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敦煌莫高窟北周窟

敦煌古属禹贡雍州之地，位于甘肃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汉唐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丝绸之路东段的南北两道交汇于甘肃武威，继续西行，经张掖、酒泉进入敦煌。敦煌掌控有“西域门户”之称的玉门关及阳关两座关口，而出此二关便进入了广袤的古西域之地。敦煌是西域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是古时中西交通的咽喉要道，由于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敦煌逐渐发展成为华戎交汇之所的一个大都会。

伴随着中西商贸往来，佛教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而莫高窟就开凿在敦煌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距今敦煌市东南25公里。石窟绵延约1700多米，分南北两区，雕塑、壁画主要集中在南区，现存编号洞窟492个，北区则多为僧人、工匠的生活区域。正如《敦煌录》所载：“瓜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过石碛。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又云莫高窟古寺，僧舍极多。其冈西南有天王堂及神祠。其山西壁，南北二里，并是镌高大沙窟，塑画佛像。每窟动记费税百万。前设楼阁数层。有大像堂，其像长一百六十尺。其小龛无数，悉有虚槛通连。”

第一节 西魏、北周时期的敦煌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分酒泉而置敦煌郡，这是敦煌有正史记载的开始。

后来，“前凉置瓜州。后魏太武帝于郡置敦煌镇，明帝（516—528年）罢镇立瓜州”。北魏盛期北方中原与西域各国往来频繁，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在京城建有四夷馆，专门为来华的外国人居住，据《洛阳伽蓝记》载：

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由京城的繁华可知地处中西要冲之敦煌的繁忙。但到了北魏末年，由于中央政权衰落，对边地的控制力也逐渐削弱，永熙末，“时凉州刺史李叔仁为民所执，举州骚扰。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浑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连结，所在蜂起。南岐至于瓜、鄯，跨州据郡者，不可胜数”。东西魏分裂后，敦煌本属西魏辖地，但在北魏末年出任瓜州刺史的东阳王元荣死后，其婿邓彦窃取刺史之位，并企图割据瓜州，《周书·申徽传》载：

先是，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女婿刘彦（邓彦）随焉。及荣死，瓜州首望表荣子康为刺史，彦遂杀康而取其位。属四方多难，朝廷不慌问罪，因授彦刺史。频征不赴诏，又南通吐谷浑，将图叛逆。文帝难于动众，欲以权略致之。乃以徽为河西大使，密令图彦。……徽先与瓜州豪右密谋执彦，遂叱而缚之。

从这段记述可知，当时的西魏政权由于忙于与东魏抗衡以及吐谷浑的扰乱，尚无暇西顾，而本应由中央政府任命的瓜州刺史，也为家族的“世袭”所取代，此时约为大统八年至十一年（542—545年）。邓彦被押送长安，成庆成为新一任瓜州刺史，但敦煌并没有从此太平：

寻而城民张保又杀刺史成庆，与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构逆，规据河西。晋昌人吕兴等复害郡守郭肆，以郡应保。

大统十二年（545年）凉州刺史宇文仲和谋叛西魏，不接受政府调令，宇文泰遣独孤信和开府怡峰率军征讨。由于瓜、凉二州唇齿相依，城民张保正是要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联合，趁四方混乱，宇文泰无暇顾及之时，割据河西。但不久宇文仲和被独孤信讨平，而张保则在地方豪右令狐整及其族人的里应外合下被迫逃亡吐谷浑。正如王仲荦先生所说“大统十二年之前，凉州羁糜役属于西魏而已。自宇文仲和败，史宁任凉州刺史，而凉州始真为西魏所有也”。不仅是凉州，瓜州地方行政权也在此时真正收归中央。大统十二年（546年）申徽正式出任瓜州刺史，此后瓜州刺史一职的任命方复归中央政府决定。由于吐谷浑对河西的扰乱，魏废帝二年（552年）四月，宇文泰亲率西魏精锐部队3万渡金城河，至姑藏（今甘肃武威），给吐谷浑以很大的威慑，自是吐谷浑震慑，遣使献方物。至废帝二年七月，宇文泰方从姑藏返回长安，在姑藏停留约三个月之久。从此，河西走廊复归安宁，西魏、北周与西方的交通基本恢复正常，特别是武帝以后，与西域各国的往来更加频繁，除与突厥和吐谷浑早有交往外，其他如高昌、鄯善、龟兹、于阗、粟特、安息、波斯等国也频繁遣使贡献（表4-1）。

