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拉纳独裁政权的终结

自20世纪上半叶开始，印度反英民族运动便高潮迭起。印度人民在反英斗争中所体现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激发了在印度生活、求学、流亡的尼泊尔人的政治意识，也不时刺激着边境地区的尼泊尔社会。可以说，印度的独立运动推动了尼泊尔人民的觉醒，成为尼泊尔民主力量的孵化器。

1．尼泊尔革命的爆发

尼泊尔作为一个内陆山国，被印度三面合围。这种地理位置令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战略方面都深受后者的影响。印度国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运动对尼泊尔未来的政治活动家影响深远。它不仅铸就了旅印尼泊尔人的政治观念，而且促使这些人直接参与印度的自由运动。

如前所述，比拉特纳加尔大罢工与自由运动的迅速蔓延迫使拉纳首相宣布推行改革计划。但随着改革希望的迅速破灭，一群年轻人于1948年10月在加德满都组建了人民评议会运动（The Praja Panchayat Movement）。该组织倡议政府贯彻1948年宪法的精神。与此同时，B. P．柯伊拉腊所在的尼泊尔国大党也支持该组织的要求，并决定在尼泊尔发起更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争取政治权利。在活动中被捕的B. P．柯伊拉腊和他的同伴于1949年5月1日在狱中开始了长达21天的绝食，抗议国内政治自由的缺失，以及未给他们恰当的政治犯待遇。最后，屈服于压力，莫汉·苏姆谢尔释放了B. P．柯伊拉腊，并保证政府将实施所承诺的改革。但是，形势很快就明朗起来，拉纳政府并不急于兑现自己的诺言。所有关于改革的希望不过是人们的痴心妄想，尼泊尔国大党借助其喉舌《今日尼泊尔》尖锐地抨击道：“希望自私的拉纳政权进行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尼泊尔人民的解放在于毫不妥协的斗争。现实中已经有了太多的妥协，进一步妥协将是危险的甚至可能是自杀性的。”所以，在1949年8月，B. P．柯伊拉腊在帕特纳发表声明，指责莫汉·苏姆谢尔首相收回承诺以及对不同政见者奉行无情镇压的政策，宣称与拉纳独裁统治进行和平斗争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数年的斗争经验让尼泊尔一些党派认识到，在反对拉纳政权的斗争中，非暴力运动对拉纳家族政权难以起到伤筋动骨的作用，只有通过暴力手段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尼泊尔国大党1950年4月在加尔各答合并了1948年诞生的主张不惜一切手段推翻拉纳政权的尼泊尔民主大会党，组成了新党即尼泊尔大会党，通常简称其为“大会党”。新组建的大会党目标明确，其成员几乎都经历过印度独立运动的熏陶，因而顺理成章地发展为民主力量的代表。1950年9月26～27日，重组后的尼泊尔大会党在印度比哈尔邦北部的柏尔加尼亚（Bairgania）召开大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拉纳政权，建立民主国家。该会议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到那时为止，尼泊尔民主力量一直停留在用和平手段要求政治改革，当时已决定武装夺权，为民主事业而战。为此，尼泊尔大会党在印度左翼党派的帮助下，经多方联系购买了武器并进行武装训练。尼泊尔大会党的成分与斗争策略的变化势必对其国内民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早在8月24日，大会党领袖之一苏巴纳·苏姆谢尔·拉纳发表文章说：我们奋斗的目标是结束封建的经济与政治结构，那是一种中世纪的经济和拉纳独裁的政治制度。我们要取得其他发达国家几个世纪前所取得的成就，即以立宪君主制为核心的民主制；另外，还要实现工业化并提高农业效率，从而走上繁荣之路。他在另一篇文章里进一步解释了革命的目标：大会党的斗争是反对拉纳体制、争取建立君主立宪制的斗争。它的另一目标是防止共产主义运动渗透到本国。所以，推翻拉纳家族统治以便在立宪君主体制下引入政治改革是其根本。而且，在结束独裁和柴明达尔制的同时，只有工业化和民主制能够阻止共产主义。在推翻拉纳政权的途径方面大会党内部仍存在分歧。一方面，M. P．柯伊拉腊（M. P. Koirala）和苏巴纳·苏姆谢尔的纲领相对温和，温和派相信非暴力和少流血，支持国家的缓慢演变。另一方面，B. P．柯伊拉腊和伽内什曼·辛格（Ganesh Man Singh）作为极端主义者，赞成彻底推翻拉纳体制的革命，甚至要求不计任何代价地达成党的目标。

