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公共领域作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产物，既与古典和中世纪的公共领域有着历史渊源与承继关系，又与它们有着原则不同，是一个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处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并对两者进行调节的社会文化交往空间。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就是资产者公共领域。它最早指的是与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公众舆论领域，即通过公开批判而与公共权力机关相抗衡的领域。这种公共领域孕育于西欧中世纪后期，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而经历了一个自身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

一 欧洲市民社会的形成

欧洲中世纪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贵族政治式微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教会、封建王权和贵族阶层发生分化，从而出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二元分割格局：首先是宗教的改革使宗教领域成为私人自律领域；其次是封建王朝的财政从君主的私人家产中分化出来而成为公共财政；再次是封建王权的官僚制度、军队和司法行政从君主宫廷的私人领域中独立出来，成为自主的公共权力领域；最后是从劳动、市民阶层分化而来的社会力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同国家相对立的私人自律的市民社会领域。

在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制度下，农民是没有自由的农奴，城市生活是衰落的。但从公元11世纪开始，西欧经济出现了复兴迹象。农业生产力迅速增长、乡村简单商品生产日益繁荣、商业得以复兴，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新兴商人集团的成长。“农业生产迅速扩展，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急剧地增大和增加。同时，还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商人阶级，他们在乡村和城市从事大规模的商业交易。”这样，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一些地方的城堡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商人、手工艺人等，他们向城堡里的主人贩卖各种从远方贩来的商品，提供各种服务，于是在城堡外就形成了“商业郊区”。

在这些工商业“特区”里，形成了一个由商人、匠人、自由民、学徒、律师乃至逃亡到城市里的农奴等阶层构成的庞大社会群体。随着这个群体的壮大及经济实力的增强，这些人越来越不满意教会、领主的盘剥以及中世纪盛行的有碍于商业发展的政策，于是便联合起来，向领主、教会和国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人身自由和私人财产的保障、来往和居住于城堡的自由、举办市集的权利、废除过高的税赋和过路费等等。后来，他们又提出要在城镇中建立自己的商业法庭，以摆脱教会和封建政权强加给他们的种种不合理法规的限制，并在城中建立治安秩序。最后，他们通过向国王缴纳税款等方式换取了城市特许状，并取得城市独立与自治权，有权选举自己的市议会和市长等。这些自治市镇虽然政体各有不同，但都有其共同特点：“各类城市的市议会，都是主权实体；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自治的市民社会，各自制定法律、自行征税、自管司法、自行铸币，甚至根据各自需要结成政治联盟、自行宣战或靖和。”这就是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市政管理委员会，其成员和城市官员均从城市的公民群体中产生，市民通过公民会议或行会参与城市的管理。这就是欧洲中世纪独有的以市民群体为政治基础的“自治城市”。

这种自治城市的快速发展，对于欧洲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公共领域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它改变了西欧社会传统的政治格局：在市民与领主的博弈中，国王常常作为中间人出面干预并对争端作出裁决，这样，被贵族集团长期隔绝的国王与平民之间终于发生了联系；自治权创立了一个新的阶级——中产阶级；平民自治也加剧了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使他们逐渐接近，达成谅解，相互同化，为民族国家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其次，自治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商人阶层的快速壮大。在1050年时，西欧商人阶层的数量只有几千人，而截至1200年，其数量已达到了几十万人。在商人阶层壮大的同时，自治制度和自治观念也催生了最早的同业公会在西欧城市的建立。这种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在11～12世纪的西欧极为兴盛。它们便是黑格尔所说的既非家庭又非国家的自由人的联合组织——市民社会——的最初形式。