北周建国以来积极开展与西域各国的友好往来，天和三年（568年），周武帝又娶突厥阿史那公主，从而进一步确保了北周丝绸之路的畅通。

有周承丧乱之后，属战争之日，定四表以武功，安三边以权道。赵、魏尚梗，则结姻于北狄；厩库未实，则通好于西戎。由是徳刑具举，声名遐洎。卉服毡裘，辐凑于属国；商胡贩客，填委于旗亭。虽东畧漏三吴之地，南廵阻百越之境，而国威之所肃服，风化之所覃被，亦足为弘矣。

表4-2是自北魏东阳王元荣至北周，历任瓜州刺史或代行最高行政长官一览表。

入周以后瓜州刺史由韦瑱等人出任，而这些人可以说都是政绩卓著之人。韦瑱，恭帝三年（556年）除瓜州诸军事、管州刺史。《周书·韦瑱传》载：

州通西域，蕃夷往来。前后刺史，多受赂遗。胡寇犯边，又莫能御。瑱雅性清俭，兼有武略。蕃夷赠遗，一无所受。胡人畏威，不敢为寇。公私安静，夷夏怀之。

韦瑱在卸任之时瓜州吏民老幼追送，流连十日方得出境。段永，虽无明确记载其在瓜州任上的政绩，但《周书·段永传》记载他：“永历任内外，所在颇有声称，轻财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其继任刺史李贤更是善于“抚导乡里，甚得民心”。有史可考的北周时期瓜州最后一任刺史是建平公于义，他可能是历任瓜州刺史中时间最长的一位。于义为燕国公于谨之子，崇尚儒术，善于治理民政，其在孝闵帝时任武安太守，史书中有此一段记载：

（于义）专崇德教，不尚威刑。有郡民张善安、王叔儿争财相讼，义曰：“太守德薄不胜任之所致，非其罪也。”于是取家财，倍与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怀耻愧，移贯他州。于是风教大洽。其以德化人，皆此类也。进封建平郡公。

从上述材料可知，自北周以来治理瓜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均为朝廷重臣，而且颇善治理民政，北周一代，在这样的官员治理下，可以想见敦煌的清宁与繁荣。而且在这些刺史中不乏崇佛者，段永崇信佛教，在瓜州任上曾在自己家中延请高僧大德讲《维摩经》，史料中对于义虽未言及其崇佛事迹，但据宿白先生考证，于义家亦可能为崇佛之家。此外，还需注意的一人是李贤的弟弟李穆，他因在河桥之战中救过宇文泰而被“特赐铁券，恕以十死”，他虽不是瓜州刺史，但却握有河西一带相当重要的权力，史书未言及他出任河西一带地方官职之事，但唐代李克让所立《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则记载了李穆在保定三年左右所任的官职：

君讳义，字克让，敦煌人也。……曾祖穆，周敦煌郡司马、使持节张掖郡诸军事、张掖太守、兼河右道诸军事、检校永兴酒泉二郡大中正、荡寇将军。

这里李克让的曾祖李穆即瓜州刺史李贤之弟，从碑文上看，李穆握有河西一带重要的军政实权，其时间约相当于保定三年左右（563年）, 《周书》记载，保定三年七月武帝行幸原州，过李贤家，“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降玺书劳贤，赐衣一袭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中厩马一匹、金装鞍勒、杂彩五百段、银钱一万。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可见当时李穆亦在河西任上。李贤史料未记其是否信佛，但李穆一家却是崇佛的，而且信仰的程度颇深，据宋敏求《长安志》载：

次南安业坊……东南隅济度尼寺，隋太师申国公李穆之别宅，穆妻元氏立为修善僧寺，其济度尼寺本在崇德坊，永徽中置宫乃徙于此。

综上所述，莫高窟北周窟的开凿，其时代背景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社会安宁、中西商贸往来频繁；二是瓜州诸多地方长官，特别是高级官员崇信佛教。