同年9月中旬，尼泊尔大会党在国王资助下主导了一起针对拉纳首相及其家族的刺杀计划，即“9月密谋”，但计划败露，拉纳政府逮捕了参与密谋的一些大会党领袖和一些三等拉纳家族军官。时任首相莫汉·苏姆谢尔意欲处死所有参与密谋的嫌疑人员，但国王拒绝在处决令上加盖御玺来批准这一命令。拉纳集团怀疑国王参与了上述密谋，便决心逼迫其退位，从而铲除这个现政权眼中最大的障碍。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国王有性命之忧。在命悬一线之时，特里布文国王设法与印度驻尼大使S. S．玛吉蒂亚（S. S. Majeethia）取得联系，接着向拉纳首相提出了包括其两位王后、儿子、儿媳、王孙等在内的家庭成员一起去特莱平原狩猎游玩的要求。国王的要求最终得到许可。11月6日，国王率领除幼年王孙以外的全部王室成员以打猎为名离开王宫，中途出人意料地调转车头，将汽车开进印度使馆寻求避难。国王的行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拉纳首相与大会党的反应截然相反。大会党主席M. P．柯伊拉腊将国王此举描述为“国王同情大会党的民主理想的一种表示”。11日，当国王与家人飞往印度时，大会党便于当天发动了武装革命。在印度的密切注意和干预下，这场革命历时极短却导致拉纳独裁政权的终结。

当初，拉纳首相接到印度驻尼大使的电话后方得知国王及其全家均已避难于印度使馆，只有未满4岁的王孙贾南德拉（Gaynandra）留在宫中。闻听此言，拉纳首相勃然大怒、暴跳如雷。印度大使好言相劝，并承诺他将继续留任首相之职。首相随即派遣两位担任高官的儿子前去拜见国王并打算劝回国君，但遭国王拒绝。第二天，莫汉首相召集议会并通过下列决议：国王特里布文到印度使馆避难，并未告知首相并且拒绝接见首相的代表，这一事实令王位空缺。而我们的习俗不允许王位空置。在特里布文身后，王子理应继承王位，在王子之后，他的长孙应成为国王，但是王子和国王的长孙都被带走。鉴于我们的习俗，现在别无选择，只有给尚留宫中的王孙贾南德拉加冕。这一决议令莫汉·苏姆谢尔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带着王冠的孩子意味着拉纳家族的独裁统治将一如既往，甚至会更加自由。此后拉纳首相便展开了征得国际认可尤其是英国和印度对小国王承认的外交努力。

与此同时，尼泊尔的民主力量却因为国王的出走而倍感安慰。国王公开站在拉纳政权的对立面是对大会党行动的最大激励。在国王离开王宫的当天，大会党便在尼印边境的19个不同地点动员志愿军发动了武装起义。据拉纳当局消息，11月11日上午数小时内就有大约4辆卡车运送的200～300名武装人员带着印度比哈尔邦的标志和番号袭击了尼泊尔南部边境的比尔甘杰，并抓走了当地政府官员。政府守军很快向占领当地的尼泊尔解放军（Mukti Sena）投降。大会党宣布在解放军领导下成立“革命政府”。因缴获武器弹药而力量得到加强的志愿军继续向北挺进。一位目击者评论说：“当革命的枪声一响，由印度国民军训练的尼泊尔志愿军在解放斗争中奋勇向前，去解放他们的祖国。勇敢的尼泊尔人民站了起来，在难以逾越的山间林地撒播革命的火种。在尼泊尔西部地区，人民订立盟约，在誓约上用自己的鲜血按上印记，誓死埋葬拉纳体制，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东部地区，林布人和克拉底人头戴包巾起而反抗政府。他们和南部的特莱居民一样，在革命中显示了非凡的勇气。即使在佛陀曾向世界宣扬和平的兰毗尼、布达瓦里和卡皮拉瓦苏等地区，人们也都随时准备投入血战。”