再次，自治城市的发展标志着作为追逐私人利益的市民阶层的诞生与壮大，也标志着私人利益得到公开的承认，人们在追逐私利时无须再把它和公共领域的道德和义务直接联系起来。这样，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获得了初步的分化和发展。但这也仅仅是现代市民社会的萌芽状态而已。因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只是在16世纪以后，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府的形成才获得实质性的发展；而它的成熟和真正完成，严格说来只是在17世纪末叶的英国、18世纪末叶的法国等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或政府）建立之后的事情。民族国家的形成打破了早期自治城市的封闭狭隘和地方主义特征，城市的市民（Bourgeois）于是变成了国王的臣民（Subject）；在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国王的臣民又变成了共和国（Republic）的公民。这样，从早期的自治城市，经过民族国家形成之后的发展，再到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市民社会经过漫长发展最终得以形成。

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公共领域产生的社会前提和阶级基础，同时也标志着现代公共领域的萌生。正是保护市民阶层权利和抗衡政治国家的需要，才要求从制度上划分国家权力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而公共领域作为介于政治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和发展的紧迫性。

二 资产者公共领域的发生

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商业和城市的繁荣以及由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远程贸易的发展，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关系之下产生了消解这些统治关系的新因素，这就是包括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在内的早期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

随着远程贸易的兴起，原初主要集中在城市周围的本地市场逐渐成了远程贸易的“运作基础”，成了另一种新市场。这种新市场慢慢固定下来，成了定期交易会。随着金融资本主义技术装备的完善，固定的交易所建立起来了。这样，“一种广阔的经济依附网络终究形成了。这种网络原则上再也不能归入建立在封闭的家庭经济形式之上的封建等级统治制度的垂直依附关系当中”。于是，新的商品交换关系产生了。从16世纪开始，在重商主义影响下，地域经济和民族经济随同现代国家一起发展起来。外贸市场真正成了在政治和军事干预之下的“制度的产物”。“在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上，早期资本主义交换体系中的一个因素，即商品交换实现了革命，当然，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革命：用自己的成品和半成品去交换进口的原材料同样可以说是旧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过程的功能。”与此同时，随着再生产过程的私有化，作为政府对应物的市民社会建立起来了。“迄今为止一直局限于家庭经济的主动性和依附性冲破了家庭的藩篱，进入了公共领域。熊彼特曾经断言：‘那些把整个个人都放到超越个人的目的体系当中的陈旧形式消失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济成了他们的生存核心，于是，私人领域建立起来，它和公共领域相互对应，也可以相互分离’。”

与商品交换发展相适应的是，商人了解远方经济贸易情况的需要，催生了以出版和邮政为主要形式的信息交换业的发展。这样，当时的一些大的贸易城市同时也就成了信息传换中心。先是邮政和出版成了长久联系和持续交往的机构。到17世纪中叶，“政治报纸”逐渐成了日报，私人通信中涉及政治和经济的内容日益增多，一些“小道消息”也变为公开发表的内容。“信息交流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商品交换的要求，信息本身成了商品。……一切书面信息都是有价的；很显然，扩大销路，可以增加收益。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现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发表——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公共性。”从17世纪末开始，出现了以刊载教诲乃至批评和评论文章为主要内容的杂志。这样，私人信息变为新闻促进了印刷业的发展，形成了报刊、新闻之类的公共领域所需的沟通媒体。公共领域产生的实体条件已经具备。

随着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的发展，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分离。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国家机器的形成出现了一个以“公共权威”（Public Authority）的面目对私人领域进行全面干预和渗透的公共权力领域，并实施对社会的政治干预。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国家政治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只要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工具的功能有所转换，公众就完全能够接受这一挑战。借助于新闻媒体，政府当局已经把社会变成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就意识到自己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对立面，意识到自己是正在形成当中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里的公众，于是就利用“公共观念”（Public Opinion）作为公共权威的抽象对应物，发展出“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使得“公共领域”从一种与公共权威的自由辩论发展为对它的合法性约束。于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产生了。

