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从起步到制度化的不断完善，中国新闻发言人及新闻发布制度已走过30年，2013年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迎来“三十而立”。

1983年3月1日，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走马上任成为外交部第一任发言人。同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这一年成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元年。

2003年SARS的暴发以及由此催生的新闻发布活动，成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及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无论是定期的信息发布、日常法律政策宣传，还是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布、政府应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成为沟通政府与社会团体组织、媒体以及公众的主要平台，保障公众知情权和信息权的有效渠道，以及塑造政府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

不断发展的社会和对信息与日俱增的需求，在促进和催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同时，也催生了为数不少的读者对于专业指导的需求，特别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的最新文章。我们力图以一种新的思路和新的架构，对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做出诠释，建构日常和突发情境下事件的新闻发布，打通二者间的框架联系。本辑“专题策划”之“政府形象与新闻发布”应运而生。

“发展”和“变迁”成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关键词。30年来，“政府新闻发布会数量、‘双’新闻发言人人数、女性新闻发言人人数比例有所增加，新闻发言人学历呈现高学历分布……”《2003—2012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研究报告》通过制度梳理、媒体呈现和理论研究诠释了“发展”; 10年来，突发事件中的政府新闻“发布时效和发布频率有了明显提升，媒体采访和新闻发布会成为主要发布形式，发布策略从封锁回避、拖延被动到主动发布、对话协商，‘事实-承诺-问责-善后’成为常规发布框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政府新闻发布的变迁研究》结合突发事件的实证分析描绘出“变迁”。

何为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诠释的视角不同，新闻发言人的实践性经历和关注点不同，答案亦不同。跨文化交流视阈下，关注当下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赵启正着眼于未来——公共外交。“制度”还是“人”之辩中，武和平坚持“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种制度”；王旭明在《新闻发言人伦理性原则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文中，倾向后者，“新闻发言人核心是人”。强调沟通，立足于媒体关系，毛群安以亲身经历，娓娓道出《学会与媒体打交道》。考察新媒体环境和风险社会的场域，邹建华着重探讨《微博时代的危机新闻发布》。

新闻发言人不再仅是新闻发布的传声筒，而是成为新闻发布的主体和灵魂。在过去的岁月中，从中央到部委再到地方，三层级的新闻发言人制度逐渐建立，一批各有特色的官员成为新闻发言人。个性的风格丰富了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本身也成为新闻的一种方式，扩大了新闻发布的影响力、关注度和新闻发布的内在价值。“中国第一新闻官”赵启正，新闻发布领域“三剑客”毛群安、王旭明、武和平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以新闻发言人各自的新闻发布和沟通特点为经，以历史时间为纬，“个案分析”立足新闻发言人的实践性归纳，放眼于新闻发言人制度和沟通策略与效果，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伴随着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发展与变迁，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也深入拓展。除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内容分析等方法外，有强调实证研究和效果研究的《2009—2012年政府部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闻发布效果研究》，亦有侧重话语分析和策略研究的《论突发事件中新闻发言人的发言策略》，还有提供比较研究思路的《中西方新闻发言人制度初探》……致力于全面立体呈现“政府形象和新闻发布”的研究面貌，体现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意义。

愈演愈烈的“大数据”是什么？带给我们什么？“圆桌论坛”的《大数据与新媒体时代》和《大数据与大机遇》分别精编了“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发展全球论坛暨中英双边对话论坛”的综述和嘉宾演讲实录，重现论坛对话、嘉宾演说。“观点荟萃”精选了部分论坛嘉宾、政府新闻发言人、知名专家学者等的观点。

“学术沙龙”亦是对“专题策划”的一个拓展，分别就“突发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公共危机传播中的网络舆情演变机制”作为切入点展开学术讨论。“个案分析”中的一组文章，以当下舆情热点为切入点，从传播模式、政府应对、网络反腐等方面对“学术沙龙”中“网络舆情”研究做出补充和拓展。

此外，本辑还特邀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苏钥机教授撰文《新意念、新媒体、新模式：美国传媒业的发展》，以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