革命的热情也激励了当地农民。在吉特普尔（Jitpur），农民选出自己的村评议会，在班迪普尔等地的激烈战斗中，许多人壮烈牺牲。拉纳政权与大会党武装之间的战斗在整个12月持续不断，且互有胜负和伤亡。12月20日左右，大会党武装占领了比拉特纳加尔并且渗透到西部山区，夺取了吉亚拉里、干城普尔、纳拉扬普尔、巴格万普尔、波吉普尔、东加里、比拉特纳加尔、玛朗瓦、奥卡尔丹加，还占领了丹库塔、特哈图姆等一些地区的中心。在1951年的第一个星期，科西河（Kosi River）一带的政府军一度大规模投降，而在加德满都的东部山区，一些重要据点也曾落入起义军之手。在进攻并夺取了比尔甘杰武器库之后，大会党领袖M. P．柯伊拉腊在一份报刊声明中说，大会党将战斗到底，决不与拉纳政府妥协，直到实现党的目标，建立以君主为宪政首脑的民主政府，结束国王和拉纳首相的双重主权，召开制宪会议并起草一部尼泊尔宪法。显而易见，大会党希望以武装革命的方式结束拉纳家族统治，实现民主变革。

此时的首都也已失去平静。早在1950年11月27～28日，加德满都发生了大规模游行，示威者要求特里布文国王回国复位。游行队伍遭到政府军的射击，但在革命氛围中，人们日渐觉醒。40名三等拉纳家族成员从军政部门集体辞职，抗议一等家族成员对他们的排挤政策，并支持国王恢复王位。1951年的第一个星期，当帕尔帕地区的长官鲁德拉·苏姆谢尔发动政变并掌控了当地政府后，拉纳当局面临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东部山区轻易地落入了起义者手中。拉纳当局的政府军与首都的通信联系本来就频频受阻，给养和后援的获得都相当困难，如今军队的忠诚发生了迅速分化，与首都的通信联系更加艰难。尼泊尔大会党趁机加大宣传力度，科西河两岸的政府军向大会党武装投诚，政府军的士气自然跌入谷底，给拉纳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当初，印度政府给予特里布文国王政治避难以及尼泊尔武装暴动发生后，尼泊尔驻印大使有意让人们认为，大会党一直得到印度方面的鼓励、训练和装备，从而暗示包括印度政府在内的国际势力对大会党给予支持。这一诱导性策略加上拉纳政府加冕的娃娃国王未得到国际认可，都让拉纳政府显得极端无能，原本支持现政府的人员纷纷离去。

如前文所述，尼泊尔革命的发动是以国王的出逃为契机的，国王的作用至关重要。

2．国王的旗帜性作用

作为国家统一体的象征，国王对民主制的态度及其价值取向对民众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为他仍然是人们普遍忠诚的对象以及民众凝聚力的核心。印度总理尼赫鲁对此有过明确评论。他在1955年3月14日的发言中说：“特里布文国王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国王，一位自由运动的领袖。作为国王，这是非同寻常的。”如果说大会党提出的政治目标是尼泊尔走向民主的前提，那么，国王加入民主阵营则是民主力量昭示正义、争取大众支持的必要步骤。

从宪法上讲，特里布文拥有王位；从理论上看，他是国家的最高权威；在尼泊尔传统中，他是民族统一的象征；在大众心目中，他是信仰的保护者，既是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化身，又被视为佛教里的一尊菩萨。他还被臣民视为法律的最高源泉。而实际情况是，王权为拉纳首相所僭越，国王变成了傀儡。作为“自己宫中的一名囚徒”，特里布文国王没有发挥政治作用的空间，即使要拿出一份布施或礼物这样的小事都必须取得拉纳首相的许可。他只拥有极为有限的用于私人目的的费用，远远少于拉纳家族一个普通将军的薪金。他对拉纳体制的不满可想而知。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对国内外反拉纳的政治反对派充满同情。与前几任国王不同，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就酷爱读书，对政治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一直密切关注国内的政治形势。他暗地里积蓄力量，力图推翻拉纳政权。

与此同时，那些对拉纳当局不满的人也纷纷把同情和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国王。人民党早在成立不久便努力寻求与国王合作，希望国王基于对拉纳政府的反感而对他们的民主运动予以经济支持。在沟通中，双方一致认为，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必须终结拉纳体制。国王保证尽可能帮助人民党，并以书面形式表达了希望把他当作人民党一员的意愿。王室的理疗医师瑞士人埃里卡·柳齐塔格（Erika Leuchtag）认为，国王早期的一些行动表明，他确实想要挑战拉纳家族的政治独裁。另有证据表明，1940年人民党组织的针对拉纳首相的未遂的“火药密谋”，国王至少消极地秘密参与其中。1938～1944年驻加德满都的英国高级专员乔弗里·贝塔姆（Geoffrey Betham）爵士也证实，国王确实对拉纳首相、拉纳家族和现存体制非常反感。他希望像一位真正的国王那样独立统治国家，拥有一位由民众选举或自己挑选的领取薪金的首相及其咨议会。他还希望拥有一个可永久运行下去的财政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当一位拉纳首相离开时都只剩下一个空壳。