三 从文学公共领域到政治公共领域

现代公共领域是在文学领域里孕育的。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18世纪欧洲各国均存在反映国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两大社会空间。前者体现为宫廷或国家权力机关，后者则体现为由无望成为统治阶级的第三等级所拥有的天地。这个“天地”是一个纯粹私人的领域，但在这个私人领域中却发展起来了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并与国家政治权力领域有某种“对话关系”的“公共领域”。它的构成人员既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有从宫廷社会中无奈地游离出来的王公贵族。这些贵族过去在宫廷中就有沙龙社交生活的习惯，他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后就将宫廷内部的人文社交习惯带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训练了资产阶级的公共交往和公开批判的技巧。资产阶级与王公贵族的交往在“城市”中逐渐达成了平衡，并在与宫廷文化的抗衡中形成一种“文学公共领域”。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王公贵族在咖啡馆、沙龙、宴会、戏院、阅览室、博物馆以及演奏会的社会空间中通过批评和讨论文艺问题，逐渐形成了社会批判意识。这种“文学公共领域”的主要运作机制表现为英国的咖啡厅、德国的桌社、意大利和法国的沙龙。在英国，1657年伦敦出现了第一家咖啡馆，半个多世纪后发展到3000多家。咖啡馆成为当时大城市中时髦的休闲场所。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人士养成了到这里来聊天的习惯。他们聊天的内容起先是以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为中心，后来逐渐朝向政治、经济性的议题。这种咖啡馆不仅成为文学繁荣的摇篮，而且在批评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有教养的社会公众。在法国和意大利，18世纪的沙龙似乎垄断了文艺作品的首发权：任何一个新的作品都必须先在这样一个论坛中经过参与者的讨论与批判，才可以取得其合法地位。沙龙刊印发行的报刊培养了公众对个体的认识，并将公众团结起来，自愿地组成以文学讨论为主的公共领域。在德国，咖啡馆和沙龙还不发达，市民主要是通过“桌社”组织等秘密性的结社来维持公共领域里的批判和辩论，并通过这种私下的辩论来保护理性的光辉。在欧洲，这种文学公共领域里的批判与辩论逐渐扩至戏剧、音乐、绘画等其他文艺领域。随后，艺术和文化批评杂志也成为艺术的评论工具。这样，文学公共领域就不局限于咖啡厅、沙龙等狭小的圈子而扩充到了社会的许多方面，并成了公共舆论的练习场所和萌芽之地。

在以英国的咖啡厅、德国的桌社、意大利和法国的沙龙等形式的文学公共领域里，新生的市民阶级作为社会公众在戏院、博物馆、阅览室以及演奏会中借助对文艺的批评和讨论训练出了比较成熟的批判意识。刚开始时，他们是作为阅读群体，对文艺问题展开讨论，后来随着文学公共领域讨论议题的扩展，政治性问题逐渐成为中心议题，对政治性议题的批判逐渐取代了对文学问题的关注，并逐渐用以对抗君主权威，以期实现对私有财产的公共保护。“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批判领域，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这样，私人个体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获得了自律基础与主体性，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这就导致了政治公共领域的产生。

与此同时，伴随着宗教领域、君主权力领域以及封建等级领域的分化，从宗教领域中分化出来了世俗文化领域，从君主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了国家政治权力机关和议会，从职业身份集团中分化出来了资产阶级的社会领域，这些因素逐渐发展成为强大的公共空间，并形成一个直接面对国家并真正拥有私人自主权的资产阶级社会领域。“随着社会领域——围绕着它的治理问题，公众舆论和公共权力展开了争论——的产生，相对于古代公共领域而言，现代公共领域的主题由本来的市民的共同政治使命（对内是自我判断，对外则是自我维护）转变成了进行公开讨论的社会的市民使命（保障商品交换）。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政治使命在于调节市民社会（和国家事务不同）；凭着关于内在私人领域的经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敢于反抗现有的君主权威。”这种政治公共领域是公共舆论与公共权力直接较量的活动空间，它讨论和体现的是政治的公共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一开始就既有私人特征，同时又有挑衅色彩。而这两种特征都是希腊模式的公共领域所没有的。”因此，这种特点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就意味着现代公共领域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