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粮食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路径

第一节 绪论

一 研究背景和意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关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幸福，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强盛。无粮不稳，无粮则乱，可以说粮食问题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高度重视粮食生产问题，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通过种种强有力的措施大大促进了我国粮食的生产发展，我国粮食总产量2007年突破了5亿吨大关，并且有逐年提高的趋势。国家发改委于2009年出台《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指出到2020年全国粮食生产能力将在5500亿公斤以上，比现有产能增加500亿公斤。2004～2012年，中央连续九年下发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突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提出关于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政策建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了关于建设大型商品粮基地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我国粮食生产量；2012年2月1日下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由此可见，这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充分说明党和政府都高度重视粮食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着深刻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

201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7121万吨，比2010年增产2473万吨，同比增长4.5%。其中，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高达43422万吨，比2010年增产2238万吨，同比增长5.4%，该区域粮食生产占全国总产量的75.4%，全国约90.5%的增产粮食来自13个粮食主产区。可见，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以来，粮食主产区是我国重点粮食生产和商品粮基地，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并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粮食主产区的持续稳产增产对全国粮食的供求平衡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占世界19%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与消费国，但是我国农业基础比较薄弱、耕地少、水资源分布不均等基本国情严重制约着我国粮食的生产。尤其是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耕地资源持续下降、农民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等因素使我国粮食供给增加的难度不断加大。2011年，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安徽、湖北的早稻产量也开始减产，目前，在我国的13个粮食主产区中，真正能调出粮食的只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安徽、江西六个省份。随着我国人口规模的持续增大和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我国的粮食需求总量继续呈刚性增长。所以，如何以现有的资源条件获得最大的粮食产量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已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而提高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必须放在重中之重的战略位置。

本章的研究区域界定在13个粮食主产区（湘、鄂、赣、苏、皖、冀、鲁、豫、黑、吉、辽、川、蒙），并且在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产量这三个方面对全国、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进行比较分析。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对全国粮食生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后本文根据2009～2010年的有关数据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薯类五大类粮食作物进行区域比较优势分析，并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选取1986～2010年的有关数据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影响因素分析，选取粮食单产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单位农用机械总动力（农用机械总动力/粮食播种面积）、单位化肥施用量（化肥施用量折纯量/粮食播种面积）、单位有效灌溉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年末耕地面积）、单位农业灾害成灾面积（农业灾害成灾面积/年末耕地面积）、粮食播种面积、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和单位除涝面积（除涝面积/耕地面积），考察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并提出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提高的对策与建议。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通过对大量国内外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可以看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概念和内涵的界定、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的分析、评估方法的确定以及有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对策等方面。针对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其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国外没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概念，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微观层面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机理性方面的研究。微观方面的机理性研究也就是从作物潜在的生产力层面构建单产模型，主要研究光照、水分、温度及土壤等自然条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国外开始兴起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Bonner（1962）测算出作物光能利用效率的上限。Loomis和Williams（1963）的研究只把作物的最大光能利用率考虑在内，从理论上推算出作物最大光能利用率为5%～6%，这个研究结果是不准确的。Doorenbos和Kassem（1979）通过水分利用效率函数来表达单位蒸腾蒸发量的产量。Rosenberg（1982）认为只要二氧化碳浓度较高，就可以提高水分利用率和光合作用效率。Hanks（1983）从作物的生长与水分的有效利用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两种研究计算的方法模型：①如果要分析光、温、水的生产潜力，可以通过比较降水量与作物需水量的方法来分析；②对气候生产潜力的研究。Van Keulen和Wolf（1986）认为作物每天的相对蒸腾量可以作为植物光合作用的衰减因子。Wagenlgen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通过温度、光照、降水等各种因素对气候生产潜力的影响对作物的生产潜力进行了讨论。

国内学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宏观层面的研究也就是把粮食生产能力建立在政策保障能力、耕地保护能力、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生产技术水平、科技服务能力的整合基础之上，把粮食产出作为耕地、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要素投入能力合力推动的结果。本文主要是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影响因素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对策方面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综述。

1．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内涵的研究

林毅、张铁军（1993）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主要从自然资源、劳动力素质、物质投入、相关政策、科技进步等方面出发，研究各因子相互作用后对发展粮食生产相对稳定的最佳整体和单位的产出能力，这是最早引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概念的文章。