虽然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尼泊尔国王变得默默无闻、毫无实权，但他仍不失为人民效忠的对象。尼泊尔的民主运动不像英国革命时期那样以国王与臣民之间的对立与斗争为特征。当尼泊尔人民把不满的矛头对准拉纳家族政府时，国王清楚地知道，民众是跟他站在一起的。

早在1947年尼泊尔国民大会党成立后，国王便与该组织建立了联系。该党的地下党员图希拉尔·阿马蒂亚（Tulsilal Amatya）曾回忆他与国王见面的一些细节。为了躲开拉纳首相的耳目，图希拉尔·阿马蒂亚多次爬过纳拉扬·希蒂王宫那些竹木遮蔽的高墙去赴国王的密约。1949年4月28日，在与国王的密谈中，他代表组织提议：尼泊尔应该实行英国式的民主制，而国王应成为立宪制的君主。国王赞成这一观点并对未来采用民主制给予郑重承诺。同时，双方探讨了国王离开尼泊尔去印度与尼国民大会党会合的前景。

作为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一个自由的爱好者，特里布文国王对民主怀有深深的敬意。他曾说过，作为国王，他热爱自己的国家；作为个人，他热爱民主。为了推翻拉纳家族并在国内建立民主政府，他决心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埃里卡·柳齐塔克的理解无误，那么，特里布文国王的政治目标是“有一天成为一位立宪君主，成为群山之国尼泊尔的乔治六世（George VI）”。

特里布文国王在危机之时设计逃离了尼泊尔。有关国王逃离王宫最终到印度避难的动机，尼泊尔人和外界有诸多猜测。有人说他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拉纳家族的不断威胁使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人们盛传，拉纳集团长期策划清除国王，比如迫使他退位并让位给他的儿子马亨德拉（Mahendera），在王子拒绝这一安排后，他们又曾筹划让他把王位传给其长孙比兰德拉王子（Prince Birendra），然后把他和一些王室成员放逐到国王的老家——位于尼泊尔西部山区的廓尔喀。在国外，有关国王飞往印度的解释也很多。人们议论说，国王突然行动的原因在于王室和拉纳首相间的传统宿怨。另一种说法是，国王的行动昭示了他对大会党致力于宪政改革努力的同情。国王认同革命并希望获得民众支持以求革命成功，而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是寻求印度的帮助。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到印度使馆避难与其对自身的安全顾虑不无关系。因为在9月密谋泄露之后，拉纳集团便更加严格地限制国王的行动，哪怕是在自己宫廷内的活动。可能部分出于对拉纳体制的反抗，部分出自他对自己生命与王位安全的考虑，还有部分由于真诚地希望把国家与人民从拉纳家族的束缚和奴役下解放出来，他才最终决定到印度大使馆避难。综合上述观点看来，《纽约时报》载文所言“国王避难与害怕国内共产主义的降临有关”的说法是毫无立足之处的。

国王逃往印度显然是在印度使馆的帮助和安排下成行的。为此，尼泊尔大会党有理由相信，当印度领导者真诚关注尼泊尔的政治形势时，他们在反拉纳的斗争中就可以赢得更广泛的同情与帮助。随着国王的出逃，尼泊尔民主运动的形势骤然变化。这也是在国王安全抵达印度的当天夜里，尼泊尔大会党便毫无顾忌地发动遍及尼印边境的武装暴动的原因。

表面上看，国王的所作所为并非由任何政治意图所推动，但人们后来了解到，他一到新德里就声称要发表一份宣布同革命力量结盟的声明。然而，印度方面的阻止使得国王在一个关键时刻失去了对尼泊尔革命公开表达支持的机会。但无论如何，国王的出逃成为革命的催化剂。这一事件改变了拉纳家族的地位。武装革命的普遍爆发令拉纳政府深感不安，他们竭尽全力应付已逐渐陷于混乱的局势，莫汉·苏姆谢尔企图阻挠国王回国并玩弄宪法诡计，为他罢黜国王的行为辩护。但在这一点上，他们既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可也得不到国人的支持，甚至拉纳家族本身在国王返回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

