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发展模式的实证研究和规范判断

新中国成立已63年。本书沿用龙斧、王今朝（2011）的划界，把这63年以1980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尽管这种划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它对于本书研究目的已足够。

一 1949～1980年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这一模式，存在两类截然对立的肯定和否定的观点。

（一）肯定性观点

俄罗斯国家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生院院长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认为，最近30年中国成功的先决条件绝大部分是1949～1976年创造的。没有这一时期所实行的制度，1979年以来的市场类型的改革不会取得现在这种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还认为，在某种意义上，1979年以来的经济自由仅仅是锦上添花。波波夫特别指出，没有这些因素的作用，在其他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单独的自由化是从来不会成功的（毕文胜，2011）。其实，诺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只不过，波波夫的观点更为集中。世界著名经济学家Robinson（1973）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颇为欣赏。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世界已经不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了，毕竟，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制造出原子弹、让卫星上天，这都表明其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已经具备。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模式持肯定态度的国内文献也不在少数。比如，杨华星（2012）所回顾的文献中，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构建的农地集体所有制及其农村社会经济，构成了推动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经济基础，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社会跨越式快速发展。这与波波夫的观点吻合起来。而黄琪轩（2010）把强调中央政府的集中控制、政府的计划调节、经济上独立自主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模式。

（二）否定性观点

孙忠良（2009）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1949～1980年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由于没有看到苏联1920～1950年时期模式的成功，其观点客观上容易导致对苏联1920～1950年时期模式一笔抹杀；又由于他认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发展模式总体上属于苏联模式范畴，因而客观上容易导致用苏联解体来论证苏联模式的失败，而以成王败寇的谬误观点来诱使他人以为中国1949～1980年时期经济发展模式完全失败。一个人老年时死亡，但不能说他年轻时身体不健康；当一个老年人因用药错误（相当于一个国家进行改革）而死亡，不能证明这个人身体机能已经完全损坏。如果孙忠良（2009）考虑到这些事实，或许写的文章能够更好一些。赵光瑞（2009）认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选择实质为对苏联的完全制度依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有限制度依附的经济发展模式，今后的改革开放必须确保制度创新的自主性。这样看来，1921～1949年经历了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中国共产党，却在1949～1980年时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维，即完全依赖于对苏联的制度依附这可能吗？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依附于哪种制度呢？今后的制度创新自主性既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关系，也与西方经济理论没有关系吗？赵光瑞（2009）对“依附”概念的使用恐怕是由于误解了西方学者“依附”概念的原意。很明显，当代世界的发展，依附关系主要是经济“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虽然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存在，但无论是南斯拉夫还是中国，都对苏联没有形成什么真正的依附关系。不过，应该指出，与雷颐（2000）认为新中国1978年以前发展模式是“劣中选劣”的极端化观点相比，孙、赵的错误可谓小巫见大巫了。雷文对1949～1976年时期问题的提出不无道理，但把这些问题上升到、归结为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错误就是以偏概全了。而其极端化思维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其他原因也就不得而知了。

应该指出，除了上述两种观点之外，还有一种处于中间的观点。比如，武力（2009）既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优点，又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有优点。可是，他没有深入分析这些优点哪种更具有稳定性、可靠性，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这种看似公允的观点其实是用以分析问题所依据的基础理论不牢实所致，无法解释上面所提到的美国南方当年的高效率高效益奴隶制经济为什么被废除。还应该指出，对1949～1980年时期经济发展模式的肯定并不是否定其存在问题。不能认为肯定其发展模式，就是肯定“大跃进”或“文化大革命”。本书第二章所建立的基本模型将会完全阐明这一点。

二 1980～2012年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关于这一模式，无论国内外，同样存在两类截然对立的肯定和否定的观点。在肯定性观点中，不乏极端者，也不乏具有歌功颂德嫌疑者，也不乏不甚了了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用对增长的肯定来代替了对发展模式的肯定，再也没有其他过硬的方法论理由来证实这种分析的合理性，尽管这一理由的错误已经十分明显。

