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

企业型政府的实践先于理论的提出，早在1992年《改革政府》正式提出用企业家精神影响公营部门的创议之前，美国各州就已经大范围地吸收企业家精神、企业管理的理论和运行机制来推进政府改革了，企业型政府理论只不过是对嬗变中的政府模式和理论趋向的概括、总结和预制。可以说这一理论相对于如火如荼的改革实践是滞后的和微不足道的，即使如此，该理论的创始者所做出的贡献也仅仅是对诸原则的案例性描述，而对一系列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若干重要要素缺乏必要而又深入的研究。基于这一状况，拙著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其一，系统分析研究企业型政府理论的构成要素和理论体系。具体包括：

（1）进一步阐释和界定“企业型政府”的内涵，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追溯，挖掘提炼出该政府模式所应具有的创新性、顾客至上和成本意识等核心特征。

（2）初步描述和归纳出构建企业型政府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增强了理论研究的时代感和生态意义，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转移，政府权威的日趋下降，工商管理经验的影响，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公民素质的提高，构成了新政府模式产生的广域条件，而各国政府职能的扩张和规模的膨胀所导致的财政、管理和信任危机，以及与大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官僚制所具有的严格的等级制线性结构、对法律的过度崇拜、过于细致的专业分工、责任保障机制的丧失，则是新模式创建的直接动因和体制因素。

（3）尝试性地分析总结了“企业型政府”的理论基础。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形成和发展都需要特定理论的支持，对此，国内外学者尚未引起重视，并做出相应研究。拙著首次将包括公共选择、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在内的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以企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作为企业型政府理论产生的渊源和基础，并将公共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置入“经济人”的假设框架下，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作为新政府模式的价值中枢。

（4）深入分析研究了企业型政府的核心特征和价值取向。奥斯本和盖布勒等学者从10个方面，以案例分析法描述了企业型政府的一般特征或者改革趋向，并未能从学理的角度做出理论的提升。本文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层面进一步做出了分析论证，使企业型政府理论更加清晰、准确、系统。

其二，与同时出现的诸多模式做出对比分析，纠正和澄清了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观点。本文从组织结构、管理、公共利益和公共政策制定等不同视角，对并存的市场、参与、灵活和解制型政府等不同改革模式进行了梳理和对比分析，就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的诘难逐一进行了辨析。指出，理论界对企业型政府模式的攻讦多半是误解造成的，有的甚至带有严重的政治偏见。

其三，进一步拓宽了企业型政府理论的研究视角。本文对构建企业型政府模式的路径及相关条件做了进一步开拓。主张通过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第三部门的培育和发展，公共事务的外包和出租，公民与政府、社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形成，人事管理制度改革等措施，来推进新政府模式构建的进程。此外，本文还对中国行政改革如何吸收借鉴企业型政府的理念和做法，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主张加快体制创新的进程，理顺政企、政社、政事、党政关系，通过压缩宏观管理层次、放松政府规制，深化机构改革，率先改革公共部门运行机制等手段，为建立以服务为导向的企业型政府提供必要的体制支持。

笔者在研究方法上，以中低层政府及其公共部门为分析对象，通过实证与规范、演绎与归纳、历史与比较的有机统一，实现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综合性和有效性。

其一，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统一。有人常将两种方法截然对立起来，其实大可不必。在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中，通过实证描绘出事实及事实间的实然，回答“是什么”等问题，通过规范分析对事实或现象做出价值判断，回答其是否符合价值判断，回答应该怎样等问题，这对于全面了解客观事物的“面貌”与特征、加深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解有重要意义。笔者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首先对企业型政府模式或问题做如实描述，分析引发政府变革的原因、背景和所具有的特征，然后运用规范方法，对各种涉及企业型政府的理论进行评述，对改革路径做出预测，并对中国政府如何吸收企业家精神推进行政改革提出建议。

其二，演绎法与归纳法相统一。马歇尔（Alfred Marshall）认为：“归纳法和演绎法都是科学的思想所必须采用的方法，正如左右两足不可缺少一样。”笔者将演绎和归纳有效地统一在一起，通过演绎检验理论对经验的包容性，看其是否具有可证伪性；运用归纳法检视理论与经验的匹配度，测度其正确性的高低。由于归纳法存在真实性、可靠性的概率问题，因此，使用该法具有一定的“风险”性，需要辅之以演绎法，用逻辑演算来找出或描述各种概念和观点之间的联系。因此，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意外性。拙著在写作过程中，希望通过对公共行政趋势和各国政府致力于行政制度创新的实践，归纳出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管理人本化等条件下致力于建立“企业型政府”模式的必然性，归纳出新的改革范式所具有的一般性特征，使研究成果既具有可检验性，又具有普适性。

其三，历史法与比较法相统一。科学是历史的过程，许多学科和流派都是从研究其历史开始的。运用该方法可以将发展中的多种理论进行扬弃，找出现实时空下可以衍展贯通的积极因素，修正传统理论或管理模式的种种缺陷。比较法是在横向上通过不同国别或流派的对比，研究总结其普遍性和特殊性，增强理论适用中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笔者拟从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历史演变过程，从政府理论范式的转换过程，从企业管理理论与政府管理理论交互的过程，从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历程的回顾等方面多角度地运用历史研究方法；同时，将国与国之间、理论模式与理论模式之间从横向上进行对比分析，通过纵横的结合，揭示政府管理模式创新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合理定位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价值和坐标。

此外，拙著在研究方法上还十分重视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法学等各学科的科际整合，尤其重视运用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论、假设的前置和制度分析等工具。尽管这些方法在运用中可能还不够成熟，但对于进一步摸索跨学科研究的规律性，拓展行政学研究视角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