拉纳集团强制性、非法地罢黜了国王，其目的是可以一如既往地继续其独裁统治，所以，尼泊尔人民把国王视为拉纳暴政的受害者。由于公开与拉纳集团叫板，特里布文国王深得民心。在国王及其王室成员的车队从印度使馆出发，穿过市镇驶向机场之际，有20000名士兵和群众尾随其后，自发送行的队伍长达6英里。正如大会党主席M. P．柯伊拉腊所言，整个国家都在国王背后支持他。国王的行动起到了鼓励和召唤旅印大会党和其他民主人士越境推翻拉纳政权的作用。从此，在反拉纳的运动中，特里布文国王成了民主阵营凝聚民心的旗帜。1950年12月3日，英国派出的尼泊尔政治形势调查团到达加德满都，一下飞机便遭遇大规模群众示威活动。多达30000人的游行队伍高呼“打倒拉纳独裁”、“打倒首相”、“让国王回来”、“特里布文国王万岁”等口号。由此可见，尼泊尔民众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国王身上。而特里布文国王的智慧在于及时承认社会民主化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他和民众一起投身于反独裁的斗争，并将民众的民主理想作为自己的目标，以此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尼泊尔革命的爆发，国王所发挥的作用是独特而重要的。他既是革命的起因又是革命的焦点。

大会党领袖非常清楚，没有国王在背后，该党不可能迅速取得反拉纳家族的胜利。所以说，国王与革命哪怕是名义上的联盟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它的成功。

3．印度政府全力助推

印度是尼泊尔民主运动的发源地，印度国大党对曾与自己并肩反英的尼泊尔大会党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而尼泊尔也被印度视为北方安全的屏障。所以，尼泊尔的局势变化时刻牵动印度的神经。印度对尼泊尔的政治进步寄予了厚望。随着国王到印度避难，尼泊尔民主运动的中心和人们的焦点也从加德满都转移到了新德里。对于拉纳首相的独裁统治，印度政府及党派领袖都深表反感，进而对拉纳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其进行民主改革。同时，印度利用了特里布文国王的民族威望，最终促使上述三方在印度的民主框架中达成妥协，推动尼泊尔和平转向君主立宪制。

尼泊尔国王离开王宫以及拉纳政权另立幼主的行径引发了一场国际危机。一向支持拉纳政权的英政府对拉纳首相的做法倾向于承认，以便维持尼泊尔现状，但印度则有不同的立场。印度内政部长认为：“国王特里布文去印度后，尼泊尔已不存在宪法意义上的政府。尼泊尔对印度的重要性，就如同（中国）西藏对中国的安全或中国台湾与朝鲜（尽管有千里之遥）对美国的安全一样。尼泊尔发生了像海德拉巴一样的暴乱。为制止这一切，印度应派军队去尼泊尔，就如同派军前往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一样。尼泊尔应成为印度联邦中的一个独立成员。”

尽管印度国内有不同声音，尼赫鲁仍选择尊重尼泊尔的现有主权，并一直敦促其适时进行民主改革。早在1948年，应拉纳首相之邀帮助起草尼泊尔宪法的印度专家团就曾明确拒绝将拉纳首相之职的永久化写入宪法的要求。在1950年签订尼印《和平友好条约》（th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时，印度重申了上述立场。一些政党领袖对尼泊尔独裁体制的反对态度也相当直白。一位尼泊尔问题专家、印度前国大党主席B. P.悉塔罗摩亚（B. P. Sitaramayya）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在印度享有共和的荣耀之时，尼泊尔不可能继续维持独裁统治。”当时已退休的印度共产党领袖罗摩·马诺哈尔·洛西亚（Ram Manohar Lohia）也有类似评论。他说：“独裁制再度拖延是很危险的，印度人民一定会支持尼泊尔的民主斗争。”

印度国大党领袖起初无意鼓励尼泊尔进行武装革命，他们既担心这会导致尼泊尔国家的解体，也顾虑此种方式与自己的理念和斗争经验相冲突，因而，希望尼泊尔大会党采取非暴力手段逐渐将尼泊尔政府改造成类似于印度的拥有民主价值和体制的政府。然而，由于拉纳首相对民主改革的顽固抵制，印度国大党在尼泊尔大会党使用武力问题上的立场悄然改变。尼泊尔大会党得到的第一批武器就是由印度共产党领袖牵线从缅甸社会主义政府获得的。