第二节 北周窟的分期与特点

北周窟群及其立面示意图见图4-1和图4-2。莫高窟北周窟连续平面图见图4-3。

在敦煌莫高窟的早期研究中原本没有北周窟，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注意到在西魏和隋之间的确有北周窟的存在，特别是金维诺先生曾于北朝最大窟428窟中心柱北龛下，发现了北周建德三年的题记：“永隆寺曹……供养，建德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经多位学者研究，此428窟为北周建平公于义所建，而窟内北周题记的发现，则更直接地提供了证据，确定了它的年代。此外莫高窟442窟北壁供养人题记有：“弟……主簿鸣沙县丞张缌供养佛时。”《隋书·地理志》载：“敦煌，后周并敦煌、平康、效榖、东乡、龙勒六县为鸣沙县。大业初改鸣沙为敦煌。”王仲荦先生认为此“北周盖并鸣沙县入敦煌，又改敦煌为鸣沙也。”又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二陇右道沙洲条记载：“后周保定三年（563年），改敦煌为鸣沙县，以县界鸣沙山为名，隋初复为敦煌县。”可见442窟的建造时间不会早于保定三年。这两处有时间可证的石窟为北周窟的存在，提供了可靠依据，现将各家对北朝晚期北周窟的断代分期表，见表4-3。

表4-3中所列组别，实际上相当于对北周窟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的分期。其中，只有宿白和李崇峰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划分，而其他各家由于研究的着眼点不同，只是将这些洞窟总体划归一期，而未再作具体划分，但就其洞窟的排列顺序而言，亦可大体看出其分期意向。

表4-3中所列诸家对北周洞窟的分期及先后排列顺序，除陈悦新在294窟之前的洞窟与他人的排列出入较大外，余者基本相近。其中对299、297、301窟诸家没有异议，都是放在最后。对于较早的432、461、438三窟，诸位学者亦无大的差异。唯有中间数窟，其排列顺序又可分为两派，其中宿白与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排列顺序一致，而李崇峰和李裕群排列相同。

由于千佛题材在北周窟中显得较为突出，故笔者在仔细比对千佛时发现428、290与296窟千佛处理方式完全一致。每一尊佛像均穿有色袈裟，颜色顺序为黑、白、红、蓝，着这四色袈裟的佛像，每四个为一个单元，重复出现。这四种颜色同时也在头光、身光上交替使用，而浅蓝色坐垫则隔一个出现一次，这样既避免单一又整齐和谐。被列在前边的461窟千佛则为另一种排列方式，而438窟又与之不同。被诸家学者统一排在最后的297、299、301窟，其千佛的色彩排列顺序均为黑、蓝、红、白。笔者认为千佛虽然单调，也没有显著特点，但它数量众多，每一尊佛像单位面积小，不同洞窟在千佛用色规律上的一致性，最能体现石窟在开凿时间上的关系，428、290、296窟的千佛俨然使用的是同一画稿，因此很有可能这三窟是同一时间开凿，或时间挨得非常近而且画工很可能也是同一批人。所以笔者赞同李崇峰与李裕群的分期方式，其中李崇峰先生特别注意到了千佛，并将它作为判断分期的一个参考因素，而这是其他学者未曾关注到的。千佛因素的介入势必会使分期结果更加准确。另外，又因李崇峰所作分期是专门针对莫高窟北周时间段的考古分期研究，故本书采用他的分期研究成果，现将各窟内容及主要特点分述如下。

一、第一期（546—560年）

这一期洞窟包括432 、461 、438窟，时间约在大统十一年至武成二年（546—560年）。其中中心柱窟1个，方形覆斗顶窟2个（图4-4）。

1．432窟（此窟经西夏重修）

窟型：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棋顶，有中心塔柱。

中心柱东向开一龛，南、西、北三面上面塑像，下面各开一龛。主室四壁及窟顶为西夏重绘，四壁只南壁破损处露出西魏壁画。基本格局是上部帷幔，中部千佛，下部壸门供宝各十二个，其中东壁窟门两侧供宝共七个，见表4-4和表4-5。

2．461窟

窟型：方形覆斗顶窟，位于莫高窟北区。

西壁龛像全部为绘画，圆拱尖楣龛内释迦多宝二佛并坐，龛楣绘《睒子本生》，两侧为供养菩萨及弟子，各三排，第一排为二供养菩萨，中间排为二弟子，最上排为三弟子。连同佛像共绘人物19个。