姜艾林（2004）认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包括政策保障能力、耕地保护能力、科技服务能力、生产技术水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是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水平下，一定时期、一定地区在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综合投入后，稳定地达到一定产出量的粮食产出能力。庞增安（2004）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内涵：在粮食生产的产出方面，强调能力重于产量，突出生产能力，也就是突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粮食生产的投入方面，构建能力大于产量的机制，强调综合生产能力，也就是强调稳定的粮食产出能力。

尹成杰（2005）也认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粮食的产出能力。赵予新（2007）定义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是一国或地区在其资源状况、经济水平和制度因素的作用下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粮食生产的最大潜在能力。

郭燕枝、郭静利和王秀东（2007）也把粮食综合生产力定义为由农业资源诸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粮食产出能力，并以粮食产量为其表征变量。《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定义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由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因素构成，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各生产要素投入所能稳定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主要包括生产技术水平、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耕地保护能力、科技服务能力和政策保障能力。

2．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陈锡康（1992）把影响粮食总产量的因素归结为三大部分：①自然因素，包括土地肥沃程度、温度、日光、地形、降水等；②社会经济技术因素，包括作物布局及结构、劳动力、灌溉、政策、机械化程度等；③各种随机因素，把粮食总产量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变量。王渝陵（1999）把制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因素归结为五类：农机电因素、化肥施用量、劳动力因素、农田水利因素、土地因素。傅泽强、蔡云龙等（2001）通过对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研究，指出水土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影响我国粮食生产最基本的约束因子。

肖海峰、王娇（2004）在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中主要以成灾面积、粮食播种面积、化肥费用、劳动用工日和其他物质费用五个变量为解释变量，选取1975～2002年关于上述解释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出它们的生产弹性系数分别为0.879、-0.235、0.205、0.345、-0.104。结果表明粮食播种面积是对粮食产量制约性最强的因素，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主要取决于化肥和其他物质投入的增加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肖海峰和王娇（2004）的研究中，技术因素没有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引入模型。

尹成杰（2005）在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研究时，认为其主要包括农田建设水平、耕地供给能力、经营行为取向、技术装备水平、作物布局结构、科技支撑能力、政策目标取向等。李然斐（2005）选取农用机械总动力、农业劳动力数量、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为自变量，以年度粮食总产量为因变量，选取1990～2001年的数据，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生产情况进行回归分析，上述解释变量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依次为-1.403、1.701、-0.607、0.263、2.649。最后得出结论：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和有效灌溉面积起着决定性作用，化肥施用对粮食生产的贡献度比较低，呈负相关的是劳动力投入、农机总动力。

廉丽姝、王慧等（2005）选取1979～2001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灰色关联模型，对影响山东省粮食总产量的各影响因子进行动态关联分析。他们的研究认为农村用电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对粮食产量影响较小，粮食单产是首要因素，农业自然灾害和复种指数次之。周介铭、彭文甫（2005）采用1994～2000年的相关数据，应用灰色系统分析方法，对影响四川省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其结论是四川省粮食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化肥施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劳动力、农业用电、农机总动力、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牧业税、耕地播种面积及受灾面积。张素文、李晓青（2005）选取1980～2002年的相关数据，通过灰色关联度指标对湖南省粮食总产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论表明农业用电量和粮食价格收购指数与粮食总产量的关联度较小，对其影响也较小，粮食单产是首要因素，有效灌溉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次之，自然因素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不断下降，农机总动力和化肥施用量对粮食总产量的影响不断上升。韩大鹏、姜晶等（2005）选取1980～2003年的相关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辽宁省粮食生产的自然因素、技术因素、投入因素等主要因素进行分析，结论是辽宁省粮食生产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关联度顺序为粮食单产、播种面积、化肥折纯量、有效灌溉面积、农机总动力、农村用电量和受灾面积。

何秀丽、张平宇、程叶青（2006）采用1949～2003年的相关数据，并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影响粮食产量的10个因子，即有效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农业机械总动力、单产、受灾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旱地面积、农业投资和粮食收购价格指数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发现粮食单产是影响吉林省粮食生产的首要因素。梁子谦、李小军（2006）选取1978～2003年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因子分析模型，对中国粮食单产和播种面积的影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得出科技进步水平、物质投入、环境与气候和政策是影响我国粮食单产的主要因素，其对粮食单产的贡献率分别为34.72%、21.35%、19.76%和18.43%；资源与科技因素、比较收益因素和政策因素是影响粮食播种面积的主要因子，其对粮食播种面积的贡献率分别为49.2%、27.8%、23%。胡瑞法、冷燕（2006）选取1980～2003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作物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Translog生产函数模型，对这三大粮食作物的劳动、机械、化肥和其他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与替代弹性进行估计。