不得不提的是，在尼泊尔政治民主进程中，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影响不可小觑。他在印度议会发言中说过：“随着印度的自由，我们不但要支持本国的进步民主运动，还要支持别国尤其是邻国的民主事业。”尼泊尔前首相M. P．柯伊拉腊在其回忆录《革命中的角色》（A Role in a Revolution）中对尼赫鲁在尼泊尔革命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作为印度的第一任总理，尼赫鲁对尼泊尔领袖在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关键的外交事务方面的建议给尼泊尔政治带来了“重大影响”。

当特里布文国王到印度大使馆避难，而拉纳集团宣布废黜国王另立新君，想以此维护旧有的政权形式的时候，印度外交部长G. S．巴兹巴伊爵士（Sir Girija Shandar Bajpai）立即表达了印度政府的态度。他批评拉纳首相未与印度磋商便擅自采取这样的行动是鼠目寸光的行为。他还抱怨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拉纳首相根本不顾印度有关令其体制日益民主化的观点和可行性建议。印度政府对此非常恼火。

1950年11月19日，尼赫鲁和英国驻印高级专员阿奇巴尔德·奈爵士（Sir Archibald Nye）就尼泊尔严峻的政治形势进行了一次范围颇广的会谈。尼赫鲁的观点是：印度的公共舆论强烈反对尼泊尔的现存体制，印度政府如果承认那个幼儿为尼泊尔国王，将会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印度决不能充当支持过时封建体制的反动力量，因为那样做将是很不明智的。他力劝主张维持尼泊尔现状的英国政府改变态度。11月24日，尼赫鲁从英国驻印高级专员那里得知英国仍坚持维护拉纳政权的选择时异常气愤，甚至以印度退出英联邦相威胁。他一再重申“我们不能承认一个三岁大的孩子做国王”，“最理想的尼泊尔政府应是一个民主政府”。尼赫鲁建议特里布文国王作为立宪君主返回祖国，同时加速组建一个代表大会，立即创建包括尼泊尔大会党在内的执行委员会。

当尼泊尔的形势处于僵持状态时，拉纳政府代表团应邀到达德里，印尼双方就尼泊尔前途问题展开磋商。1950年12月8日，印度外长G. S．巴兹巴伊代表印政府向尼泊尔代表团出示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是：尼泊尔的当务之急是实行能够满足大众要求并令尼泊尔民主人士接受的宪政改革，建议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尽快通过适当的选举成立制宪会议并起草一部尼泊尔宪法；制宪会议既要有受公众信任、反映民众观点的公众代表，还应包括拉纳家族的成员，首先是拉纳首相。从尼泊尔王国的利益出发，特里布文国王应该继续担任君主之位。

这份备忘录让人感到，印度人不但代表自己的政府，还代表着特里布文国王和尼泊尔大会党。尽管印度将国王与大会党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但起初并不允许他们二者发生直接联系。甚至在前两轮德里会谈中，尼泊尔大会党均被排除在外，其原因很简单，如果大会党过早参与谈判，它的激进立场和对拉纳政权的敌视态度很可能阻碍谈判结果的顺利产生。印度的做法类似于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它要把尼泊尔当前可对政局产生影响的力量按照自己的计划一个个地解决。由于尼泊尔国王已处于自己掌控之中，印度接下来首先要摆平拉纳政府，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压力让它按照自己的设计进行改革。如果尼泊尔国王与拉纳政权在政治体制的选择方面能够达成妥协，那么之后再邀请大会党参与到基本定型的政治格局当中。这样不仅使问题变得简单起来，而且会使尼泊尔三方政治力量相互制衡，便于印度从中掣肘。这个计划的好处是稳定与平衡，非常符合印度政府尤其是尼赫鲁的对尼政策——力避尼泊尔动乱的中间道路。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最后一轮德里谈判于1951年2月1开始举行。会谈各方均有明确目标。特里布文国王需要恢复王位；尼泊尔大会党要建立完全英式的立宪君主制；拉纳集团渴望掌握实权以便继续在政府中占据优势。印度政府则需要以仲裁身份调和上述三方利益以符合自身的战略构想。酝酿中的“德里协议”规定：国王将返回王宫，在君主立宪制度下按照大臣们的建议行动。拉纳-大会党联合内阁由拉纳首相和大会党分别推荐5名成员并经国王任命组成。拉纳首相在新政府中的职位不变。

