并存的格局下，国有股不能流通造成长期资本市场按照所有制实行分割的弊端。与资本市场相对应的是劳动力市场，虽然在改革的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要高于资本的配置效率，但对劳动者的保护却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也是劳动力市场不成熟的表现。《最低工资法、集体协议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2009）以辽宁为例分析了对劳动者的利益缺乏制度性保护，导致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下降。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亟须劳资协调机制的制度性建设。

市场发育程度还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市场深化是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关键》（2010）一文根据统计数据分析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宁服务业的增长趋缓，2000年以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下降，2004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原因在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环境等指标都低于东部地区。因此，推动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深化市场的发展。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产业结构调整与区域经济发展。包括15篇文章，涉及工业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比较等方面。

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结构调整，否则就没有持续的增长，因此，与辽宁改革和增长相伴随的重要问题就是结构调整。《辽宁工业结构现状及调整政策》（1996，与赵新良、李向平、王广林等合作）一文根据1987～1992年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发现，虽然结构调整政策实施多年，但辽宁的工业仍沿着传统重化工业的道路发展，新兴产业规模偏小，结构调整政策的失灵显现出来。文章指出结构调整未能与提高支柱产业市场竞争力相结合，政策制定偏好与市场主体偏好相脱节，结构调整政策缺乏相应的制度创新支撑，皆是问题所在。《辽宁工业结构调整方向、策略及政策选择》（1997）围绕着结构调整失灵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改革开放后，随着财政分权，地方经济决策权逐渐增大，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紧密联系起来。《辽宁经济发展战略回顾》（1994）对“六五”～“八五”的地方发展战略进行了系统的评论，指出“八五”虽然克服了以往战略的不足，但也存在缺陷，因为没有明确某些目标是靠政策实现，还是靠市场机制，从而也就没有就这个问题划清政府、市场和企业的边界，也等于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跨越2000年辽宁经济发展战略思路研究》（1994，与李向平、王广林、赵玉红合作）一文是基于对前期的总结而对“九五”和“十五”辽宁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的思路性建议。《三大战略的内涵及相互关系》（2001）则是阐述了“十五”辽宁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三个组成部分即科教兴省、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区域经济增长及其绩效比较也是这部分主题的重要内容。《辽宁与国内部分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及发展水平比较》（2001）从各种指标分析发现，投资不足和结构刚性仍然是辽宁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东北三省工业比较优势分析》（2003，与赵玉红合作）通过区位商指标分析发现，辽宁的石油加工、黑色金属冶炼、普通机械制造和石油天然气开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仍然具有比较优势，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明显。这说明经过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在目前阶段还具有比较优势。《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实施绩效分析》（2007）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项指标评估了振兴政策，发现积极的效应是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高了，经济增长率提高了，社会保障范围扩大了，但就业水平没有得到改善，省与省之间或区域之间的合作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经济合作基础及路径选择》（2007，与赵玉红合作）探讨了省与省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和框架。

第四部分的主题是城乡协调。包括9篇文章，涉及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资源和生产结果在空间的配置，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国际比较，以及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决定因素。

《辽宁城市化、工业化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化》（2011）根据辽宁2002～2009年数据比较，发现人口密度和人均GDP水平在市辖区最高，然后是郊区和县区，但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在市辖区最低，而在县区是最高的，说明城市中心的工业开始向郊区和县区转移了，但人口却向城市中心集聚。《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化进程》（2012）利用全国30个省级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城市辖区的人口密度之间存在一个U型曲线关系，城市化水平最初随着人口密度增加而呈下降状态，随后又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而上升。

《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国际经验与启示》（2012）一文提出，从国际经验看，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与一国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和市场化程度有关，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促进城市工业向城郊和县区转移，从而带动农村工业化。由于研究已经发现辽宁的城市工业向郊县转移的事实，因此，政策的取向应当是鼓励人口向城市流动，同时鼓励农村将自己发展工业和承接城市转移的工业两个方面结合起来，避免延续传统的城乡分割政策。

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是城乡协调需要关注的焦点。《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与城乡收入差距》（2012）通过研究发现，农民工流入城市后通常会进入非国有部门，然而，城市的劳动力市场按照所有制不同形成分割状态，结果，国有部门工资相对非国有部门工资的上升比例，成为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在理论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等于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城市化进程对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不平等的影响》（2013）一文根据全国1978～2008年30个省级数据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消费差距呈缩小趋势。

第五部分的主题是宏观经济。包括7篇文章，涉及居民收入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收入分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就业结构与工资结构之间的关系等。

《辽宁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实证分析》（1992）一文研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的前10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比改革初期有了明显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消费水平和结构发生了变化。个人消费总额占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重下降了，而社会集团消费所占比重相应上升了。城市居民的住房支出和医药支出在增长序列中排位居前，而农民家庭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比重下降，住房支出上升为第二位。现在来看，改革前10年辽宁收入与消费的格局预示了其后20年的走势。

《收入分配与地区经济增长：制度与政策》（2008）一文通过对辽宁1996～2006年的数据分析发现，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96年的49.7%下降到2006年的42.5%。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关系。市场、制度和政策因素对这个结果都具有一定的影响。《辽宁财政收入增长：经验分析与目标预测》（2008，与张万强等合作）一文对此提供了互补性的解释，这篇文章经过研究发现，政府税收的增长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显示出政府的税收政策对劳动者收入比重下降负有一定的责任。《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对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2007）一文以辽宁为例，探讨了缺乏劳资协调机制对劳动者收入分配份额下降的影响。

工资与就业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辽宁就业和工资结构的变化：1992～2002》（2005）一文通过研究发现，辽宁10年间就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农林牧渔业的比重像预期的那样下降了，然而制造业的就业比重比预期却减少了，批发零售餐饮、金融保险以及社会服务等行业就业比重符合预期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城市工业还不能完全吸收过剩的劳动力。相比较而言，工资结构的相对变动与竞争程度紧密相关。越是竞争程度高的部门（如农业、制造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相对工资水平越低，而越是垄断程度高的部门（如金融保险、电力煤气及水和邮电等），相对工资水平越高。把就业结构和工资结构变动结合起来看，那些工资较低的部门恰恰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部门。这些研究结果到目前为止仍具有启示意义。

以上是这本文集的基本结构、大体内容和部分观点。收入这本文集的部分文章是与经济研究所的李向平、冯贵盛、王广林、王宝民、李天舒、赵玉红、张万强、王丹、许林海等研究员分别合作完成的。与他（她）们的合作受益匪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文集的出版承蒙辽宁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也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陈萍

2013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