（一）肯定性观点

雷颐（2000）提出1978年后的中国发展模式是“优中选优”的观点，在同一文章中的另一个问题上再次表现出极端性。孙忠良（2009）认为，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最终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何显明（1995）同时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对自己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进行了大彻大悟般反思。何为大彻大悟？是否觉今是而昨非就是大彻大悟呢？对此，何显明（2007）已经对表述做出修正，不再使用大彻大悟而是用独具特色一词。汤光鸿、有英（2008）以及罗敏、祝小宁（2008）都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社会发展道路的新模式。但这四位作者没有注意到，他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结合，那特色是什么呢？坦克是汽车和机关枪的结合，坦克可以称为一种武器的新模式，但汽车与机关枪是互补的。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两个矛盾的东西（公有制与私有制）结合，那就必须说明，这两个对立的东西怎样相生相克？！否则，就不叫论证，而叫“拉郎配”。聂圣平（2012）认为，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不同于新古典、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具有独特性；黄卫平（2012）、张幼文（2012）、黄志亮（2009）、常修泽（2009）从劳动力转移、对外开放、技术进步、制度改革等角度加以总结。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受到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那么在这种影响之下（与西方具有某种共性），加上中国特殊的情况（历史路径、方向、性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意识形态、文化、宗教、教育和因此形成的信仰、价值观体系、生产力水平、人口、资源、技术条件、生活/消费方式以及因此形成的经济行为特征），中国的发展模式依然可以表现出独特性。那么因为中国特殊国情所形成的结果是否是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呢？如果是，那么由于中国1949～1980年时期是社会主义，加上这些特色因素再加上一些西方理论指导之后，中国1980～2012年是否就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呢？这是对该词的不严谨的使用。特色的形成应该主要是由于主观指导理论以及政策的制定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同时表现出极大的效率效益性，而不能带有极大的不必要代价。郭继林（2010）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中国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生机，带来了新希望。但如果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那么，当中国70%以上的GDP是由私人企业生产时，中国距离社会主义是远还是近呢？是带来希望还是失望呢？很显然，上述作者观点并不能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相一致，毕竟，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而张维为（2008）指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人口最多的中国，没有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扩张的老路，而是进行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社会革命。黄琪轩（2010）也指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选择受到当时国际安全环境的巨大影响。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学者究竟应该如何比较这样两个时期呢？究竟如何定位后一时期的发展模式呢？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可谓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田晓玲（2010）认为，（改革后形成的）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言外之意，所有的模式恐怕都是坏的。这看似带有辩证思维，看似符合任何发展模式（任何事物中的一种）都有两面性的辩证观点。不过，如果中国出现两极分化或接近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是否还能说它的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那两极分化程度应该是发展模式优化性程度的一个核心指标。于是中国距离两极分化的远近就代表了改革距离失败的远近，而这是个动态的过程，而“最不坏模式”只是静止的状态而已。

谭扬芳、贾江华（2012）回顾了一些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模式的外国人的观点。徐梅（2012）关于中国经济崛起改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或许部分反映了国际舆论，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从舆论到真正的格局的变化还有很长距离。当此之时，中国怎样为徐梅所提出的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做出贡献呢？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提出北京共识。这看似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总结，但如果达成了共识，那是什么共识呢？是模式优化性的共识，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共识呢？还是只不过是由于中国持续了多年的高增长而已呢？因此，俞可平、庄俊举（2004）对所谓北京共识提出了一个冷思考，王元龙（2011）也不认为，北京共识等于中国发展模式。由此可见，许多相似观点产生自一些对中国历史并不了解的外国人，其深度难与波波夫的观点（也见下文）相比。一些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持肯定态度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中国改革比苏联改革“成功”。但这种观点的持有者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辆正在良好运行的汽车（解体前的苏联）并不代表不会马上出现车毁人亡的惨剧（苏联解体）。即使一辆汽车一切状况正常，快速行驶在结冰路段或陡峭山路上时也可能会车毁人亡。这样看来，那种以为中国发展模式被全世界接受（徐飞鹏，2011）的意见是不严谨的。