印度政府虽通过操控尼泊尔三方会谈，拟定了德里协议，但很少有人对此感到满意。大会党本希望以武装斗争方式取得反拉纳运动的彻底胜利，并由自己独掌政局。他们对于革命成功在即却突然被和谈终止感到异常愤怒和遗憾，大会党领袖甚至曾于1951年1月14日赶赴新德里与印度政府进行理论。和大会党一样，拉纳集团对削弱自身权威的安排也非常不满。对德里协议表示抵制的还有尼泊尔共产党、尼泊尔全国工会（All Nepal Trade Union）、尼泊尔全国农协（All Nepal Peasants'Orgnization）、尼泊尔学生联合会以及全国妇女组织。此外，大会党当中支持暴力革命的派别对印度的“和平规划”不予理会，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各地发生的混战和暴乱仍在继续。

尼泊尔主要政治力量的不满和无休止的争执令印度政府大为光火，尼赫鲁“态度坚决地警告双方，假如拉纳集团与大会党拒绝走到一起、不能有效维持国内的法律和秩序，鉴于尼泊尔的战略地位，印度政府可能被迫接管尼泊尔政府”。

由于尼泊尔大会党不具备与印度政府谈判的资格，在进一步得到有关过渡政府中将容纳民选代表的口头保证后，大会党领袖向革命军发布了停火命令。拉纳政府也不再顽固下去，在与印度进行数轮谈判且不断征询英政府意见后，终于接受了“德里协议”。拉纳首相于2月8日承诺，让国王复位、大赦所有政治犯以及在1952年前在成人投票基础上举行大选。莫汉·苏姆谢尔首相通过该声明无奈地接受了印度的“建议”。特里布文国王1951年1月10日对此公开表态，欢迎拉纳首相的改革声明。他指出，这是国家在民主基础上重建政府的第一步和重要的一步，要求全体国民全力以赴保证改革的和平进行。

印度政府在整个事件中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它希望尼泊尔进步，把权力交给崇尚民主却太过年轻而毫无行政管理经验的尼泊尔大会党还是心存顾虑。新德里关心的是尼泊尔的稳定，它担心社会动荡会危及双边关系。为此，印度一开始就选择将“民主力量”与富有经验且稳定的政治力量——拉纳政权联系起来，以便顺利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而不必经历政治上的巨变和社会不安。尼泊尔大会党显然无力反对由尼赫鲁政府参与制定的协议，只能接受印度设定的轨道。

当有关未来尼泊尔政局的谈判在新德里进行时，加德满都已发生剧烈变革。1951年1月17日，拉纳政府践行承诺，释放了247名政治犯并宣布对首都发生的政治活动既往不咎。人们闻讯之后群情激昂，加德满都谷地的三个城市连续数日分别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2月15日，特里布文国王及其家人与大会党领袖一道安全返回加德满都。人们发觉旧时代即将终结，新时代就要开始了。

2月18日，光复王位的特里布文国王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宣布临时政府的建立。国王声称“我们的人民政府将按照全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制定的民主宪法来运行”。特里布文国王在此声明中做出了将在尼泊尔全面建立民主制度的承诺。

综上所述，在一些著作中被冠名以“革命”的尼泊尔自由民主运动是尼泊尔国王、民众和大会党为建立民主制国家而与拉纳独裁者斗争的结果。当尼泊尔大会党在印度反英斗争中成长起来，进而提出了推翻封建独裁政权并为建立民主政体不懈努力之时，对旧政权深感不满的尼泊尔国王便从党派身上看到了摆脱自身困境的希望和力量，继而自愿与大会党联合。这种联合使大会党也找到了一面凝聚人心、吸引忠诚的旗帜。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尼泊尔的政治变革中，印度方面不论是官方抑或是民间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反拉纳运动一开始，印度就不仅在民主思想、政治组织和斗争形式方面为尼泊尔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源泉，而且为那些不见容于国内的尼泊尔民主人士和反政府力量包括武装力量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地。众所周知，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之后并没有加入英国所属的基于冷战的大西洋集团。对于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印度也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国际舞台上，印度走的是彰显独立身份的不结盟的第三条道路，它需要把南亚地区的诸多小国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引导尼泊尔走向民主、远离共产主义是印度的地区战略步骤之一。而对边界安全的考量尤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刺激也是印度对尼泊尔内政施加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拉纳集团的势力根深蒂固，其力量与国王及大会党的革命阵营势均力敌，双方的斗争很可能导致尼泊尔社会无休止的动荡。印度为避免尼泊尔局势的变数殃及它在北方边界的防卫，便出面斡旋，迫使尼泊尔三方政治势力匆匆达成妥协。