侯锐、李海鹏（2007）在研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时认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包括政策生产力因子、技术生产力因子、自然生产力因子、管理生产力因子四大因子。文章选取2000～2004年影响因子的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回归分析，最后的回归结果为机械化率等技术生产力因子和耕作制度等管理生产力因子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水资源禀赋差异等自然生产力因子是其基本因素；现阶段，政策生产力因素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张越杰、王军（2007）选取1982～2005年吉林省粮食产量的相关数据，应用波动理论分析吉林省粮食产量波动规律。结果表明，吉林省粮食产量波动主要受农业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气候因素的影响。廉毅、高枞亭等（2007）主要从气候方面对吉林省的粮食生产进行研究，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吉林省粮豆单产的增长气候因素是关键，但是气候因素在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对粮豆的产量影响已经不再明显。

何蒲明、王雅鹏（2008）在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行分析时，主要采用了粮食总产量、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农作物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比重为解释变量，并选取1983～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建模分析，结论为目前我国粮食生产正处于规模效益递增阶段，粮食单产是影响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最根本因素，粮食播种面积和农业抗灾能力相比而言影响效果不显著。周小萍、陈百明等（2008）对中国“藏粮于农”的粮食生产能力进行测算，他们的研究说明“藏粮于地”的战略对我国粮食生产有重大意义。他们充分运用各种数据，得出我国土地的“藏”粮能力占现实粮食产量的8%，总产量为4180.33万吨，以人均粮食占有400公斤为标准，粮食自给率可增加8个百分点。

3．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对策的研究

羊绍武（1998）认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之间的良性循环，必须要建立农业产业化经营对粮食生产能力的补偿机制。严涛（1999）从粮田休耕方面来研究，提出要实现粮食种植结构的合理调整，需要提倡部分粮田休耕，解决库存积压的问题。胡靖（2000）提出应从财政和制度上对粮食生产进行重点调控，为了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须确定准确的粮食产量、收购数量与控制储备，并持续巩固增强粮食生产潜力，消除粮食安全“搭便车”的制度安排。

封志明、李香莲（2000）从耕地与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提出全面提高我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需要实施“藏粮于地”的政策建议。李成贵、王红春（2001）在针对粮食安全的问题上指出，“储粮于仓”不如“藏粮于地”，主张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支持，保护资源利用基础，注重科技因素，扩大资源利用空间，调节粮食供求平衡，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李道亮、傅泽田（2001）主张用现代农业技术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增产方式，巩固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以储备粮食生产能力，他们是从农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探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对策。余振国、胡小平（2003）认为一个国家的粮食生产能力主要由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两方面的因素决定，强调提高耕地质量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现实途径。游建章（2003）在探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①必须要突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技术和服务的瓶颈约束；②必须要提高水利用率，改变用水结构；③强化防洪措施；④创新土地制度，加大农场规模。

朱泽（2004）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问题上，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①严格控制非农建设用地，切实保护好耕地；②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粮食单产；③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李春海（2004）认为农业发展的目标应该立足在确保粮食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的基础上，主张要把政府的支持和农业自身的改革结合起来：一方面着眼于增加土地规模，提高从事农业农户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完善市场和交通设施，改善市场可获得性。

