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来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即究竟怎样来看待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模式？二者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具有可比性，究竟怎样进行比较？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看，在事后，实践是对真理的一个检验。为了事后用实践来检验，我们不得不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发展模式进行归纳。而且，这样两个归纳应该是在同一个分析框架之下。这是因为，对两个时期的检验如果使用不同的框架，所得出的结论就不具有可比性。在归纳结果的基础上，我们还不得不进一步抽象，以揭示其中的根本关系。不这样做，就无法平息当前中国围绕两大阶段经济发展模式所引起的巨大争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欲望正是本书写作的缘起。

从方法论角度看，任何归纳都依赖于某种理论，任何演绎都依赖于某种公设，所以本书对中国两个阶段的发展模式的解读不能不以某种理论为前提。在当前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经济思想流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新古典经济学。这里，中国新古典经济学指中国少数人所接受的那种以世界银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主张所谓市场化、民主化、自由化的经济理论。因而，在本书中，中国新古典经济学=华盛顿共识。中国一些年轻的学者或者缺乏广博知识的学者，在学到了西方新古典的一些皮毛之后，就认为中国必须走市场化、自由化道路。虽然从其学术地位、学术声望上看，他们远不是中国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者，但是从其政策主张看，也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到中国新古典经济学的极端主义陷阱之中。从西方新古典的历史渊源看，无论是马歇尔还是庇古，其经济学思想及其所采取的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通、相近之处（霍奇逊，2008），就是如索洛、阿罗、布劳格这样的新古典主义者，见到中国那些打着新古典旗号的极端主义者都自愧弗如！——他们的新古典主义主张与中国那些新古典主义者的主张根本不同，比如，他们中有人主张土地国有化，有人坚决地反对贫困，有人坚决地反对所谓自由放任，有人深刻地看到了不同个人之间在自身条件与收入之间的对应函数的差异性（从而根本否定纯粹经济刺激的有效性）。我们把这些人定义为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因此，古典经济学=华盛顿共识≠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十余年的西方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学术生涯中，在阅读了大量中西文献的基础上，在经历了对中国诸多问题的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后，笔者以为，唯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为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阅读得越多，分析得越多，这种信念就越强烈。

首先，1921～1980年的中国历史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证实。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功，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考虑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即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恢复和发展经济，考虑到中国一百多年来不断遭受奴役、侵略、压迫，考虑到中国需要发展强大的国防和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同时要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的各种公益事业和社会保障事业，同时面临敌对势力、敌对国家的封锁和挑战，同时又要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人均资源贫乏、生产落后的国家里让人人都具有最基本的经济生存条件，中国历史性地选择了公有制以及与之配套的诸多制度设施（如配给制、户口制、计划制），尽管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巨大干扰，中国依然取得的增长成绩可以证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这种证实还可以通过考虑如下问题而从历史反证法加以分析：如果1949～1980年时期换一种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市场经济的方法，中国将会出现什么局面？答案很简单，如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那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首先要发展起自己的家族企业，他们的亲戚也要全部发展起自己的家族企业，并形成企业集团。毕竟，他们对于建立新中国的功劳最大，最应该得到物质上的奖励、激励！而当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家族企业之后，其目标就是要利润最大化，为此，不能发展重工业，而必须发展轻工业，为此就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相应的机器设备。而在此过程中，全中国的老百姓，包括那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功的士兵，应该全部转为这些企业的雇佣劳动力，全部最好以奴隶的价格进行工作。这样，中国就能最快地建立起所谓现代的市场经济！中国也就相应地立法（包括物权法、财产法）对这种市场经济加以确认！而实体经济上的努力是非常复杂的，通过它所进行的资本、财富积累远远没有通过财政、金融来得迅速！因此，新中国就不难反复出现货币贬值、货币改革，正如国民党时期所出现的情况一样。反过来，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则谁还有什么道理这样做呢？