总而言之，在这场革命中，国王、印度政府和尼泊尔大会党是缺一不可的。大会党虽承担了发起革命的责任，但是，假如没有印度政府的同情，大会党在革命中是否会取得成功是令人怀疑的。由于印度政府异常坚定地继续承认特里布文国王，大会党才有了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

4．对尼泊尔革命的评价

1951年拉纳独裁体制的终结给尼泊尔人民带来了民主的希望，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尼泊尔打破长期孤立，开始大范围接触国际社会。后拉纳时代见证了尼泊尔与外界联系长期受限后实验性的开放。革命期间尼泊尔政府曾许诺进行大量的民主改革，但是，由于尼泊尔革命非常短暂，联合政府中新生的民主势力与拉纳阵营在宪政上的斗争尚未结束，民主改革不得不推迟。鉴于这次革命结局的妥协性，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从革命的结果看，拉纳集团并未完败，尼泊尔大会党也未能全胜。印度政府急于避免尼泊尔现存政治体制的彻底颠覆，结果便是“德里协议”主导下的拉纳—大会党联合政府的成立。第二，大会党内部的分裂趋向鼓励了宗派集团的形成。这一点削弱了民主制的优势，却强化了君主制的基础。第三，这次革命的结果并未顺利地在加德满都谷地内外营造一个正常的法治环境。这一点损害了民主制的信誉，人民大众再度向君主致敬以求纾解他们的痛苦、矫正他们的冤屈。第四，这次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是尼泊尔大会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其财政支持不仅来自像马哈比尔·苏姆谢尔和苏巴纳·苏姆谢尔这样的少数几个资本家，海外的社会主义政党也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加奈什·曼·辛格给P. B．坎萨卡尔（Prem Bahadur Kansakar）的信揭示了他们与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大会党成员曾受邀去欧洲做宣传。据称，缅甸的昂山将军（General Aung San）对尼泊尔革命深表同情并对尼自由运动给予财政上的支持。以色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也为之提供贷款和道义援助。印度共产党全心全意的支持更是显而易见的。第五，印度官方以典型的中立国家姿态示人，因而，尼泊尔的独立受到了印度的表面尊重。实际上，尼泊尔大会党的各项运动均筹划于印度领土。从诞生之日起，尼泊尔大会党就一直接受尼赫鲁和甘地的善意指导和相关信息。从结论上讲，1950年革命是尼泊尔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这场运动可以被视为席卷亚洲的民族觉醒浪潮的一部分，它在尼泊尔引发了全国性的动荡。新旧势力之间、激进与传统力量之间的冲突在后革命时代清楚地反映出来。君主是这场竞赛中的决定因素。如果君主站在保守力量一边，民主就难以存续。而君主与激进力量为伍，一个进步的尼泊尔便得以出现。

不过，1950～1951年革命并非社会与经济固有发展模式的根本断裂。在政治议程上所体现的平等理想并非那些倡议创设平等社会之人的真正渴望。相反，他们利用民主的说辞和进步政策的前景作为工具来打击和瓦解其对手。精英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大体来说并未因1950～1951年的革命而发生改变，只不过这些精英进行了重组。伴随着精英阶层的重新洗牌，尼泊尔经历了一次“复古（restoration）”。作为政治傀儡度过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之后，尼泊尔国王开始获得更大的权威。而作为尼泊尔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运动阶段，民主发展的动力突出了其外部影响。可以说，尼泊尔的民主制是在外部力量的刺激和内因变化相结合中发展起来的。正因如此，民主力量在迅速终结的革命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锤炼，它们普遍基础薄弱、根基尚浅，这也成为新时期诸多新问题产生的根由之一。

1950年的自由运动毕竟是引入现代民主因素的契机，它成为尼泊尔政体变革的一个重要开端，尼泊尔未来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都可追溯或回溯到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