余东、南、北三壁，最上方绘呈连续“U”形横向悬挂的垂幕一条，中间绝大部分绘千佛，接近地面绘两条纹饰带，上面一条为二方连续式忍冬卷草，下面是三角形垂饰，见表4-6。

3．438窟

窟型：方形覆斗顶窟。

438窟窟内布局与461窟类似，只是西壁主尊为倚坐佛。其主尊龛内南北壁各画一飞天，六供养菩萨，倚坐佛协侍本为二弟子，但一弟子已不存，另一模糊。龛外南侧有飞天一身，供养菩萨四身以及鹿头梵志；龛外北侧与南侧相似，画婆薮仙（图4-5）。

第一期洞窟造像特征：

此期洞窟造像，上承西魏下启北周，造像呈现过渡性，但西魏遗韵仍较为明显。洞窟形制既有中心柱窟，也有北周、隋以后普遍流行的方形覆斗顶窟。佛像方面，西魏秀骨清像式造像仍然存在，如461窟西壁二佛并坐像，人物形象清瘦，肉髻较高，大衣分通肩式和双领下垂内着僧祇支式两种，但大衣下摆较短，均铺于座上，衣纹简洁。图4-6中432窟与438窟的佛像大衣与461窟佛装样式基本相同，亦有通肩与双领下垂两种，左肩留有衣边。438窟佛像胸前系衣带。但1（432窟）、2（438窟）号佛像明显面庞较丰满，肉髻略显低平。菩萨造像，西魏遗存影响较多，面型长方略成上宽下窄的梯状。菩萨身体比例适度，身材仍略显修长，但461窟的供养菩萨，身体显得比较敦实。其装束有斜披佩帛者，有类似通肩佛装者，还有佩帛从双肩披下，但未在腹前十字交叉者，而菩萨装较多者仍是佩帛于腹前呈“X”状交叉的形式（图4-7）。

窟顶与窟壁交界处的天宫伎乐，约有两种类型。一是438窟的拱形天宫与汉式屋顶状天宫交替出现的形式，伎乐立于门内，天宫下部为凹凸平台。另一种则是伎乐如飞天般飞舞于凹凸平台上，天宫不再出现。后一种形式的天宫伎乐在北周二期以后十分流行。

二、第二期（560—574年）

此期大约在段永任瓜州刺史到周武灭法前，包括439、440、441、430、442、428、290、294、296窟，共9个石窟。在这9个石窟中，除290、428、442三窟为中心柱窟之外，余者皆为方形覆斗顶窟，且都是正壁（西壁）开一龛，窟内图像布局也大体相似，部分洞窟保存状况不好。以下将两类窟中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各选其一作主要介绍。

1．428窟

中心柱窟，前部人字披，后部平棋顶（图4-8）。

428窟为莫高窟中整个北朝窟最大的石窟，为北周瓜州刺史于义开凿。此窟在所有第二期洞窟中内容配置最为复杂。其窟内图像布局如图4-9所示。在这个洞窟中出现了许多在此之前，莫高窟所不曾有的图像，如须达拏太子本生，卢舍那法界人中像，以及形制奇特的五塔配置式佛塔等。

东壁，窟门所在位置，最上方为千佛，中部窟门两侧各分三层为佛本生的鸿篇巨制——须达拏本生和萨埵太子本生，其构图为长卷式，故事情节呈“S”状展开。下部分别是供养人以及三角形垂幔装饰。南壁上为影塑千佛，中间为五铺或坐或立的佛陀说法像，其中有一尊传自中原内地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西壁上部为影塑千佛，新出现的五塔式配置的佛塔和涅槃图位于墙壁中部，下部为供养人及三角垂饰。北壁与南壁布局相同，具有故事情节的《降魔图》位于北壁东侧。中心柱单层，四面开龛，佛像跏趺坐，均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铺像组合。

与428窟堪称姊妹篇的290窟，石窟形制与428窟相同，但其中心柱与石窟四壁的图像布局呈现明显的差异。其中心柱四面，除西向面为交脚菩萨，铺像组合为二协侍菩萨，龛外为二菩萨外，其余三面均为倚坐佛，铺像组合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图4-10）。特别是洞窟四壁的布局，428窟四壁中部位置为说法图等，而290窟除了人字披三角墙部位为佛说法图，以及四壁下部为供养人和药叉之外，墙壁绝大部分面积被千佛占据。290窟与428窟约为同时开凿，而北周二期，绝大多数洞窟的布局也是千佛占有主要地位，可见428窟的内容经过特别设计，而千佛占据洞窟的绝大部分面积，则是这一时期的流行做法。