既然中国已经提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那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就应更多地着眼于问题，而不能是歌功颂德，也不能是玩弄词汇。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功德”并不如他们所估计的那样，那玩弄词汇与“大跃进”“放卫星”没有较大差别，而歌功颂德与粉饰太平没有较大差别。实际上，早有西方学者用错误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得出了一个正确结论，即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可归因于“要素”投入增长。这不过是西方的严肃的新古典学者对客观世界所做的一个重要贡献，它使用新古典这一带有严重方法论问题的框架得出了中国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结论。这种带有西方发展初期共性的“要素”积累支持的增长带来许多深刻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型就不可能真正进行，最多是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而由于中国缺少西方当年形成自己道路的各种条件，其效果将会极差，世界将会对中国有邯郸学步之讥。这正是中国需要忧虑的。还是让我们老老实实地研究些主义，也研究些问题吧！

（二）质疑性观点

波波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发展模式与西方有太多类似之处，并且如果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中国将会下降为一个标准的“发展中国家”（毕文胜，2011）。这既批驳了那些中国发展模式独特性的观点，也反驳了那些“特色”的观点。一些国外智库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经济泡沫化，认为中国社会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而且中国的科教模式成为国家发展瓶颈（钟心研，2010）。托马斯·帕利（2006）回顾了西方人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存在高代价的摩擦，增加了大量的成本，而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构成其内在矛盾；帕利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不稳定的，其“近年来的经济发展轨迹是一种表面上的成功”。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邱耕田也认为，中国在发展中遭遇到一系列十分严重的问题，进步的实现付出了巨大代价。如果这种发展的高代价是中国模式的一个必然产物，那就说明中国模式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而这种有待成熟和完善的模式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杨生平、谢玉亮，2010）。周天勇（2010）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进行深度调整，即进行发展格局组合和发展道路方面的思路考虑及战略设计。这些观点都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的大政方针一致。

杨秀萍、马云泽（2011）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是“以物为本”的发展模式。其实，表面上的“以物为本”实际上是“以少数人为本”。所以，杨秀萍、马云泽（2011）的概括流于了表面，带有见物不见人的偏颇。而易培强（2009）关于中国发展模式消费不足（但美国式过度透支消费也不可取）、过度金融化的观点是根据具体经济学理论框架所形成的。像这样从具体经济学角度阐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不在少数。如梅新育（2007）大胆地指出，中国招商引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依赖各种各样的财税优惠，这种做法的副作用已是有目共睹。这实在是学者的胆识和社会的责任感使然。张荣洁、邱耕田（2012）则分析了当前领导干部的职业压力，从根本上看，根源于发展模式的严峻性，原有发展模式既给领导干部带来业绩获得的便利，也给他们带来了问责临头的风险，但他们认为干部社会关系的压力本质上折射了中国公民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中国改革是以法律的大规模确立为特征的，不能认为法律越确立，权力的分界越不明，对人性弱点的约束还不足。

其实，谈论问题的研究还有许多。比如，有人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惊人，但存在诸如两极分化、内需不足、出口过大、对GDP过分强调、部分行业畸形发展等问题，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只是一种可能性的观点是一致的，也与中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初衷是一致的。问题是如此之多，以至于许小年（2010）认为，“中国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上述分析表明，对这些质疑的观点不能一概而论。尽管不少具有科学性，但也有些在立论上或在表述上具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在归因上具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中国发展模式转型不能建立在错误立论、错误表述之上，也不能建立在错误归因之上。当然，应该指出，讨论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质疑、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它是为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才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认识论！

（三）兼备性观点

一些研究对1980～2012年发展模式同时进行肯定和质疑。黄琪轩（2010）认为，分权式的管理、市场调节以及融入世界经济构成1980～2012年时期中国发展模式。这样，黄琪轩（2000）实际上既肯定了1949～1980年时期，又肯定了1980～2012年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这两种模式没有此优彼劣之分。张荣洁、邱耕田（2012）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发展理念、方式、原则、经验和结果等的总称，同时又认为，它是中国成就和中国问题的统一。如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问题就不是主要方面了，而成功了为什么还要转型呢？因此，他们的观点虽较雷颐（2000）极端化观点科学，但既缺乏自身理论的严谨性，又与中央政策矛盾，有首鼠两端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