其次，人们可以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子。由于其自身矛盾逼迫，许多西方国家至少在其私有制限度之内采取了极为科学的发展政策。比如，加拿大人均土地面积约为中国的41倍，考虑到中国沙漠、干旱地、涝洼地、盐碱地、不适合耕作及居住的盆地、高原等非经济性土地面积较大，实际超过100倍，再考虑到加拿大3000万人口中只有84万人从事农业，农业生产高效率，人口较少且对农产品需求总量较少，农业占地较少，因而两国除农耕、农居地外用于其他经济发展用途的人均土地面积差距就更大了。然而，这样一个自然资源极为丰富、生产力极为发达、生产率较高、人口较少、经济结构合理的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对土地资源的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的认识使它不成为个人暴富的生产资料，在房地产业发展的私人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三合一模式表现出以长远、和谐、平等、公平、可持续发展为内涵的“忧患意识”和政策上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极端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从20世纪起就在竞争、市场、公司治理、人力资源、垄断、金融、银行、保险、财务、证券市场、兼并、收购、税收、分配、能源、自然资源、环保、劳资关系等许多经济发展的功能领域和行/产业颁发了几千条限制私人资本的法律、法令、法规、法则，更不用说欧美“民权运动”的“经济分配、经济政策、经济利益调整”这一实质，更不用说它们在经济领域里针对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体重、高矮、胖瘦、残疾、政治信仰、劳动保障条件等各种社会属性/非经济属性特征（如果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定义的话）所颁布的法律、法规、法则。不能说这些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

再次，西方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甚至文学、语言学领域无不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授、学习、分析、探讨。比如，在剑桥大学的鼎盛时期，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赢得的科学尊重和学术认可是极高的，而社会学中的马克斯·韦伯以及经济学中的约瑟夫·熊彼特对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说明，马克思在西方许多对立面学者中也享有威信、威望。即使从今天看，西方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的研究也“绕不过马克思”。比如，在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式系统方法论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基于一个事物、现象的动态本质，允许其内部成分、因子、要素分别与外界事物、环境交叉影响和作用，即“与环境（或其他系统）具有紧密‘交换’关系而存在，具有输入（input）和输出（output）共性本质，具有建立新的、重组旧的关系、现象及规律的共性本质”，即毛泽东《矛盾论》中所指出的不同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也是辩证法的精髓。至于有人会说，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影响或在英国的影响并不大，那就请他注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分清敌友上比他还是要高明的事实！

最后，但也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今天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非马克思主义无法加以透彻的解析。中国产生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劳动力价值低廉、资源耗竭性使用、技术进步缓慢、经济外向型比重过高、国企和私企在税收上的实际不平等待遇、环境恶化、经济周期长、收入分配严重分化等问题离开马克思主义能够说得清楚吗？西方新古典最多把这些说成是市场失灵，还有一些观点最多把这些看成是发展的代价，却没有进一步思考这种代价是否原本可以避免，其本身具有怎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如果少数人拥有了所谓的剩余索取权，其他人是否还能与他们实现共同富裕？而在中国这样的人口、资源和国际环境等条件下，这对于中国未来是祸还是福？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深入分析需要一个长长的逻辑链条。而这种逻辑链条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提供。

基于以上思考，本书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分析的指南，也交叉运用西方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一些理论中的可借鉴吸收成果。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这些科学的理论把作者引导到哪里，本书的分析就到哪里。这本身已表明，本书谈中国发展模式中出现的问题既不是假设历史，也不是否定历史。再从逻辑角度看，当问题出现后，也就意味着存在另外一种模式。如果不存在另外一种模式，原有的模式就是最优的，那中国十几年前还谈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呢？而如果存在另外一种模式，那谈论过去模式的问题就不是对过去的全盘否定，也没有人能全盘否定，而是对经验的总结、教训的吸取。即便过去的模式是某种意义上的最优，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最优。而且，中国如果提出转变发展模式，却不找出过去模式的问题，就如同一个人想要恢复健康的生活，却不检点自己过去的习惯，不去除身上的病根。因此，谈论问题根本不是假设历史，也不是否定历史。

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让本书的分析对过去的某些方面加以肯定时，根据与上面同样的方法论思考，这也不是想“走回头路”，也不是全面肯定过去一切。那种把别人一谈过去模式的优点就以为是想走回头路的做法，是阻碍中国建立新模式的数典忘祖，也是一种极端化思维的表现。谈改革开放前中国发展模式的优势不是对那一时期的全盘肯定，没有人能全盘肯定；也不是要回到那个时代，中国再也不会回到那个时代。如果西方在进入现代的时候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其合理性，如果中国唐代发起的古文运动有其合理性，如果中国共产党建立起的文化优于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曾建立起的文化，那么，挖掘这一时期发展模式的本质，正是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一个力量源泉。

正是基于对过去经验的吸取和教训的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本书对中国1949年以来63年的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读，以此既帮助对马克思的基本理论进行正本清源，又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急迫经济社会问题。