郭来滨（2005）在探讨如何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问题上，建议了以下几点：①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②落实粮食生产扶持政策；③调整粮食发展战略，变“人畜共粮”为“人畜分粮”; ④减少粮食的损失和浪费；⑤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复种指数。林武（2005）在分析福建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现状时，从政策制度、耕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方面出发，提出要稳定耕地面积，加强农田设施建设，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完善粮食生产政策和提高农民素质，从这几个方面来促进福建省粮食生产的提高。陈百明（2005）探讨了中国适度粮食自给率的问题，认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需要立足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出通过进出口来解决未来粮食供需缺口，要利用国际市场调剂余缺和品种，通过比较优势调节农产品进出口，也就是说，为满足粮食安全目标，国内必须生产出最低的粮食安全需求量，其余可以按照比较利益通过进口来实现。王为农（2005）认为提高中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立足于以下几点：①加快实施各种技术，积极推进“紧缺资源替代”战略，降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②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建立新型的粮食区域分工合作关系；③国家粮食储备体系合理化，以稳定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种植面积；④优化粮食生产结构，优质粮食品种要重点发展；⑤加强建立政府土地储备制度的力度；⑥要增强粮食的供应能力，必须实行灵活的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⑦建立健全农业资源的政策保护体系，这是不断提供粮食生产提高的保障条件；⑧尽可能降低粮食在生产、储备和运输过程中的损失。

马文杰（2006）认为粮食生产的提高由投入的增加、粮食生产函数前沿面的移动和粮食技术效率的提高三个方面决定，具体建议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有效保护耕地质量，减少耕地流失，稳定粮食播种面积；②加快农业资源的政策保护体系建设；③加快粮食产业化发展的步伐；④对粮食主产县要重点扶持，粮食生产的区域布局也要考虑在内；⑤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础性设施建设，抵御自然灾害。

4．简单评价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现有文献讨论问题比较分散，普遍存在一般性描述和对策性研究，对基础性理论研究少，忽视了对象的系统特征；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宏观层面研究多，微观层面研究少。

第一，关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定义没有统一，各个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定义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从现有的文献可以看出，有的研究学者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定义为粮食产出能力，把粮食总产量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表征变量；有的研究学者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定义为粮食潜在能力，即在现有条件下粮食生产的最大潜在能力；有的学者从两方面来解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既肯定了粮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又肯定了粮食的产出能力。本文认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粮食的产出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各生产要素投入所能稳定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

第二，在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中，众多研究者没有把所有影响因素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下，他们都是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出发，提出影响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各种因素，得出的结论比较分散，缺乏一致性，认可度也较低。而且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很容易被看成实证性研究，很多研究都是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没有考虑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造成了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影响因素定量化研究的缺乏。

第三，现有的关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主要把区域界定在全国或是某个省份，而对13个粮食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研究则相对较少。

三 相关概念界定

1．粮食主产区

国内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粮食主产区进行了界定。粮食主产区是指地理、土壤、气候、技术等各方面条件都适合种植粮食作物，并且种植比例大，粮食产量高，除区内自身消费外还能大量调出商品粮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粮食主产区不仅应该是在全国的粮食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还应该在全国更多地扮演粮食输出者的角色，并且还得考虑各地区粮食生产的发展变化和发展趋势。所以，粮食主产区的界定必须立足于近些年来各地区的粮食经济状况。历年来，中国的小麦、水稻、玉米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87%左右，因此，这三种作物主产区的并集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粮食主产区。李小军（2005）从贸易功能的角度，从地理区域上界定了粮食主产区，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小麦、水稻和玉米主产区的界定，选取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浙江、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19个省份为粮食主产区的预选区，并选用这些地区1997～2002年的主要粮食产品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例、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净出口值，并为其分配一定的权重，按加权平均后的Z值最终确定四川、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13个省份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张东平、魏仲生（2006）从区域特征、条件及功能等方面出发，认为粮食主产区是在粮食的经济地位、粮食生产的稳定程度、粮食生产效率和粮食生产的商品化水平等方面与其他区域相比较均具有明显优势的经济区域。从地理区域界定的粮食主产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目前，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主要有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北、山东、河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13个省份。本文将研究区域界定在这13个省份。

2．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从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这个概念被引用开始，各个研究学者从不同的侧重点、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定义。根据目前的研究，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以从粮食生产的产出和投入两方面来理解，产出方面侧重生产“能力”，突出“能力重于产量”的理念；投入方面，强调“综合”生产能力，构建“能力大于产量”的机制。前者突出了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它是一种稳定、持续地达到一定产量的产出能力；后者突出稳定的粮食产出能力，是各项生产要素合力推动的结果。本文研究的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是粮食生产发展和产出能力。所以本文沿用《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的定义，即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一定时期、一定地区的各生产要素投入所能稳定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通过年度的实际粮食总产量或粮食单产表现出来。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主要包括科技服务能力、政策保障能力、生产技术水平、耕地保护能力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