2．296窟

296窟，方形覆斗顶窟（图4-11）。

第二期洞窟中有些损毁较严重，而296窟是保存较好的洞窟之一，可作为第二期方形覆斗顶窟的代表。这类洞窟在正壁（西壁）开一龛，一般配置组合为一佛二菩萨。296窟两侧壁（南、北两壁）以及与之相接的窟顶，从上至下的图像布局依次是藻井、故事画、千佛、故事画以及最下部的药叉（图4-12），故事画的内容虽然丰富，但其洞窟的主要位置还是布满千佛。本期的430窟形制稍有特别，前部人字披后部平棋顶，但却没有中心柱，看上去似乎是从中心柱向覆斗窟的过渡形式。其正壁开一龛，为一倚坐佛二弟子二菩萨的配置。北壁壁画损毁较多，从南壁看最上部为天宫伎乐，中间大部分面积为千佛，下部为宋代补画的供养人。可见此窟也是千佛占据绝大部分的窟壁面积。

第二期洞窟造像特征：

这一期佛像特征普遍面相方圆，肉髻较为低平。其袈裟的样式也较多，大约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通肩袈裟，如428窟卢舍那像，其袈裟衣领部位样式与第一期相同；二是双领下垂，褒衣博带式袈裟，内着僧祇支，胸前系带，袈裟裙摆较短，较为平直；三是半披式袈裟。这类佛装内为僧祇支，外面大衣包住左肩，右衣边仅盖住右肩，从右肘下绕过，衣襟提于左手。这种形式的佛装早在云冈一期造像中已普遍流行。佛像大多显得身材壮硕，已渐脱去秀骨清像的影响。菩萨像，面庞已趋于丰圆，头与身体比例增大，衣装或袒露上身的裙披式，或上身着袒右僧祇支。佩帛多从身后穿过，绕手臂，垂于身体两侧，在428窟中，菩萨佩帛于腹前结成“X”状者少见。在龛像布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的铺像组合形式，最具有分期意义（图4-13）。

第二期洞窟内容题材上出现的丰富性以及佛装上的多样性，显示出这一时期是敦煌莫高窟北周开窟造像的兴盛时期，其早期袈裟样式的再度出现，说明此期出现的不同于西魏的造像，与更早期的造像似乎有某种联系。二期洞窟千佛面积基本上占据了洞窟除正壁外的全部主要壁面。

三、第三期（578—584年）

本期洞窟包括299、297、301三个洞窟，时间大约相当于北周武帝死后至隋初。这三个洞窟均为方形覆斗顶窟，后壁开一龛，形制以及铺像组合与二期的296窟相似。在人物形象及佛装方面（图4-14），承袭二期样式，但菩萨的佩帛出现了呈两道“U”字形绕过体前的形式，而且千佛图像不仅占据洞窟主壁面，而且还画到了窟顶，可见千佛的分量在北周窟中一再提升。

第三节 小结

敦煌莫高窟在北周武帝统治时期相对而言社会比较安宁，中西往来频繁。安定的社会也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因此，北周一代武帝时期开窟尤多，二三期洞窟也最能反映出北周佛教造像的特点。综上所述，北周莫高窟造像有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1）铺像组合出现一佛二弟子二菩萨；

（2）人物形象由西魏时的秀骨清像转为饱满而丰壮的造型（参见图4-15）；

（3）千佛面积不断增加，原本占有洞窟主要位置的佛传、本生等故事画被移至次要地位。

自北魏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佛教造像艺术也随之发生改变，原来云冈一期造像的那种浑厚雄壮的风格被南朝流行的秀骨清像所取代，而后一种风格，在北魏晚期遍布整个北中国，影响直至西魏，例如一般被视为东阳王元荣所开凿的285窟，即是此种风格。

北周窟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学者多认为是来自中原内地影响。那么首先应当考虑的就是北周京城长安的佛教造像面貌，因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京城最具备产生新样式的条件。第五章通过对敦煌北周窟壁面布局变化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敦煌与长安的关系以及传播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